第三十二章 兔子换学费

　　秋雨绵绵地下了好几天。天气阴冷阴冷的。
　　村里传开了感冒，五妹突然病了。两天两夜烧得迷迷糊糊，盖上两床被子都说冷得不行。浑身打哆嗦，上下牙打架，咯咯地响。大大取出草药，熬了一大锅，全家人都喝上，还是不见效。
　　平时家里有个小灾小病，大大总是看着小偏方，熬些草药，扎扎针，放放血，过两日就扛过去了。从来也不去个医院。
　　可是这次不一样。喝了两天汤药也不见好转，而且越来越厉害了。一大早，妈妈就在地下转上了。做了一碗抿面，五妹一点也吃不下去。
　　“那人，赶快想想办法。”妈妈说，“我看这次是顶不过去了。”她望着门外不停的雨，愁眉不展。
　　润年老汉来家扎了针，不见好转。大大又背着五妹去了十三福老汉家。让他把把脉，摸摸头说：“林寿，头烫得厉害咧，我可不敢给你看了，快进医院哇。”
　　大大看看外边的雨，还在不停地下。老汉说：“不能等了，慌慌走哇，立马就走，娃娃有危险咧！”
　　大大披着一件破棉袄，家也没回就冒雨出了村，去了馒头山，他也有点害怕了。
　　妈妈在家等呀等的，好大一会儿也不见大大回来。去十三福家一问，说是早就背着闺女走了，大概是去了馒头山了。
　　回到家，妈妈担心得坐立不安，地下转圈圈，一忽儿拉上我就走。
　　“咱也去馒头山去看看！”当时二姐和文文都不舒服，只有我精神。
　　妈妈拉着我的手，冒雨出了村。一路上泥淋糊擦，跌跌撞撞地出了沟。头上盖着一小块塑料布，衣裳很快都湿透了。到了庄子墁口，远远望见河滩的水都快满河槽了。细腰的独木桥已经不能走了，忽隐忽现，在水中激起一排白色的浪花。
　　我脱了鞋，挽起裤腿紧紧拉着妈妈的手。踏着水底大小不一的鹅卵石，高低不平的河床，慢慢摸索着往前走。冰凉的河水漫过膝盖，湍急地流着。一不小心滑倒，能让水冲走了。吓得我们战战兢兢。
　　过了河，长长松了一口气。过了石坝是一座高高的土石山。斜坡上小路崎岖不平，只有两只脚宽的羊肠小道。下面是眼晕的深沟，看都不敢看，一不小心滑脱，掉下去就没命了。
　　爬到顶后，稍微平坦了些。可是上面尽是酸溜溜、圪针窝子，羊群踩下的小路。又滑又扎人，湿漉漉黑森森的。妈妈一忽儿在前边走一阵，一忽儿又到了身后边。我说：“你这是来回倒腾甚咧！不是慌慌赶路？”
　　“我怕狼咧。”她说。
　　“手里拿着棍子，还怕狼？”我说她，“咱说走下边的河沟哇，你非要走山上。”
　　“要有狼哪也有。”她说，“山上的路近。”
　　一忽儿又是马菇菇窝子，稠密的荆棘林一拨拉溅人一身水，她又跑到后边了。
　　“你就不怕前头跑出个狼来把我吃了？”我说她。
　　倒来倒去的，把我也闹得神经紧张了。不小心把衣裳都挂烂了。
　　好不容易翻过这座山，下去就是杀志沟，出了沟又是一条宽宽的河。河里歪七扭八地放着一溜大小不等的石头，人们叫踏石。湍急的河水流过，冲起高高的浪花溅在腿上，裤子上。我轻轻地一蹦就过去了。我连跳两块，妈妈才能跳一块，我跳得快，她跳一下还要歇一歇，才能跳第二块。过了河，天渐渐地黑了。对面山脚下，馒头山村旁边的部队医院已经亮起了灯。
　　抄近路，十六七里，走到七点来钟才到了。
　　进了医院，找到病房，五妹正在输液。赶紧脱了衣裳晾起来，喝了两口热水坐下。
　　大大说：“来了后，大夫训了他一顿”。
　　原来大大急急慌慌地背着五妹来时，她已昏迷不醒了。进了急诊室，
　　大夫量了体温，取出听诊器听了说：“孩子烧成这样，怎么才送过来？”
　　“一直下雨，路不好走，”大大擦着湿淋淋的头发说，“快救救孩子哇。”
　　“赶快去办手续住院吧！”大夫说，“我先给她安排输液。”
　　大大看看大夫，站着没动。
　　“快去，赶快把手续办了，给她输液。”大夫催他。这才难为情地说：“走得急，没带上钱。”其实这两天拖着，主要是因为没钱。大大不敢说实话，害怕医院不收。
　　“那就先输液吧！”医生说，“高烧退了就好说了，钱改天再交。”
　　大大一听，脸上的愁云才散了。这里是部队医院，他们对当地的老百姓很照顾。他万分感激地忙出去办手续。
　　来到挂号处和医生说:“大夫说了，先办手续，过两天再交钱。”
　　窗口医生说：“没问题，先住下吧，过两天再交也行。”态度很好。
　　办了手续，就输上液体了。九点多体温就降下来了。
　　
　　我们正在五妹的病房说着话，忽然听见楼道里“踢哩嘡啷”一阵响动。我走到门口一看，却是大姐夫搀着大姐进来了。原来她又要生了，急忙跑进屋告诉妈妈。
　　“这才赶的巧咧。”妈妈说着跑了过去。“都赶到一打打了。”
　　医生出来了，人们七手八脚地把大姐被抬进产房。一忽儿传来哭喊声，好大声音。我跟着妈妈跑进产房，大姐在床上扭曲着身子，痛苦的样子好吓人。姐夫说小孩脐带绕着脖颈，医生要求做手术，让家属签字。妈妈在一边，坚决不同意。医生没办法，只好任她顺产。大姐头上的汗珠豆粒一般大，撕心裂肺地叫着。我和妈妈一人摁着一条腿，努了半天，就是生不出来。医生打了催产素，好像不起作用似的。我看着大姐痛苦的样子，心里很害怕，想着生个娃娃这样疼痛。谁还敢结婚咧？
　　我俩陪着她到了后半夜，大姐的肚子又一次疼起来。医生急得跑来跑去，她还是生不下来。嗓子都哭喊着哑了，流了好多血，脸色惨白，满屋子人束手无策。一直到天快亮时才生下来，大姐已经奄奄一息了。医生才着急的给她输液。
　　我和妈妈说：“要这个娃娃做甚咧？快把大姐姐的命都要了。”
　　“受了些苦，要个儿子，也值得。”妈妈说。她们的老思想都是这样，儿子比命都值钱。
　　这不正好赶上了，大姐的婆婆没来，我和妈妈正好伺候上了。
　　第二天，大大结记着家里的事，回去了。过了五六天，大姐夫捎来话，说医生让出院咧。大大赶着骡子来接，我和五子坐在笼垛里，一人一边，妈妈坐在鞍子上颠颠打打地顺着沟回了家。
　　二姐和弟弟还没好利索，在炕上躺着。大大一进门也“喷喷”地打起喷嚏来。
　　“看看，这是一个接着一个，都要传个遍咧。”妈妈说。
　　我赶紧烧了一壶水水，倒下一碗递给大大。
　　“是不是路上受凉了！”妈妈说，“喝上两口暖暖哇。”
　　大大接过碗，喝了两口和我说：“那边屋里有草药，快给大大取出来。”
　　我到西间取出一个荆条篮子，递给他。这些都是我们以前上山时采下的，卖了以后留一点自己用。他一样一样地往出挑。
　　“这是板兰根，这是葛根、蒲公英、桑叶、黄芪……”他说着，一一拿出来让我看，“再切上一大块生姜，放在砂锅里熬哇。”这些我也认识，每年上山采药我都去，大部分都知道。
　　把所有的东西放入锅里，满满地加上水，放在炉子上熬起来。要是平时，还要泡半个多钟头，今儿顾不上了。一忽儿，咕嘟咕嘟地响起来了，满屋子一股浓浓的草药味。
　　“看着，多搅动搅动，”大大说，“千万不敢糊钵了，糊了就成毒药啦。”
　　“我知道，我会熬。”平时在家熬药时，我常常坐在炉子边看火。
　　守在炉子跟前，一会儿用筷子搅搅。头料好了，倒出。添水煮二料，好了再倒出。最后把三次熬下的药汤倒在一个大盆里搅匀，一个人一碗喝上。慢慢头上渗出了汗珠。
　　“你开的西药片片咧？”我突然想起来了，临回时医生给开了两板板。
　　“你看，我倒忘了这个事了，还是四四记性好。”大大一拍脑袋说。村里人没有吃药片的习惯，记不住。
　　大大取出来，每人给了两片。最后和我说：“你也吃上两片哇。”他递给我。
　　“不想吃，你们吃哇。”我说，“好好的吃甚药咧？喝上汤药得了。”
　　五六天以后，全家人才摆脱这场灾难。
　　吃过饭，大大坐在炕沿边儿抽着烟，惦记起大姐来了。
　　“玉梅也该出院了哇！”大大说，“十多天了。”
　　“这事还用你操心？有亲家母咧。”妈妈说，“你看看这次五子住院费咋办哇？”
　　说起这，大大又开始挠头了。
　　“是啊，咱不能让别人替咱交哇，得自己想办法咧。”大大说。
　　“虽然他姐夫说过，他一块结咧。那是人家的客气话，咱还能要人家的钱。”妈妈说。
　　“他家那个情况我清楚。”大大说，“咱不能给玉梅惹麻烦。”
　　可是家里没有一分钱，一直圪拖到大姐四十天头上，要挪窝回火河沟咧，妈妈才唉声叹气地说：
　　“这得多少钱咧？咱也不知道……”
　　大大沉默着，烟锅里的烟徐徐升起。一家人看着他不知道咋办。
　　“要不把咱的布票卖了哇！”一忽儿，妈妈突然说，“那天润年老汉过来说想要点咧。他知道咱家人多，花不完。”
　　“行，卖了哇。”大大脸上一下露出了笑容，痛快地说，“反正家里没钱，也花不了啦。”
　　他俩一说即合，终于有了办法了。长长松了一口气。
　　妈妈从柜子里取出一个小布包包，一层一层地揭开，递给大大。
　　“看，全在这儿咧，数数。”
　　大大拿在手里，也没数。包好，揣进兜里，就出去了。
　　不大工夫，高高兴兴地回来了。
　　“润年老汉正好想要咧，人家给了五十块钱。”大大说，“还留下五尺布票，两张棉花票，难免想用些。”他把钱和包包一齐给了妈妈。
　　“估计差不多够了哇？”她看了大大一眼。
　　大大说：“估计差不多了哇。”长长出了一口气。
　　姐夫开着卡车把大姐送过来，象征性地住了一夜。
　　第二天，吃过早饭，姐夫叫上大姐回西马坊。
　　“这边紧张的睡不下，回哇。”他说，“以后娃娃大了些再过来住哇。”
　　平时大姐每年秋后都要回火河沟住好些日子。
　　大大说：“玉仙，五子住院时花了多少钱？给你们拿上哇。”
　　“也就是七八十块钱，算了哇。”大姐夫说。
　　妈妈掏出钱递给他，他看了大姐一眼，说：“不用啦，妈，以后再说哇。”
　　又把钱给了大大。大姐在一边儿不说话，大大硬是把钱塞到他手里。
　　“这是五十，家里暂时就这两个，你先拿上，差多少以后再给你。”大大说。
　　他推辞了一下，勉强接住了。大姐一脸不高兴地别了他一眼。
　　“那我们走啦。”姐夫说着叫上大姐往外走。
　　“四四，出去送送你姐夫。”大大说。
　　大姐抱着娃娃在前边走，我在后边。拽了拽姐夫的衣襟，说：
　　“姐夫，有个话想和你说咧。”
　　“有甚话？说哇。”他不解地看了我一眼。
　　“你也是挺好意思的，”我说，“知道妈妈那钱是哪来的吗？”
　　姐夫忽然瞪大眼睛问：“哪来的？”
　　“大大把全家的布票、棉花票卖了，才换下的。”
　　“真的？”他有点惊愕地回头看了大姐一眼，有点不知所措。
　　“不信，回去问问，我还哄你咧？”
　　大姐扭头不理他。姐夫定了一下神，突然转身往回走，说：“我回去一下。”急忙调头进了院。
　　我和大姐在院外路边静静地站着，一忽儿出来了。
　　“走哇！”他叫大姐。
　　“你返回去做了个甚？”大姐盯着问他。
　　“走哇，走哇！”姐夫说，“没甚大不了的。”一个劲地催大姐。
　　“咋回事咧么？有甚不好说的？”大姐逼着问，他才不好意思地说：“我把钱给大大放下了，他说甚也不让。最后我拿了三十块钱才出来。”
　　“本来就不该要，你这个女婿子一点眼色也没有。大大这次来来回回的，二十块钱还不知道打住打不住？”
　　姐夫有点脸红了。尴尬地说：“我也是一时糊涂，要不是四四提醒，可后悔一辈子咧。”
　　他摸摸我的头说：“别看这小不点，比我还有脑筋咧。”
　　“你以为咧？我家的闺女哪个不比你机明？”大姐哨唏他。
　　“是，是，机灵着咧，是我小瞧人家了。”姐夫说。
　　他们走下坡，坐着车走了，我回了家。
　　“咋回事！”一进屋大大就瞪起眼问我。“他们半路上说甚来？”
　　“没有啊，出来后，姐夫说有点事，又回去了。”我怕大大训我，不敢实说。
　　“你姐夫是后老子，不亲。我怕他回去不好交待咧。”大大说，“咱们尽量困难些，也不能让他们家庭不和。”
　　原来是这样，大大太了解村里这些人了。果不其然，就因为这二三十块钱，回到家铁匠四还要审问大姐夫咧。他不敢说，大姐和公公理论：
　　你那铁圪蛋哪得？那是我大凑钱给你买得。可不只二三十块。
　　原来铁匠四那年开铺子时，要买铁砧子，钱不够了，是大大东凑西借才买下的。铁匠四这才不追究这钱的事了。
　　“做人要讲良心，办事不能有前没后，”大姐常和我说，“世上总要讲个礼尚往来，不能老是一出子，有来无回。”
　　铁匠四手艺好，镰刀、镢头、耙子、菜刀，许多农用家具都会打。农闲时小毛炉驮着工具走村窜户，叮叮铃铃的。一上石子坡我就听见了，跑出去叫回家里。吃住都在我家，大大对他是上客招待。在院里垒着炉子干活。有时，我过去帮他拉风箱烧火。抱着拉杆“忽嗒忽嗒”地使劲拉。他一只手用火钳夹着烧红的铁块，小徒弟抡起大锤，他一手握着小锤。两人你来我往，一人一下，叮叮当当，火花四溅。不大一会儿打成一个小铁铲，可有意思咧。
　　没几日，舅舅从岭底来了。
　　“听说一家子都病了。”他一进门就说，“要不人们都说今年有灾疫咧！”
　　“唉，这不刚刚躲过去。”妈妈说。
　　“四四也病啦？不去学校。”他看见我在后炕里圪窝着，躲着个脸。
　　“花了一圪揽，吃饭都顾不上了，还上个甚学咧！就在家照料着哇。”
　　我已经十来天没去学校了。
　　“好歹也得上个初中哇。”舅舅说。我噘着嘴靠在后墙上不说话。
　　“去哇，去哇，咋呀得上咧。”舅舅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五元钱给了我。又说，“过两天到舅舅那儿背上两只兔子回来，长大就能卖钱了。”我看了妈妈一眼，没敢伸手。
　　“一门心思就想去学校，也不管家里咋样。”妈妈说。
　　“娃娃们小咧，还不懂事，不学点文化没出息，该上就得上咧。”舅舅说。
　　“拿起来哇。”妈妈看了我一眼说。
　　我拿住钱，眉开眼笑起来。
　　星期天，我背一只篓子去了舅舅家。他家院里大大小小喂着二十几只兔子，抓了四只半大不小的，装进篓子里。高高兴兴地跑了十来里地，背回来了。大大也高兴了，第二天就去张家山的沟里驮回两篓子片石，在院子南墙角垒了一个窝。看着漂亮的小白兔，我的心里多么高兴啊。
　　每天放牛回来，都要顺便给它们挖一袋苦菜、蒲公英、燕儿衣、板板草喂上，它们一见我过来，就蹦蹦跳跳地跑来了。我拽起它们的大耳朵抱在怀里摸一摸，红红的眼睛，白绒绒的毛，可好看咧。
　　四十多天后，我提着半筐野菜从地里回来。忽然看见老兔身后跑出两只小兔来，高兴得直叫：“妈妈，快来看，下下小兔子了。”
　　我趴到窝边数了数了数，竟然有七只。妈妈过来一看，高兴地说：“好好喂，长大就能卖钱了。”
　　每天上学之前，我准要把鲜嫩的野菜放上一堆，把它们喂得饱饱的，抱在怀里摸摸它们才走。心想：“以后卖了，就不用再问妈妈要钱了。”
　　它们长得很快，过了两个多月，就成了大兔，而且越来越能吃了。我挖的野菜都快供不上它们吃了。妈妈说：“你刻坝上挖绵羊草哇，那个见吃。”
　　我挎上篮子，拿上小镢头，到坡上去刨绵羊草卜子。这种野草叶子羊特别爱吃，根子像指头一样粗，松软，兔子爱吃。刨上几卜就是满满一篮，粗的根子捣扁，小兔也能吃，比嫩草叶子见吃，一篮能吃两天。
　　兔子长得很快，又过了些日子，妈妈说：“窝里都快放不下了，慌慌卖了哇。”
　　正好宁化过会，一个老舅舅住在那，捎来话让我们去看戏。妈妈说：“正好把兔子捎上，卖了哇。”
　　大大赶着骡子，笼垛一头坐得是三大二小，一头是弟弟。奶奶坐在中间的鞍子上，屁股后头还趴着一个玉文。我背着兔子和二姐、三姐她们跟在后头走着。
　　十几里，没费多大劲就到了。他们先进了家，我到街上找地方卖。转悠了一大圈，好不容易才找见供销社。那会儿只有那个地方才收，别的地方没人买。进到一个屋里过称，又去另一个地方开票，跑了老远才寻见会计室。每斤八毛，七只兔子卖了三十多元钱。学费、书本费都够了，不用发愁了。后来大大说：“五子，下下小兔让四四给两只，你也喂哇。”
　　“我才不待要喂咧，整天还得给它们打草咧。也不想挣那个钱，也不稀罕上那个学。”她的性格和我不一样，自从哭着闹着跟着我去了学校后，上了半年，反而对学习不感兴趣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老师一批评，就不去了。
　　我却不一样，很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不管语文算术，哪门功课。哪个老师，我都认真听讲，积极举手回答老师的问题。每天布置的课外作业，不管有多少事情，再晚也要写完睡觉。妈妈嫌点灯费油，中间把灯吹了，我就用明技柴照着写。不管大考小考，总是满分，每一次发奖都有我的名字。
　　第二年，我又一次跳班，上了五年级。刘老师成了我的班主任。她家在外村，晚上我过去和她做伴，帮她打扫卫生、烧炕，她像大姐姐一样关心我。
　　六月份，联校组织统考。周围的学校都要集中到细腰中学。他们那里教室多，条件好。平时一些重要的考试都到这里来。
　　早就听老师们议论开了，说这次考试要和民办教师转正挂勾，很重要。所以各个学校都很重视。很早就作了布置安排，平时学习太差的学生都不让参加。害怕成绩考不好，影响老师转正。学校背着上边，暗暗地做工作。我们班的润虎、三毛蛋、三大的闺女换弟，几个最差的都没让参加。
　　上午早早在校园里集合，我们班由刘老师领队。走在半路，卫东悄悄地说：“我要是做不来，你给写个条条。”
　　“你还有甚问题，还用我告诉咧？”
　　“以防万一嘛。”他说，“听老师说，这次考试一定很难。”
　　“知道啦。”我说。
　　九点，铃声一响，同学们依次入场。坐下后一看，才知道是全联校大交叉，监堂老师都不认识。一个班没有几个分在一个教室的。而且是单人小桌，距离摆得很远，根本没有作弊的可能。卫东恰好和我分在一个考场。
　　老师宣布考试纪律后开始发卷子。拆开看看，也没有发现有很难的题，没费太大劲，顺顺利利作地完了。仔细检查了一遍，坐了一会儿，就想交卷出去。老师过来，抬手看了看手表说：“还有一会儿咧，再检查一下，到点再交。”
　　我无聊地坐在那里等着。回头看看，大部分同学都在紧张地埋头作题，教室里一片沙沙的写字声。
　　一忽儿，卫东调后头来给我使眼色。他在前面和我隔着一排。可是老师在地下，不停地走来走去，根本不敢乱动。又一忽儿，他扔了一个纸蛋蛋在地下，我也不敢猫腰去拣。老师走过来，看了一眼，说：“大家注意考场纪律，不要做小动作。”
　　我没有理他，他也不敢再回头了。
　　下课铃响了，大家一齐交卷出来，他跑过来骂我：“牛逼的，小气的，不想帮。”
　　“我可不敢，老师在那里直盯盯得看着。”说完就跑着上了茅房。
　　出来后，他在门口堵着我，威胁要打架。
　　“试试看，抬不死你咧！”我一乍呼，他倒吓得跑了。
　　平时打架，他根本不是我的对手。一忽儿，叫来他姨表哥过来了，手里拿着一根树枝，划拉着，要和我打闹。我根本不含糊他俩，拉开距离转着圈，瞅准机会，一下就从那个同学手里把棍子夺过来了。“啪啪”两下猛得一摔打，他们都吓跑了。卫东看见我真的生气了，再也没有过来。以前他可多领教过我的厉害。
　　上午先考算学，下课回家吃了午饭，过来再考常识。第二天是考语文和政治，下午四点半考完出来后，刘老师说，联校请她们吃饭，让我和爱秀、雪英几个女同学相跟上回家。
　　“不要和男同学打闹。”她吩咐我们。
　　“我才不怕他们咧！”我说，“放心哇老师，他们敌不过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她说，“河上有水，担心你们路上不安全。”刘老师特别细心，对我们女同学也格外照顾。
　　这条河是汾河源的主要支流，从芦芽山七叉八股的几道沟里流下来，汇聚过来。山区气候变化大，一圪蛋云彩过来，就是一阵大雨，常常发大水。有时发了洪水冲着枯木、石头从岭上滚下来，轰隆轰隆地响得怕人，水大的时能把人和牲灵一齐冲走。所以每次过河，老师都要吩咐一遍。
　　“这一次考得咋样？”刘老师问我。
　　“我觉得不难，顺顺当当就做完了。”
　　“我对你有信心。”她说，“刚才听监堂老师说，你们考场有个同学题做得很好。拿着一支联校发的钢笔，早早就做完了，我估计就是你。联校得过奖的没有几个人。”
　　我用的那支钢笔就是联校的奖品，黑杆上刻着一枝白色的竹子，特别漂亮。每到考试时，才舍得取出来使用，平时做作业只用铅笔。
　　“我也不知道，反正觉得都会做。”我自信得说。
　　正要走，她把我拉到一别儿，从口袋里掏出六毛钱，悄悄塞到手里。一看是钱，我坚决不接：“不要，不要，刘老师。”我躲着往后退，她硬是塞到我口袋里了。
　　“这是老师奖励你的，拿住哇。”她郑重地说。
　　非常出乎我的预料，完全没想到老师会给我钱。在家大大和妈妈都从来不会给我一分零花钱。拿上钱出去买了东西，回来分分毛毛也要交待得一清二楚。
　　急忙说：“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不用谢，你给老师争光了，应该的。”
　　听三大说她也是民办教师，今年也要争取转正。
　　我揣起钱，按捺着兴奋的心情，叫上爱秀和雪英准备回家。下了炮台圪蛋，到了细腰街上。路过十字路口时，忽然传来一阵香香的味道。原来前面是个饼子铺。砖砌的炭火炉子上放着一个黑黑的大铁盘，摆满了焦黄的饼子。一个老汉戴着一顶软沓沓的落满灰尘的帽子，站在炉子一边翻烫着。我不由自主地走了过去。
　　“老板。”见别人这样喊他，我也学着叫了一声。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似乎不像个买东西的，低头继续干他的活儿。
　　“多少钱一个？”我伸手摸摸口袋里的钱问他。
　　“五分！”他不屑地说。
　　“买六毛的，能不能多给一个？”
　　“不行，不行。”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说，“屁大点小娃子，还和我搞价咧？这么大的饼子，五分钱够便宜的了。”
　　我磨叨地和他说了两句，人家高低不让。于是给了他六毛，买了十二个饼子，满满装了一塑料袋。
　　爱秀和雪英在一边儿奇怪地看着我。我们都从来不在外面买东西，因为身上从来没有零花钱，也没这个习惯。我给了她们一人一个，她俩高兴得拿起来就吃。我提溜着一齐走到下街。忽然想：“这么好吃的饼子，应该让刘老师也尝尝才对。”
　　又叫上她俩返回了炮台圪蛋。进了院找不见刘老师，办公室看见她的军用挂包桌子上放着，找了一张报纸包了两个塞进去，就出来了。
　　不像现在，一块钱的饼子都是薄薄的。那时五分钱一个的饼子，也是又大又厚，沉甸甸的，足够我吃个顿饱。吃一个饼子也是奢侈的享受。那会儿家里没钱，从来舍不得在外面买得吃，更不要说吃零食。脑子里也没有那样的想法。几分钱买一支铅笔，家长们都心疼。心想：“今儿回去让妈妈高兴高兴。”
　　三个人说说笑笑地回了火河沟。
　　提溜着一个大包进了家，说：“妈妈，你看这是甚？”我把饼子提到她脸前晃了晃。
　　她看了一眼，闻见了香味，惊讶地问：“哪来的这么多饼子？”
　　“买下的。”
　　“你有钱咧？”
　　“刘老师给的。”
　　“你咋能要老师的钱咧？”
　　“我不要，她硬是塞到口袋里了。老师说考好了，奖励我的。”
　　妈妈看着黄楞楞的饼子，高兴地说：“苶娃娃，买上两个解解馋就行了，弄下那么多咋咧？”
　　“买了十二个，给老师留了二个。爱秀、雪英每人一个，剩下的给咱全家解馋。”
　　妈妈笑着说：“俺娃长大了，省得关心人了。”
　　自打这以后，每逢过时过节，家里都要请刘老师到家里来吃顿饭。她也把我当作小妹妹一样看待，并和二姐处成了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