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五章 子弟农场

　　对枫林矿区的一把手邵诚兴来说，他是枫林矿区的最高领导，但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但矿山子弟的就业，始终是压在他心头上的一石头，是他最为难也最纠结的困难和问题之一。
　　从感情上讲，枫林煤矿的近两千名职工在他的眼中就是兄弟，邵诚兴自己也是当了铁道兵又再当上矿工，他知道矿山家庭和老工人的纠结，他从内心里希望他们能生活得更好。在安排和不安排他们在矿井就业，安排谁，安排在那个岗位，都是最令他头痛的事情。他知道，矿山的子女们大部份是考不上大学的，甚至要上一个大专和中专都难。这不是矿山的孩子们不努力，而是矿区中学的教育条件和师资力量都摆在那儿。邵诚兴局长建立了非常优厚的奖教金和奖学金制度。希望矿区中学那些优秀的、有能力的教员能留下来。同时矿工的后代们在矿山也能接受到好的小学初中和高中教育，能考上当然最好，考不上的也能通过努力在市区找到好的工作。但这只是一个期望。经历过煤矿工作艰辛的父辈们，对读了书，已经有初高中文化的矿山子弟，如果不是孩子确实没有更好的出路，一般是没有人愿意让孩子再去下井的。虽然煤矿企业有很好的补员政策，但大部分的男性子弟都只能安排下井，少部分女性子弟会安排在运输或者地面护士、后勤服务等工作岗位。
　　随着枫林煤矿子弟们一年年的成长起来和矿山希望就业的矿工子弟人数的逐年增加，找他要求安排子女工作的老同事、老工友多了起来。其实邵诚兴心理明镜似的清楚，他也是看着矿区的长大的，不少矿山子弟，他都十分熟悉。枫林矿食堂炊事员的儿子，这个炊事员绰号叫“大头”。“大头”这个绰号是在修筑铁路的工地上叫开的。因为发给他的柳条安全帽他没法用，他将将里边的安全绳全部掏空之后才能戴在头上。可见他的脑袋在确要比常人大上一号。在江厦工地上干活，他天天就是打赤脚。他的工作是拉板车运井下挖出的矿碴或者在地面将爆破开拓出来的石方运走，也要将挑好的方形石块运送到需要砌墙的各个护坡前。因为他身材高大，体力好，光着脚拖着板车飞跑，他多次夺得工地的劳动能称号。近两年的放工下来，脚上形成了一层厚厚的老茧，能象鞋子一样自我保护。“大头”自己是劳动能手，还获得过荣誉及证书。虽然他身板很好，一身力气，但他因在江厦线以隧道施工为主，他主要是在隧道中推车运送矸石，但空气中就是飞扬的粉尘。到煤矿后，煤矿的安全帽比柳条安全帽尺寸更不好调整了，穿戴没有达到安全规定，工人是不能下井的。他被照顾在食堂工作，就是不打风钻，两年后体检上，他也同样也患有矽肺病，这肯定是在修筑铁路工程时得到的。
　　“大头”的儿子从小学、初中至高中年段就一直是班上的数学代表，其实是一个十分聪明用功的矿山孩子。但他实在太想上大学了，心里压力很大，结果他也没有考上。“大头”的儿子性格也开始沉默不语，这让他的父母操碎了心。而他的另一个爱好数学的姓黄的同学则上了大学，后来去美国留学习数学，并成了枫林矿区矿山子弟中第一个数学博士。黄同学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当数学教授。因为黄同学开了好头，在八十代以后，枫林煤矿子弟先后还出现了计算机、化学、自动化等多个专业的博士，这是后话。矿区的孩子没能考上大学，还有一条出路就是下井干活。这是大部分矿山男孩子的选择。“大头”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再重复自己过去的井下采煤工作。“大头”说那是一个“埋了没死”的工作。工人们也形象的说矿工的工作是“三块石头夹块肉”的工作。女孩子如果父母不是干部或者是多子女家庭，一般就是干个矿山的集体工或者家庭工，找个技术员或着管理岗位的人员嫁人了事。
　　但矿区子女们有整整一代人，那个年代一家生有两三个子女算正常的，矿上有五百多户家庭，他们形成了上千人的矿山子弟群体，其人数至少是枫林矿区目前人数的二至三倍。孩子长大了总要找事做，总要找吃饭，要有点零钱花。如果招工安排了地面工种，就不是一个两个人的问题，在企业中就又多了一大批拿地面后勤工资的人，国有煤矿企业之所以出现用人多的现象，这实在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安排，那矿山子弟他可能长期都没有工作、没有收入，那肯定就会成为一个矿区突出的不稳定因素。
　　在矿山，男孩子就业相对还比较好办一些。比如在矿区各个矿的机电运输、在地面的煤炭筛选厂等相对不那么危险的岗位也都可以安排一些职陈子弟就业。女孩子可以安排到矿区财务和矿区各个矿的招待所等服务岗位。后来加强了基层党支部的建设，还安排女青年到采掘支部当文书的女工也有不少。但即使是这样，矿山的就业岗位依然是僧多粥少。毕竟矿区的工作岗位总量有限，总体就业的机会还是很少的。特别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和九十年初期这十年，矿山多年积累下来的矿工子弟多了，形成了矿区子女的成长和就业的高峰。一九五八年第一批参加煤矿工的矿工们，最迟结婚的现场的孩子也已经长大了，读完初中或高中，也到了需要工作的年龄。
　　“大头”的想法也是邵诚兴局长的忧虑。煤矿子弟，单单一个枫林矿区就有五六百号人。也不可能人人都到矸子山筛煤卖煤过日子。邵诚兴这几天常常为矿区子女就业这个事情犯愁。邵诚兴的老婆看到邵诚兴心事重重的，很不开心，问他什么事情，他把安排矿山子女的事情一说，苦恼道：“如果矿区子弟中的男孩子愿意下井干采掘工或一些辅助工，男青年的问题还不大，但是女孩子的怎么办？”“现在的父母也怕孩子下井，自己在煤矿干了一辈子，出生入死的，谁放心孩子在井下干？难呵！”“安排矿区子弟就业，不能象家里养孩子一样，多个孩子多瓢水。如果水太多了，也米汤都煮不成。还是要在就业的岗位上、在养活自己的路子上想办法。企业只能给政策、搭平台。”局长的夫人姓王，也是一个有眼光、有见地的女人。
　　她建议邵诚兴局长说：“这个事情要看怎么办了。你干铁道兵修筑江厦线那会，当年江厦铁路的那批就有铁道兵官兵就十几万退役，王震将军不也照样一下子就都给安排了。”“也没有全部安排，当时是规定尉官以上，我这个当年的代理排长也都没有安排。后来也就是退伍回到原籍务农。”
　　“他们都安排去北大荒的军垦农场种地了，不少南方人也感到不适应，也有要求重新回到南方来的。”
　　“可他们不仅分解了社会各行业的就业压力，也多种了巨量的粮食大大帮助支持了军队和国家。我们也可以学一学呵。”
　　“是呵，安排和解决矿区待业青年就业，是中央和煤炭部都重视的事情。”
　　“矿山子女的就业问题过去没有。这是是随着矿山孩子的成长才出现的。没有工作，父母也会不安心在矿山工作，孩子们自己又不想干井下采掘工，他们会抱怨你老邵，会说跟着你干没有前途，如果孩子的工作安排不了，那他们在矿山还真是没有前途呢。将来煤炭挖完了，矿井规模缩小了，工人也还是要面临二次再就业的问题。”
　　“要办一个农场，要在煤矿设立农场工人这样的过度岗位。这样可以安排大部份的矿山子弟，至少可以缓解一下。”
　　“如果没有全民制的招工指标，弄个大集体性质的招工指标或者合同制工人也是可以接受的。”他心目中的“第三产业”除了理论上用可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也就是在经济上具有不把“鸡蛋都装进一个篮子”的功效之外，邵诚兴认为当前关键还是要为矿山子弟解决当前煤炭子弟的就业问题。也考虑把农场作为煤矿将来煤炭资源枯竭后，煤矿工人的退路之一，煤工完全可以变为农工。
　　邵诚兴将为矿山子弟解决就业问题召开各类会议进行讨论和征集意见。在多次党委会和职工代表会上，邵诚兴很动感情地说：“跟着我老邵干，不少老矿工吃苦受累一辈子，最终孩子们在矿上都读不成书，就不到业，我怎么面对我们煤矿的职工？我们党委怎么回答我们煤矿的职工？”。“要想就业，就得创造就业的岗位，等是等不来的。”
　　为解决矿区的就业压力，枫林矿务局想了不少办法。当年东南省每个各矿区一年都有几百名矿山青年难于就业。在八十年代中期，东南煤炭厅对枫林矿区办矿山农场的申请项目很快就批转下来了。解决矿山待业青年的问题东南省煤炭厅也很重视，但也苦于没有好办法。他们指望枫林矿区能走出一条有效的路子。说干就干。首先是农场的选址。自然是在过去建设兵团时代留下的土地的原始红线图以内，再征用新的土地是不可能的了。但农场的选地址并不好选。办农场要考虑距离村庄比较远的地方，减少以后与农民农村可能产生的各类纠纷。但同时又要能通水通电，整体地势还要比较平整，这种地方还真不太好找。打开图纸，在枫林溪一段叫水南村附近的地方，找到了一个狭长的地带。在九龙溪安砂电厂的库区之下九龙溪右侧的一个因河水几百年的冲击形成一片有上千亩面积的土地上。它的左侧向前几公里，就是当年枫林县枫岭公社的万亩田。在山林边上只有几户人家。这里过去是建设兵团一师的师部所在地。之所以看中这片土地，是因为这里比较平坦，而且附近还有一个大型的煤矿机械厂，有七、八栋车间和五六栋单身职工住房以及家属房已经建成，而且再向前是枫林矿务局的车队，也有近千亩土地。加上枫林矿务局机关本部和一家有100多个床位的枫林矿务局职工医院，这里已经形成规模了。这是距离矿井约有十公里的距离。这个万亩田当年曾经组织了上万人修建。而组织修建这个万亩田的原枫林市委书记，已经走上了省政府的领导岗位。
　　在八十年代中期，水南村附近的山岭，这里还几乎是一片荒原。山岭后边，就是枫林煤矿的枫岭工区的山背。开发起来，可以同枫林煤矿连成一片。负责农场建设的首任场长兼书记是当年也是参加修建江厦铁路建设的一个铁道兵班长，后来在枫林矿退下岗位的老矿长，叫沈世伟。沈世伟听说矿务局要调自己去办农场，找到枫林矿务局的邵局长，说：“要我到农场没有问题，我服务命令听指挥。可我这把年纪体力精力肯定已经不行，干个一两天可以，天天干也是吃不消的。要不我当个顾问兼副场长，你们再派一个年青人来干场长，我当顾问。而且农场都是年青人，我想要有一个年青人管理他们更合适。”别看这个老矿长沈世伟直率，可心眼诚实，有一说一，而且不离谱。虽然资格老，但性格很纯仆。
　　在党委会上，邵诚兴局长说：“办矿山子弟农场，需要有一个能在矿山子弟中当头的人来办。我考虑是不是就让肖桐凯来干这个场长，让俞文健来当这个农场的书记。肖桐凯之前下过乡，有农田实践的经验，也刚从工农兵大学毕业回到枫林矿区不久，现在是枫林煤矿的采煤工区副区长，是一个副科级；俞文健是文革前的正规大学毕业。他们俩都有文凭，而且也年轻，即有经验也有威性。”会议根据根据邵诚兴局长的建议，很快将肖桐凯从一个小矿的采煤工区副区长提拔到矿区农场来担任场长，肖桐凯由此成为一个正职的科级干部。俞文健则成了兼职的书记。因为他的人事科长和“七二一”工人大学校长的职务也还干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