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四章 杨声哑声

　　由东南省红岩矿区政治部主任出身的京厦市副市长赵一青，对东南省国有煤炭企业到京厦市办厂，解决矿区青年就业十分支持。赵一青对煤炭是有很深的感情的。枫林矿务局在京厦市的厂区的土地的购置和附属设施的建设等等，在办理相关手续上全都一路绿灯。不到一年，扬声器厂的建设就初具规模。因为工厂是合资性质，煤矿也缺少杨声器的生产以及新产品研发的专业技术以及原材料的采购和销售的人才，于是董事会聘请了一名海外的技术人员黄圣飞当了厂长。煤矿的一名学采矿的副矿长当副厂长。接着后又办了针织厂。杨声器厂和针织厂最大的好处是帮助安置了三百多名矿区的行业青年。杨声器各有四条生产线和七八台纺织用的大圆机。年轻人基本全数进入合资企业，这大大减轻了枫林矿区的就业压力，让他们不仅能在京厦市工作，有一份平均水准的工资收入，而且使他们从此走出了矿井。这也让他们的父母十分满意。其实最大的稳定矿山的作用已经实现。
　　但好景不长。但有上级领导分管领导，也是董事会成员认为杨声器厂的产品在香港市场能卖到10美元一个，而杨声器厂给枫林矿务局的利润才不到3美元一个。扣掉员工工资和原材料采购的成本等等，合资的另一方赚了大头，而出资方和矿工子弟仅仅是给另一方打工。董事会决定解聘这个来自台湾的合资厂的厂长黄圣飞。但这个决定做出之后，杨声器厂当年的订单和销售的市场立即就没有了，品质管理也不再到位。这名台湾的技术人员黄圣飞立即自己办了另一个杨声器厂。在处理完库存的产品后，枫林矿务局的只能破产倒闭。一批线长和生产的技术骨干和有经验的工人都被黄厂长拉到到他自己投资办的新的杨声器厂去了。这就市场经济。
　　技术骨干和工人需要有一份工作，而返回矿区只会增加父母的负担。因为自己经营首先没有订单，接着没有销路，在全东南的煤炭企业内部也都进行过推销自救，帮助消化积压的电声产品，但毕竟市场还是十分有限，厂区内各类已经装箱的产品积压堆积如山，枫林矿务局的杨声器厂和附属的针织厂也就此因此垮台了。市场总是这么无情。但这就是市场经济。
　　实际上，这个请来负责经营枫林矿务局的杨声器厂的台湾人，叫黄圣飞的台湾厂长，早把枫林矿务局的底牌摸得一清二楚。由于东南煤炭集团和枫林矿务局的都没有能拿到订单的人才。这个厂虽然不赚钱，但至少还能稳定经营，还能将安排两百多名矿山子弟就业。
　　枫林矿务局的杨声器厂就此关门大吉。在这次电声厂的倒闭中，乔子坤的初中同学林昌土也在其中。他曾经是依靠自己的苦学英语，逐步掌握了英语，并成为厂里的翻译的。林昌土曾经比乔子坤早两年，就下井干采煤工了。
　　林昌土的父亲也是一名老采煤工，林昌土的大哥也如此。他们兄弟俩也都是干采煤。这样的矿工家庭其实有不少。矿山的子弟参加工作后，虽然没有什么地位，但也饮食无忧。也象不少老工人一样在矿山结婚生子，继续着煤矿工人的生活。乔子坤的初中同学林昌土是在初中毕业之后，父母就安排了他的婚姻，要求他与家里的童养媳完婚。林昌土的父亲自己早年下井，到了儿子林昌土成长之后，他已经是矽肺病二期。他为了在自己去世之前能抱上孙子，所以才出此下策，让林昌土早早结婚生子。林昌土自然理解和尊重父母的想法，他虽然也想继续上课读书，但是父亲的矽肺病已经没有时间了等他了。林昌土只好按照父亲的安排，到了枫林煤矿的枫山工区下井。但他就是在干采煤期间，还遇到了在“红五月”和各个煤矿“放高产”期间到矿井的采煤工作面帮助出煤工作的枫林中学的英语教员陈真凯。
　　陈荣凯在枫林矿务局中学老师的群体中，是属于资历最年轻、但是是学习和能力最高的一批老师。因此，只要矿务局中学有管理人员下井的任务，学校肯定就会指派他去下井一次，每次陈荣凯要在采煤队少则干几周，多则一个甚至两个月。在采煤工作面，陈老师与已经当了年轻矿工的学生林昌土遇到了一起。师生两人在采煤面互相关照。林昌土请求采煤班长让陈荣凯老师多休息，他的活自己可以由自己来干。采煤班长对这两个师生的互相照顾的事情也十分感动。表示不会安排陈荣凯老师上采面工作，除了偶尔要人帮助下比如到巷道取工具或着到打点挂钩处联系矿车之外，并没有真正安排他到采煤工作面干扒煤的工作。毕竟采煤面存在顶板破碎、压力大以及粉尘大、空气差等恶劣因素。陈老师在工余时间，也抽出大部分时间为林又喜辅导英语和口语。林昌土为了挤出更多时间认真坚持继续学习，他也常常利用周日调班到英语老师陈荣凯家中去请教。
　　人对生活中苦是可以习惯的，关键是心中对苦的感受，那就是想通过勤劳致富，那就得吃苦，干苦活能体现人的价值、能自食其力，人就是有尊严的，就是值得的。
　　林昌土在初中班上并不是属于聪明的那一类学生，但他却具有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后来，他在老师的帮助下，通过招聘考试到本企业的一个技术开发公司工作，这是一个新成立生产销售杨声器的工厂，地点在京厦市，这个厂的产品需要卖到港澳台和国外市场去。厂里需要一个英文翻译，他自学的扎实的英语就发挥了作用，当然也获得了枫林矿务局中学英语老师陈荣凯的全力推荐，他顺利地当上了枫林矿区企业内唯一的专职英语翻译，从采煤工成为这个京厦市工厂的办公室的一位管理人员。他平时需要翻译的工作不多，也就是经常要负责去海关报关，开具产品的出口证等工作，有时接听国外的订单电话和外文传真等。这时林昌土已经下井十多年了。但是好景不长，可惜京厦市杨声器厂的生产只运行了三年就停产了。他与当时招工到京厦市这个厂的一百五十多个煤矿子弟一样，很快又失去了工作。
　　不少矿区到年轻人选择在继续给京厦市别的合资工厂打工，但林昌土考虑要养家糊口，还是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收入，他又重新回到煤矿，他回到煤矿再干回采掘工了。这次再干老本行所不同的是，这回他被提拔为采煤队的副队长了。这个岗位比原来的采煤工稍稍轻松一些，只要完成一半的本队计件工作量。后来林昌土就一直在采煤队工作到五十五岁退休，再也没有再换过工作岗位。他是乔子坤这一批矿山子弟中在井下工作年限最长的子弟矿工之一，也达到了三十五年之久，但作为一名矿工，他也没能逃掉患上矽肺病的命运。他的例子颇有特殊的教案意味。一个煤矿子弟，通过个人的努力奋斗，成功走出了矿井，却又因为市场对人才的选择的不适应，又重新返回到矿井。这其中并不一个简单的往返来回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国有企业如何面对市场、如何面临社会、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的大问题。办第三产业枫林矿务局有着足够的热情，但的确是交够了学费。
　　但是，枫林矿务局也有一些厂点成为枫林矿务局第三产业的长青树。比如矿区的综合厂，只生产工作服和风筒手套等劳保用品，虽然几乎没有利润，但却一直存在至今。从矿井工人的反映来看，并不受欢迎。矿区的综合厂生产的工人服装到所以能生存下来，主要是矿区的领导不再强调和看中所谓“利润”了，只要能安置人员并使之有饭吃、有工资拿就是最好的“利润”。
　　虽然她们生产的矿用工作服采掘一线的职工并不好评，尤其是采掘工穿着的衣裤，尺寸特意偏小，并存在设计上的问题，比如浅档和紧身设计，这种尺寸在井下几乎没办法上采煤面。是一种仅仅好看，但根本不适用的低档裤。因井下热、温度高、出汗多，矿工们只要一下蹲立马就撕裂。但综合厂却从未修改过设计。综合厂的管理人员知道，综合厂上级不可能因为一点质量问题就关厂，它总要给综合厂这些家属工一条生路。这就是一种典型的保护政策。在日常管理中，各个矿井几十年都要安排不少家属工来为工人修理破损的服装，也增强了不断成本费用。从井口每天工人上下班的情况看，穿着这种“开档裤”上下班的工人比较普遍，它的好处就是很通风透气。时间长了，工人也习以为常了，这种意见也不再向上提了。管理人员考虑上级有领导下井还是不能让领导也穿着这种“开档裤”的，一般就是用大号特大号的工作服，大号工作服不存在这类问题。
　　由于矿山的第三代人思想观念已经完全考虑走出矿山就业，也导致矿区内部各矿井，煤矿采掘工人严重缺少，甚至造成矿井开工不足。东南省各矿区开始大量招录农村农民轮换工。东南省的规定是八年一轮换。逐渐的农民工也大量的涌入矿山来了。同农民工相比，矿山子弟已经基本没有优势。除了文化程度比农民工高一点之外，吃苦精神、下井出勤的天数等等都远远不及农民工。
　　农民工倒是在矿山发现了一块适合他们特点的新大陆。你只要有体力、肯上班，一个月干下来，随便也有上千元。坚持一年就可以赚到几万元，而且国有煤矿从不会出现欠薪现象，加上矿区还有标准化的旅馆化宿舍，卫生干净、环境优美，孩子还能入学读书，这又比小煤等私人矿井和小窑要好出百倍了。不少从边远的四川、云南、贵州等农村来的农民工称枫林矿区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国有煤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