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笛声凄厉

　　在枫林煤矿，有一种声音洪亮的长笛，这气笛是这座澡堂专用的锅炉蒸气吹响的。锅炉建在主斜井也是职工的共用澡堂的上部，与井口的距离也就不过五十米的样子。澡堂分成锅炉室和澡堂洗澡间两个部分，在锅炉室中，有一台比较大型的蒸汽锅炉，除了用产生的蒸汽将一个大型的供水塔中的水加热，让工人们有足够的热水洗澡，其余的蒸汽还要通过约500米的管路输送到各个连队的职工食堂。一个四号井工区，分别就有二连、三连、机电连和医院四个职工食堂，用于蒸馒头和蒸干饭等使用。矿上的澡堂班有烧锅炉的和搞卫生的。
　　在每一天中，分别在早中晚三个班的上班时间到了之后，会吹一次长笛。吹响长笛有两个意思，一是表示上班时间到了，通知当班工人准时上班；二是报警。虽然当时手表已经开始能国产，并已经逐步普及了，但在矿上依然是昂贵的奢侈物。但许多矿上的工人都还是不习惯戴表，表戴在手上即不方便又因为井下的水汽十分容易弄坏，基本上都是以汽笛声音为准确定上班的时间。凡是在其它时间拉响连续的长笛或者是不规则的急促笛声，则表示矿井下出了大事故，通知各路的采掘骨干们都到井口来集中，由调度室组织和招集人马下矿井参加抢险。在锅炉上安装长笛，并进行信息发布，这种使用的方法是发源于北方煤矿的。枫林煤矿从五十年代末建矿井开始时，就由北方来的生产技术和矿上的管理干部们确定下来。当时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也只有这种汽笛声音来报警是最合理的。枫林矿上的女工家属们就一直最害怕矿上这种汽笛报警的声音，有的家庭妇女听到这种声音，不少人都会吓得腿脚发软打颤，如果听说是自己老公干活的那个采区或着工作面出事情，甚至就当场直接尿湿裤子的事情都有。不知道是谁家的男人出事了，甚至是几个或者一个班组出问题都有可能，不知矿难的悲剧又会降临到那个不幸的家庭。
　　六七十年代，煤矿虽然都是国有的，但煤矿的安全一直就不好。枫林矿区经常半夜就能听到矿井不正常的汽笛声音，反复地拉响几次，这就是矿上与一些采掘队骨干的约定，听了汽笛响，他们就会自行跑步到井口集中，然后一起下井上发生事故的采掘面参加对遇难人员的抢救工作。死亡矿工的尸体在清洗之后，往往尸体的周身都是洁白无比的，这一是因为矿工们的皮肤本身少晒太阳，再就是不少矿工是因为出血过多而死亡，送到医院抢救不及而死亡矿工医院的医工们会将矿工们的黑乎乎的身体用自来水和肥皂将矿工们的尸身清洗干净，一眼望去是赤条条、白乎乎的，一任那些女医工们拖来扯去的。而在地上，则是黑与红相间的血水。真是惨不忍堵，清洗间也就是外科的手术室。不少乡下的女知青招工到煤矿后，就到医院当护士。乔子坤还小的时候常常就从外科手术室外面的窗户的缝隙中观看里边的整个抢救过程。这件事情是非常难弄的，特别是清洗这项工作，对年轻的女护士们简直是一个重大的考验。矿革委会认为，没有阶级感情的人，很难做好这项工作。后来护士们只协助医生抢救活着的伤员，以后给矿工们清洗都是家属们的事了，矿工们和矿山的领导们十分看重这项矿工最后的人生礼遇。后来负责这项工作的一名家属队长，她是医院一个工宣队负责人的老婆，美丽的初中女生蔡海燕的母亲，她被矿工们推荐为学毛选的标兵，她因此有机会去北京上天安们城楼参加了国庆观礼。
　　几十年来煤矿事故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同时也是五花八门的，但煤炭事故的悲惨也是其它行业的事故所难于比拟，枫林矿区也不例外。回想起来，虽然最早的几起事故煤矿子弟中，有不少是在建设兵团时期发生的。但其实那时的矿山救护机制才是最好的，至少有以下几个理由，一是建设兵团推行了“红医工”制度，由一名军医在井下轮流值班，同时还设置了由经过救护医疗培训的兵团战士参加值班，他们携带有基本的氧气包以及包扎用的各种止血带、强心针以及担架等等，一般都在井下中央车场值班，加上有一些有实践经验的老工人在矿井担任着采掘骨干，这也起到了很好的安全保障的作用。但是这种好机制却随着建设兵团的撤消也撤消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这其实与矿井投资和矿井的煤炭生产成本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以后在2010年前后，竟有不少矿井都盲目地投入上千万建设所谓井下避难所，并且是以潜水艇建造级别的技术质量标准和要求来进行设计制造和安装，这无疑是荒唐的，因为这些设备就是“和尚头上用梳子”，根本用不上。从理论上说，除了附近几百米的十几名运输岗位的工人在发生特殊的比如火灾事故后有机会用上之外，分散在几公里之外的各个水平和采掘工作面的工人在发生矿井火灾和矿井透水这样的事故后，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路径和机会能在烟雾条件下，或在透水的条件下从各个采掘面跑到这个井下避难所来，还不如在各个工作点每一名职工呼吸器和防毒面具更为管用。据说美国和德国的矿山都采用后一种办法。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建设兵团时期的一师四团李副团长的儿子之死，就最悲惨，令人动容。当年建设兵团时期的那批煤矿企业的干部真是不错，个个都堪称是毛泽东时代的好干部。兵团一师四团的李副团长，叫李义禄，是一个三八式干部，在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前的一次战斗中，十八岁的他以一敌三，虽然身上已经被刺伤了了两次，人都无法站立了，对手也被他刺死一个，就当敌人朝他凶猛地再次刺来的时候，他就要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时候，若不是他的神枪手排长在远处赶忙掏出手枪将另外两个击毙，当年他可能已经早早去见了马克思了。李义禄自己也被刺成重伤，在胸口的上部留下了三个处伤疤。李义禄负重伤后转到了地方上的队伍。
　　可惜这位救了他的好排长后来竟在朝鲜战场上牺牲。因为美国人的炸弹将坑道炸塌后，还将半座山的土方炸下来，彻底破坏了志愿军的坑道，使志愿军无法抢救被埋进坑道的战友，李义禄原来所在的整个排和伤员都闷死在坑道中。
　　李义禄后来也转为铁道兵，曾参加过江厦铁路的建设，后来又转业到红岩矿务局，到红岩地区的联邦矿，也就是兵团时期的四团三营，但任过营长（矿长），因为工作出色，又担任到枫林矿务局当副团长。他的一个儿子牺牲大坑工区井下的掘进工作面的迎头，李义禄副团长的儿子和那个二连炊事员周乡桃的儿子，叫周其福的——两人都是枫林矿中毕业的第一届初中生，是最早死于矿难的枫林煤矿子弟之一。
　　周乡桃的儿子与李副团长的儿子不同，因为周乡桃曾是一个国民党机枪连的连长，这个国军连长被俘后参加了解放军，之后周乡桃又参加了志愿军抗美援朝，赴朝参战。但退役回来后，在乡下被人揭发，说周乡桃曾是机枪连的连长，打死过无数解放军战士，不久县上的公安部门就将他送到了劳改队。这个工区过去是由劳改队负责的，后来又划归到了东南省煤炭厅，在劳改队的工作是下井挖煤。出来以后，他就留在了煤矿，在煤矿招工就业，同时也继续受到矿上政治处和工人纠察队人员的管教。到了建设兵团时期，他又遇到了他过去的一个老上级，是一个已经转入建设兵团，并当了营长的老上级。这个营长其实也是起义的原国民党军官，但因为他是营长，后来也有战功，倒也没有什么事情。而周乡桃则因为是机枪连长，倒是有不少退役的原解放军战士记着他。因为在打锦州时，牺牲在国民党机枪下的解放军战士太多了，可以说有是上几万人。
　　周福营的母亲做人很好，是一个知识女性、一名医院的护士。她作为护士，也是正规的护士学校毕业，在国民党医院做过多年的护士工作。但在职工医院，她的工作并不只是护理，而是还要兼顾在医院打扫卫生，最累最脏最难干的工作，她都有份。后来她又分配做幼儿园的工作。
　　“迎头”就是煤矿掘进巷道的尽头或巷道的施工开口点的俗称。打眼放炮之后，掘进迎头是没有办法支护的，要先进行出碴，出完碴挖出水沟之后才能进行挖木架的腿窝进行架棚工作，完成支护后再进行第二次打眼工作。他们出事故的掘进工作的迎头当时需要人力出碴。
　　掘进工作相比采煤工作，相对还安全一点。因为毕竟工作面的巷道空间会大一点、空气更好一点。但不论采煤还是掘进，在井下干满三个月，就可以转正，再有关系的就可以调整工作岗位去干技术工岗位了。如果直接干电工等，则要先当三年学徒，这三年的工资是很低的，相差有三倍之多。能在井下干三个月后转正，转正后再调整岗位，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唯一有风险的是这三个月不能有闪失。但不论如何，作为兵团一师四团的副团长之子，能和其它一般矿工家庭的子弟一样，能下井干掘进，这就很不容易了。据了解当时俩个人是班长让放炮后负责出碴，班长在迎头交待完注意事项就出去推车皮，只有出完碴才能支护。
　　在煤矿，到车场找车皮也是个比较复杂和累人的活。因为不少矿车的轮子是坏的，你要推个一部车，就累了，如果要推个三部车，绝对是考验体力的活。再是找车皮也难，如果车场有车皮，还得同采煤队的工人商量，一般情况下车皮都是优先供给采煤队，如果没有现成的车皮，你就必须要与调度室联系，并要通过运输区当班的人员及时送过来。当年采掘队的职工都是计件工资，但运输队人员多干是没有什么奖金的，当然少干也没有扣他们的基本收入。还可以去抢车皮，反正不管谁用都为了生产，有车皮你就拿过来，前提是你要个头大、拳头硬，否则井下工谁都不是吃素的。找车皮的事，一般就是班长自己亲自去。
　　在南方的矿井中是掘进工种的一道工序，掘进在放炮后就要先出碴，否则不好支护，因为巷道两侧没有位置，都还堆着碴。有时出碴与支护也可是同时进行，但这支护只能是先做临时性的，这道工序要看巷道迎头的具体情况来定。一般情况下，岩层在放炮后经过巨大的震动，都会出现松动、脱层、破碎和支护失效等现象，有经验的矿工都会进行一番认真的观察，然后对有疑问的顶板进行“敲帮问顶”工作。
　　“敲帮问顶”这其实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说法，其实在现场更多的时候就是直接观察判断。要认真看放炮后岩石的纹理结构以及是否有裂隙以及成型的特点，是否是危岩。如果是危岩，就要用钢纤先撬下来。但这两位是新工人，正好没有这方面的意识，而班长因为等不及，要出去弄车皮,只是交待他们要观察、要保证安全后才能进入工作。他们个也确实没有什么经验，这个纹理垂直向下的结构，如果有渗水，加上没支护，肯定是有可能垮下的，因为巨大的爆破力量已经将这些结构震动得已经脱层了。结果他们进入现场后，认为顶板不错，就图省事，直接进行手工装碴出矸的工作了。实际上在他们的头顶处，这块脱层的大矸石正摇摇欲坠，恰好此时他们俩只顾说话，当他们开始铲碴的时候，这块近十吨重的石块突然就冒落下来,把他们俩砸个正着，两人的身体被压碎分成了几块，他们俩身下的装碴用的铁板此时正平平的托装着他们被压扁后的破碎尸体，他们死亡的肉身中流出的黑红而浓的血液分溢在整个地面。连他们身后腰上坚固的矿灯盒都砸烂了，可见人体被砸得破损程度有多么严重和惨烈。
　　班长进来后，叫人没有人应答，反而闻到有很浓的血腥味，在井下巷道空间小，有大量血迹的地方，血腥味与平时闻到鱼的血腥味相似，但要浓烈的多。他意识到不好，冲过来一眼就发现了这幕惨状，立刻就傻傻站着发了呆，想了好一会儿，清醒过来才连忙一步一颤地拖着被吓软的双腿，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中央车场，操起打电话打到矿调度室报告事故，通知组织人员来处理。这位班长是闽南人，普通话不好，又带着哭腔，把“死”说成“西”，矿调度问了好几遍，才听清楚这位班长报告的整个事情的地点、时间和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