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子弟遇难

　　这次冒顶，落下的是一整块的石头，且石头太大，掘进运输巷道的断面积一般也就只有5.2平方米的断面，基本上就是通过一部矿车。两侧空间很小，人员只好分成两班轮流作业，千斤顶用不上，只好用凿子凿开石块的办法，经过几个小时的处理，才把这块大石头分解后移开。俩人的尸体在巨大的压力打压之下，虽然从变形的头部脸部还能勉强看出是谁，但俩人的尸体都已经破损得惨不忍睹，尤其是胸腔和腹部的内脏，完全从破损的腰部挤压出来，地上全是他们身体的血浆，还混进不少矸石及煤水。矿上将他们俩人的尸体送到矿区医院用水清洗干净，用大量绷带和纱布将两人的尸体简单地进行了修复整理，换上干净的工作服，还原后，勉强还原出个人型。现场许多人为这两个青年的不幸和如此惨烈的死亡流下了同情的眼泪。他们都还没有结婚，甚至也还没有对象。俩人都还不到二十岁，只有十八岁。考虑到这种极其悲惨的景象，矿上组织了一批女工专门安抚李副矿长的家属和周福营的父母，矿上也没有让俩人的父母亲到医院的太平间来。虽然周福营的母亲就在职工医院当护士，但院方提前接到了通知，不能让其见到已经在井下工伤死亡的儿子。
　　四号井医院的办公楼最早是枫林矿的矿部办公楼。这是一栋苏式的建筑，走廊和楼道都在大楼的中间，对分两边是办公室。外科手术室是在一楼，是一个有六十多平方米的大会议室改建的，医院的太平间其实就是外科手术室的另一半，中间用蓝色的布幕分开成两个空间。不做太平间的时候，将蓝色的布幕拉开分到两边的墙体上。
　　矿上处理这类事故的时间都比较紧凑简短，因为天气热，尸体会发臭，在第二天下午就开了追悼会。会后，用卡车将两名死者运到矿部右侧近一公里多的一座山上，抬棺材的工人全是他俩队上的工人和同学，这座在枫林煤矿矿部所在地附近的一座被工人们称之为“英雄山”的黄土岭上。
　　李副团长的妻子几次哭晕在“英雄山”上。他责怪李副团长不讲人情，对儿子要求太严格，因为事故当天是儿子下井半年转正前的后一个班，上完这个班，他就要回到家里，要父亲通知劳工科帮调整工种。按说调整工种其实对他们这样的家庭来说是件小事，何况他也已经工作了半年。他原本不想再去上这个最后一个班的，晚上还在四团的团部有一场电影，他想留下看电影。但老子李副团长不同意。希望他能回去上好这个班，作为副团长，他不希望自己的儿子能这么随意地旷工，两父子为是否上这个班的事情闹得都不开心。儿子决定回去上完这个最后的班，关心儿子的妈妈还煮了一碗面条让儿子吃，嘱咐吃了再回到工区去上班。谁知道竟然就是这最后一个班，却发生了如此可怕的事故，要了他的命，当班的周福营和李副团长的儿子两个人都因冒顶事故惨死在掘进工作面。
　　这名可怜的失去儿子的李副团长经此劫难之后，一下子就彻底地苍老了。这个与日本兵拼过刺刀，经历过九死一生过来的三八式干部，才五十多岁，面庞上就开始出现了满脸的皱纹。
　　周福营这位煤矿第一届初中的学生毕业生也应该介绍一下。虽然他的父亲是淮海战役中的国民党机枪连的连长，但他毕竟起义了，但也是一个解放兵。周福营作为他的儿子，不可能选择自己的出生，他毕竟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但他与别人人不同的是，他是“解放兵”的子女，“解放兵”的由来就是战场起义投诚的原国民党兵，他的父亲作为国民党的一个连长，他是在淮海战役中跟着上级起义的，后来参加了解放军。但事后有人揭发他对共产党部队的作战中很能打，因为国民党军队都是美式装备，枪快、炮猛，他组织部队在起义前与解放军的作战中确实打死过不少解放军战士。因为这个事情，他起义后到了解决军部队，又被区别对待，在解放后就退伍返乡了。但在乡下，也还是不得安宁，被判了三年劳改，这其实是算是轻的。战场上的事情，说不清楚的。他跟着一个老上级——也是他老乡，到了煤矿。这个起义的国民党的机枪连长周连长因为油条炸得好，就在煤矿当了个炊事员。周连长的妻子原是国民党医院的护士，后到煤矿当了家属工，在医院负责打扫卫生。他生有一子一女，是龙凤胎。男的就是周福营。
　　周乡桃和自己的妻子当年也都出身在乡村中的富贵人家，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就投笔从戎，参加了国民党的部队。他因为有文化，很快当上了班长、排长，在参加了淞沪战役这样的几次战事之后，他从排长又提拔为机枪连的连长。他的妻子在他参军之后也接替他的工作成村里的私塾的老师。抗战八年，他百死一生，从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成为一个年近三十的国民党军的连长。他的部队是在淮海战役中起义的部队，后来还参加了抗美援朝，但是这只部队的战士大多数都转业到煤炭行业。在一九五八年成立东南省煤炭工程处的时候，东南省是以徐州来东南省负责煤炭建设的煤炭建设工程公司为主体的，这个公司的一大部分人员在参加了樟林煤矿的建设后，作为主要骨干和技术力量留在了樟林煤矿。当时已经四十出头的周乡桃因为有一手好的烹调手艺，被他的领导，后来成为一营副营长的他的老连长直接从矿井的施工队调到了职工食堂，当了食堂主厨。
　　在当年，能到食堂干一份工作，那你的伙食基本上就有了保证，各种肉类、豆类应该说外面很缺，但在食堂工作人员中还不是问题。到了吃饭的时间，你可以在十几二十样菜中自己打喜欢的吃，比如红烧肉等等。但一般炊事人员都有一个小铝制的饭盒子，都会将这个盒装满，在下班的时候带回家。因为一般当班的炊事班长也是如此，所以成为一个默契，大家都这么做，但大家都不说。一个几百人用餐的大食堂，一次要烹好几十斤红烧肉，少个几斤，基本上也发现不了。但后来因为肉价实在太高了，食堂也开始采用分菜制，但数量也有不少，一般都有一小碗。因此，有炊事员的家庭，在那个饥饿的年代，伙食都会比一般化人家好出很多，炊事员在煤矿绝对是个美差。
　　周乡桃其实人品还是不错，他爱国、抗战，但并不想打内战。他的问题是在煤矿被他的同一个时期当兵的老战友揭发出来，说他有血债。一个机枪连长，参加过淮海战役，打死过多少无数解放军战士。
　　他的这些老战友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是他的部下，也就是机枪连的国民党兵；另一部份是解放军，也就是进攻的部队，有不少战士就是在攻城中被火力凶猛的国民党机枪打死，解放军对国民党军的机枪手真是恨之入骨的。但随着国民党部队的起义和原解放军部的减少，每全班排连都有不少原国民党兵。毕竟他们也是穷苦人出身，他们之中的不少人也成为解放军战斗英雄的也有。
　　但是，到解放后，部队人员退役，特别是参加工作分配在新的单位，有的解放军的工作岗位还不如原国民党兵的好，这时候问题就出来了。原来有不少徐州地区的农村青年国民党军当了兵，起义后参加了解放军，在打完之后，就安排去了徐州的煤炭工程处。一九五八年，这个煤炭工程处由煤炭部统一调配，成建制从徐州直接调到了东南省的煤炭厅，成立了东南省煤炭建设工程处。北方来的工人，不大习惯南方的伙食特点，矿井只好临时抽调一批北方人到食堂工作。在困难的年代，在食堂能"吃香喝辣"，这让一些人难受了，于是以清理阶级队伍的名义，将周乡桃纠出来。
　　周乡桃会做几乎全部种类的面食，的确是一个难得的食堂伙食技术人才。他一被工人纠察队抓走，食堂的馒头、油条从此就有一大堆问题。不是馒头发不好，就是油条炸不好，采掘工人有意见了，造反派只好又重新让他回到食堂工作，只是不让他当炊事班长了。
　　但是接着发生的事情让他对生活彻底失去了信心，他的儿子在井下发生矿难死亡，这个打击让他难于承受。他觉得这是一种报应，他的确用机枪打死过不少向自己的阵地冲锋的解放军战士，那是一种排山倒海似的冲锋，一波一波的，倒下一批又上来一批，简直难于统计。对现场回想起来，真的就是深重的罪孽。现在那些不屈的冤魂找来了，要走了他的儿子，还会要走他的女儿，要走他的其它家人。总之，他应该一死去向地下的解放军谢罪。
　　他的钢笔字不错，他写了遗书，就提一个要求，希望矿上将他埋在他儿子旁边，他要陪他。
　　在当年，自杀这种事可是件严重的政治事件，甚至可以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因为自杀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自绝于党和人民。另一种是加畏罪自杀。象因为儿子在矿难中死亡而自杀，其实是一种很残酷的事情。
　　他女儿周雅丽在儿子周福营死后，补上哥哥的缺，又招工到了工区的卫生所，依然是学干护士工作。不久她嫁给了一个建设兵团军人———个过继给王副营长当儿子的侄子，这个儿子高大威猛，没有什么文化，还是有点“憨”的那种，工友们都叫他“大个子”。“大个子”虽憨，但对老婆总体还不错，领到的工资都会交给老婆。他不会也不懂得惜香怜玉，只要自己畅快，不会理睬老婆的感受，这使住在周边的邻居有看法，意见很大。
　　在李副团长的儿子死于矿井之后不久，另一个名叫林仪衡的兵团一师四团的一个林副团长的儿子林一春也到了招工的年龄。林副团长也是抗战时期枣庄地区的老地下党员，他是枣庄煤矿——当年诞生铁道飞虎队的煤矿的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也是一个由日本人提拔的为数不多的中国人担任的矿井“把头”之一。但当把头之前他征求过党组织的意见，党组织认为，当上这个把头可以更好地为党组织的工作作掩护。他在枣庄煤矿党组织的领导下，带领工人与日本鬼子玩起了井下捉迷藏的把戏，把井下的炸药弄出来运到游击队和我们的抗日队伍中去，成为打击日寇的重要作战物资。林一春作为林局长的儿子，参加煤矿工作也没有享受领导干部子弟的任何照顾。林一春在当时的四团三营——也就是红岩联邦东矿当了一名普普通通的掘进工。虽然林局长妻子不同意儿子下井，甚至流着眼泪求他用自己的职权改变一下，但林仪衡局长只是淡淡地说“谁叫他是局长的儿子”。
　　第二年，红岩联邦东矿也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煤矿透水事故，地点就在林一春上班的掘进工作面。在这次事故中，井下有三人遇难，地面因地质塌陷，有一幢平房也一起沉入了井底，造成两名休息的工人的死亡。林一春因为临时出现肚子痛，到了井又痛得受不了，还是再折回了宿舍。但地面也出现了塌陷，而且正是林一春他们的住宅，这幢住宅是平房，一共有十间，两人一间，其中有一间是卫生间，可以住18名矿工，这次刚好塌掉了一半，有两个上夜班的矿工与床铺和房子一道陷入了深不可测的井底塌陷区，但林一春依然逃过这第二劫。虽然同是干部领导和矿山子弟，人与人，林一春与李副团长之子及周福营的运气如此不同。
　　这一年的春天，也就是五月份，英雄山上的杨梅树凑巧是大生年，满山遍野的杨梅树每一棵都生了红色的杨梅。当年英雄山上的杨梅从还是绿色的果子开始，就有一些矿山的孩子们来观察了。等开始红了的时候，孩子们就三三两两来采成熟的杨梅，因为山岭太大，树木太多，总也采不完。矿上的老人们说，因为山上埋葬的矿难矿工多，山岭上的土地肥沃，杨梅才会生长的如此之多，红如血色，红得发黑。听了这话的孩子们不敢吃这座山上的杨梅了，到了果子熟透之后，落在地上，成片的红色，看过去是一片血红。特别是有一座无名矿工的墓茔，就在杨梅树下，整个墓茔就是血红色的。乔子坤很多年后读到了一首宋代诗人平可正的《杨梅》诗：“五月杨梅已满林，初疑一颗价千金。味方河朔葡萄重，色比沪南荔子深。飞艇似间新入贡，登盘不见旧供吟。诗成一寄山中友，恐解楼头爱渴心。”但乔子坤却没有这种心境，他觉得杨梅树的根与地下的矿工们一定有某种联系，因为四号井工区长杨梅的地方曾是遇难矿工的埋身之地，这以后他一生都怕杨梅，害怕有这种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