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谋生矿井

　　工人在取得放高产的成绩之后，除了当月的收入多了一部分奖金，还有每天的送井下的班中伙食也都好于往常。工区食堂都要杀口猪，加个餐，对高产队进行激励，比如送到高产队的班中餐就有肉炒面、炒米粉，肉片汤等，这些伙食只有加餐和过年的时候才能享用的伙食，在放高产的时候，井下高产队职工的伙食，也比一般队要好的多。
　　伙食也成为激励采掘工人们在井下尽情地为矿上出力流汗放高产的一个激励点。因此，虽然高产的时候工作时间长，人也比较累，但工人并不反对，而且积极参与。
　　乔子坤是在闽西的龙岩城里出生的，但才一个多月就随着参加煤矿工作的父母一起到了煤矿，那个叫枫林矿务局的地方。乔子坤的母亲是一个孤儿，也是烈士的子女。她的父亲郑永洪在土地革命中曾与张鼎丞一起组织永定的金砂暴动。后来郑永洪当任了红四军随营军校的校长，却在内部的错误肃反中牺牲。他的名字刻在永定的土地革命烈士纪念碑上。她小时候也当过闽西红军游击队的交通员，被红军游击队员称之为“郑妹子”。父亲郑永洪牺牲后，母亲改嫁，她生活无着，成了童养媳，结婚以后又连续生孩子，因为她带着几个孩子，五十年代交通也困难，也没有机会回到永定。一直等到丈夫退休才两人回到龙岩城，但没几年就相继去世。
　　她生前从没找过政府和党组织要求照顾，唯一的一次找政府，是看到大媳妇生活艰难，因为儿子在井下失踪，大媳妇并没有安排工作，她也没有再嫁，生活十分困难，而且正好龙岩烟厂在招工。于是乔子坤的母亲去找了后来在龙岩地委当领导的当年的父亲的战友。问题很快得到解决，大媳妇被补招为龙岩烟厂的大集体制工人。
　　这名地委的领导在为她办理媳妇招工的事的时候对劳动局的负责人说：“她是土地革命烈士的女儿，她的父亲也是早期红四军随营军校的校长，后来牺牲了。她自己也一直是当年的红军游击队的交通员，那也同样是高度危险的工作，我们一直都无法了解烈士子女的下落。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她才找到地委，要求政府为她的儿媳妇办理招工，我想她们的父辈为革命献出了一切，她自己也参加过革命工作，同志们，她完全有资格提出这个要求。”“我们五十年代初照顾烈士子女的政策，就有专门培养烈士子女的学校，如果不是找到了我还真无法办成这事。”“因为我也是当年的闽西红军游击队队员之一，也当过红四军随营军校的学员，认识这位她当校长的父亲，也认得她这个当年的红军交通员郑妹子，虽然过去了几十年。但我们不能把他们给忘记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我们应该为烈士中遗属做点事。回想当年，仅以永定一地，牺牲的革命先烈就有数千人之多，否则对不起他们这些牺牲的烈士们！”
　　劳动局的负责人明显是受到了这番政治理念教育的感动，当场就将卷烟厂的招工表发给了这位土地革命时期为红军当过通讯员的革命老人，让她回去交给儿媳妇，填写好后交回来，并正式通知她儿媳妇下一周去地区烟厂报到上班。
　　但当年在煤矿，同样的理由不会被枫林矿上人事部门的人纳入考虑之中，因为需要照顾的工亡人员家庭太多了。乔子坤班上的几个男同学，都在同一时期在矿山招了工。同学张战连的父亲叫张承德，他可是个不一般的人。他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连长，曾参加过攻打南京城和总统府的战斗，以后退役返乡，又参加了京厦铁路的建设，担任了闽南县的民工的副大队长，是老领导陆力奎的得力助手。张承德参加煤矿建设后担任了四号井工区的采煤队长、采煤副区长。一个叫陈积泰的父母都是南下支队的军医和护士。因为他们的资格老、对革命的贡献大，理所当然应该得到了矿上的照顾。这两个男同学，一个安排在枫林矿务分局当干警，一个在枫林矿的车队学当修理工。总之，他们两人就不必下井了。这使不少男同学对他们心生羡慕。
　　在煤矿生活的久了，当父母的当然知道子女下井意味着什么，说白了，但这一条路不走，就没有其它的路可走。父亲也曾与乔子坤商量，除了下矿井是一条路之外，问乔子坤是否愿意走其它路子，比如学一门技能——学理发，或者学杀猪，这些技艺也是可以养活自己的。
　　停学中的乔子坤也考虑了许多天。决定还是先续读高二，有机会再招工，而地面工就不是乔子坤这样的家庭能够得到的。下井，就是意味着可能发生伤害事故、发生伤残，甚至遇到工伤事故死亡也不一定，象自己的大哥一样，在井下失踪，成为失踪人员。父母说，大人自己在井下工作，无法害怕，也不能害怕，害怕也没有用，因为家庭要有收入，养育子女要花费用，每个煤矿家庭要以此为生。但是，让子女，让走进矿井去冒险，其实是天下父母都所不愿的。
　　井下的危险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当兵艰苦三年，回到矿山就由县民政局负责在其它行业安排。但在矿上招工，除了女孩子不要下井，或在井下搞运输，矿上的男孩子除了少数有关系或者出了钱找过人的家庭能办成，其它大部分人员则基本上就要下井去了，而且当井下工则要早中晚三班倒班，除了轮休以外，你几乎天天都要下井去。在矿山的每一个父母，都曾目睹过矿山事故中对家庭对男人对子女那种悲惨的打击力，事故遇难者的亲人一生都要在这种痛苦阴影中过日子。
　　当乔子坤家第二个、第三个孩子在井下从事采掘工作的时候，乔子坤的父母几乎整日整夜的无法睡眠，总在持续地不停地担心可怕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在自己家的孩子身上。有好几次母亲对乔子坤说自己半夜被梦惊醒，梦见自己的两个儿子在矿井中都被一块巨石压住，她拼命喊人却没有人答应。其实乔子坤母亲担心的事情还真的发生过，那一年，乔家二、三两个孩子同一周工伤住院。第二年乔家英和妻子也先后在井下中央车场被矿车挤伤。
　　应该说乔子坤作为矿山子弟，到煤矿招工其实走的也就是大部分矿山子弟的一条共同的生活道路。乔子坤也曾想去一所小学当个代课教员，他甚至也参加了这个代课岗位的竞聘，矿政治处还专门组织了考试，由政治处的几个宣传和组织干事担任评委，但乔子坤的作文却被判为不合格作文。枫林矿政治处的一位具体负责的干事却坚持认为乔子坤根本就不会写作。而枫林学校的四号井子弟小学的几个教员建议乔子坤来当小学的语文和教小学生美术课的代课老师的，子弟小学的校长是一个厦门知青，曾是邻居，这个消息也是他特意告诉乔画家的。但因为矿政治处的评委认为乔子坤不会写文章，乔子坤当代课老师的事情还是因此黄了。乔子坤只好走入了矿井，当上了采煤工。
　　在东南省煤矿家庭和子弟中，有家庭成员下井干采掘工作或着其实运输工作的家庭很多。有的是父亲，有的是母亲，有的是孩子，但至多是两人。但枫林矿乔子坤一家，是全家人下井，这让人难于心情轻松，乔家除了父母在井下运输，还有三兄弟均在井下干采掘工作。乔家五口人累计单井下工龄就达到了八十年。其中乔家的大孩子乔大坤是下乡后，在乡去了部队，又从部队退役回来回到枫林煤矿，后矿上安排在他下井，但他运气却如此不堪，在参加煤矿工作一年之后就因透水事故牺牲在井下。乔家父母亲和其余两兄弟也先后陆续在井下工伤过。
　　乔子坤是在闽西的龙岩城里出生的，但才出生一个多月就随着参加煤矿工作的父母一起到了煤矿，那个叫枫林矿务局的地方。一九五八年参加煤矿建设的老工人，有一大批都是参加江厦线铁路建设的民工和铁道兵，这些老工人虽然他们文化水平不高，有的甚至是文盲，但他们相信共产党，热爱祖国，服从企业，对自己参与建成的煤矿十分热爱。这批老工人们都以劳动为荣，比着干，如果今天你比我进尺多，明天我一定超过你。到了八十年代，这批工人已经五十多岁。不少人已经走上了领导岗位。但是，也正是这一批人中的少数人，做起事情来，并没有什么企业纪律意识、党性意识和公平公的观念。始终觉得自己功劳大，贡献多，无论是在当兵、工作调整或培训技术、提干、评先评模、安排家属工、农转非、包括调出煤矿企业等等，行不行、办不办基本就是他们说了算。
　　大儿子乔大坤后来去下乡，在乡下始终只是埋头苦干，带领知青们为下乡所在的前板大队开垦了500多亩新地，这在当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后来被所在的生产队推荐当了兵，但在部队提干政审中，矿革委会出具了一份算真实却着实要命的外调材料，使他在部队不仅没能提干，还被提前退役返矿，后来在矿井透水事故中成为失踪人员。大儿子在井下失踪后，二儿子乔仲坤不愿意看年老的父母为在为一家人的生计拼搏，毅然又在矿上招了工，但去了另一个煤矿。
　　宋静娴在五十年代末被打成右派后，一开始先是送到了枫林矿区医院当了一段护士，其实就是为病房打扫卫生。因为她曾经学过医，是白求恩大夫的亲自培训过的女徒弟之一。后来枫林煤矿成立了女子采煤队，女子采煤队就放在枫湾工区，宋静娴她也被纳入女子采煤队的一员。因为大家知道她是右派，当过厅长，就要求她协助女子采煤队队长的工作，她就被安排到女子采掘队去了，那年她也就是五十岁出头的年龄，对她这样的老资格的干部，这其实就是变象的劳改，因为她还有特嫌的帽子还戴着。
　　宋静娴作为一个参加过广州起义的老革命，一个正厅级干部，却被罚到女子采煤队参加劳动，这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