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读书未用

　　乔仲坤在乔家的三个兄弟中，排行是老二。他的数学学得不错，在小学时曾经得过全县小学生数学竞赛的第一名，为煤矿小学增了光。他也是初中的数学科代表，解方程运用题十分厉害，他的绘画也很不错。但是乔仲坤在初中毕业之后，他没有去上高中，因为家庭经济的原因，也因为文化大革命，更主要的是父亲老乔画家认为这个时代的确是读书无用，乔家在枫林煤矿也曾经是属于最有才华和最有文化的家庭之一。
　　乔家的男主人乔家英是解放前的国立美专的毕业生，他有国立美术专科和东南省电影技术干部学校的两张毕业文凭，这在那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不仅在枫林矿是绝无仅有的，就是在枫林市也没有，甚至在东南省煤炭行业可能也不算多。
　　在1969年12月7日，东南省成立了建设兵团，枫林矿务局和枫林煤矿都划归了建设兵团的一师。首届枫林煤矿高中班学生的教学质量并不高，枫林煤矿首届高中班总人数只有十六人，还有一人中途退学，一人中途入学。乔子坤是在同学们读高二时插班入学的。在初中毕业的时候，乔子坤的数学成绩在班上是与另一名男同学并列第一，得了九十五分。但乔子坤初中毕业后停学了，原因其实就是乔家受读书无用论的严重影响。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乔家英在矿区电影放映工作中也出了问题，在他带的三个徒弟中，有一个人出来贴了张大字报，揭发乔家英家里保留着许多在香港、新加坡等地的照片和美术写生稿，但在文革中，为什么一个能在国民党时期会有这么多钱来读书？为什么会去香港澳门写生？这肯定有问题。
　　他还揭发乔家英在放电影前写幻灯片时，是故意写错标语，故意把原定的“美帝必败、越南必胜”写成“美帝必败、越南必败”。一个字的错误，这成了乔家英的一大罪状。虽然当时的情况极为特殊，因为矿山画家乔家英正生病发着高烧，人很迷糊。但电影队的其它几个人写的幻灯字都拿不出手。当时的幻灯片是用墨水涂在玻璃制作的幻灯片上，在用竹签刮出文字的。虽然乔家英再三交待一定要预先在放映室先核对验看，但几个徒弟手忙脚乱，没人想到要验看一下，结果可想而知。
　　矿上的革委会决定，乔家英不能再干电影放映这样的重要的宣传岗位了，安排乔家英先到所谓的干部独立排报到，之后又去井下干运输工，再以后又当了轮锯工，接着又是井下中央车场的挂钩工，因有严重的眼疾，而出现严重工伤，肋骨被矿车挤断了五根，再也无法下井了，乔家英又调整到矿井调度室值班。后来五十多岁了，中央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了，才照顾安排到工区当了个财务股的会计，负责矿区职工探亲假和各类票证、出差等费用的报销工作。杭州国立美专毕业的矿山画家乔家英以自己在煤矿的一生经历，说明了读书的无用。其实对乔家英来说，准确的说不是读书的无用，而是读书未用。用不用一个人，如何用一个人，那是组织的事情。
　　当年乔家英响应党的号召，为了支援煤矿建设，除了厅长开口向地区要电影技术员，乔家英也自愿从红岩电影公司调到新组建的樟龙矿务局，但乔家英以后并没用受到重视或重用。他们总能从老乔的历史中挑出一些毛病，老乔的历史无非就是从解放前的国立美专业毕业，无非就是有一张不应该向组织说明的在国立美专业填的表。一个人如何出生不好，真是没有办法，在那个年代，一但被怀疑有历史问题，一个家庭或个人就会失去很多的机会。
　　乔家英即然是专业美术学校出来的，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矿区里所有毛泽东画像都是叫乔家英去画的，这可以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大到在广场几十平米的巨幅画像，小到挂在办公室的小画，甚至拿在手上的欢迎牌上的毛泽东像。但乔家英只是一个搞艺术的干部，之后竟连自己的工作岗位都搞不定。在文革中他也身不由己地参与了两派之间的各种纷争，比如协助革命派们出大字报，画漫画等。漫画在当年很容易被理解成丑化的艺术，乔家英分别受命要画八二九派支持的郭忠海以及红革会派支持的薛红军矿长的漫画，即丑化了两边，也得罪了两派。因此画漫画也是很得罪人的事。可你不画，造反派不高兴，同样也过不去。因此，到了建设兵团的和革委会的后期，乔家英在煤矿的境遇并没有多大的改善。
　　乔家英诚实的性格影响了他的下一代，他的孩子中，两个大孩子更象他的性格，都是安分守纪的主；小的两个更象母亲的性格。老三乔子坤的性格象母亲，性格比较刚烈，敢于抗争。也正是她这种刚烈敢拼、吃苦耐劳的性格深深影响了乔子坤。乔子坤参加煤矿工作后，也敢于在各个级别的领导面前发表自己的观点。
　　乔子坤在矿上的家属队干了一年。先是在煤台与家属工一起干装煤，在家属队干一个月只有十多元钱。后来是检煤和打石头，为修路的公路工程队提供碎石。高中一年级结束后，已经是校主要业务领导的毛老师来找乔子坤家长谈复学的事，父母终于同意乔子坤再去上高中，但高一己经结束了。
　　王福昌书记是樟林林矿的党的核心组的三人成员之一，相当于现在企业党委内的职务就是矿党委书记。王福昌书记两个儿子，大儿子传智也是枫林矿中毕业的，后来参加了井下掘工作。王福昌的大儿子当年招工在枫岭矿干掘进工。当时在枫林矿务局当第一任矿务局局长的是林仪衡，也同样将独子林天送到了建设兵团建设的新井苏邦矿当了掘进工。在当时，枫林矿区在矿山各矿中如培训开车、培训电工、培训车工的机会是很多的，但他们这些煤矿领导还是考虑将孩子送到井下干采掘工作，其中王勇智在当矿工的无聊日子里，与一伙社会上不务正业的人打得火热，后来发展到一起团伙抢劫，被枫林市公安局抓捕。因为是大型企业党委书记的儿子，公安部门也正考虑要如何变通照顾一下，但王福昌书记还是同意并且是亲自将送儿子去了劳改农场劳教，这其中的失意与无奈只有他自己清楚。后来王福昌书记调到东南省煤炭工业学校当了校的党总支书记，几年后来又调到枫林矿务局当党委书记，乔子坤也正是这一时期进入枫林矿务局政治处，王福昌成为乔子坤的直接分管领导。有一回王福昌书记在与乔子坤探讨煤矿子弟的教育、工作和人生时，他也对自己连年在多个单位之间调动、对家庭与及子女照顾不周的事情感到惭愧。他说，以涨工资为例，他在三个单位之间调动，结果在三个单位王福昌都没有机会晋级，因为你不能一到一个单位，工作还没有开展就先占了一个涨工资的名额。他说，在煤矿企业搞政工、当党务领导，已经看淡了，吃亏习惯了。
　　现在回想起来，一个是枫林矿务局的党委书记，一个是枫林矿务局的第一任局长，但是，他们并没以自己的职务和权力来为子女安排好和工种，他们的子女也和许多普通的职工子女一样，从事着普通的工作。应该说，不是他们办不到、办不了、办不成，而是他们坚强的党性使然，这也为当年矿区的采掘职工队伍的安定、稳定和良好的矿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这个决定其实也影响了他们子女们的一生的命运。当时的几个枫林的处级干部，不少已经去世，甚至他们的矿山出身的矿二代子女们，绝大多数也已经退休在家。他们并没有获得比别人更好的生活，倒是以后接替他们的其它后来的企业领导，在煤矿企业中获得了高工资、高奖金和高待遇等众多实惠，他们的子女们也从中得到了比其它矿山子弟多的多的利益和实惠。
　　在那个年代，东南省缺少煤，要求煤矿尽可能多的生产煤炭。因此，煤矿都是经常开展高产竞赛。如一年之初，搞个开门红竞赛；年中搞人红五月劳动竞赛，到了三季度，又是大战三季度，向国庆献礼劳动竞赛，这三个竞赛的套路基本上是固定的。年年的劳动竞赛虽然也增加了一点职工的收入，但关键是打破了正常的生产规律性、计划性，使采掘生产失调，好采的煤先拿出来采掉了，这对矿井尤其对安全生产极其不利。有的工人为了加班搞高产，甚至不上井，连续搞两个班；有的工作面因为支护不到位，发生了冒顶事故。人员受伤甚至死亡的事都常常发生。到了革委会时期，安全生产是比较差的时期。因为不少技术人员和有经验的矿领导都在文化大革命中靠边站了，都普遍下放去劳动了，留下的工区一级的领导人恰好都是造反上台的工人干部。
　　建设兵团之后的情形也没有好多少。因为其实军人除了少数工程类的专业技术人员之外，大部分军人并不熟悉煤矿，建设兵团的军人领导下井时还有带着穿军装的警卫员和五四式手枪的，一师四团的田团长就经常这么干。但军人对机械设备、对汽车是极其内行的。一师四团有一个汽车营，营长是一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汽车连长，他自己车开得好，而且加强对司机的管理和驾驶技术的培训，减少车辆的使用成本，这使用矿井的司机水平素质都得到很大的提高。但矿井的原煤生产和安全管理上，基本还是矿井的原班人马在管理。
　　客观地讲，在枫林煤矿和东南省煤矿的历史中，建设兵团时期的安全管理相对是比较薄弱的，安全的效果是比较差的。但这一时期的煤炭产量规模提高了一倍还多。全东南省的煤炭产量从200多万吨上提高到400多万吨。这公正地讲，不能说井下一搞高产就一定会死人，但高产活动中放松安全管理的事一定会有，这也成为煤矿事故的触发点。比如，明明是采面压力很大，已经需要加强支护了，而生产管理人员，比如队长、区长却不同意，因为让工人停工支护，这需要人手去取材料、运输材料，到了工作面又要停工，进行支护，而打眼放炮工作是与其它工作难于平行进行的，因此产量就会直接受影响，而这又是矿领导们不愿意的。还有的是因为采煤工作面的煤层比较厚，有的用一般的支护措施支撑和保证不了安全，需要用木垛或密集支护一类的特殊支护来保证安全。但这类支护往往投入的人力更多、费用更高，工区考虑经验效益也往往不愿意这么做。原本设计好的能保证安全的措施也往往得不到贯彻。还有的工人，比如班长、队长，甚至是区长，想通过高产来证明自己的组织能力和才干，想抓机会出人一头，想通过高产创业绩，提个干等等。而一般采掘工人都比较老实，在井下主要是听班队长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