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枫林中学

　　枫林煤矿有一个矿山子弟学校，叫枫林中学，矿山子弟通常称矿中。矿中的故事很丰富、很实在,也很奇特，几乎所有枫林矿区的子弟都经历了枫林煤矿中学的学习和锻炼。
　　枫林煤矿是1958年建矿，工人队伍主要构成是招募了参加江厦线铁路建设的民工大队民工中的基本骨干人员，管理骨干主要是转业军官及退役的铁道兵、还有从北方转来支援东南省煤炭工业建设的一些著名大煤矿的技术人员和工人。这批建设者们当年来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单身的年轻人，他们在矿山结婚成家，有的将家庭从北方煤矿搬迁到南方矿山。1968年到1970年代的文革时期，他们的这些在矿山出生孩子基本在都到了要上小学的年龄，但矿山子弟们没有地方上小学。当时枫林煤矿的革命委员会正组建成立之中，矿区还是分成红革会的一派和八二九另的一派，但在对孩子的教育上，两派干部职工都是空前一致的，枫林煤矿领导就在五号井工区办了一所小学。考虑这个工区与周边的几个工区的公路和山路的距离基本对等和孩子们所花费的走路时间要大致相同，于是就选择在五号井工区建校。四号井和大瑶工区的孩子们就每天早上吃过早饭都要各走四十多分钟的山路，从山岭上下到山脚下的五号井中心小学来读书，其它更远一点的学生则需要在小学校寄宿。学校的领导主要是矿上派出的工宣队成员，教员则抽调了少数有学历的人员和女性工程技术人员，还有一些就是在乡下曾经当过乡村老师的矿工知青重新选调到学校担任教员，学校日常的教学业务管理主要由两名师专业毕业的张老师和毛老师负责。
　　学生们在五号井读书的第一年，只有三个年级、共六个教学班，教舍还够用，等第二年学生又增加了三个班，成为有十个教学班的完小，第三年增设了初中部；学校的校舍已经严重不足了，此时负责学校领导的是工宣队。工宣队的头是学校的校党支部书记，一个叫杜寿海的人，曾在文革两派争斗中受伤，后来八二九这一派占了上风，八二九一派占据了枫林矿务局的主导地位。
　　杜寿海长得很象列宁，他本是矿上机械厂的一个技术很好的车工，人很能干，也很聪明，动手能力很强，点子也多。学校学生们上体育课用的铅球，他都能用车床车出来，学校用的铁饼和铅球就是他亲自回机厂自己上车床加工出来的。当年提拔干部，主要强调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没有学历和文化并不是重要的问题，但也还是要讲政治、讲群众公认，并且还要有点才干的才行。当时他从一名车工当上学校的工宣队长兼书记，这是矿区中层干部了，也算因文革保郭忠海书记有功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的儿子和女儿后来都安排在好单位，一个在东南省煤炭机械厂，一个在安砂水电厂，两家都是很好的省属企业。他的儿子也不用下井，虽然儿子学习并不好。
　　杜寿海对学生的文化基础课的教学根本就没有任何经验，也不是很重视，但他对组织学生上劳动实践课很热心。因为没有现成的桌子椅子，他就经常组织师生们上山砍树，运到学校广场上凉干，架起轮踞，踞成各种板材和木料，请了一批木工来学校做桌椅，甚至校舍不够，大家也是自己动手建。
　　校舍的土地是当地生产队无偿支持的，因为当地农民的孩子也在这所学校读书。建校舍第一步是在梯田地上挖出平地，在平地上用白灰划线放样，再依线挖出地基，再将学生检来的石头用水泥和砂子混合倒进地基筑成墙基，之后就向农民借来打墙的木围装置，并组织高年级学生和老师负责打土墙，只要将土夯实，一层层加上，就形成了土墙。
　　在挖填教室墙基的时候，得到了一批转业军人的帮助。他们这批转业军人全都从北京的京西矿务局调回东南省，共计六百多人，其中有一百人分在五号井工区。负责人中有一个叫姚天福的，曾是一名连长，长相与《英雄儿女》中的团长极为相似，他英俊热情，力大无穷，经常带些分配在矿井的兵团战士和转业军人来参加义务劳动，帮助学校施工建校舍，他们仍然是军人的风范。
　　在矿中，因为小学初中学生多，三个班一百多名初中生中和小学生中的男生负责扛木料和打墙，近二百多个小学生负责去河边捡小石头和挑沙挑瓦，几排校舍很快建好了。可能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最有意思和吸引力最大的事情，是学生劳动队在出发前，参加劳动的学生每人都可以去学生食堂领一份中午的干粮。那是两个很大很结实的红糖馒头或花卷。每个星期，参加劳动的学生还能加餐一次，吃上一碗红烧肉炒面条。
　　在那个饥饿的年代，那是多么诱人的事呵。当时伐的木头的地点是在学校对面叫五家山的山岭上，距学校有5公里左右，要先爬一道陡峭的山岭，也称摩天岭，爬坡时，后面的人是顶着前面人的后脚跟前进的，这个险峻的石梯就有近一公里长，然后再走几公里长的、伐木工人运输用的扳车道，才能来到这个叫五家山的地方。
　　五家山这个古老的村子并没有住着五户人家，只有一个老人家单独住在这个荒山野岭中，他是猎人，单独一人住在这里。乔子坤发现老人打来的山猄，竟然沉放在水中。问过老人，老人说这水冷，山猄肉可以保持多日不变质，有空才带下山去。五家山其实是一个风景极其优美的地方，也是一座典型的南方原始森林，五家山的山谷中，有高入云端的杉木、有两人才能合拢的白楠、小叶楠和珍贵金丝楠，还有大量的柯木。杉木和楠木可做面扳用，楠木和柯木也可用做骨料。还有数十米高的柿子树。乔子坤和阿峰两人曾用书包装矿用道钉在书上订钉的办法爬上这个柿子树艰难的摘柿子。
　　连续几个月，五家山的山林中都人声鼎沸，人来人往，最后从溜子道滑下山，因为木头多，竟然将小河都堵塞了。学生们再从河水中捞出木头，运下山的木头有就有几十卡车，在学校的广场上木头堆成了小山。
　　学校专门请了一批木工为学生们打造课桌椅，第二年开学的时候，各年级大部分的班级都用上了课桌椅。这样，这批矿山子弟一边读书、一边劳动，几年很快过去了。因为矿山没有足够的师资，这第一批毕业的初中生一部分去了龙岩特钢厂，一部分去永安化纤厂，还有一部分在矿上招工，有的去了建设兵团建在双溪公社溪口村的兵团农场和各个矿井当工人。
　　只有极少数学生到枫林县新桥镇的县三中继续念高中。但没有人想到的是，在这批去县三中读书的矿山子弟中，有一个本来在枫林中学班上成绩并不特别突出，性格安静，而且有点不显山来露水的学生，他是下放干部的子弟，后来又下了乡，当了知青。他不仅推荐并考上了大学，而且当了东南省福东市的主要领导，再后来还成为煤炭部的部领导之一。这名学生姓何，名字是何为峰。在他48岁的时候，曾从北京的煤炭部，陪着部长再次到过枫林煤矿。
　　枫林矿中后来决定自办高中，以解决矿山子弟的高中读书问题。一九七四年，枫林煤矿高中建在麦园的矿部。师资也就是由原初中部的老师直接上高中的课。首届高中的学生要负责修筑一个操场，首先要将操场上的十多块重达十数吨的巨石敲掉。学生们积极性高涨，十多个男生只用八镑锤和钢维打眼，轮流作业，足足用了两个多月才将巨石陆续打碎敲掉。工程即将完成时，被企业送进大学深造的工农兵学员也都毕业回到了矿井，基本上都安排在学校当高中老师，其中黄维青是政治老师，张英洁是英语老师。张英洁原来的政教专业与黄维青的英语两人对换了专业，俩人在几年之后都从枫林煤矿调回了厦门。
　　黄维青后来担任江厦市的市委组织部长，通过他又有大量的江厦知青回到江厦。而张洁回到江厦后被安排到江厦市区驻港办事处，不久当了主任。在当年的著名的红楼案中，黄维青成为红楼案中唯一没有涉案的江厦市官员。
　　他后来升任江厦常务副市长、市政协一直工作到退休，这是后话。也正是因为黄维青主张开门办学，在读高中二年级的樟林矿和枫林矿的学生们才有机会到东南化纤厂学习了一个多月。当时学生们是自带被铺等。那时枫林矿政治部的党委秘书肖德善、矿中的俞副校长以及校司务长陈佐机、黄京安等人都已经调到东南化纤厂工作了，他们接待这批来自枫林矿的高中师生十分热情。
　　枫林矿的矿山子弟，虽然在生活环境经历和接受教育相似，但因各人家庭文化、兄弟姐妹人数构成、不同年龄以及父母文化、甚至籍贯等多种原因的不同，表现上差异不大，但在矿山子弟各自以后人生的发展还是体现了这种不同的影响。
　　贾乔两家子弟的情况就很有说服力。乔子坤的潜力和天資主要不是在如何赚钱和经营上，他的能力和强项比较有个性，是在写作和绘画上面，但是在乔子坤年轻时却暂时还没有机会被发现和开发，尤其是没有适合他的平台。但是当年他的两任语文老师都还是早早就发现了他在写作中的特点，比较欣赏他的作文写作能力的。当年教他的几个政治老师和语文老师的水平却很高，一个政治老师成了省部级干部，一个语文老师成了大学的教授，一个初中语文老师在退体后也成为一个地区级的老年人书法协会的主席。但这些当年的矿中学生们虽然总体素质并不差，但没有进行过有效的针对性的考前训练，基本高考不第，名落孙山。这就严重地影响和限制了这些矿山的人生命运，他们几乎没有办法从高考这条路子走出矿山。乔子坤的命运也与大多数矿山子弟基本一样，而只能选择在煤矿工作，继续以煤为业，以矿为家，下井挣钱，养活自己。
　　一个人的能力以及工作态度和思想观念的形成，要经历多方面的积累以及人生艰苦生活的磨砺的。乔子坤后来的工作能力，还是得益于在矿中小学阶段的美术课和初高中语文课的学习。李金年老师在煤矿中学教了几年书，其中乔子坤这一班的学生都是他教过的。他主要教语文，主要是教小学。李老师长得十分斯文，人瘦，配戴着高度近视的金边眼镜，他的语音听出中讲闽南话，但口音不重，应该是晋江人。李金年并不是师专业出身，他是学采矿专业的，毕业于淮南煤校，这在六七十年代是标准的知识分子，他多才多艺，尤其他的书法很好，看他的板书，那刚劲有力和结体优美的字型真是一种精神享受。他曾经是乔子坤父亲的同事，美术虽然不是他的专业，但他也是很在行，画得很好。他们一起参与搞阶级斗争展览馆，他对整体的设计和内容以及各个专业的分工，都能提出内行的见解及建议。他在生产建设兵团时也才三十出头，十分儒雅年轻，他到学校当老师之前，曾经在农场工作过几年。李金年老师会抽烟，看他疲惫的时候，就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久久地吸着烟，偶尔也喝酒，有一回在周未几个年轻老师聚会喝酒前安装一盏电灯，他还因此摔伤了手腕。实际上他还具有很强的识人的本领，也很注重对学生个性的培养开发。
　　虽然乔子坤的父亲是解放前的国立美专的毕业生，水平自然不低，但乔子坤的素描和水粉画，主要是在小学和初中时也是向李金年老师学习的。乔子坤在五号井小学读五年级的时候，五号井工区矿里发生了事故，遇难者是一名就京厦市的陈性的知青矿工。平时乔子坤在回到四号井家里的路上，也就要经过个五号井知青生活区，也都能看见一个陈性的知青经常在单杠和双杠上锻炼，他很健壮，尤其是那一副臂膀，发达的肌肉让人过目不忘。但就是这样一个好后生，却因巷道冒顶，照样不幸牺牲在井下。他是后来在厦门市担任常务副市长的黄维青的同班工友，这是后话。枫林矿区那时已经先由“三支两军”的部队接管，不久在部队的帮助下成立了矿革委会。革委会政治处要李金年老师帮助为这名遇难的厦门知青画一张大幅黑白肖像画，用于开追悼大会之用，李金年老师设说什么就又一口答应了下来。李老师是用九宫格的办法先画出轮廓，因为矿上要的急，李老师中午也没有休息，就连续工作。到中午，李老师实在是疲劳了，让学生叫来在读五年级的乔子坤，到办公室来，继续在画纸上将人物画出来。因为在照片上和画纸上都打好了九宫格，完全按比例和照片黑白的层次来画，乔子坤觉得弄这个还是可以胜任的，于是立即动手，很快就将肖像画出来了。乔子坤经常看各类画报，也研究和观察过关于素描的画法，他觉得完全按照片画不够传神，所以决定加上一些线条，如衣服等处，有一点虚实对比的效果。等李老师中午小睡一觉醒来，望着办公室里这张五号井工区下井工亡知青矿工的画像已经很传神地出现在面前，知青的神态十分的自信、肃穆。李金年老师只是静静地说，他的耳朵的位置还要稍稍再提高一些，但他对乔子坤的绘画能力有点刮目相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