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饥饿印象

　　“晚上有电影，要放电影了！”矿山的孩子们象过年一样，都早早地搬了凳子占着将要放电影广场的前排和电影放映机前面的位置。农村中除了外出读书的人，不少当地农民有的甚至是有生以来是第一次看这个被称之为电影的艺术。他们对电影能声画兼有，并如此逼真感到不理解。乔子坤也在其中。乔家英总是耐心地为矿工进行电影和科普，告诉他们电影胶片在马达的带动下，一秒能走24格，再快或再慢都不符合，特别有意思的是1961年广西厂的电影《刘三姐》在全国公演后，枫林矿区也在第一时间从龙岩地区直接调来了这部电影片，有的年轻矿工还一场不拉地连续跟着电影放映队走几十里山路到各个工区反复观看电影《刘三姐》，演员黄婉秋的美丽自然清新的形象成了枫林煤矿那个年代无数年轻矿工心中的偶象。看电影在那个年代是矿工们业余生活的最好的形式了，甚至有人觉得黄婉秋的名字真好听，特意将女儿名字也改成婉秋。乔子坤的一个女同学就改名叫婉秋，不过她姓陆，但姓是不能改的，她的父亲就是矿区工会的主席，他是一个东南省南部一个县的分管县长，建铁路时曾带着十万名的民工大队的大队长，开会时都经常与王震将军一起。按东南省委的要求，各县参加江厦铁路线建设的分管县领导必须留在煤矿，以加强矿区的工作，所以陆县长也就留在了煤矿，同时留下的还有几名副县长。
　　乔子坤才出生一个多月，与家人一起随着父亲乔家英来到了这个省内刚刚开始建设的一个大型煤矿，它叫枫林矿务局，它是从之前的樟枫矿务局分开的一个独立矿区。乔家的人在枫林矿区的矿部下车的时候，后面跟了三个分别一岁到十岁的孩子，这是个有三个男孩的一个大家庭。
　　东南省的煤矿主要由五个矿区组成，其中最早的矿区有三个分别是枫林矿区、樟林矿区和松林矿区，另外有两是在七十年代的建设兵团时期上马建设的，分别是红山矿区和天岩矿区，最早的矿井是樟林矿区。枫林矿区也称枫林矿务局，有五个矿井组成，再下属还有五个工区，枫林工区是其中最大的工区。但每个矿井下面都设有多个工区，其中最早建矿的是枫林煤矿的枫林工区，也是枫林矿区的主力采煤工区。之所以称为枫林工区，主要还是因为这山梁上的枫林树实在是太多太美了，它们是一种覆盖式的，在整个山脉、河流的两边，枫林的黄红相间的主色调占据着统治地位，而其它绿色的各类树木甚至河流反而成了点缀性的零碎的色块和律动的条带，红色就是一种充满热情、喧嚣和奋斗精神风格的景致。
　　在1958年建矿的时候，这个枫林工区就曾经是枫林煤矿的矿部所在地，第二个是二号井工区，第三个是三号井工区。三号井是最先封闭的一个井，主要原因是因为这里的地质条件差，都是石灰岩，有很多的溶洞，也积存了很多清况不明的溶洞水。当年在打三号井的时候，就曾牺牲了一个班的工程兵，后来又因为透水再次发生了牺牲一个班工人的矿难，因此东南省煤炭工业局决定关闭三号井，什么时候技术上可行，什么时候再决定开采，可这一关就是四十多年过去了。第四个工区是四号井，也叫松林工区，因为这个工区的松树林最有名。第五个工区叫五号井工区，也叫学村工区，因为矿区的小学、中学都建在这个工区中，同时这个工区还与一个美丽的小村相彼邻。从这里沿小溪步行约三公里，就能遇到一条大河，这条河的上游，就是枫林市的当年的双洋公社，现在称双洋镇。
　　当东南省委决定开发这片处女地时，枫林煤矿确定为第一批开发的东南省煤矿工程。东南省委省政府当年要求“大干快上”，这其实也是当年全国流行的普遍提法和标准要求。于是，各路人马在国务院煤炭部和燃化工业局的具体协调下，迅速向这片神奇的土地集中，省内各路民工组成的建设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进矿区，安徽淮南矿、山东枣庄矿的年富力强的技术工人、采掘班队骨干和各类各专业的技术员纷纷远道南下，煤炭院校的大中专毕业生，也顺应创业号角的感召,奔赴东南省中部的枫林矿区而来。整个矿区红旗招展，临时搭建的各种营寨错落有致。大家都难以忘怀，在枫林煤矿大礼堂召开了足有3000多人参加的誓师大会。
　　当时创刊不久的东南日报记者徒步走进枫林煤矿时，看着沿途有几千个工人农民修筑沿线公路的场面，到了矿山后，他又特意下井观察了工人们用手工打出的第一条巷道，他兴奋地挑灯夜战，写下了《枫林山红人更红》的通讯，在当年十月的东南日报一版发表，从此枫林煤矿开始从东南省走向全国，并受到煤炭部的特别关注和支持。
　　从各地招募来的数千民工和矿工们在樟林市区火车站下车后，这个在江厦线上的无名小火车站一时人满为患。由于参加矿山建设的队伍有部队的工程兵、矿区的工人、铁路的民工和南下支援东南省煤炭建设的北方大矿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以及家属都向这里会聚，在很短的时间内，车站以及附近的村庄，就已经达到了上万人。
　　矿区没有地方住，工人们就到乡下借宿。大部分人是自己动手搭竹棚加盖雨毛毡，吃的是竹笋加竹筒饭，用的是竹筷子，装衣服的箱子也是竹篾编成的，连锄头把都是竹子做的。好在这批矿工队伍中，绝大部分是参加江厦铁路建设的各县成建制的铁路民工和退役军人。而郭忠海在樟林煤矿创建的初期就担任了矿井的书记，对郭忠海而言，那是韩兴带兵、多多愈善！他不分昼夜地工作，虽然人瘦下一圈，但精神上还斗志昂扬！不少参加江厦线铁路建设的县民工大队的负责人都认识郭忠海。他原在铁道兵二师的师部当过参谋，现任枫林矿的第一任书记。
　　郭忠海他本身也是东南省的南部人，早年外出读书，在学校加入了党组织，他参加了南下接管东南省各地的解放军长江支队，后又参加过铁道兵，参加过抗美援朝前线，经历过战争的考验。在铁道兵部队，他经常跟着师长下基层，在江厦铁路线的各施工部队和单位检查工作，对各县的民工大队的情况和大中队的管理干部都比较熟悉，因此大家都认可他。
　　现在大家又重新汇聚在一起为建设发展东南省的煤炭事业又走到了一起，大家都十分兴奋。而当年按东南省委的要求，不少负责民工大队带队的几个县民工大队的分管县长和副县长的干部组织关系要求留下，也直接就转到了各个基建煤矿。在枫林煤矿，这些郭忠海当年的铁路建设骨干很快就被郭忠海呈报东南省燃化局，分别任命为他们为枫林煤矿的副矿长或各个工区的的区长。因为这些工人和民工对井巷的施工技术十分在行，而且对煤矿的艰苦生活也已经完全适应，甚至习以为常。虽然这些矿工也都是住茅草房和油毡板皮房子，但因为矿上允许他们带家属到矿上，一家人能在一起生活，他们已经很知足了。
　　最初几年，因为东南省的台海沿线军情紧张，发生了金门炮战，又有印度的战争威胁，最终又发生了中印边界战争，因此东南省各煤矿的粮食供应都十分紧张。为解决吃饭问题，枫林煤矿的工人步行二十多公里到双洋镇，大窑工区的工人徒步几十公里到赤水乡，用肩挑手提将采购的粮食搬运到矿井，调粮运粮的工人队伍也是当年矿区最热闹的风景线。
　　当年矿区的粮食和蔬菜都短缺，煤矿工人和家属们除了在井下要出满工、干满点之外，还自觉以班为单位，在升井下班后自己到山边挖地种菜种粮，主要是种地瓜和玉米，并且在收成后统一交到矿井食堂充公，职工自己还得用菜票买菜吃，得到的就是一张红纸的表扬和肯定，但淳朴的矿工们却无怨无悔。
　　枫林矿的子弟们要读初中了，他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从四号井去五号井念书。五号井在大瑶工区和四号井工区中间的一个工区。考虑两个工区矿工子弟的行走距离，初中就设在五号井工区。乔家英一家也同样无法解决子女们如何吃饱饭的问题。
　　在建矿开始的最初几年，就开始了最为困难的六十年代，六十年代的前三年也堪称煤矿的饥饿年代。矿井为了给怀孕的和生了孩子的矿区妇女增加一点营养，将给矿工们配发一点黄豆再均出来发给矿区的妇女儿童。因为定量不够吃，不少人就食用平时用来喂猪用的地瓜丝。一般学生的定量到了初中了，每个月也才有十七斤的定量，职工与家属全部的布匹都要按票证供应。多子女的家庭每个月一开工资必须先去街上把高价粮买好，在六十年代初和七十年代初粮食是严禁买卖的，在街道上一发现，就会有公社组织的民兵来抓，还要进行查处。高价粮其实也就是农民的口粮，农民拿出一点口粮到集市上去卖，也纯粹是换点买油盐的钱。一般生产队也就一年才分几十元钱，麦林镇以及新都镇一带的高价粮的价格奇高，最高时期达到一斤大米要卖到两元到两元五角一斤。不少工人因为吃不饱饭已经没有什么体力，身体差的，已经得了水肿，甚至无法下井干活了。虽然他们一个月有五十五斤的定量供应，但他们往往拖家带口，有妻子儿女。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计划生育，也没有什么文化生活，下班之后，到了晚上就是和老婆睡觉，这怎么不会多生呢。几个孩子加上自己的一份，采掘工五十五斤定量要养活全家，其实就是一百斤定量粮也不够一个多子女家庭的粮食需求。
　　已经有工人开始陆续辞职了。为了让孩子们能维持基本的营养，矿工们都主动想些办法，还有爱喝酒的工人甚至从矿区的小医疗所中取来医用酒精，自己兑过水当白酒渴。
　　其实饥饿和定量粮不够吃的情况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中期。有一回，乔子坤拿着父亲一个月工资的一半，共二十五元钱到新桥公社去买米，以补贴家中一个月的定量。但找了很多农民，都不见卖米的。后来经人指点，乔子坤从新都公社街道又向前约出了距街区约一公里的地方，才找到路边蹲着的一个农民，在农民的带领下，又走过一个小山岭，才到这个农民的家里，买到十来斤大米，还不让过称。那时一个井下采掘三级工的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收入也就四十多元。一个家属工干满一个月也就是十多元钱，只有正式工人的三分之一左右，一般家庭都要拿出总收入的一半多用于购买高价粮食。矿里还不准工人或家属开荒种菜，因为土地基本上都由矿上的家属队在使用，种的蔬菜还要低价优先卖给食堂。如果在食堂买四两米饭，那其中三两是米饭，但要搭上一个用地瓜丝磨粉蒸的地瓜饼。这种食物，现在的说法地瓜饼是杂粮，有益于健康。但在当年，你几乎天天吃这个碗中能照着自己脸的稀粥，其中还要加入一些青菜叶子，没几小时就感到饥肠辘辘。
　　在那个饥饿的年代，乔仲坤和乔子坤两兄弟其实已经在煤矿这种特殊的生活环境中锻炼出了过人的胆略和不畏艰难的品质特点。乔子坤与乔仲坤两兄弟为了裹腹，他俩一到秋天，就常常会到深山老林中去找一些树上结的果子，这是一种在秋天能结出果实的树木，叫毛栗树。有一次，找到一棵有数十米高的大树，结果树技比较细，考虑到人在树上的重量，乔子坤决定自己爬这棵树。乔子坤是粗中有细的性格，他带着柴刀和钉子，用一个书包装着，在无攀登的地方就将钉子钉上，继续向上攀登。山沟里起风的时候，树是在摇曳的。树身因为粗大，树身本身动不大，但到了几十米的树杆上，特别是人伏在树上，动静就大了，一摇起来，基本上就是半米一米的在几十米的高空左右移动，稍有不甚，可能就会发生意外。但乔子坤在想，自己如果退下去，那么乔仲坤就得上来，这同样有危险，不如自己硬扛着。乔子坤从书包中取出绳子，将自己绑在树枝上，拿出柴刀开始奋力地将自己附近的大树的几枝枝桠都一一用刀慢慢砍下。沉重的树枝落下的时候，树身因为失去了平衡，重新拖拽起来，但在下面负责拾果实的乔仲坤则兴高采烈，因为这几枝树干砍下来之后，单果实就拾满了两个书包。
　　很多年之后，乔子坤在遇到危险和困难的时侯，他也常常会回忆起这个少年时代的特殊困难时候的镜头。因为孩子饥饿，管不住自己，父母只得想出一个办法，就是要老大代管每个孩子的饭菜票，只能是限量定量，否则别的孩子去食堂吃饭，自己只能饿着，当时都使用饭菜票。兵团各个连队都建有自己的食堂，使用自己的饭菜票，各连队又不能通用。饥饿在那个年代是每一个矿山子弟都无法回避的日常问题，只有煤矿工人能够用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