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第1393-1403天
1960年4月18日星期一阴暴风（1393天）
上午讨论中篇的修改提纲。我的精神很不振作，竟说起胡话来了。
午后接到电报，要金家镇的全体人员于20前回双庙子进行整风。
佟一全叫我给大队党支部写信。之后，我匆匆到幼儿园去，把荣淑媛的一本书还给她了。
晚上，大队长王同志来到我们的住处，讲了一些道别的话：“这一春也就是太忙了，没来得及跟大家在一起谈一些情况，有缺点。大家要看成是个人的，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弄了几本小册子，一人拿了1.5毛钱，给炊事员买了毛巾。炊事员贪黑给我们准备明天路上吃的干粮。
1960年4月19日星期二阴（1394天）
清晨三点就起来打行李。食堂给我们炒了土豆。公社给我们赶了两辆大车来。大家都担心这些行李恐怕装不下，结果还是装下去了。丁文成冷冷的，用相声的语调说：“凡事都得研究才会明白。”
坐在大车上，经过第13小队队部，社员都挥手向我们告别。
返浆的车道凸凹太多，大车时常就误住了，我经常跳下车来走着。到了昌图城，去饭馆吃了四个饽饽。老马一个人留在车站，咬了两个凉饼子、一口咸菜。
列车误了点儿，晚上七点才到双庙子。先到的人到车站来领我们。到了双庙子大队，滕书记从黑影里寻找人的面孔，认出来以后，发出爽朗笑声。
二十家子的同学也回来了。滕书记看见李超就说：“屋子里，范百顺正在安排住处。”
范说：“你们创作组把地方都占了，别人还睡不睡？你们来应当早来，这里的住处早已分出去了。”
马云秀说：“就是在地上蹲着，也得找个屋子啊！
滕书记在外面跟创作组的几个人交谈着，“深入不下去了，一个月没拿出作品来，与心不忍哪！”我说。滕书记说：“有这种感情就是可贵的。”
王珍璞怂恿我说：“你把你的问题说一下！”
我问：“什么问题？”
“愿写小的不愿写大的。”
我说：“以后时间多着呢。”又对滕书记说，“这次整顿正是时候，有不少问题需要明确。”
他问：“你们看实践的时间长一点好呢，还是短一点好。”
“还是长一点时间呗！”
“可以满足你们！”
1960年4月20日星期三晴（1395天）
昨晚睡在双庙子公社的一所幼儿园里。早晨集合的时候，马云秀对昨晚吃粮过多的人提出批评。我应当检讨，因为我昨天吃了二斤一两粮食。
午饭后出发到幸福大队去，翻过几个小丘。过河时，有人给女生找了根拄棍。
泥土散发着水气，在空气里散开来，地旁边有金光闪耀的河水，白云朵朵从山后升起，远山呈赭红色。在一些低矮的地带，水渗出地面，充满生气的绿草冒出地面。我们的队伍唱着歌前进。
我们住在幸福大队三小队食堂。炕漏了，我和丁文成合泥给抹上了。
晚饭后，是洗衣服的时间。“我们的中篇不搞吧，这是苏守业的意见。”王珍璞说。两天来，他的脸上布满阴云，皱着眉头，大口大口地吸烟。昨晚陆钦说：“咱的中篇得搞出来。”老王说：“算了吧！”后来一想，觉得不对，就叫我们搞夜战。夜战之前，他到外面把从昌图买来的饽饽吃了。
组织上让我和另外四个人负责创作组的文娱工作。我到大队部去找歌片，归来的时候，到九小队的花窖里看了看。里面育了些茄苗、黄瓜、西红柿苗。冬天畦的是蒜苗、小白菜、韭菜……收入两千多元。目前炕上畦的是地瓜，屋子里有几道火墙，一个妇女在烧炕。
归来的时候，看见食堂的孙大爷在外面打楂子。我拿起一个破木耙子跟他一起打起来。
“你得烧炕吗？”老人问我。我看他枣红色的脸膛上布满了蛛网一样的皱纹，脖子的老筋突出。我说我不为烧炕。他就跟我唠起了大井。“你没看见吧？底口有八米多，我活了56年也没见哪！我家三口人，没有儿子，将期也是幸福院的客。你看这小丘上没有树是不是？现在都栽上树了，用不上十年，就长这粗（他比划了一下），双庙子树的电线杆就是从这里拉出去的，那是小鼻子倒国那年种的。种果树不行，风太大。哪有时间种园子啊？今晚要下雨。把打好的楂子搂到垛跟底下，南风就淋不着。”
一个妇女扛了50斤苞米过来，他急忙跑去接下。
食堂里还有个五保户田大爷，专门在这里看食堂的。
晚上开座谈会，谈整风前的感想。我检查了三点：个人名利问题；对党组织抓“四化”题材有点不痛快；创作上有迷信思想。大家发言不踊跃，苏守业把大家批评了。
1960年4月21日星期四晴（1396天）
上午学习文件：《共产党宣言》、《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陈伯达在文中说：作为共产党员的最起码条件是：承认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当创作组宣布：组内写的作品一律以集体名义发表的时候，我暗自想：这不符合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这就是承认党的最低纲领，而不接受党的最高纲领。所谓承认党的最低纲领，也只是为资产阶级个人名利找一个合法的名堂罢了。
晚饭后，我们正在扫院子，各班的同学都扛着凳子来了。人们集中在三队的食堂里，点了五盏罩灯，炕上地下坐满了人。
自然，坐在凳子上看杂志的人还是在看，但在学校开会时那种静默的气氛已经没有了。创作组在上午就已经准备好拉别班的歌子。我们自编了《支援农村四化》的歌词，配在旧谱上，唱了一段，全会场的人都听我们的。会场上静不下来了。
“13班，来一个！”
创作组这边的人喊了起来。四年级的韩维宙也喊了起来。13班的于芳穿着风衣，脖子上套了一条绳索式的围巾，从人缝里向班内的同学小声说话。
“创作组有没有歌啦？”他呼喊着。
会场更加活跃了。11班的于光达披着棉衣，里面露出咖啡色的列宁服，眼望着天棚试嗓子。12班学的新歌不少。动作斯文的朴显阳指挥。苏玉贤急得待不住了，站起来，两只手飞快的打拍子，大家唱起了《五更调》。15班的同学唱的是《红石闹翻身》。
条凳放在食堂的一头。滕书记要大家静下来。看到大家这高昂的情绪，他也不由得红光满面。
“我们现在开会了！”跟往常一样，他慢声拉语地说道，“下面，请张书记做报告！”
张寅安书记有一张白净净的脸，粗眉、阔唇，穿了一件便服棉袄，外表有一点庄稼人的质朴。他的报告分三部分。一目前形势；二自觉革命；三如何自觉革命。
接着张书记的报告，群众表示态度。有的人从炕上站起来，因为屋子太矮，要哈腰讲话。虽然两面的窗户都打开来，气氛还是很热，人们开始解衣扣，敞怀听讲。
“我家是高级知识分子。我一直以为自己很清高。党以国际主义精神来培养我。我深深感到自己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很对不起党。我对自己抱着欣赏的态度，怎么能谈到改造问题呢？”深津纯子子站起来，态度自然，声音平静，文静地笑着。
政治上有问题的，甘居中游的，孤芳自赏的……纷纷站起来表示态度。有的是受了时代号角的鼓励，有的是填充内心的空虚……也还是有睡觉的。
“如果你对会议没有兴趣，就请回睡觉吧！”滕书记写了个纸条递给他。
这是一次自觉的、彻底的、改造世界观的革命，其规模比“双反”要大。
在上午，团支部总结了两方面的情况：有人背的是“挨整”的包袱，有人背的是“没事”的包袱。
我写了一张纸条，犹豫了半天才递上去。难道我没有问题吗？
1960年4月22日星期三晴（1397天）
利用一天时间学文件。材料是《纪念白求恩》、《反对自由主义》。我把《共产党宣言》读完了。自由结合谈体会。晚上开了小组会，每个人确定了“革命对象。”
“我的革命对象是个人主义。”顾继周说。他说话不紧不慢的，标准的北京话，清晰的节奏，“写相声歪曲了党的政策，印出去让大家批判。我害了怕，以后就不敢涉及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
王珍璞对我说：“我的性格像我父亲，见什么不对就说。我家是富裕中农，过去我父亲的大买卖雇过200人，解放前就破产了。母亲经常对我说：‘你能跟上你父亲三分之一也行啊！’到了这儿，犯了错误，我就不大活跃了。”他说他过去对待错误是用堵窟窿的办法克服，结果是过了生活关，放弃创作的主动。
王喜盛拉拉杂杂地谈了一个钟头，似乎在表扬自己在各个阶段的进步。由正达厚古薄今：“入党问题再也不能解决了，我的入学动机不明确啊！”
我呢，根据《纪念白求恩》中的词句，在自己身上找几个例子，零零散散地也不成体系。
晚饭后，扫院子、挑水。周甫光到处借灯。值日是四个人一班，碗由我们来刷。周甫光弄来灯油来。两人一起挑水。他对我说，他的父母是火克金，命不对，老打架……啊，青蛙叫！他笑嘻嘻地对我说，鸭舌帽扣在前额，棉袄里不穿衬衣。我说：“听见蛙叫我就想起老家了。”
周甫光挑水走了，我又打了一柳罐斗水放在井台上，向田野望了一眼，四周沉入苍茫的暮色里，天空中有一块黑蓝的云，山峦依然是褐色的，渐渐暗了下来，只有山里的晚烟是亮的。柳树的枝条散发开来，长在人家的房后，一簇一簇的。春天的晚晾使出汗的身子舒爽起来。周甫光回来了，我对他说：“咱俩一人一担吧！”
他不高兴了，说：“你看你怎么这样呢？”
勇敢地暴露吧，刻不容缓哪！
晚上开座谈会的时候，听张峰德用亢奋的语调讲话：“……到那时候，就分不清什么是农民的感情，什么是我们的感情。农民的小褂我可以穿，大粪我也可以挑……还有没有时间？”他急忙问小组长，组长眼神鼓励他讲。“我讲讲一首诗的写作过程：一天晚上，我睡得很晚，到半夜两点，忽然听到拉风匣的声音，很没劲；我就爬起来，一看，原来是风吹窗户响。于是我赋诗一首：
睁开眼，
听见风箱响，
——哐当哐当。
“啊，炊事员已经做饭了，
可这风匣为啥拉得这样没力量？”
“他们每天五更爬半夜地忙，
有一点辛苦，他们觉得很正常。”
——我这样想。
我应当帮忙，
起来吧！昨晚半夜才睡，
着实乏得慌；
不起来吧，炊事员不是更加奔忙？
炊事员能做的事我不能做，
叫着啥改造思想？
想到这，我穿好衣服，
翻身下炕，
扑向厨房，
推开门，咦？推不开
锁头还锁在门上。
走出门，一切都明白了，
原来是风雨敲打门窗，
哐当！
哐当！
回到炕上，心里如潮水船的激荡，
这就是诗句，
用不着穷思苦想。
我立即操起笔，
写下立即就读出的诗句数行。
风雨中，后窗还是照样响，
哐当！
哐当！
（连构思带写出计10分钟）
1960年4月23日星期六晴风（1398天）
运动正在向纵深发展。组织指出：要就对待三面红旗、对党的教育方针和世界观、人生观几方面全面检查自己的问题。共青团员要站在运动的最前列。
我的思想有斗争。我清楚地感到自己没跟上运动的发展。午后住处走（今天在学校教室里学习），我的思想斗争得像火烧起来似的，可又是那样漂游，没有着落。我初步断定，自己的思想是有问题的。
上午到供销社买了几本小册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革命老人俆特立》。看了几个文件：《红专问题是世界观问题》、《文艺工作者的世界观问题》，对自己的启发很大。
午后，15班团支部召开积极分子大会，我去了。14班已经开始了现身说法了。我们的班级正在互相交谈。遇见了陈本凯，问他：“班里的情况怎样啊？”
他笑嘻嘻地说：“我正在考虑自己的思想问题，别人的我还没考虑。”
我说：“革别人的命跟革自己的命同等重要啊！”
晚上写了大字报。往回走时，我跟由正达唠扯。他语调圆滑地说：“你看，我是不是个中游的人？”“我对组织呢，是不离不即的态度，敬而远之；现在是好了，对你也好，对老梁老王也好，都没有意见了。”
我问：“对组织到底有没有反感呢？”
他说：“过去有。王大中在双反的时候说我：由正达也是复杂的。你能看到，双反以后，咱俩的变化是不一样的。当时他对我和我对他是不一样的。”大概他以为我得到组织的特殊优待。“由县里提到专署，专署有个干部在我到省里开会的时候，对我说：‘小由！到省里请示一下，我们要成立艺术科。’我同意了，他想当艺术科长，后来知道他是反革命分子，我也受了批判。当时年轻，什么人生观不人生观的，我不懂。”
风很大，头发被吹得乱蓬蓬的，沾着泥沙。风沙一股一股地，不断往人身上猛扑。
1960年4月24日星期日阴（1399天）
高潮已经掀起来了。二班站在革命的最前列。在小学的后院，墙上挂满漫画和大家报。柴加林、米志国、许坤荣解说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讲他们骄傲自大，讲他们的隐循思想，高潮就这样掀起来了。
回到小学的教室里，苏守业站在前面问大家：“我们大家有没有决心革命？”
“有！”
“谁上台讲吧！”
几个人同时跑到台上去，拥护着。最后，主席让艾荫范讲。
“我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这是我父亲给我起的，是要我继承他的反动事业。小时候他对我说：“你不是个乱世奸雄，就是个治世的能臣！”
1960年4月25日星期一晴（1400天）
我拿出四张漫画。党员带头检查。晚上开会继续交心。
1960年4月26日星期二晴（1401天）
继续交心。
1960年4月27日星期三晴（1402天）
晚上，张书记作《大破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动员报告。
1960年4月28日星期四晴（1403天）
大破修正主义！
现身说法的人争着上台，大字报、漫画琳琅满目。午后，小学校园内又沸腾起来，上去讲厚古薄今的，拜倒在落翁脚下的，“哀民生之多艰”的，以李白的傲骨为荣的，同情小猫小狗的，心灵里的毒药悉数被晒在阳光之下。
十四班演出了活报剧《臭味相投》：
甲：你说！创作不得有天才吗？咱班同学，你看哪个有色吧？刘宝怎么样？他就是个空壳呗,王有盛那个小样儿，还想当赵要理式的作家，就他？
乙：我看哪，中国人就是不如外国人行。
丙：不！中国人的李白就是傲骨啊！
王大中上台交心。他的眉梢扭成个疙疸，目光 急速向四周扫视，讲话故意压低了声音。“文学应当为人民服务，这不假……可双百政策是下圈套，只能是一花独放！”
几天来，给我最大的感受是党的伟大、党的慈爱，党对青年一代的关怀，党改造人、解放全人类的魄力。
大前天，孙正新还在忧郁中。滕书记在他面前坐下来，说：“得动起来呀！”
他说：“这几天在斗争，可以说挺激烈。”他像是挺诚恳。但现身说法那天，他对我说:“我下午交心，你们回来听听。”
“就在这儿讲不好吗？”
“我没准备好。”他说。有些反感的低下了头。
岳广和在给别人作画。我找他谈话，促了一下。他说：“老梁和于东波也没交出什么来呀！”
我说：“这是群众运动啊，哪能一点毛病没有呢？”
那天，很自然地形成了现身说法的固定点。宋庆余听了尹君的现身说法后，马上跑到台上去讲了他全部的修正主义观点：“我在中师毕业实习的时候，教案背了几次，到课堂上讲的仍然没条理，我以为这是思想问题，这次没有准备，却讲得有条不紊，因为我讲的是真心话。”
到午后两点，人们还在台前拥拥挤挤，但时间不多了。王慧正当要发言的时候，苏守业诉他：“时间到了！”他懊悔地流了眼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