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艾礼士（上）

　　像冰面上滑行的一枚鹅卵石，不时喷着一股股黑烟的红潮号货轮驶离了波特兰港口。
　　肃立船尾，望着渐行渐远的大陆，艾礼士感觉自己像一根铁钉，正被另一块巨大的磁铁所吸引。他忽然想起《以赛亚书》中的话，“我可以差遣谁呢？谁愿为我们去呢？”艾礼士不禁潸然泪下，喃喃自语道，“主啊，我愿意。”
　　
　　艾礼士的父亲约瑟是个农夫。约瑟对所有的事情都像温吞水，他喜欢在波特兰港口散步或闲坐，眺望着灯塔和白帆，倾听着浪花拍岸，任海风吹拂着年轻的面庞，什么也不想。这时的波特兰还没有成为闻名遐迩的玫瑰之城，人口不过一两千人，更像一个小镇。一日约瑟去朋友家做客，见桌上有一本《圣经》。他忽然听到耳畔有声音对他说，“拿起来，读。”他便鬼使神差地捧起来，随意翻至其中一页，看见经文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句话使约瑟这杯温吞水沸腾，他借走《圣经》，在农闲之余细细阅读。在24岁结婚前夕，约瑟如愿成了一名基督教新教牧师。
　　艾礼士两岁时，约瑟在老房子旁新造了大房子。一家人在壁炉旁做游戏或讲故事，是艾礼士童年最快乐的时光。壁炉顶上静静卧着一只巴掌大的铜质小狗，金黄色的毛发，长长的耳朵，下巴趴在两只前爪之间，艾礼士叫它沉默的多多。母亲玛利亚忙家务时，艾礼士会踮着脚尖将小狗从壁炉上小心翼翼地拿下来，“嘿，多多，抓住那只青蛙。”“把球捡回来多多，快。”艾礼士跪在地板上，握着小狗在家具之间来回穿梭。
　　除了料理家务，玛利亚日常总帮着约瑟整理布道文稿。玛利亚出身牧师家庭，举止大方。她的微笑会让人在一秒钟内对她产生好感。玛利亚所有的快乐来自于丈夫和孩子们对自己的爱，虽然生儿育女，她却有着修女般的精神生活。空闲时她爱凭窗独坐，默默地眺望远方。约瑟掩饰不住对妻子的喜爱，常在人前引用《圣经》说，“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一次约瑟指着《出埃及记》中的“凡头生的，都归我。”这节经文给玛利亚看。二十年后，玛利亚对即将启程前往中国的艾礼士说，“当时你父亲和我，因为这句经文就跪下来，乞求上帝丰丰满满地赐予，好叫我们的儿子在神眼里是合用的器皿。现在看来，神拣选了你。”
　　玛利亚是慈母也是严母。如果她说，“我的小牛仔，开饭了。”艾礼士就必须洗手才能坐在餐桌旁。他常听母亲说的一句话就是“控制自己”。母亲盯着他的眼睛说，“控制自己，欲望是魔鬼。”她说魔鬼这个词时，眼神由慈爱瞬间变为警惕，仿佛真的从儿子的瞳仁中发现了什么。
　　艾礼士六岁起就做家务赚取零花钱。擦地板可得两美分，擦父亲的皮鞋可得一美分。零花钱不可以随便买糖果，而要攒在储蓄罐里。
　　约瑟睡前总到艾礼士的房间，父子俩跪在床前一同祷告。艾礼士终生记得父亲在祷告后对他说的那句话，“神不撒谎，”父亲强调说，“神是信实的。神不会领你走错路，凡领你走错路的，都是魔鬼。”
　　逢礼拜日，约瑟早早赶去两个街区外的教堂。穿戴整齐的艾礼士和妹妹随后跟着母亲踩着钟声走进那幢木结构的建筑。在长条凳上枯坐的五十分钟里，艾礼士虽听不懂父亲讲些什么，但他喜欢。约瑟的朋友们常在下午来做客，冬天时他们围着壁炉谈天说地。艾礼士八岁那年听到父亲说，“中国不是无主之地，我们应该派人到中国去，那里有几万万只羊却没有牧人。”这是艾礼士第一次听到中国这个词。“我要去中国！”艾礼士插话道，父亲和朋友们一怔，随即大笑起来。
　　艾礼士十五岁时在一家诊所做学徒。或许因为青春期，或许因为陌生的环境，艾礼士忙碌而乏味，疲倦而无处着力。他不再睡前祷告，原本置于床头的《圣经》被压在书柜的最下层。这状况持续了一年之久，在一个月圆之夜，艾礼士失眠了。他辗转反侧，穿衣而起再和衣而卧，折腾了一个通宵。早餐时，艾礼士黑着眼圈郑重宣布，“我要到中国去。”父母亲和妹妹吃惊地盯着他，足足有半分钟，妹妹开口道，“我也要去。”父亲笑起来，随即止住笑声问道，“你知道吗儿子？”艾礼士抢话道，“是的，我知道。”他顿了一下说，“事实上我不知道，关于中国我一无所知，但是我清楚该结束了，也该开始了。神呼召了我，我要到中国去。”约瑟离开餐桌，走到窗边沉思片刻，回身问道，“俄勒冈州还有印第安人的保留地，你先到那里小试身手怎么样？”“我不感兴趣。”艾礼士摇摇头。“你打算怎样前往中国呢？”约瑟问。艾礼士答道，“我不知道，真的，我想或许照十二使徒的做法，不带多余的衣服和鞋子，徒步前往。”约瑟和玛利亚对视了一下，说道，“我的儿子，我和你母亲并不反对你到中国去，但应该在你二十岁之后。你现在需要，嗯，怎么说呢，你首先得成为一名牧师，你还得丰富和强壮你自己。”
　　艾礼士似乎也觉得马上启程前往那个遥远而神秘的国度并不现实，“好吧，我二十岁之后去，那么现在我该做什么呢？”
　　艾礼士着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汉语。通过父亲的引荐，艾礼士结识了浸礼会两位在中国旅行过的传教士。他们送给艾礼士几本中文书籍，那些竖排的繁稠的方块字简直要使艾礼士休克，更要命的是那些方块字的发音，两位牧师常因声调的升降而争论得面红耳赤。
　　“我要到中国去，”艾礼士说道，“中国人是怎样的呢？”
　　“中国人使用巫术和草药来救治病人。”两位牧师对艾礼士说，“如果巫术不灵验，那么，令人作呕的满满一罐子的草药熬煮的汤汁就是最后的寄托。他们随意在草药汤中添加莫名其妙的成分，比如昆虫的尸体或妇女缠脚用的布料。”
　　“他们喜欢什么，惧怕什么？”
　　“中国人是无神论者和泛神论者的奇妙结合。他们跪拜强者，崇拜权力和金钱。但他们也敬拜掌管厨房和食物的神灵，叫灶王爷，以及掌管土地的土地爷，管天气的龙王爷，还有分配财富的财神爷，最高级别的神灵是老天爷，掌管天界事务。凡带爷字的是中国的本土神灵，中国人用一个爷字来区别本土神灵和外来神祗。他们使用爷这个血缘色彩浓厚的字眼表示他们和神灵的亲密，但实际上他们和爷之间是行贿与受贿的关系，他们假模假样地拜神，所求无非是赃物。”
　　“他们鄙视外国人，哪怕我们的技术更先进。他们蔑称外国人为夷、蛮、胡、番，总之不离禽兽，是低于他们的族类。因为我们不行跪拜之礼，他们甚至认为我们的腿是没有关节的，不会打弯。但见识了最新的技术后，他们会对外来事物充满敬佩和恐惧。他们管脚踏车叫洋车，管机制铁钉叫洋钉，管纸烟叫洋烟，管来复枪叫洋枪。总之，自负和自卑是他们的左脸和右脸。”
　　他们三个笑起来。
　　“四万万人民生活在黑暗里，没有神，没有希望。我们为你祷告，也为中国祷告。”
　　“谢谢，我一定要到中国去。”艾礼士说道。
　　做学徒的时光持续了足足三年，艾礼士掌握了基本的临床知识和简单的外科手术技能。
　　“这远远不够，我要上神学院。一个传教士怎么能没读过神学院呢？”
　　1907年秋天，艾礼士入读华盛顿州的北方神学院。一年后，艾礼士向母亲写信说，“经过再三考虑，我认定做一名传教士是我的职责。我渴望上帝的恩惠，我坚定了要去非基督教国家传播福音的信心。一想到去国离乡，远渡重洋，我就心生愧疚。母亲，我亏欠您。”
　　1909年11月，艾礼士通过了神学院的学业考试，他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艾礼士正在交往一位出身良好的姑娘，可他的心思全在中国身上。
　　明年就是1910年，他将年满二十岁，应该启程前往中国了。艾礼士向浸礼会提出书面申请，他写道：我请求成为你们差派的牧师，我要到中国传播福音。我没有足够的金钱，但上帝赐给了我足够的信心和勇气。
　　在艾礼士的请求得到答复之前，他交往的那位姑娘的父母倒是先给了他一个明确的答案，“如果你要到中国去，婚事作罢。”
　　“好吧，”艾礼士对母亲说，“又如何呢？母亲，你知道我有多么渴望到中国去吗？我一想到每年约有一千万中国人在不认识神的情况下毫无盼望的堕入死亡，我是多么得痛心。他们对于神、救赎和盼望，毫无接触。这不是我们的责任吗？怎么可以置之不理呢？”
　　“我的儿子，你知道你将面临什么吗？没有人帮你，没有——”
　　“是的母亲，”艾礼士道，“举目无亲，孤立无援，等等。我一无所有，神包罗万象。除了神以外，我别无可靠。”
　　母子二人的谈话止步于母亲的忧心忡忡和儿子的坚定意志之间的鸿沟。
　　浸礼会的公函到了，信中写道：您的信心征服了我们所有人，经过投票，本会差派您为传教士。目前本会只能为您提供旅费，尚无法安排其他费用。
　　信末附了浸礼会先期派往上海的传教士格雷牧师的联络地址。
　　“足够了。”艾礼士对自己说。
　　艾礼士着手制定计划，包括乘坐的客轮以及出发的时间。他甚至悄悄搭乘一条船头雕刻着海洋女神忒提丝雕像的帆船做了一次近岸旅行。那天，海风轻拂，海天一色，港口内大小船舶鱼贯往来。帆船驶离码头时，雪白的风帆鼓鼓的，海面涌动着层层细浪。
　　“就是这样。”艾礼士低声说道。
　　
　　1910年来到了。
　　艾礼士手头只有五十美元，包括父亲赞助的十美元，可前往中国的一张船票就要四十美元。他找到一艘将要驶往上海的叫做红潮号的货轮，向船长说他要到中国去传福音。
　　“四十美元，”浑身散发着酒精和油脂混合味道的船长冷冷地答道，“我和我的二十名水手都不信上帝，我们只相信大海，你为什么不向我们传福音而要跑去中国呢？”
　　“三十美元。”艾礼士道，“我想这是上帝的安排。”
　　“三十五美元成交。”船长道，“见鬼，没准儿上帝更爱中国人。”
　　1910年5月10日早餐前，不时喷发着一股股黑烟的红潮号像冰面上滑行的一颗鹅卵石般驶离波特兰码头。艾礼士的行李只有一件磨毛了四个角的皮箱，皮箱里换洗的衣物被母亲叠得整整齐齐，另有一本《圣经》和妹妹送的一个日记本。
　　艾礼士拒绝了所有人的送行。肃立船尾，望着渐行渐远的大陆，他感觉自己像一根铁钉，正在被另一块巨大的磁铁所吸引。他想起《以赛亚书》中的话，“我可以差遣谁呢？谁愿为我们去呢？”艾礼士不禁潸然泪下，喃喃自语道，“主啊，我愿意。”
　　艾礼士在二十一天的旅行中事无巨细地记录了海上的风浪以及他跟船员们的交往。
　　1910年5月30日下午，红潮号货轮驶入吴淞口码头。二十名年龄不等、性格各异的水手，当然，还有总叼着粗大的雪茄、时不时从嘴角呲出一股口水的船长，全都受洗归入了耶稣基督名下。
　　艾礼士上岸后辗转摸到了位于租界的格雷牧师的诊所。
　　“你若晚来一天，只能去崇明岛找我。”格雷牧师对艾礼士说道。
　　“感谢主。”艾礼士端详着眼前这位来自华盛顿州、有着一头桀骜不驯的黑发和硕大鼻头的中年人，“这里只有您和您夫人两位吗？”
　　“不，宁波的传教站还有两位和您一样内心火热的传教士。”
　　“我还有十美元，我是不是应该先租房住下来呢？”
　　“留着你的十美元派别的用场吧，”格雷牧师说，“教会提供免费的住房和基本的生活用品。你可以暂住我的阁楼，你要做的只是保持清洁。”
　　安顿完毕已是华灯初上，艾礼士邀请格雷牧师共进晚餐。
　　“我饿得可以吃下一个餐厅的牛排，”艾礼士说，“你难以想象船上的伙食多么糟糕。”
　　“何必想象呢？我亲身经历过。另外，你要学习的第一件事就是入乡随俗，你要吃中餐说上海话，用中国人的方式待人接物。”
　　“这正是我急于了解的。”
　　艾礼士买了小笼包，和格雷牧师挤在阁楼的老虎窗前俯视着街巷，边吃边聊。格雷夫人在楼下客厅里整理杂物。巷子里两三个孩子吹着五光十色的肥皂泡，不远处他们的母亲招着手，用一口奶酪般的方言呼唤着孩子的乳名。苏州河的潮气混着脂粉气飘荡在暖风中，路灯光和里巷深处小贩的叫卖声一样缥缈。
　　“我对中国人的了解仅限于道听途说，”艾礼士道，“您能提供实用的建议吗？”
　　“很遗憾，”格雷牧师咽下口中的食物，“你的第一顿中餐竟然没用上筷子。”
　　艾礼士看看手里的小笼包，“我喜欢手拿食物的感觉。”
　　“其实，我们所说的中国人是汉人。”格雷牧师望向窗外，“汉族是中国的多数民族，现在的皇帝是满族人，激进的汉人鼓动民众推翻满族人的统治。三十年前南方曾爆发过一场宗教性质的革命，席卷全国，甚至在南京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叫做太平天国。这场革命最后被镇压下去了。”
　　“中国经常爆发革命吗？”
　　“不，不。中国人其实很容易治理，他们个个奉行明哲保身的处世原则。如果不是遭受暴政，他们心甘情愿接受任何人的统治。此事与我何干？我只不过是个生意人或者我就是个种田的，诸如此类的说辞是他们逃避现实的口头语。”
　　“您最初怎样与他们打交道呢？”
　　“中国人爱面子，赢得他们友谊的捷径就是恳求他们的帮助，再三地恳求，并辅之以礼物。他们认为这是对他们能力和地位的尊重，日后他们会拿来做炫耀的谈资。”
　　“这是人性的通病，恐怕不唯中国人独有。”
　　“中国百姓平素是活泼的自然的，可是一旦有官员出现，马上就变得呆若木鸡。我不知道到底是政府长期的残酷统治驯化了百姓，还是百姓擅长愚弄官员。”
　　“这是一个有趣的经验。”
　　“我曾尝试蓄发留辫子，你知道，我们白人不适合留辫子，因为我们三角尺般的大鼻子在溜光的脑袋上像长长的尖喙，再拖一条辫子，活脱脱非洲丛林的雉鸡。”
　　“太好了，了却了我一块心病。”艾礼士道，“我第一眼看见您身上的长袍时，确实把您当成了中国人。”
　　“眼睛和鼻子出卖了我。”
　　两人笑起来。
　　“本来计划明天和夫人去崇明岛，我建议你随我去，干脆在崇明岛住上一个月，这样夫人可以留下来照料诊所，你也不必呆在闷热的阁楼里发霉。你尽可以实地察看风土人情，诸多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乐意之至。”艾礼士兴奋地说道。
　　翌日，艾礼士、格雷牧师及一个佣人带着两大木箱用于发放给民众的《圣经》、福音单页和部分药品，出发前往崇明岛。上岸后，三人先到城隍庙，格雷牧师一面用上海话同民众打招呼，一面分发单页。临近中午，三人步行至一处尼姑庵。这天可能逢节日，尼姑庵里挤满了了老老少少几十口人。格雷牧师趁机向众人发放《圣经》和单页，一面询问众人有什么疾病，他可以免费诊治。有趣的是，人们拿到单页后第一个动作竟是闻一闻，两面都闻。艾礼士也好奇地闻了一下，除了油墨味儿，也没闻出什么。人群里一个年轻人说，“这洋鬼子讲话倒和咱们一样。”格雷牧师答道，“阿拉讲得不道地，侬勿笑话。”众人笑起来。庵里一个老尼姑好奇，也向格雷牧师要了一本《圣经》，捧在手里仔细翻看。
　　晚上，三人投宿在一户佘姓村民家里。佘姓村民尚未受洗，但不排斥传教士，愿意免费提供食宿。格雷牧师每次来总按天数给付他一定的费用，佘姓村民往往再三推让后才收取小部分。
　　“不会怪我吧我的朋友？”晚饭后，二人在院中纳凉，格雷牧师摇着蒲扇问道。
　　“我十五岁就定下决心做传教士，但来中国之前，我并不知道该怎样做。”艾礼士答道，“可是今天，我找到了答案。”
　　“感谢主，让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吧。”
　　杨柳轻拂，远处的芦苇林似一抹黛山，豆花的清香随风浮动。二十天来的劳累烟消云散，艾礼士望着满天繁星，仿佛看见了无限的前程。
　　
　　艾礼士从这时起直到1919年偕妻女第一次回国，大约每周寄出一封信，同家人及浸礼会保持联系。
　　“亲爱的母亲，您难以想象，时值盛夏，我暂住的阁楼仿佛蒸汽浴室，蚊虫肆虐，捕捉不尽，无法入睡，无法思考。请不要担心，最坏不过如此。我更愿意呆在格雷牧师的诊所里。您知道吗？在医院呼求神的比教堂里的多。格雷牧师是浸礼会先期派到中国的传教士，他和夫人已经在上海呆了七年。格雷牧师学识渊博，凡事有主见，喜欢用数学的方式思考问题，但他也有幽默的一面。格雷夫人有一头迷人的暗色头发，她的衣着颜色仿佛为了配合头发，明显偏暗，唯一的饰品是袖口处缀着的一串玛瑙珠子。格雷牧师帮我制定了概略的一年计划，一是聘请一位汉语教师，学习上海话和官话。二是在位于租界内的诊所做助理。
　　我的中文教师赞扬我的口语和读写能力进步神速，我已经爱上了这有着四个声调的语言。艾礼士这三个汉字是我的中文名字，您喜欢吗？我现在可以用毛笔来写它了。我的中文教师比我大十多岁，他教我说和写。他有一个缠足的妻子、三个孩子和十多英亩的水田。他脑后耷拉着一条长及腰间的辫子，说话和气，细长的眼睛，嘴唇红润，未蓄胡子，面色也不像大多数中国人那样发黄。他和我们一样刷牙，绝大多数中国人缺乏清洁牙齿的习惯和工具，并且他们喜欢以大蒜及大葱佐餐，和他们近距离交谈时那种气味简直令人窒息。
　　我在练习穿着中国人的服装。他们的裤腰肥大，还在小腿处绑扎带子。真奇怪，难道他们用裤子装粮食吗？他们的外套是一件长袍，袖子之宽仿佛裙摆。这不是体力劳动者的装束，工人和农夫不着长袍。”
　　“亲爱的母亲，格雷牧师带我游览了上海俱乐部，这是黄浦滩上最华丽的建筑。它高六层，楼顶是巴洛克式的风亭，是英国人在上海的乐园。我想，纽约的高楼大厦也不过如此。我们还去了城隍庙，上帝啊，这里的风味食品简直数不胜数。在摩肩接踵的人群里，时常可以听到法语和德语。”
　　“格雷牧师正在帮我制定一份前往内地的计划，内地是中国的内陆省份。到中国来的外国人主要有三种，一是传教士，二是商人，三是外交官，能够深入内地与民众接触的只有传教士。我初步选择河南省府开封市，河南在中国的中部，中国人说得中原者得天下。英国传教士走得更远，他们的足迹到达了边境省份，包括新疆和西藏。加拿大传教士甚至在四川省的成都市建立了一所医科大学。美国长老会的传教士在毗邻河南的山东省内也开创了了不起的事业，但我想中原仍有可为之处。
　　我计划效仿格雷牧师的法子，先建立诊所再筹建教堂。我已致函浸礼会请求派遣助手和解决筹建诊所的款子。”
　　“冬天来了，该死的阁楼由酷热变为酷寒。我晚上只能坐在被窝里阅读，并且要不停的呵手。其他还好，不缺少什么。这半年里我随格雷牧师陆续走遍了上海周边的乡村，发放了大约三千本《圣经》和福音单页。我们发放的《圣经》是简化本，是由位于苏州河北岸的美华书馆提供的，只包括《旧约》中的《创世纪》和《出埃及记》两章，以及《新约》中的四部福音书和《使徒行传》。绝大多数民众不抵制我们，但他们对西药的热情远超信仰，这坚定了我先办医院再建教堂的想法。
　　浸礼会的公函今天到了，亲爱的母亲，一个好消息。浸礼会慎重研究了我的提议，正在征募派往中国的牧师。”
　　“亲爱的母亲，我在上海度过了第一个中国历新年。我在新年聚会上认识了一位脊梁笔挺的女孩，名字和您一样，也叫玛利亚。她和她姐姐容貌相似，颧骨处都泛着浅浅的潮红。她们的父母是爱尔兰长老会的传教士，典型的一丝不苟的贝尔法斯特人，很不幸，前年因为霍乱死在了上海，玛利亚姐妹留下来为教会工作。爱尔兰长老会陆续向中国派出了近五十名传教士，其中近一半是女性，真了不起。当格雷牧师向我介绍她们时，我从玛利亚的瞳仁里看见了您。”
　　“妹妹的来信收到了，我想，这一定是您和父亲的建议，我已回信。我和玛利亚开始约会了，她很传统，不苟言笑，但我看得出她喜欢我。祝福我们吧，母亲！”
　　“浸礼会派来一位从华盛顿州征募到的牧师，昨天到了上海。公函这样介绍他：思维敏捷，虔诚可靠。感谢主，他带来一张一百五十美元的汇票。他是一位内心火热的传教士，我给他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张若望。如果用中国话读得快些，听起来像小狗的叫声，不过他喜欢这名字。他比我大十岁，身量比我略高，宽宽的肩膀，高高的额头上几道浅浅的皱纹。”
　　“我在新居旁的茶馆里给您写这封信，亲爱的母亲。茶馆里灯光昏暗，排列着许多方桌，三三两两下班的工人和城市游民散坐着饮茶或抽烟。一位茶客接过我们发放的福音单页后说，你让我亲眼看到耶稣，我就信。这可怜的人，和多疑的多马一样。我从格雷牧师的阁楼里搬了出来，和我的助手新租了一间有两个卧室的民居。我们只能在租界里居住，否则会被领事馆课以高达五百美元的罚款，我们可没有这么大一笔款子。”
　　“感谢主，亲爱的母亲，玛利亚答应了我的求婚！我想赶在赴河南之前完婚，可惜您和父亲还有妹妹无法参加婚礼，真让人伤心。”
　　“革命爆发了！中国爆发了一场旨在推翻帝制的革命。革命的领导者叫孙逸仙，他曾游历欧洲和北美，在汉人中声望极高，侨民资助他大笔款项用来推翻满人。也有人称他为孙皇帝，但孙逸仙致力于建立共和制度。他是基督徒，感谢主，这次革命至少不会像十年前的暴动那样屠杀传教士。在1900年的义和团暴动中，暴民仇视一切与文明有关的事物。他们拆毁电报线路，扒掉铁路，焚烧教堂和学校，屠杀外国人，被杀害的传教士及家属超过了二百四十人，被杀害的教民超过了两万人。您能想象吗？这两万多人是中国人，是他们自己的同胞。”
　　“亲爱的母亲，圣诞快乐！玛利亚和我在山东路的小教堂举行了婚礼，礼服是租来的。当我们交换戒指亲吻对方时，玛利亚和我都流下了眼泪。格雷牧师为我们证婚，见证婚礼的还有玛利亚的姐姐、张牧师和我的中文教师。没有花童，没有伴郎和伴娘，但我们满怀感恩。”
　　“我给您写这封信时，中国已不再叫做清，而是中华民国。孙文——就是我向您提及的孙逸仙——就任新政府的总统。我们在中国历新年之后出发前往河南。河南省的面积比俄勒冈州小一些，人口却近乎俄勒冈州的百倍。除了西部和山西省交界处连绵起伏的群山外，大部分地区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格雷牧师帮我们请到了一位叫张李的河南人，一个壮硕忠厚的中年汉子，他长着一双异于常人的粗糙的大手，方正的黄面孔上几乎没有任何喜怒哀乐的表情。格雷牧师送给我们整整一木箱的外科手术器材。‘它们会派上用场的，’他笑着说，‘别让小孩子们偷走当玩具。’启程前，格雷牧师神情严肃地告诉我，河南省全境没有美国领事馆，如遇麻烦，只能到临近的山东省济南美领馆寻求帮助。我不认为会遭遇什么大不了的麻烦。我们计划先赴南京——南京是中华民国的首都——大概逗留两三天，结识一下南京的教友，而后北上。”
　　1912年早春，艾礼士一行四人走水路前往南京。他们携带了四大箱子药品、医疗器械以及《圣经》和单页，四人的杂物包括玛利亚坚持携带的炼乳和一副名为《炽热的六月》的油画放置在另一个木箱子里。
　　“渔夫坐在捞网前等待着收获，农夫在灌渠纵横的稻田里劳作，悬挂白帆的小船顺流而下。我们乘坐的小火轮首尾微微翘起，船长约五十英尺，宽近十英尺，船舱隔开了四个小房间，最靠前一间是餐室。夜色降临，水声欸乃。河道没有航标，船长手提一盏汽灯站在船头，用方言吆喝着什么，不时有船与我们擦肩而过。月亮在林间徐徐前行，偶尔传来寒鸦的一声鸣叫。船默默地地溯流而上，像从独眼巨人手下逃走的奥德修斯。第一晚我们停泊江阴，第二日傍晚抵达南京。亲爱的母亲，南京是一个温柔的城市，水道纵横，气候与波特兰相差无几。我们在秦淮河畔的一间茶馆里饮茶时，恰逢一个演员在表演。他的道具是一把折扇和一块用来拍击桌子的木头，张李告诉我这木头叫醒木。演员非常卖力，不时用手帕擦汗，观众也很陶醉，可惜我一句也听不懂。一位留着长辫子的老者絮絮叨叨向旁人讲着什么，不一会儿从怀里摸出一张照片放在桌上，起身恭恭敬敬给照片作揖。张李悄悄告诉我，照片上的清瘦男子是满清末代皇帝溥仪。”
　　“亲爱的母亲，我们在河南省的郑州火车站遭遇了一次敲诈，好在有惊无险。我们一行四人抵达郑州时已是晚间八点钟。我们在车站附近一家小饭馆用餐时，进来一个留着披肩长发的青年男子，他扫视一周，盯了玛利亚片刻，转身出去了。我用眼神暗示张李，张李不动声色。食物上桌后，那男子伙同另外两人进来，坐在我们旁边，指着我们说，这是爷的地盘，你们要交过路费，每人一个大洋。我拿眼去看张李，张李并不看这三个人，而是望着门口平静地说，某某某是我的磕头弟兄，你们管他去要。三人犹豫片刻说，不认识某某某。张李依旧望着门口说，要钱没有，喝酒可以。三人对视一下说，交个朋友也好。张李遂叫饭馆老板给他们上了一坛子白酒、一只鸡和一盘切片的煮牛肉。用过餐后我们急忙出去，从头到尾张李没有看这三个人，只在临走时冲他们抱拳拱了拱手。我很钦佩张李，他从不提问，他总是解决问题，我有时戏称他为钥匙。‘你没什么要问的吗我的朋友？’我对张李说，‘你一定有好奇的东西。’‘当然有，’他答道，‘你比我高出一头，我想问问，你比我多看见了些啥？’我们俩大笑起来。”
　　临近中午，艾礼士他们的两辆牛车从西城门进入开封城。艾礼士认识十米多高的城门上凸起的两个三英尺见方的大字：大梁。穿过长长的城门洞时，艾礼士猜测城墙足足有半英里厚。城市的道路是土路，没有下水道，没有路灯，没有汽车，人力车和畜力车随处可见。留着长辫子的男人们高声谈话，孩子们追逐打闹。鸡和狗窜来窜去，猪在污泥里打滚，一只公鸡旁若无人地打鸣。风拂过商铺门头上的各色招牌，一股股燃煤的呛人气味和油炸食物的香气随风飘荡。一切迹象使得省府看上去更像一个集镇，丝毫看不出城市管理者的智慧和热情。
　　“抵达开封的当晚，我们投宿在一家没有名字的小旅馆。房间阴暗，炭棒般的椽子上挂满了蜘蛛网。房间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条长凳，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张李端来一盆木炭，不一会儿屋内便满是烟火气。夜深人静时，各类昆虫在床下床上窸窸窣窣地爬来爬去。进入梦乡之前，不远处的钟鼓楼传来悠扬的钟声，就像灰烬中燃起的一点明火。早餐后，张李引我们到鼓楼街的一间茶馆，他打听到茶馆的付姓老板打算卖掉房产回乡下。我们坐下后，茶客们用各种复杂的眼神打量着我们，悄声议论。他们的动作和语速迟缓，像一群懒洋洋的巨蜥，偶尔响亮地将一口绿色浓痰吐在地上，并用脚抹成一片。茶博士来回走动为客人续茶，老板在柜台后面噼里啪啦打着算盘。茶馆门前一群路人驻足观看，指指点点。后来我才得知，五年前一位加拿大传教士曾到过这里。我用半生不熟的河南方言高声对茶馆老板说，在场客人的茶钱我请了。茶馆里的气氛随即友善了一些。我借机打听哪里可以买下足够开一家诊所的房子，‘就这里。’付老板指着柜台说，‘后面是个大院子，有正房三间，厢房以及杂物室共五间，还有这间门面，可以住家也便于经营。院子后面是条小河，取水方便。’我试探着问他需要多少款项，付老板反问我，‘用什么付款，大烟还是金条？’大烟就是鸦片，由罂粟膏提炼而成，中国人常年吸食它，并且用来做硬通货。‘嗯，’我答道，‘看您的方便。’第二天我们就成交了，当然，是以大洋付的款。付老板表示他要三天才能搬清所有的家什，我完全同意并请他继续收取这三天的茶资。他非常意外，虽然他没说谢谢，但他脸上满是感激之情。三天里我们走遍了开封城的大街小巷，街道两侧的商铺鳞次栉比，大相国寺门前的市场挤满了摊贩，摊位上陈列着煤油灯、镜子、香料、布鞋、肥皂和农具，说书的、算命的、赌博的穿插其中。一块大洋大约兑换1000文铜钱，我们分两次购齐了生活必需品。这个两千年前建成的城市，曾见证了十几个王朝的兴衰，依然充满生机。寺庙和道观香火旺盛，看来留给我们的空间并不大。不过您无法想象，偌大一个开封城竟没有一家诊所，只有出售草药的中式药铺和坐在柜台后面不会做外科手术的郎中。
　　我们仍在小旅馆暂住。您猜发生了什么？午休时，我感觉衣服里面有动静，随手翻看，不料却爬出一条比铅笔还长的蜈蚣。我缩手不及，被它叮了一口，我大叫起来，伤处随即肿了。玛利亚急忙起床查看，张李和张牧师跑来敲门，问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告诉他们原委，张李跑去找老板理论。不料，老板竟抱了一只母鸡来，说母鸡最能降服蜈蚣。我们哭笑不得，不过我还得提防那条不知去向的毒虫。”
　　“亲爱的母亲，由茶馆改建的诊所一周前开业了。我给它起名为慈济医院，意思是仁慈的救济。除了礼拜天，每天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接诊。门口摆放着候诊用的长凳，玛利亚发给候诊的患者每人一块写着数字的巴掌大的木牌，我则在办公桌后面接待病人。屏风隔开了一张床，方便做一些简单的手术。我们需要购买一些常用的西药，福音单页消耗得也很快，我已致函格雷牧师请他邮寄一些来。我立下规矩，凡社会低阶层人士就诊尽量少收或不收取任何费用。偶尔他们会以一只鸡或一条鱼充当医疗费，我视之为礼物。正如所料，就诊的病人络绎不绝，鸡和小狗也经常冒冒失失地闯进来慌慌张张地跑出去。开封城一年中有六个月风沙弥漫，行人的眼睛总是不停地眨啊眨的，像是传递什么秘密，玛利亚形象地称开封为暗示之城。患者绝大部分的疾病与缺乏良好的卫生习惯有关，而缺乏卫生习惯的原因就是贫穷。妇女也来就诊，曾有一个饱受草药汤和牙痛之苦的官太太前来诊牙，她带的车马和仆从堵了半条街。我检查了她的口腔，发现只是一颗坏牙在作怪，一分钟后她再也不痛了。她带走了那颗坏牙，不久她给我们介绍了更多的女性患者。”
　　“我有意地结交开封城内具备影响力的人物，地方官员、社会贤达以及江湖中人。母亲，江湖是个有趣的词汇，它不是江河和湖泊的合称，它指一个社会群体或者说社会中的一个小社会。它不是黑社会，更像侠盗罗宾汉，我想江湖的存在是社会缺乏法律的结果。当我医好了某个江湖中人的伤病后，他不会提及医疗费用，而是神色凝重地抱拳行礼，连谢谢也不说，扭头就走。我了解这是他们把我当作了兄弟，也就是家人的意思，意味着将来我遇到麻烦可以找他们帮忙，而他们会毫不迟疑地出手相助。
　　亲爱的母亲，中国的妇女饱受摧残。我向您提及的那位官太太，她介绍了她的一些女性朋友前来就诊，看得出她们来之前刻意打扮过。上帝呀，您难以想象，她们的脚都是畸形的，个别的甚至坏死。我无法做截肢手术，也担心提及截肢会让她们无法接受。中国文化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如有毁弃是干犯伦理的悖逆。我只能建议她们坚持放足并且定期服用止痛药物。愿上帝怜悯她们。母亲，看着她们由人搀扶才能行走的样子，我心痛至极，这些没有牧人的羊。”
　　礼拜日的下午，张李常陪艾礼士和玛利亚去城墙散步。高近三十英尺的城墙由夯土筑成，外层包裹着青砖。虽然城墙没有艾礼士想象的半英里宽，但足够排开两辆马车。
　　“这下面摞着五座城。”张李指着脚下对艾礼士说。
　　眺望内城，建筑错落有致，檐角和屋脊构成的线条沉稳而灵动，云影在红瓦屋顶上一闪而过，近处的钟鼓楼和远处的铁塔遥遥相望。这真是一个可以托付一生的城市，是的，托付一生。当落日的余晖洒在脸上，望着玛利亚蓝色的眼睛，艾礼士的内心像初酿的蜂蜜。
　　“祝福我们吧母亲，玛利亚怀孕了！我给您写这封信时胎儿已经六周。玛利亚的胃口好极了，她吃遍了开封城内所有的风味食品，现在她凭嗅觉就能分辨出十几种开封独有的面食。感谢上帝，恩典来得如此及时。”
　　“我们正在筹建教堂，张牧师做过木匠，掌握一些建筑方面的知识，他凭着在家乡建造谷仓的经验画出了图纸，但他的方案被中国工人否定了。工人们指着图纸笑道，‘没有梁。’我听从了中国师傅的建议，教堂设计成坐北朝南，为避免冲到正房，格局成南北长东西窄。房顶四角是中国风格，向上挑起。大堂挑高近六米，从外面看是两层，实则一层，可容纳近一百人听道。正门一个，侧门一个，便门一个，人进出正门时经过诊所的通道。讲坛高于地面一英尺，讲坛北侧是供临时休息的小房间。东西两面墙各开两扇窗户，因为西面紧邻民居，因而窗户较高，将来擦洗怕是费力了。在窗户建成拱形还是长方形的问题上，张牧师和工人起了纷争。最后按照中国人的习惯，窗户没有建成可以引领灵魂飞升天堂的圆拱形而是全部建成了长方形。中国人相信一种叫风水的东西，就是说如果你的房子高过你的邻居，那么邻居的福气就会减少。张李特意去找了我们西面的邻居商谈，还好，那位敦敦实实的中年男子比较通情达理。他说，你们这教堂是为神盖的，我帮你们，神应该也会福佑我。真要谢谢他。教堂后墙临近一条小水沟，雨季时是一条小河，它常让我想起家门前那条小溪。
　　我建议工人用青砖铺地，先铺四个角，而后一块一块向中央铺。北方最好的民居通常只有一层，没有地板，也没有天花板。即便有天花板，也是高粱秸秆或芦苇编成的，极为脆弱。起初进度缓慢，放置房梁和椽子后进度加快。竣工后，我们没将十字架安在屋顶而是悬挂在了慈济医院四个大字的上方。我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建教堂的那些日子，每天都有人围观，大多是成年人，他们袖着手观望，一语不发而且一站就是半天。”
　　“亲爱的母亲，今天上午举行了献堂仪式，教堂命名为沐恩堂，意为沐浴神的恩典。我们按照中国人的习俗燃放爆竹和舞狮子，并且请了戏班子搭台唱戏。河南的戏剧唱腔婉转，只是调门太高，而且锣鼓等乐器的声音过于嘈杂。客人们对教堂的结构非常感兴趣，口中啧啧不停，甚至有人推开东侧门进入内院观看我们的居室，并且不厌其烦地逐一拉开抽屉一探究竟。以后礼拜日我们终于可以在教堂做礼拜了。哦，对了，张李在后墙外的草丛里捉住了一条长约三十五英寸的毒蛇，泡在他日常饮用的白酒里。我建议他取出内脏，即便这样，我也认为不够卫生。‘嗯，你不懂，’他连连摇头道，‘大补。’”
　　献堂后艾礼士第一次布道，大厅里坐了近七十位听众，门口站着一些，玛利亚招呼他们进来坐下。众人默不作声地盯着艾礼士，那些面前摆着《圣经》的听众，时而低头翻看书页。艾礼士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神爱世人”四个字，当他开口说“主耶稣”时，热泪止不住奔涌而下。他平复一下情绪，讲起耶稣道成肉身。人们微微张着嘴巴，热切地盯着他。艾礼士心中说，播种的季节到了。只是在播种之前，应该送给每人一支铅笔。
　　“我们收养了一个孤儿，我给他起了新名字艾天赐，意思是上天的礼物。他的父母病死了，他讲不清楚家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的姓氏，他的名字发音为柱。他黑黑的眼睛里一半是恐惧一半是期待。他白天流浪，向饭馆的客人乞讨，捡拾垃圾和桌上的剩饭，下午则斜躺在诊所门前的日光里，慢条斯理地捉衣服里的虱子，晚上随便找个门洞将就一宿。我同玛利亚商量，玛利亚完全同意，‘为什么不呢？’玛利亚说，‘我们应该建一个孤儿院。’这是个好主意。张李持反对意见，‘太多了，顾不过来。’他摇着头说。‘我们总要救一些，能救一个是一个。’玛利亚坚持道。张李摇摇头，没再反对。我托中国朋友向政府申请办理收养的具体事宜，被告知政府没有办理收养事务的机构。事情一下子简单了。玛利亚和我邀请柱分享了一顿晚餐，向他谈了我们的想法，征求他的意见。柱大口嚼着烧饼问道，‘每天都能吃上烧饼吗？’玛利亚险些因为这句话流下眼泪。
　　我们陆续收养了六名孤儿，其中一个是女童，只有六岁。玛利亚将杂物间收拾出来安置五名男童，女童则和教堂的女工同住。张李建议让孩子们学习一种谋生技能而不是单纯的读书识字。‘读书再多没有谋生的手段也得饿死。’这是张李的意见。玛利亚和我同意这个提议，但孩子们太小，最大的才十一岁，还无法掌握一门技能。”
　　“张李偶尔向我提及监狱的犯人，说他们生病后常因缺乏救治而只能眼巴巴等死。我和张牧师商量了一下，昨天上午，我、张牧师和张李去拜见了位于开封城东南角的第一模范监狱的典狱长。典狱长是军人出身，身量中等，双目炯炯有神，黄呢子制服上的六个铜纽扣闪闪发亮。他问清了原委，对我们无偿给囚犯诊治深感不解。他上下打量我们俩足足五分钟，（张李未被允许进入办公室），而后吸一口凉气，淡淡地说，‘他们是犯人。’我答道，‘是人。其所犯之罪或至于死，但只应死于法而不应死于疾病。’典狱长再吸一口凉气，说，‘待本官酌量。’我们告辞出来，张牧师和我都认为我们的提议会被拒绝，我想下周再来拜访一次。”
　　“玛利亚的胃口好极了。她一顿可以吃掉两条糖醋熘鱼。据说糖醋熘鱼是满清皇家御膳，我品尝了，味道确实很棒。玛利亚怀孕已经三十周，她最需要的就是休息，这段时间她累坏了。格雷牧师寄来几本《国家地理》杂志和一个奶嘴，他真是一位有心人。”
　　早上大约六点钟，玛利亚的呻吟声惊醒了艾礼士。
　　“我想，我要生了。”
　　“是吗亲爱的？”
　　“是的，疼得厉害。”
　　艾礼士翻身起床，还未冲出房门就高声喊道，“玛利亚要生了，准备开水！”他咣咣地砸着张李的房门，张牧师从最东面的寝室开门出来，喊道，“张李烧水吧，其他东西我来准备。”五分钟后，一切物品准备妥当。玛利亚腹痛加剧，不停地呻吟。
　　“我来接生。”艾礼士道，“这将是我在中国接生的第一个婴儿。”
　　张李和张牧师等在门外，忽然，他们听到艾礼士高声唱起赞美诗来。张李和张牧师不禁对视一下，张李慢条斯理地说，“我活了五十年，头一次见边唱歌边接生的。”张牧师哈哈大笑，屋内的艾礼士也不禁笑起来。
　　半个钟头后，玛利亚顺利产下一个重约八磅、哭声响亮的女婴。
　　“感谢主，母子平安，小姑娘看起来非常健康！”艾礼士喊道。
　　“亲爱的母亲，我考虑再三才提起笔来。您和父亲不用担心，事情已经过去了。陶乐斯出生后两个月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这一天人们煮食一种糯米制作的含馅食品，叫元宵。入夜，人们提着灯笼游行和燃放焰火。我抱着陶乐斯，玛利亚提着张李做的红灯笼，孩子们围在她身边，我们站在诊所门前观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议论着哪个灯笼别出心裁。大约八点钟，张李急急忙忙跑来向我报告有人散布谣言，说外国人把中国小孩拐进教堂，剜取小孩的肝脏和眼睛熬制西药。我预感到了灾难，因为此前不管遭遇怎样的困境，张李从没有如此惊慌失措。不久，教堂门前的人越聚越多，从衣着上看得出他们是社会的低阶层人士。他们的脸因为紧张而扭曲，他们喊叫着‘洋鬼子，滚！’我大声对他们喊道，我们来这里，带给你们救赎的福音，并没有害你们，而是为你们好。他们并不理会，开始投掷砖块。我们退入诊所，关上门。窗户被打破了，紧接着火把扔进来，燃着了窗帘和屏风。玛利亚抱着陶乐斯带孩子们躲进了厨房，我、张牧师还有张李退入教堂，站在最里面的讲坛上。眼看火势蔓延，张李说，‘我从后门出去找警察。’我找一张纸写下我的中文名字递给他，张李从后门涉水逃了出去。大火窜上房顶时警察赶到了，愤怒的人群四散开去。我们和邻居开始救火，感谢主，屋顶的积雪阻碍了火势，否则整个教堂将付之一炬。
　　我们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这个一年救治五千多病人的诊所需要重新购置全部用具，并且拆除过火的结构。神既然允许这些发生，神必有道理。我们四人在瓦砾堆中跪下祷告，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坚信耶和华以勒建立在以便以谢之上，我们要向主大大的张口恳求，主必然给我们充满。只有凭借恒切的祷告，我们才能胜过一切试探。
　　第二天早上，西墙的邻居过来慰问。他平素是个和蔼的人，可这次他却对我说，你的神没有保护你。我没有辩解。他走了之后，那位拔牙的官太太来了，她带着佣人穿过焦黑的通道径直来到我面前，把一个手绢包解开摊在手上，‘应该够了。’她说。是一根金条。我诧异地问她，‘你为什么要帮一个外国人呢？’她答道，‘我没有看到外国人，我只看到一个好人。’她打量着怀抱女儿的玛利亚说，‘你也是。’然后转身走了。临近中午警察局长带领侍从来察看现场并询问了一些情况，然后问我，‘你需要什么？’我回答，‘我不要赔偿，我要秩序。’他说‘好的。’一周后他召集了开封城内部分知名人士，告诉他们说，第一，开封虽然不是通商口岸，但并不禁止外国人旅行和居住。第二，上级政府并未反对传教。第三，所传医院及教堂诱拐儿童，取肝脏和眼睛熬制西药一说，查无实据，纯属谣传。第四，凡纵火、盗抢及害人性命者，不论何人，政府皆按律法办。
　　之后陆续有人来慰问，这让我们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四周后慈济医院重新开业，病人和往常一样多，我们急需一些氯仿麻醉剂来应付简单的手术。教堂也恢复了正常的礼拜，人们仍然按着男左女右的次序分坐两侧，所有人都绝口不提那个夜晚。亲爱的母亲，这国的人民是淳朴的善良的，也是愚昧的可怜的。正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言，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想，这正是我要来中国的原因。”
　　春天到了，艾礼士却不幸患了流感，流了七天的清水鼻涕后又得了疟疾，降下的体温重新升了上去。艾礼士浑身无力像一只熟透的柿子，最后多亏了奎宁让他能从床上爬起来。刚刚恢复体力，他就迫不及待要去踏青。艾礼士冲玛利亚高声朗诵着《雅歌》中的句子：“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到来。”
　　大梁门外，小麦才过膝盖，桃树正值花期，云霞间闪烁着春天粉色的气息。
　　“本来有很多计划，看来只能延至夏天了。”
　　“这是主的安排，”玛利亚安慰道，“不好吗？”
　　二人在河边一块青石板上坐下，马车停在不远处，枣红马不时打一声响鼻儿。
　　“我不知道主还给我们备下了怎样的试探，”艾礼士望着远方道，“不过我坚信一切都是他的美意。”
　　“这是一定的。”玛利亚轻声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