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省长”许百川（下）

　　十九，“省长”许百川（下）
　　
　　“1966年7月30日，晴，星期天
　　回乡小住几日，心绪颇不宁静。村民生活虽较大饥荒时好些，但因沙灾碱灾的危害，粮食亩产仍然偏低。
　　是否可以黄河为界，将河南省一分为二？黄河以南仍为河南省，黄河以北恢复平原省，省会可否定在安阳？安阳为京广线上老城市，工业基础在全省数一数二。平原省工作应以治水治沙治碱为主。拟成立专门机构，为省部级级别，以协调各市县。期之三年，或能有成。”
　　许百川在濮阳县城读完初中顺利考入濮阳师范。濮阳师范是中专文凭，俗称小师范。许百川身为“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的子女，按说逃不过重重的政治审查，进不了师范的大门。多亏了叶海棠的远见，叶海棠早早以过继的名义将许百川托付给了濮阳的族亲。
　　养父母的家在濮阳县城南关，与华美中学一墙之隔。许百川打记事起就知道自己身世与众不同，他从不主动结交朋友，闲时就捧一本书，无聊了就跑去空旷的校园，在地上随意挖两个窑，自己扮演两方，看谁的玻璃球先进窑，一玩儿就是半晌。
　　进了师范，许百川仍是独来独往。拿到当天的报纸后他必得先看，若是别人先读了，他必用脸盆里的清水涮一下，等干了再看。他从不像其他学生一样蹲在地上吃饭，要不在食堂的餐桌旁坐着规规矩矩用餐，要不就把饭菜端回宿舍。许百川说话爱用书面语。别人说“咋了？”，他说“如何？”或是“怎样？”。他看不起别人，别人也欺负他。朝他鞋上吐口痰，他不理论也不擦，扭头就走，任痰迹自己风干。朝他屁股上踹一脚，他不回头也不去掸，任凭鞋印子自己模糊。
　　每年寒暑假他都回牡丹村，只有和母亲在一起时他才放松。父亲两个字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诅咒，他不去碰，母亲也从不提起。
　　许百川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他不清楚别人为什么写日记，他则是抱定“总要给后人留下点什么”的想法写成了工工整整的随时可以示人的三大本日记。学生大多住校，文具多放在教室，不知是不是班主任的意思，总有学生干部趁教室没人时偷看同学的日记。次数多了，师生之间、学生和学生干部之间互相提防甚至发展到对立状态。爱写日记的不敢在教室写了，往往躲到寝室或操场上草草记上几笔了事。
　　一次全校大会，校长宣布发现学生中有写黄色和反动日记的，学生个个噤若寒蝉。啥是黄色？啥是反动？校长并没给出个标准。随后学校动员学生上交日记，要全部彻底毫无保留地向党交心。有的乖乖交了上去，也有害怕被挖出问题的，借故跑回家，连夜重新誊出一本，应付过去。
　　没几日，学校专门就学生日记中暴露的问题开了个批判会。会上，日记中表示想继续深造成为专门人才的，被指想成名成家，属于个人主义泛滥，在批判之列。读爱情小说还写读后感的，属于小资产阶级情调，在批判之列。流露出对党员、老师、学校不满情绪的，属于反党行为，在批判之列。对学生干部、团干部工作有意见的，属于反动思想，在批判之列，等等。学校要求学生对照上述四种行为做自我批判和相互揭发。同学们痛哭流涕，纷纷做深刻的自我反省并且积极揭发其他同学。轮到许百川发言，许百川直着脖子道，“我写的都是实话，我没想当大官，就想治沙治碱治水，咋不对啊？”
　　不久，许百川上届一个王姓学长因为“恶毒攻击党的领导、党的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猖狂程度已经相当于甚至超过了右派分子”而被定成了“反动学生”，继而顺藤摸瓜深挖出一个反党小集团。小集团成员共五个人，其中三个毕业前被逮捕，关进了县监狱，其他两个按反动边缘学生处理。许百川因“回乡见闻”这篇日记，被定为反动边缘学生之一。当教务主任将勒令退学的处分递给许百川时，许百川扫了一眼，掏出钢笔在处分书上写下“已阅”二字。教务主任接过来瞟了一眼，问，“啥意思？”许百川二话没说，一把抓过来，写下“同意”二字，递给教务主任。教务主任打量着许百川大大咧咧的字体，苦笑道，“你真是省长的材料。”打这儿起，许百川落下了“省长”的绰号。
　　啥是反动？啥是边缘？独立见解是反动？说实话是反动边缘？二者之间的距离是一步之遥还是半步之差？许百川百思不得其解。养父母家是回不去了，许百川背着铺盖卷回了牡丹村。
　　见儿子回来，叶海棠二话没说，找着村支书宝哥说了两点，一是落户口，二是要口粮田。宝哥一一答应。
　　回乡务农正好，自己种自己收，正好合适自己不爱跟人打交道的脾性。这是赌气话，其实许百川非常清楚，士农工商也好，工农兵学商也罢，农是社会的最低层。务农，是戳破所有抱负的针。
　　许百川当初写日记纯属有感而发无心为之，经过这场历练，反倒促使他思考起国家大事来。平日只要队里组织社员学习，他是场场不落。别人昏昏欲睡，唯有他又学又记，会后还详加分析。许百川把从宝哥那里搜罗来的过期报纸视为了解国家大政方针的珍贵资料，每一篇文章都仔细研读，甚至把头版上的大块文章一字一句地抄录下来。许百川不是共产党员，对宝哥村支书的宝座从未流露出兴趣，也从未要求过旁听村支部会议，这使得他在宝哥的眼中与董宝礼有所区别。
　　1975年，“文革”已到末期，许百川当然无法预见“文革”将在一年后结束，但他这个小师范都未毕业的小知识分子却着实看不下去了。许百川心想这哪里是文化大革命？分明是大革文化命。我要效仿古人的公车上书，给党献言献策。许百川熬了几个通宵，把对时局的看法和对未来的规划，洋洋洒洒写了几千字，屡次增删，定稿后工工整整手抄了三份。
　　文章叫个啥题目呢？古有《战国策》，我这就叫《国是省策》吧。
　　许百川在《国是省策》中写道，
　　“…………
　　一，关于文化大革命。我认为完全不必要，坏处大大超过好处。
　　1， 许多好干部受到林彪一类大小野心家的迫害。人民遭受前所未有的愚弄，被坏人唆使，像仇人一样相互厮杀，堕落为无法、无情、无赖、无知、无德、无耻的刁民和暴民。
　　2， 林彪一类大小坏蛋捞尽了便宜。小坏蛋搞个人报复，干尽了打砸抢、抄家、奸淫、烧、杀的坏事。大坏蛋搞阴谋诡计，篡党夺权，以无产阶级之名行法西斯之实。
　　3， 精神道德方面，由于林彪等大搞封建迷信和个人崇拜，使人们变得伪善，变得奸猾。
　　二，关于武斗。
　　1， 武斗的每一派都认定自己是保卫毛主席的，而对方是修正主义，是走资派，从而大动干戈，死伤无数。仅我们梁乡镇就因为武斗死亡近100人，其中多是知识青年和年轻干部。
　　2， 武斗胜利的一方残酷虐待被俘人员，酷刑折磨、奸淫甚至活活打死。
　　3， 中央和毛主席为什么不能从武斗组织各自的政治主张判断谁为革命谁为反革命呢？为何通过流血的方式解决呢？中央和毛主席应为武斗的惨剧负一定的责任。
　　三，关于领袖的任期与功过问题。
　　1， 中央主席不得连任20年，既使无过错自己也当主动免选。
　　2， 不应把一切功劳都算在毛主席一个人头上，也不应当把一切罪过都栽到别人身上。
　　3， 反对搞个人迷信。把毛主席捧上天，公然像封建帝王一样要人民在一切场合高呼万岁万万岁。人可以活一万岁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相信这一套吗？林彪的下场不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吗？为何还要搞这一套？
　　四，治沙治碱。
　　河南省地辖黄河南北两岸，历史上饱受水害，遗留下沙害和碱灾。近年来涌现出一批治沙治碱的好干部，我认为治碱应当先治沙，治沙应当先治水。我请求中央考察我的历史，任用我组建全省治沙的机构（相当于正省部级待遇）。我愿意把青春、才华和一腔热血奉献给祖国。
　　…………”
　　《国是省策》写就，呈给哪一级领导批阅呢？既然事关国是，还是呈给中央领导妥当。许百川打定主意，揣上攒下的三十元钱，骗母亲说去濮阳探望养父母，坐车奔了安阳。在安阳火车站买车票时，许百川才知道没有乡镇一级政府的证明，车站根本不卖给去北京的车票。那就先去保定，走一步说一步。
　　这是许百川生平第一次坐火车，打这之后他死活不再坐。“跑得太快，来不及思考。”他这样解释。
　　火车像一条游龙，向北向北，向那颗光彩夺目的龙珠奋力游去。
　　太阳如受伤的巨人慢慢跌下山峰，暮色从太行山脉翻滚而来，犹如荒原上的野火，瞬间吞噬辽阔的华北平原。坟头，那些田间的坟头埋了多少志士仁人？埋了多少奸臣贼子？多少雄心风化？多少阴谋得逞？还有多少人记起？还有多少人在意？谁像我一样担忧着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呢？没有吧？没有。他们正把牛羊赶进圈中，他们正卸下肩上的农具，他们正掸去裤腿的尘土，他们正呵斥晚归的儿女，他们正往炉膛里添着柴火，他们正咯嘣咯嘣嚼着老咸菜，呲溜喝一口稀饭。
　　异象，我一身的异象。两肘处各生一寸长的毫毛，左腋下一根白毫长至一拃。三根毫毛，夏至而生冬至而没。古往今来，只有成就大事的大人物才有异象啊。此去京城，必然应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老话。我肩上的责任好重啊！
　　向北向北，火车像一条游龙，向那颗光彩夺目的龙珠奋力游去。
　　哐当，哐当。一棵树撵着一棵树。
　　哐当，哐当。一座村庄撵着一座村庄。
　　哐当，哐当。新世界拉开帷幕，遥远而不确定的未来逐渐清晰。
　　看看身边昏昏欲睡的这些人，国有病，天知否？
　　一弯新月渐渐上升，农舍昏黄缥缈的灯光犹如坠落凡间的星辰。许百川向窗外望去，看到了车窗玻璃上的自己。他端详着，他摸着下巴端详着，他尝试从各个角度端详着。瞧瞧，瞧瞧这年轻而自信的脸庞，瞧瞧这坚毅的眼神，瞧瞧这两道剑眉，瞧瞧这高高的发际线。当年六国封相的苏秦和三分天下的孔明不过如此吧？
　　北京，我来了。
　　
　　真是该有此劫。许百川碰巧同一位探亲结束返回部队的小战士坐在了一起。小战士说话时舞动双手，脸涨得通红，像一只年轻的斗鸡，整个车厢都能听见他的笑声。许百川没提《国是省策》，只对小战士说打算到北京向中央领导反映农村的实际情况。小战士随口夸耀自己是给毛主席站岗的，许百川试探着问，中央领导在哪儿办公啊？小战士不多想，答道，太平街甲八号。车到保定，许百川没有下车。临近中午驶入北京站，检票时，小战士帮许百川补了票。
　　许百川告别小战士，搭上公共汽车边问边走。许百川惊奇地发现，偌大一个北京城，竟然看不见一个快乐的人。走着的站着的骑车的坐车的，一个个心事重重，跟宣传画上描绘的海潮般涌动的欢乐人群截然相反，倒像极了池塘里暴风骤雨来临前的鱼群。下午三点钟左右，许百川摸到了太平街甲八号。好家伙！满满当当一院子人，上访的告状的喊冤的各色打扮各种口音。屋檐下大喇叭反复广播着，“这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接待站，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密切联系革命群众的纽带。大家一定要遵守纪律，提高革命警惕，防止阶级敌人捣乱破坏。”
　　许百川排队登记进了接待室，发现接待人员竟是普通工作人员，而非他想见的副总理级别以上的中央领导。失望之余，许百川谈了几句农民生活困难之类的套话就退了出来，怀中揣着的三份《国是省策》没交上去。
　　许百川在院子里正转悠，忽听旁边人说，副总理以上的领导都坐红旗牌小轿车，在中南海里的船上办公。许百川随即赶往长安街，打算效仿古时的拦轿喊冤，将《国是省策》交到中央领导手里。到了新华门，发现新华门前不仅有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岗，就连长安街两侧也有士兵巡逻。别说拦轿喊冤了，就是稍站片刻，都遭士兵呵斥。
　　许百川晃来晃去，天都黑了也没见一辆红旗牌小轿车从新华门里开进开出。一天水米未进，许百川又累又饿。先住下再说，住哪儿啊？许百川搭公共汽车摸回火车站，只见车站广场挤满了扶老携幼的人群，有的席地坐卧有的垫张报纸或塑料布。一打听，全国各地的都有，而且随身携带的证明竟还都是贫下中农。许百川心想，啥世道？背井离乡逃荒要饭还只准他娘的贫下中农。许百川思来想去，借了一个本省老乡的证明，住进了车站旁的小旅馆。
　　第二天一大早，许百川洗漱完毕，赶到车站旁的邮局，将三份《国是省策》分装进三个信封塞进了邮筒。
　　
　　自己毕竟太年轻，平日里要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礼贤下士不耻下问，不能让人觉着自己是坐火箭上来的干部。团结可以团结的大多数同志，尊重老同志。具体问题多向技术人员请教。把办公室设在一线，像辛夷一样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作岗位本身没有高低贵贱，关键在于奉献多少。权力是组织上给的，权力本身没有价值，它的价值来自于使用。权力只是控制，控制别人也得控制自己。婚姻的事暂不考虑，只要政治上成功了，机会多得很。
　　晚上八点多钟，许百川正躺在床上翘着二郎腿浮想联翩，房门被哐当一声踹开，几个人闯了进来。许百川还未坐起，就被掐住脖子顶在墙上，乌黑的枪管抵住了他的太阳穴。
　　“姓名？”
　　“许百川。”
　　来人不再问话，拎空麻袋似的将许百川拖出房间，塞进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车。吉普车七拐八拐，老半天停下，几个人提着他进了一扇铁门，经过一道封闭的长廊，末了一脚将他踹进一间小屋。许百川爬起来仔细打量，见屋里只有一张桌子，桌子前一把椅子，桌子后一张长椅，没有床和其他家具。许百川正楞神，进来两个人，在长椅上坐下。这两人一胖一瘦一高一矮，眼睛像轴承里的钢珠般灵活而冷酷。许百川没等他们开口，主动坐在了桌子前的椅子上。一人展开面前的稿纸，提笔写了什么，而后刺啦撕下，隔着桌子递给许百川。许百川欠身接过来，见纸上写着自己的名字。正纳闷儿，一人推门进来，手持相机站在二人身后，冲许百川说，“把名字举到胸前。”许百川下意识把腰挺直，将纸举到胸口，咔嚓一声，那人转身出去了。许百川心想这是要把我的照片登报吗？
　　这时一人开口问道，“姓名？”
　　“说过了。”
　　“老实点！”那人一拍桌子，“姓名？”
　　“许百川。”
　　“哪里人？”
　　“河南省黄县梁乡镇牡丹村。”
　　“谁指使你写的《国是省策》？”
　　哦，原来中央领导见到我寄出去的《国是省策》了，派人来询问我相关情况呢。不应该这个态度啊？谁指使？没人啊。
　　“没人指使，良知让我必须开口。”
　　“良知是谁？”
　　“良知不是一个人。”
　　“到底几个人？”
　　“就我一个。”
　　“哪良知呢？”
　　“我跟你说，良知它不是一个人。”
　　“老实交代，你们这个反革命团伙到底几个人？”那人又一拍桌子。
　　“我明明是革命的，咋成反革命了？”许百川脖子一拧，双手一摊。
　　“只准我们革你的命，不准你革命！”
　　“咱们是一派啊。”
　　“我们跟你不一派，你是反动派！”
　　许百川陷入了巨大的困惑之中，他直愣愣盯着二人，啥也想不起来。二人不再问话，起身架着许百川出门。走到走廊的尽头，一扇门打开，许百川被一把推进了屋子。
　　“腰带跟鞋，脱下来！”一人厉声道。许百川迟疑着，“快点！”许百川将腰带和鞋递给那人，门咣当一声关上了。
　　屋子靠西墙是一趟砖砌的木板通铺，铺上或躺或坐挤了十七八个人，有老有少。许百川双手提着裤子，光脚站在过道，打量着铺上的一帮人。一个人从铺上坐起伸手拉许百川在炕沿儿坐下，问道，“老兄哪里人啊？犯的啥案子？哪个分局办的？是不是花案？”其他人纷纷围拢过来。许百川心想，这他娘的是监狱吧？绝对是误会，可能有奸臣作怪，相信党一定能明察秋毫，还自己一个清白。
　　“这是哪儿啊？”许百川问道。
　　“半步桥啊。”
　　“半步桥？”
　　“半步桥监狱，专门关押普通政治犯的，高级干部都关在秦城。”
　　许百川坐在通铺上，听众人你一言我一语，脑子一片空白。我跑了一千多里地来报效国家怎么弄成政治犯了？哪儿出了问题？什么人要陷害我？宝哥？他不知道我进京啊。还有谁呢？半步桥？这名字挺好。极乐世界到阿鼻地狱不过半步，阴界阳间也是半步之差。一个反动边缘的学生，不老老实实劳动改造，千里迢迢跑到北京来坐实罪名。天堂有路偏不走，地狱无门闯进来，可不就是半步之差吗？好名字。异象，我一身的异象。古往今来，只有成就大事的大人物才有异象啊。别怕，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只是何时出的去这半步桥呢？
　　许百川正胡思乱想，忽然最里头一个年轻人站在铺上冲他说，“睡觉时屁股夹紧些。”许百川心想跟我说话吗？那人道，“说你呢。”许百川问，“怎样？”旁边人拿胳膊肘捅他一下道，“没啥，就是说夹着尾巴做人。”
　　门上的小窗口咔啦一声打开，一人斥道，“睡觉！”众人赶忙躺回自己的位置。
　　许百川双手抱膝靠着墙，无力思考任何问题。他反复端详着躺在身边的这群人，有人咯吱咯吱磨牙，有人呼呼啦啦打呼，有人唧唧哝哝梦呓。一切如此不真实。没洗脚没洗脸呢就睡觉吗？
　　天花板上十五瓦的灯泡散出虚弱的光线。许百川顺着墙慢慢躺下，仰脸挤在人堆中。忽然，他看到一滴纽扣大小的水珠。一滴，两滴。不，是一排，两排，无数排，整整齐齐悬在天花板上。水珠并不聚集坠落，而是沿着墙壁悄无声息地滑动，滑到墙角，顺着墙壁滑下，滑过自己的背部，滑过自己身下，凉凉的。他想翻身坐起，身子却僵住了。他想喊叫，却张不开嘴。水珠有条不紊地滑下，一排一排地滑下，滑过他的背，滑过众人的背。水从地面漫上来了，漫过手背，漫过胸口，漫过鼻尖儿，许百川甚至没来得及吐出一个气泡就被完全淹没。
　　许百川不知道，他寄出去的《国是省策》已被上头定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敢于到北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最最最最反动、最最最最恶毒、最最最最严重的反革命罪行”的罪证。如此严重的政治事件，上头早将电报一级级传了下去，要求彻底调查许百川的罪恶历史及反革命罪行。
　　梁乡镇革命委员会主任吴玉中接到批转下来的电报，吓得魂飞魄散，连夜召开干部会议，说，“咱这沙窝里要是出一个‘最最最最’级别的反革命，咱们这帮人还能脱得了干系吗？许百川他根本不是什么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他是历史神经病和现行神经病！”于是上下一口咬定，回复上头，“十年前许百川就想当省长，他想当省长想疯了。许百川就是个最最最最神经的神经病！”
　　
　　第二天早上，许百川是在激昂的乐曲声、郎朗的背书声和嘹亮的歌声中醒来的。
　　铁门上方墙角的一个小喇叭播放着《东方红》的乐曲。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一个满头白发的男子，直着腰板，仰着脸，背着手在铺前走来走去，一字一句地背诵着。男子旁边侧身站着一个三十出头的青年，脚上一双蓝色的硬塑料凉鞋，后脑勺榔头般多出一块，神情专注地望着小喇叭，随着曲调一板一眼地唱着，双手一面打着拍子。《东方红》播完，唱歌的青年走到许百川身边，伸出手来。许百川以为他要同自己握手，也伸出手去，青年却将手一扬，唱道，“这老弟，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许百川的手悬在半空，不知所措。旁边人笑起来，说，问你呢，家是哪儿啊？许百川把手缩回去，答道，河南的。青年继续唱道，“反革命？强奸犯？老弟为啥进来的？”许百川还没顾上答话，铁门哗啦一下打开，一位干部站在门口，高声吆喝道，“快快快。”十几个犯人呼啦一下全窜了出去，铺上瞬间只剩下许百川。许百川不明就里提着裤子光着脚跟出去，干部在后面不停地催促，“快快快。”
　　一群人冲进一间骚呼呼的小屋，许百川才明白这是早上统一解手呢。许百川光脚站在水泥地上，听着身旁哗哗啦啦的撒尿声和噗噗咚咚的放屁声，怎么也尿不出一滴来。
　　从厕所回来，许百川在人堆里寻见那唱歌的青年，还没开口，铁门哗啦一下打开，有人叫道，“开饭了！”十几号人提着裤子排队站在门口，许百川排在最后。
　　早饭是一碗玉米面粥、一个玉米面窝窝和一撮咸菜，许百川端着碗坐在铺上，瞅着漂在粥上的咸菜，没一点食欲。
　　“这老弟，我问你，是不是，你不饥？”唱歌的青年端着空碗站在许百川面前。
　　“给你吧。”许百川把碗朝前一送，青年接过碗来，蹲在地上，呼噜噜几口吃了个干干净净。
　　吃过早饭，干部把门打开，将十几根腰带、鞋子和眼镜扔到铺上，众人忙寻找各自的物品。
　　午饭之前，许百川从狱友口中多多少少获知了半步桥监狱的情况。
　　关押他们的这座楼共三层。一楼是普通犯人、政治犯和刑事犯混在一起。二楼是病人和外国人。“三楼是重犯和死刑犯。”满头白发的男子低声对许百川说，“死刑犯都上了背铐和脚镣，半夜里你听见楼上哗啦啦镣铐响，那是拖出去枪毙呢。”
　　挨到中午，午饭是两个玉米面窝窝，一碗菜汤。许百川还是没一点食欲。捞面条，我想吃捞面条。面条出锅，井水里凉拔一下，撒上黄瓜丝和荆芥，香油蒜泥兜头一浇，啧啧，那叫一个得劲。不等那青年过来唱歌，许百川直接把碗递给了他。
　　午觉起来，许百川问那青年，“老兄，你为啥这么喜欢唱歌啊？”青年还未开口，满头白发的男子笑道，“他怕呀。”许百川问，“怕什么？”“他是首炼的工人——”“啥？”“首都炼油厂，简称首炼。他是首炼的工人，平常口吃。一次大家喊毛主席万岁，结果这小子一直万万万万万个没完没了，惹得大伙儿哄堂大笑。有人举报他咒毛主席，是反革命，当即扭送保卫科，保卫科当即扭送派出所，派出所当即扭送分局，分局当即扭送这里了。打从进来，他再没说过话，只要开口就是唱歌。唱得不错，有板有眼，标准的男中音，大家都喊他王中音。”许百川还没开口，青年走到他面前，唱道，“王中音，就是我。想听啥，尽管说，革命歌曲一大箩。”许百川扑哧一下笑出声来。
　　晚饭是玉米面窝窝一个半，菜汤一碗。窝窝头竟然是半个！菜汤竟然没半点儿油花！许百川顾不上这些了，他真饿了，他三口两口吞了下去。王中音站在他面前，看看他手里的空碗，唱道，“人是铁，饭是钢。吃得饱，睡得香，不想媳妇不想娘。”众人笑起来，许百川苦笑了两声。
　　晚饭后，干部进来将眼镜、腰带等物品收走了。“为啥收走啊？”许百川问白头发男子。“怕你自杀。”怕我自杀？我还没娶媳妇呢，才不自杀呢。
　　下半夜，许百川被金属碰撞的声音惊醒了。他坐起来，靠着墙仰脸静听。哗啦啦，哗啦啦，金音铿锵。他直勾勾盯着天花板，现在该是凌晨。哗啦啦，哗啦啦，镣铐拖过地板。许百川可以想见就义者的神态。说就义合适吗？应该是赴死吧？这是些什么人呢？他们经历了什么？哗啦啦，哗啦啦，只有孤独陪伴。刽子手孤独吗？
　　第三天早上，第四天早上，每天早上，许百川都在激昂的乐曲声、郎朗的背书声和嘹亮的歌声中醒来。
　　每天上两次厕所，早饭后一次，晚饭前一次。每次上厕所，干部把门一开，口中叫道，“快快快。”犯人排着队，像被猫撵的老鼠般鱼贯而出鱼贯而入再鱼贯而回。解大手的往往被锁在厕所里，完事后一声一声地喊，“报告政府，完了。”干部才爱理不理的开门放人。
　　许百川和其他犯人一样，就盼着放风。围墙上荷枪巡逻的士兵走来走去，放风的众人在百十平米的空地上三五聚成一堆。围墙上水泥脱落，裸露出一块块红砖。第一次放风时许百川就注意到砖上刻着字迹各异的留言，有的字迹端正，有的刻痕肤浅。许百川手指轻轻抚过这些字迹，依稀听到石子咯咯吱吱划过的声音。
　　“我喜欢桂萍，我没有耍流氓。”这话应该是男女之情的真实流露。看来男的是判了流氓罪坐牢了，桂萍呢？女主角桂萍是个怎样的结局？“大哥，兄弟先走一步了。”“三弟，大哥没把你供出来。”这充满江湖义气的两句话分别刻在两块砖上，先走一步是释放了还是阴阳永隔了？或者二人并不是同案中的难兄难弟？“冤枉！”二字笔画最为粗重，可以想见刻字人反复刻画时的心情，尤其那感叹号的一点，比其它字迹明显要深。多冤呢？比我还冤吗？下面不同的笔迹跟了一句“谁不冤枉呢？”是啊，谁不冤枉呢？“恨！”这个字笔划更为粗犷。恨什么？恨自己？恨家人？恨毫不相干的世人？支撑人活下去的不是希望吗？怎么是恨呢？我不恨，恨太累了。“杀光天下的公鸡，也无法阻挡黎明。”这是真理在手的豪气。许百川甚至能想象出刻字者慷慨赴难的坚毅神态。他掌握了什么真理而被关押在此呢？真理不是通向解放吗？为何真理在手反而身陷囹圄呢？“我想吃肉吃肉吃肉。”这是对监狱伙食的声讨，看来他一定是没吃上肉。“王丽娟的屁股真大！”这是对异性的赞美。在这种无聊压抑的环境下，这句话显露了生命最本真的质朴，也是一种情怀呀。“这一切何时结束？”是对现实的逼问还是无力的自问？我何尝不想知道答案？答案在谁的手中呢？这一切何时结束？这一切何时开始的？这一切还会重来吗？“傻子在里，骗子在外”八个字让许百川思想了好一阵子，猛一看有道理，细想自相矛盾。这八个字不会是傻子刻的吧？况且我就不是傻子，那么“傻子在里”就不成立了。改成“傻子在外，骗子在里”呢？也不合适，到底谁是傻子谁是骗子呢？许百川抚摸着红砖再往下看，“害浣害否，归宁父母”八个字撞进他的眼里。“害浣害否，归宁父母”，许百川不自觉地念出声来。
　　吃过晚饭，铁门打开，干部喊道，许百川。许百川从铺上坐起，有人小声嘀咕，只有夜里进人，哪有夜里出人啊？许百川一愣，干部道，快快快。许百川从铺上下来，双手提着裤子，迟迟疑疑走到门口，干部把他拽出门去，推着往前走了十几步，到了另一间房门口，往里一搡，门哐当关上了。许百川打量着屋里的陈设，发觉眼熟，该是第一次审讯自己的那间屋。许百川在椅子上坐下，正纳闷，门开了，进来两个人，正是上次那两人。两人在桌子后坐下，直直地盯了许百川足足有两分钟。许百川想咧嘴笑笑，却没笑出来。
　　“除了《国是省策》你以前还写过啥呀？”一人问道，语气并不严厉。
　　“日记。”
　　“日记在哪儿啊？”
　　“学校收走了。”
　　“你认识北京的什么人吗？比如某个大领导？”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都熟悉。”
　　“不许乱说！”
　　“我没乱说！他们的革命事迹我倒背如流，谁的扁担多长多粗，谁的袜子打了十九个补丁，谁的一双破鞋穿了二十年，谁经常熬夜办公到天亮，我都知道。”
　　“你到过北京的什么地方？”
　　“太平街甲八号。”
　　“这是什么地方？”
　　“全国革命群众的联络站和接待处，走廊下一个带盖儿的绿色保温桶，免费供应茶水。”
　　二人对视一下，收拾起纸笔，起身出去了。许百川把刚才的对话在脑中过了一遍，没说错什么呀？
　　
　　第二次放风，许百川直奔“害浣害否，归宁父母”八个字而去。字还在那里，仿佛只为等他。许百川抚摸着“父母”二字，像抚摸着灼热的木炭。应该是《诗经》里的句子，具体篇目记不得了。回家吧，富贵于我如浮云。我要回家，踏踏实实孝敬我那守寡三十年的老娘。回家。他们会放我回家吗？
　　晚饭后，许百川躺在铺上闭目养神，门哗啦打开，干部喊道，许百川。许百川心说又干啥？是审我还是押我上风波亭？上风波亭也好，死得其所。许百川两手提着裤子从铺上下来，王中音走到他面前，两手前伸，唱道，“许老弟，去哪里？哪里来，回哪里。”众人都盯着许百川不作声。许百川腾出一只手来，朝大伙挥挥，道，“再见吧同志们。”早上背古诗的白发男子从铺上站起，两手提着裤子道，“老弟，你我二人比邻而卧多日，临别赋诗一首，以壮行色。”干部催促许百川道，快快快。
　　许百川跨出门去，昏暗的走廊上没有荷枪实弹的士兵。他听见白发男子高声吟咏道，“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苍苍。”干部呵斥道，“睡觉！”吟诗的声音听不见了。许百川问干部，眼下如何？干部没理他。许百川似乎听到了镣铐拖过地板哗啦啦的响动，快到走廊尽头时，许百川问，去往何方？干部还是没理他。出走廊到了院子往大门去，许百川禁不住想，难道要在我脑后开枪，就地正法吗？
　　大铁门上的小铁门吱呀呀打开，“滚！”干部照许百川的屁股上猛踹一脚，许百川踉踉跄跄从小门窜出去，险些跌倒，他转回身喊道，“鞋！”话音未落，一双鞋正砸在脸上。许百川一面弯腰穿鞋，一面喊道，“腰带！”小铁门哐当一声关上了。
　　许百川两手提着裤子愣在那里。
　　自由了？
　　许百川穿上鞋，却不知往哪里去。一张旧报纸飞过来糊在小腿上，许百川把报纸搓成一条绳束在腰间，再四下寻了几张报纸，踅到一处背风的墙角慢慢蹲下。
　　跫声不绝，好像在耳朵眼儿里。他掏掏耳朵，啥也没有。歌声更响了，他猛抽自己一记耳光，歌声小些了。他再抽一记，蛐蛐闭嘴了。他抬起头，漫天繁星像调皮的孩子一跳一跳。许百川刚起了我那守寡三十年的老娘是否也在想我这不孝的儿子呢这一念头，就觉着胸口发闷，头皮发紧，像一头从房顶上栽下来似的。亲娘啊，你比这个国要紧。他咬紧牙关咽下一口唾沫，蹭着墙坐下，将报纸盖在头上，嗷一声哭了出来。
　　许百川哪里知道自己的命运曾在“最最最最反革命和最最最最神经病”之间摆荡过？他更不知道自己既不是权力游戏的规则制定者也不是参与者，甚至连个筹码都算不上。
　　凌晨时分，许百川搭一辆进城掏粪的毛驴车到了前门。许百川寻了一间公共浴池，花了两角五分钱洗澡外加理发刮脸。吃过午饭，许百川把藏在袜子里的钞票数了数，还剩十九元。
　　回家前逛逛故宫吧，也不枉来一趟首都。或许不逢节假日的缘故，故宫里游人稀少。许百川逛着无聊，就在长廊下的长椅上斜坐着小憩，不知不觉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他梦见了一个人，好像是父亲，他不太确定。父亲好像说了一句什么，回家之类的话吧？好像是。他坐起来，揉着惺忪的睡眼。日头落下宫墙，宫殿的阴影像屏住呼吸的猛兽般慢慢逼近。火车站衣衫褴褛的逃荒人群。半步桥。蓝色硬塑料凉鞋的王中音。此起彼伏的鼾声。半夜里哗啦啦拖过地板的镣铐。许百川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肃立广场，许百川像独自落在夕阳里的石翁仲。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遥遥地俯视着他，目光里满是怜悯。他冲着画像立正站好，恭恭敬敬鞠了三个躬，未曾开口，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许百川止住泪水，哽咽道，“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敬爱的毛主席呀，百川一片忠心，日月可鉴，可怜报国无门，只得老死户牗之下，对不住您老人家的殷殷期望了。百川回了，您保重吧。”
　　
　　命途多舛。许百川第一次读到这四个字时，隐约觉着这成语就是自己命运的咒语。川和舛。百川和百舛。我这辈子能抗住百舛吗？瞧瞧这个满是家国情怀的老神经病，竟然坐过半步桥的监狱，大小算个人物哩。瞧瞧这张自命不凡的老脸，瞧瞧这两道剑眉，瞧瞧这高高的发际线，瞧瞧这满不在乎的眼神。咋就闯荡不出一摊子事业呢？凭空一身本事无处施展，满腔忠贞无处倾倒。老天爷不公平啊，我是偷了还是抢了？我比那些祸国殃民的政客党棍野心家还坏吗？为啥老舛我啊？我都这般落魄了，你他娘的还想把我舛到哪儿啊？老天爷你个龟孙！不过，退一万步说，我失去啥了吗？没有啊。国家倒失去了一个大大的人才啊。受损失的是国家啊。一场春梦而已，春梦了无痕。唉，随便舛吧，爷不在乎了！
　　1979年，而立之年的许百川娶了二杨庄一个名叫陈卫红的高考落榜的女学生。原本女方家长并不同意将一个高中毕业的黄花闺女搭给岁数大了近一轮的“最最最最神经的神经病”，只是陈卫红因落榜得了癔症，与人交谈时常常就兀自发呆去了。于是经人从中说合，亲事算成了。许百川私底下对母亲抱怨道，“二十岁时想着不是林黛玉就是薛宝钗，谁知道到头来竟是杨排风。”叶海棠手点着儿子说，“得了便宜还卖乖，烧得不轻。”
　　娶亲前一天，肉啊菜啊什么的已置办妥当。傍黑，许百川走出家门，脚不听使唤一样奔十字街去。街上没人，鸡啊狗啊早回了家，一头老母猪哼哼唧唧溜着墙根。许百川摸出一颗烟，还没点着，就看见小学校方向过来一个人，脚步轻得怕踩着啥似的。许百川看着眼生，就抽着烟蹲下。一颗烟抽完，那人近了，是个瞎子，一身庄稼人打扮，手里握着一根缠了红布的木棍，一探一探的。许百川不认识，就问，“天色已到这般时候，老兄去哪里啊？”那人停住，手摸胸口说，“哎呀，吓我一跳。”许百川笑道，“面生啊，哪村儿的？”那人道，“黄河南的。”许百川道，“去哪儿啊？”那人道，“走哪儿算哪儿，混口饭吃。”“哦，算命先生。”“算命看相测字解梦。”许百川站起来，伸手拉住瞎子说，“老兄这边坐。”俩人在牌楼下的石墩上坐下，许百川塞到瞎子手心一颗烟，道，“老兄帮我算算吧。”瞎子把纸烟夹在右耳朵上，道，“中啊。”许百川抓过瞎子的左手，用食指在瞎子的掌心写下一个“川”字。瞎子把手抽回去，混浊的眼球往上翻了几翻，右手大拇指挨个儿把食指中指无名指尾指掐了一遍，口里道，“川。”许百川盯着瞎子那鹰嘴豆般凸出的上嘴唇，等他开口。瞎子道，“有意思啊。”许百川问，“啥意思？”瞎子道，“这大冷天的，老弟你不回家，搁这儿蹲着。”许百川道，“还不是等你？”俩人笑起来。瞎子道，“老弟命中三劫两遇啊。”“啥讲究？”“三劫就是三回劫难，两遇就是两次逢凶化吉。”“哪三劫啊？”“三劫中两劫已经过了，还有一劫，不用担心，四十年后的事。”许百川笑道，“四十年后的事也能算出来？”瞎子不理会他，继续说，“只是这一劫是骨肉戒，你们父子要生些麻烦。”许百川笑道，“实不相瞒，老弟我明天才成亲。”瞎子道，“哎，不对啊，老弟你有媳妇有儿子啊。”许百川脸色一变，扫一眼四周，起身就往家走。瞎子道，“这位老弟，不能拿颗烟卷儿打发俺呀。”许百川一溜小跑回到家，直奔厨房，找个手巾包了两个馒头一只烧鸡，临出门又折返回去，揣上一盒纸烟。许百川赶回牌楼时，瞎子正不紧不慢地抽烟。许百川把手巾包和一盒纸烟塞进瞎子怀里，低声道，“老兄，可不敢乱说啊。”瞎子按住手巾包，笑道，“唉，茫茫人海，几人认识你几人认识俺呀？”站起身来，“今儿个要陪土地爷过一宿了。”左手捂紧手巾包，右手抄起棍子晃晃悠悠奔高王庙去。
　　望着瞎子慢慢消失在村西头的夜色里，许百川忽然心生后悔，直到今天，许百川还为自己的胆怯懊恼不已，“瞎子说三劫两遇，这两遇到底是哪两遇呢？”
　　
　　1980年，儿子许恒启降生。1983年陈卫红生下了女儿许恒文。
　　许百川两口子把一双儿女的教育当成比吃饭还大的事。课本上要求背诵的必须会背，没要求背的也得会背。背不出来，许百川就用枣树刺扎儿子的手背。每扎一下，许百川就噙着泪对同样噙着泪的儿子说，“儿啊，爹比你疼啊。”
　　许百川舍不得扎闺女。他对许恒文说，“妮儿，咱要是不好好读书，将来一辈子都得窝在这腌腌臜臜的农村。”许恒文答，“爹，农村挺好啊。”许百川说，“你等着吧，等你将来嫁个四臭老爷们儿你就不说挺好了。”许恒文好奇道，“爹，啥是四臭老爷们儿啊？”许百川道，“口臭脚臭汗臭加狐臭。”许恒文撇嘴道，“咦。”陈卫红在旁边埋怨道，“你看你跟闺女都说些啥。”许百川摆手制止媳妇，继续道，“不光四臭，还有痔疮，整天血里呼啦恶心八叉，走路撅着个腚，俩腿撇拉着，一扭一扭跟刚结扎一样。几年下来，你再生养一窝泥孩儿，挂鼻涕流口水，不管人前人后，你解开怀奶孩子，哎呀——”许百川摇着头摆摆手。许恒文正色道，“爹，你别说了，我坚决不嫁给四臭老爷们儿。”许百川点头道，“哎，这就对了。”
　　
　　这天吃过晚饭，母亲叶海棠领着儿子儿媳到厕所，指着茅坑说，“民国三十七年立秋那天，恁爹搁这下面埋了一坛子大洋，足足三百块。等孩儿考学用钱，你把它挖出来。”许百川看看茅坑再看看一本正经的母亲，问，“娘，我是谁啊？我叫个啥？”叶海棠伸手作势要打儿子，大声道，“恁爹叫许广泰，恁娘我叫叶海棠，你叫许百川，媳妇叫陈卫红。”许百川指着茅坑问，“娘你说的是真事儿？”叶海棠道，“娘会骗你？别等了，现在就挖。”
　　半个钟头后，坛子起了出来，清洗干净，许百川小心翼翼地把坛子抱进堂屋，娘儿仨盯着油纸还没沤烂的坛子足足半个钟头一言不发。许百川揭开封口，伸手抄起一把大洋，银元从他指间叮叮当当滑进坛子。“多好听。”许百川对媳妇说，“嫁给我不亏吧？”叶海棠道，“别谝了，封好，藏严实。恁爹交代了，十块十块地卖，别叫人家惦记上。”
　　儿子许恒启高考前，许百川将大洋换成了纸钞。
　　“叁万七！”他挥着一沓子钞票对媳妇说，“乡长十年的工资！”
　　许百川留下了一块。那天下午，他随手找张纸压在银元上，用铅笔一笔一笔涂出图案，然后对着窗户的亮光，默默端详。他似乎从图案中认出了父亲的脸，是的，虽然他从未见过父亲的任何一张照片，但他断定那是父亲的脸。他忽然明白，从父亲埋下坛子的那一刻起，注定有这么一天。无论他怎样挣扎，他终将回到这个家，终将在某个午后从涂在纸上的图案里发现父亲的影子。
　　母亲蜷缩在窗下的藤椅里晒太阳，喉咙里不时呼呼地响几声。媳妇正把一把玉米撒向鸡群，口里咯咯地召唤着。
　　是的，终将如此。许百川想说什么却说不出口，干脆什么也不说，就盯着那图案，直到两行热泪顺着曲曲折折的皱纹滴滴嗒嗒落在桌上。
　　
　　孩子们没辜负父母的苦心，1997年许恒启考入武汉大学，四年后公费赴美国留学，学成留美，娶了个台湾姑娘。四年后，许恒文大学毕业即赴美留学。
　　许百川夜半醒来，常暗自思想，孩儿们一个一个比我顺当，看来舛是把所有的坎儿舛平了。只要孩儿们不舛，比啥都强。
　　许百川一生荒唐，屡入险境。眼下，他这个幸存者像一抬头就能望见天空般可以清清楚楚地预见自己的余生。他不能预见的却是在杖国之年，他这个“最最最最神经”的神经病要亲手将儿子送进精神病院。
　　
　　明天，高大象的儿子高敬轩为竞选牡丹村村长，将在梁乡镇政府的机关食堂对近千名村民发表演讲。明天，就在明天，“省长”许百川和辛丑将为救出李杏与安阳铁西区精神卫生中心的院长斗智斗勇。明天，还是明天，太平洋东岸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1910年来华传教的艾礼士的曾外孙小艾礼士将与妻子面色凝重地窝在壁炉旁的沙发里，凝望着闪闪跳动的炉火，做出一个改变后半生的重大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