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初秋，北京，战友小聚。四十年没见面，失联了。这次亚梦、新民、柳妹、和平、小培和大明等都来了，都是当时河北队的知青，清一色的兵团战士。异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兵团战士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老乡——大家分别来自上海、天津、哈尔滨、北京和双鸭山，却有着在同一个连队战天斗地的共同经历，自有那么一种天生的亲热。于是，那些年的风风雨雨，故土人情，自然也成了大家聊不完的话题。
　　曾经的家
　　河北队，那个依山傍水的家，坐落在小兴安岭余脉的漫坡上，南面是草甸子，中间流淌着一条小溪，小溪渐渐积成了长水河。北面，看不到头的山，漫山遍野的荆棘丛和树林子，许多是白桦树。不大的小山村，我们在那里生活了六个年头，最多的生活了十年。
　　春天，暖风吹化了深山积雪，吹绿了田野，吹活了花草。沉睡了一冬的长水河苏醒了，像一条美丽的织锦飘带，铺在两个山村之间。
　　夏天，一眼望去，大块大块黑土地，油亮油亮地连绵在漫无边际的田野，绿茵茵，毛茸茸的，恨不得躺在上面休息，打逗。劳作了一天的人们，邀上三五好友徜徉其中，或谈天说地，或窃窃私语，或讨论未来，或相互问候。
　　秋天，河北队附近的山麓层林尽染，黄色、红色、绿色……五彩缤纷。树叶在微风中摇曳，拖拉机在田里奔跑。人们肩扛锄，手握镰，拼命地劳作，过了这段时间，就要等来年开春再忙活了。
　　冬天，不用召唤，很早就到了。凛冽的寒风裹着雪片把整个大地罩了起来，雪代替了一切，漫山遍野只有一种颜色——白。在蜿蜒的山路上，马车、爬犁撒着欢地跑起来，唱起来。人在车上坐，远闻山鸡叫，近听马嘶鸣，好一派北国风光，好一幅狂欢图。
　　虽然，现代化的进程使我们的“家”拆除了，我们搬迁到农场场部。但是她记在我们心中，烙在我们脑海里，如此清晰，那样深刻。还有那时人们的音容笑貌，善良质朴的品质，自然清纯的接人待物，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那里的人和事，那里的四季风光，我们将永远铭记。
　　
　　初抵二龙山，到达河北队
　　1968年10月16日傍晚。满载着知青的火车终于停在了二龙山屯火车站。我迫不及待地向窗外望去，映入眼帘的是大片的黑土地和前来迎接知青的当地领导及相关同志。他们敲着锣、打着鼓，场面格外热闹。笨重的车门打开后，车外的凉风钻了进来，始料未及的寒冷让我们赶快套上黄棉裤、黄棉袄。然而，与想象中的不一样。我们走下火车，看到天苍苍、野茫茫的，只有车站的几间小房透出微弱的光，没有其他大建筑物，地面上被薄薄的白雪覆盖，一片荒凉。这个小车站站台很短，我们的列车比它长出几倍，因此我们顺着火车车厢滑下路基，又爬上了车站前的一块高地。当地人个个头戴皮帽子，身着黑棉袄，像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夹皮沟的李勇奇一样。我们被几个老乡招呼着，匆匆找到了自己的行李，急忙上了一辆大轱辘车“尤特兹”。时任副连长肖洪（那时的称呼有点乱。因为没有重新组建，原任职务不动。知青以兵团编制称呼连长、营长、团长，而当地人依旧称呼队长、分场长、场长）发动了这辆大家伙。
　　坐上了胶轮拖拉机，满脑子的问号，晃晃荡荡，突突突突，一路颠簸着终于到了连队。
　　远远地望去，一排青石红瓦砌成的房屋，这就是河北队鹿号，是村落的最高处，沿山势下来是麦场和粮仓。往南走下来，路西依次有木工房、洪炉棚、农机坪、马号、牛圈、猪号，路东是生活区。生活区的北边和西边大部分是土坯房，少量是红砖房。生活区的南面，食堂、机务排宿舍、兵团战士男女排宿舍由东向西一字排开。宿舍前面一百米有一花岗岩石砌成、木板做隔断的厕所，厕所有点像少数民族居住的高脚楼。在这几间宿舍里曾聚集了来自双鸭山、哈尔滨、天津、北京、上海的一群十几岁的孩子，在这里，他们用青春和汗水谱写了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白桦林之歌。
　　男知青住在新盖好的砖瓦房里，和先期到达的双鸭山知青一起，还有部分老职工。屋里还很潮湿，没有电，李用“尤特兹”发动机发电接上一盏小灯炮，屋里光线昏暗暗的，使人感到压抑。一路上的饿和累，让人昏昏沉沉，脑子里一片空白。
　　当晚我们回民吃粉条大头菜，汉民则是猪肉炖粉条。这是当地最好的招待饭，老职工们是吃不到的。咸菜，糊上一锅土豆子，熬点粥，吃着馒头对他们来说就是很不错的伙食了。大部分老职工居住的都是低矮的小土坯房、茅草房，穿戴都很破旧。村里老乡日用品特别匮乏，平日里买个鞋带、牙膏什么的，还得到二十里以外的场部去买，很不方便。尽管天气很凉了，这里的孩子，有的都六七岁了，还穿着开裆裤，趿拉着鞋，露着脚后跟……
　　老乡们用热情又好奇的目光，打量我们这些陌生的青年和用草绳捆得结结实实的木箱等行李。他们当时也许还纳闷，偏远的边疆为什么来了这么多青年人？
　　第二天早上，当我走出房屋看到二龙山时，不禁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西面，两道山岭，岭上树木枝叶茂盛，一道自北往南，一道自南往北，恰似两条青色巨龙摇摆着身躯相对飞来，龙首几乎相撞。一条小河从两个龙头之间流出，蜿蜒北去。河面上笼罩着浓浓的白雾，如飞舞的纱带又似吉祥的白云，将巨龙托起到空中。小河的两边是黄绿色的草甸子，沁人心脾的清香弥散在空气中。从东南面一直到西南面，是无边无沿的黑土地，金黄色的大豆顺着起伏的田野随风摇曳，像成千上万站岗的士兵，壮阔的场面使我感到非常新奇。
　　这里的天蓝得晶莹透彻，空中一团团白云离我们这样近，好像伸手就能抓到似的。林里回响着悦耳婉转的鸟鸣声，不时有飞往南方的大雁，排着整齐的队列前行。我就像来到了一个童话世界，一个在城里根本无法想象的世界。
　　和恒佑等几位同学上后山游玩，割白桦树树皮，写上字，写封信，像卫国战争里苏联战士一样，让送我们的老师带回家。那次，我那个新的军用水壶丢在山上了。
　　后来，每天晚上时任党支部书记刘、革委会负责人（我们习惯称连长）肖、还有娄、李、杨、张健、牟、杨等、双鸭山女知青刘一起在队部开会议事。后来恒佑也参加进去。过了不久分场派了工作组，搞什么运动，天天晚上在大食堂开会，不厌其烦地读报纸。有组织有领导但是管理不严格。工作队长陈住在卫生室，白天在连部看文章、写材料，晚上就滔滔不绝地说起来没完。到底说了些什么，没人听进去。他的口音像是南方人。天天晚上听报告或者讨论，然后在女排宿舍讨论，女班长崔主持。刘战友含沙射影批判有些人没有共产主义信仰。我心头一惊，害怕被批判。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们乘尤特兹到四分场场部（后来的四营部）开欢迎知青的大会。分场革委会领导王国栋、刘国栋等欢迎我们。那时天气寒冷，站在车上，大家都显示出“冻死迎风站，饿毙不低头”的姿态，充满豪情壮志。
　　那时地里已经没有活儿干，大家也比较松闲。又过了几天，第一次去场部（团部）。那里的几座建筑分别是医院、商店、俱乐部、办公的机关。大约离火车站五十米处有几间土坯房，是二龙山屯。北边是一个小饭铺、一个小百货店儿，南面是个挺破的大院，走出三里路的地方是团部。在二龙山屯买到了苹果，觉得很不错，北大荒也能有苹果。傍晚我们坐尤特兹回来。在二十八号地，由于人太多，很挤，很颠簸，我就跳下来坐姚志国赶的牛车回连队。那个慢呀，比他们坐拖拉机回来的慢了将近一个小时。
　　几天后，我被分配到农业排。
　　早起军训
　　刚到连队时，知青们盼星星盼月亮似地盼望发枪，来兵团不就是为了“屯垦戍边”到前线打仗吗？整天光屯垦了，啥时也能真刀真枪地练一回？那时我经常背诵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尤其喜欢“西北望，射天狼”一句。
　　为了作好持枪的准备，连队开始练武了。早晨天不亮，连里值班干部就吹起了哨子，然后是集合、整队、跑步、出操，人手一根鸡蛋粗细的木杆练持枪、练刺杀。有时跑着跑着，突然排长一声断喝“空袭”，大家立刻作鸟兽散，找个沟沟坎坎的地方一趴，等听到“集合”的口令，再重新整队。那时，知青们大都非常认真地做好每一个战术动作。有一个知青趴下后发现自己正好趴在一个粪堆上，但他没动，就那么认真地趴到集合的口令响起。
　　后来团里分配来小崔，情况就变了，他每天吹军号，和我们住一个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