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东莞找工 52

　　2003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四月一日是西方的愚人节，只有这一天，朋友之间可以相互愚弄都不会生气。愚人节嘛，如果不愚人，那岂不是名不符实么？所以，到了这一天，很多人都格外小心，就生怕被人请客啊啥的，或者还会演变出其它的花样。听说居然有人上当的，跑到人家说的地方一看，连个人影都没有。等你回来的途中，兴许就会受到朋友发来的短消息，安慰你如果真是去了，你也不必生气，也不看看今天是啥日子，愚人节呗，哈哈。看过消息的朋友这才恍然大悟，我的天，怎么没看日历呢？这么大的一个人，竟然连西方的愚人节都不知道，还出了洋相，真是丢脸到家了。
　　那段时间，我都还在电镀岗上班。也就是四月一日那一天，我早上刚接班不久，就从收音机里听到一则不祥消息说是“香港著名歌手张国荣跳楼自杀”。先别说我不相信了，就连很多人也都摇头不信，说你又在骗人吧，鬼才信你呢。今天不是愚人节吗？
　　第二天，几乎所有的报刊上都十分醒目地刊登了“香港著名歌手张国荣跳楼自杀”大幅版面和特别详尽的报道，几乎囊括了张国荣短暂的一生轨迹。据360百科介绍：张国荣（LeslieCheung，1956年9月12日－2003年4月1日），本名张发宗，大中华地区歌坛和影坛巨星，出身于香港的著名歌手、演员、唱片及电影监制、大中华地区拥有广泛的影响力、演艺圈多栖发展最成功的代表之一，是1980年代香港乐坛的天皇巨星之一。曾担任唱片监制、演唱会艺术总监和排舞师、配乐、电影编剧、电影导演和电影监制。
　　纸媒的集体发声，就不得不让人相信张国荣跳楼事件是千真万确的了。但人们疑惑不解的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他不是好好的吗？怎么会想不开呢？大凡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过来的人，只要一说起香港的张国荣，不少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挑起大拇指。当张国荣大红大紫的时候，后来的天王巨星刘德华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晚辈。在张国荣的葬礼上，云集了许多明星大腕。台湾《联合报》报道，张国荣的棺材是专程从意大利进口过来的。出殡那天，很多明星也前来送行，为这位英年早逝的哥哥含泪送别，场面极为沉重而悲痛，演绎了演艺圈内晚辈对他不幸离世的万般不舍与眷恋之情。
　　从《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到台湾的《大公报》，《联合报》，我几乎都详细看完了对张国荣离世的多角度全方位的报道。斯人已去，再多的伤感，再凄美的文字也无法挽回他的生命，喜爱张国荣的粉丝们也只有侧耳聆听他那舒缓优美的旋律中来为他祭奠和表示深切的怀念了。
　　更没有想到的是，二十多天后，在全国范围内，忽然爆发出一种叫做"SARS"的呼吸道传染疾病，"SARS"一词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里，有不同习惯称呼。中国大陆惯称"非典型肺炎"，并简称作"非典"。香港习惯把"SARS"依粤音译作"沙士"，或直接用英语"SARS"。台湾亦惯用英语，或称"中国肺炎SARS"。新加坡媒体一度使用"萨斯"，4月17日，华文媒介统一译名委员会统一作“沙斯”。
　　据介绍，在中国大陆惯称的“非典型肺炎”，其主要表现症状为：呼吸困难，发热，全身疼痛无力。SARS事件是指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英语:SARS)于2002年在中国广东顺德首发。并扩散至东南亚乃至全球，直至2003年中期疫情才被逐渐消灭的一次全球性传染病疫潮。在此期间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引起社会恐慌，包括医务人员在内的多名患者死亡，世界各国对该病的处理，疾病的命名，病原微生物的发现及命名，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及媒体的关注等等。
　　正当非典最严重的时候，弘隆公司还不是没有放假，依旧照样上班。东莞全市都差不多快要解禁（指政府解除禁令）时，才宣布所有人员必须在厂里居住，而且每早上班时，在宿舍岗上班的保安必须要对全厂的员工进行耳温测试。所用仪器就是一个耳夹，值班保安把它贴近工人们的耳朵打开开关就会自动显示温度，如果超过39.5摄氏度，那么对不起了，公司就会要求你暂停上班，去医院接受治疗，直至痊愈后才准继续上班。
　　一拨又一拨的男女工人从我们的面前暂停，耐心等待测温，有的表情很自然，有的好像无所谓，也有的略为有些紧张。尤其是那些年轻漂亮的女孩子过来时，我都会微笑给她们说明情况，主要还不是不想让人家引起误会。她们当中也有认得我的，都很主动配合我的工作。不太熟悉的也很平静，即使没有微笑但也自然而然。
　　本来，弘隆公司是一家以生产五金配件为主的台资企业，公司还是以男工为主，女工比例不大。车间女工好多都是成家了的，唯有写字楼里面上班的，倒是还有单身一族。她们的工衣式样也差不太多，主要还是颜色上的区分：车间的女工和男工一样的是深蓝色的上衣，衣领是红色的，组长级别的是黄衣领，而写字楼的女工工衣则和经理们的有些相似，属于那种淡蓝色的，胸前都缀上了弘隆的厂标。她们穿行在枝藤蔓饶的白墙绿树中时，我看见了她们青春脸庞上洋溢着的可人的笑靥。从这一张张充满朝气和对渴望期待未来生活的青春脸庞上，我似乎能够感悟出她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对本职工作的热爱。
　　那时的我，也才三十多一点。早已到了人生中极为重要的时期，可我始终周旋在保安这个被人瞧不起的卑微工作岗位之上。从内心深处来讲，我也想渴望得到改变，也想去写字楼上班，甚至还想能某个“一官半职”的呢。可是，现实它就是这么残酷而无情，我年纪不小了。还能再去折腾个啥？再说了，我又不是一个人在路东，因此即使想要再去改变什么似乎已无可能，明智之举还是老老实实地上班，做你的保安。只要是正当职业，又何惧人家怎么说呢？嘴是长在人家身上，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随他所愿，你也管不着。反正，你应该这么看，现在到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你都要记住，务必要保持稳定。只有稳定下来，才有机会和希望实现自己以后的转身，否则会连一丁点希望都没有了。至于这一点，我和伯会心里都是十分清楚的，也一直都在努力坚持着。多亏了她及时打气鼓劲，我才没有中途退缩，忍辱负重，砥砺前行。台湾著名残疾歌手郑智化原唱的《水手》中不是有经典的两句歌词么?“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是啊，对我们而言，现在身在异地他乡打工流浪，其实也就是沐浴在人生的风雨当中。因为我们深知，自己的家境状况和自身所处的条件，容不得我们有丝毫的懈怠。而唯一能拯救自己的也只有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不能指望谁来助我们一臂之力。退一万步来说，即便是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但是拥有年轻和健康的身体，这就是很好的最大本钱。年轻就是财富嘛。而人总要学着长大，也不可能一辈子都生活在父母的庇护当中。由此，我还想到了“扬州八怪之一”的清代著名书画家郑板桥先生有名的家训：“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业自己干，靠天靠地靠祖宗，不算是好汉。”细细品读，顿觉颇有深意，还真是回味悠长，发人深省。
　　弘隆公司的几位女总务中，有一位名叫闫冬梅，81年生。鲁志彦是她的前任，而我们的汪总名叫汪志彦。有点意思的是，她和汪总还同名。估计发现这点秘密的大有人在，我还在这里叙说一下，是不是显得有点多余呢？
　　从她的体型上来判断，鲁小姐和后来的闫小姐还有欧海蓉小姐，她们都应该是南方人，好像听说过，鲁小姐是湖南人，欧小姐是贵州人。三人中也只有闫小姐最为年轻。可她和冯队长的同事关系不如鲁小姐和欧小姐那样的好，有时候冯队长也懒得理她。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总务和保安虽然工作性质和职责范围不同，但还是有交叉的地方，如果关系处理得当，大家上班都很轻松，反之则会显得过于疲惫。
　　某次下班时，冯队长不在宿舍岗，就我一人在上班。看见闫冬梅走出写字楼过来宿舍岗这面打下班卡，便笑问她：“闫小姐是哪里的？”
　　她淡淡地笑了一下，也算是和我打了招呼。“我是四川宜宾高县的。你呢？”
　　“哦，我也是四川宜宾的，我的家在兴文县。”
　　“好高兴，在这里见到一个地方的老乡。你上班多久了？”
　　“我都快满一年了。以后可要多多关照哦。”
　　“我都是刚来，好多都不熟悉，以后还得要你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呢。”说完有些羞涩地呵呵一笑，便绕过宿舍岗的两个小门准备向自己的宿舍楼走去。原本，我其实早就知道了她是哪里的人了，之所以要如此问她，一是想再次确认一下，二是看她对于我这个老乡的态度咋样？
　　我陪着笑，拍了拍胸口：“没关系的，只要我知道的，都可以告诉你。”
　　“还是老乡好，很高兴认识你。我上楼去了啊。”
　　我点点头，看她离去的背影，一袭乌黑闪亮的长发披在肩上，中等个子，牛仔裤把她是躯体勾勒出了近乎完美的曲线。也许，对于青春期正旺的男生来讲，她的背影会让人产生无限美好的联想，兴许会有想上前认识的冲动。她走路轻快，双手插在兜里。
　　从宿舍岗到宿舍楼之间大约也就是十几步的距离，拐过墙角以后就不见人影了。我不知道，她此刻的心情应该是愉快的吧，因为我看她从写字楼出来的时候，脸色不大好，估计初来不很顺手。这也很正常的，时间长了啥都会了。无需发愁嘛。
　　后来我还真的麻烦了她，是因为我下了夜班跑去长安镇现场买即开型的福利彩票抽奖，主要还是渴望发点小财好改善自己以后的生活，不曾想自己的身份证，工资卡和一百多块零钱都被扒手摸走了。要补办工行的工资卡，得需提供本人身份证件，我丢了，只好请她以在弘隆上班的名义写了一份证明材料快递回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