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第1299-1307天

　　1960年1月9日星期六晴（1299天）
　　午后听市委讲师团成员、沈阳市联营公司于经理关于市场问题的报告。通过今昔对比，说明市场的情况。在任何一条战线，都贯穿着两条道路斗争。敌人造谣，造成市场紧张，乡下人拋下生产，到市内抢购布匹，还在黑市上欺骗别人。
　　晚上，参加合唱队的同学互相鉴定。这件工作，早就布置了，张焕廷总往老由身上推：“你当文娱委员把我们送出门了，往回接的时候，还不伸伸手吗？”老由告诉他，由我代表支部参加鉴定，他就非常不满意。午间，我告诉岳广和也都参加会议，岳广和去问小赵：“我也参加吗？”小赵说：“你不用参加了。”我说：“让他参加吧！”
　　“算了吧！最后演出他根本就没参加！再说，他的问题已经在班上提出来了。”
　　我没坚持，但岳广和还是参加了会议。广和讲了讲事情的经过，强调困难，强调组织没有帮助他。王大中说：“当然，老梁从组织角度说他不服从组织，这是对的，广和也有他的困难。”我没反驳这种意见。
　　总之，合唱队也有了矛盾。
　　有一次，张淑贤笼统地批评大家唱歌不用心。批评完了我就不满意。我的嗓子都累冒烟了，还说我们不用力！能势说：“领导想怎么样？”张焕廷说：“丛庆深当队长，把架儿端起来了，分给他一句歌词，他在地下室里，走到这里唱两句，走到那里唱两句，到真唱的时候，连‘借问瘟君欲何往’都不会唱了。就拿借衣服来说，让大家站着，他来训话，开小组长会议的时候，他又讲衣服问题。我说：‘你在大会不是讲了吗？没有新的，你就别费话了。’”
　　深津也给张淑贤提了意见：“到演出那天下午，她还没把衣服联系好。本来，我元旦那天在家里邀了许多朋友，一听说要演出，打破我原来的计划，我就不满意。我回家后，想撂下大家，忽见我哥哥从校部回来。我一看，他把校乐队里的衣服穿到家里来了。我生气地问：‘你为什么把学校的衣服拿到家里来了呢？’他说马上就回去。我问：‘我们的衣服不是都借给我们了吗？’他说：‘没有，我们今晚到工厂演出，每个队员穿了一套。’我回来就告诉了张淑贤，合唱队都散了，她又把大家找回来，说‘乐队的衣服可能借不来了，大家或是穿蓝衣服，或是青衣服。’党员刘宝在下面喊：‘统一一下衣服不好吗？’你们说，我一旦不告诉她，那天晚上大伙穿什么上台？”
　　女高音独唱练习得不用心，深津纯子建议组长给提出来。组长说：“原来她就不愿意独唱，再批评她不就更唱不好了吗？”
　　岳广和是吹笛子的，但没有笛子，他坐在那里不好意思，就回来了。后来张张淑贤把另外一个人的笛子拿来给他吹，那个人反而闲起来，他更加不好意思了，扔下笛子就走。
　　演出的那天晚上，陈绍英细心把衣服整理好、叠好。王作昌在那里帮着收拾，很晚才回来。
　　
　　1960年1月10日星期日早雪后晴（1300天）
　　几天来，我的感受是这样的多。这样快乐，想放声歌唱。
　　早晨五时半起来，看《青春之歌》，我不止一次地流下了眼泪。林道静的道路就是我们的道路，而我们所处的环境，不知要比她优越多少倍。
　　饭后，本来想去洗衣服，想到记录小结还没改写，就把掀起的床单放下了，来到教室，又到图书馆，找张峰德写材料。雪停后，我们都到北陵大街扫雪。今天，我把计划的一切都做完了。
　　午后四时半起，第一团小组给岳广和鉴定，都快到时间了，他还没回来。后来来了，一副懊恼的表情，把我拉到走廊说：“怎么办？我没写完哪，这思想总结大家都不能满意，不能把鉴定推迟一下吗？”他说他连饭都没吃。
　　我说：“鉴定还是做了吧，主要是大家给你提意见。”
　　会开上了。他自己检查，最影响他进步的是面子和自尊心。“自尊心不是空洞的，它有明显的阶级性。”王作昌说，“你看过《第一次打击》吗？季米特洛夫的自尊心有多么的强烈？但那是党的自尊心。而你的自尊心使你不能勇敢地参加政治斗争，自尊心就成了保护个人主义的外壳了。”
　　由正达说：“广和在严格要求自己方面，是高于一般人的。当他念了自己的日记的时候，我就仿佛听见一个爱国青年的脚步声。我们想一想看，人们的进步道路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因贫苦的经历的推动，回忆能使他发奋上进，有的是对理想的追求，他一想要做个共产主义战士，通过学习，对社会发展规律有了认识，产生了自觉的行动；具体说来，就是要建立了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是那样。”郭铢发言了。“在我们的时代，不懂这些，想要生活是不可能的，政治已经深入到工作、学习、家庭，甚至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广和说：工农生活不平等。听了公社社长的报告以后，这个问题就已经解决了，现在农村富裕了，使工厂的小伙往乡下跑。实际这个问题没解决吧?”
　　赵洪利也发言了，声调犀利、明确，富有战斗性：“既然你要以共青团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就应当培养自己严密的组织性，而广和却没有经常向组织讲自己的情况，结果，从不说迷失方向;再说自尊心吧，那回借了条裤子小了些，开运动会叫你到操场去表演，你就是不想去……”
　　这个会开完了，又开市场问题座谈会。深津发言说：“资本家出商品是为了利润，当名古屋发生大水灾的时候，资本家没有送医送药来救济灾民……”
　　
　　1960年1月11日星期一晴（1301天）
　　吃午饭时，广和告诉我：他不同意大家给他提的意见。“我不是不关心政治、没有理想，如果那样……”他不好意思地笑了。
　　午后滑冰。
　　方剑秋向组织交了材料。看来，他的认识提高不少，敢于正视自己了。我说：“今后你得用最大毅力改变旧的生活习惯了。”
　　他点头，说：“我看了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他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就像生活在新旧时代的夹缝里。’我就是这样。”
　　王作昌说：“看看作品对我们会有帮助，偶然的启发，使你解决了大问题。岳广和从《论共产党员修养》里，找到了关于自尊心的解释。”
　　利用饭后的时间，对两个小组长说：找非团员谈一谈。
　　
　　1960年1年12日星期二（1302天）
　　经常为做得欠妥的事感到内疚。教室靠近我的那个灯泡坏了，是40°的，我拿到总务处去换，没有40°的。他问我：“你们教室几个灯泡？”
　　“六个。”
　　“就拿这个吧！”
　　我一看，拿给我的是20°的灯泡。就说：“不行。我们教室的灯泡全是40°的，光太弱了。”
　　“是吗？以后检查检查。”
　　他给我拿了个60°的灯泡。拿在手里以后，我就后悔了：我没有整体观念。
　　王任重在《中国青年》第一期上登了一篇文章，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同志们以革命者的水准要求你，而你要达到的目的，必须先从一个普通战士做起，这就是:在生活里，在意识里，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划一条明显的界限。要有不怕一切困难的勇气，不怕吃亏，去为真理而斗争。慢慢地，我们就接近了真理，因而也就接近了群众。
　　少奇同志说：“党员如果在他的思想意识中只有党的共产主义利益和目的，没有自己脱离党而独立的个人目的和个人打算，他真正大公无私，那末……第五，他也可能有最高的自尊心、自爱心，而且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的前提之下，也最能宽大容忍与委曲求全，在必要时忍受各种屈辱与虐待而无怨恨之心。”
　　我经常多疑，它成了我行动的约束，实际生活中却是不一定存在的。我不能放弃自己的所谓尊严。
　　 深津把现代汉语的复习题分给每个人去做。我得了三分。其中有一道题是：“现在，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发展对我国建设事业更加有利了。”
　　下课后，深津拿了我的答案跑来问我：“‘现在’不应当做‘发展’的定语，而应当是‘有’的状语。”
　　我板着面孔，一方面思考反问的话，也暗暗想怎样向真理让步。王作昌进来，我把深津的疑问重复了一遍。王说：“是那样的。”我说：“那就改过来。”
　　深津又提出一个问题：“‘有利’是一个词，‘利’不是宾语。”
　　我说：“不！‘获利多少的利呢？’”
　　丁国文过来扯了扯我的衣袖，像有什么妨碍他讲话似的，说：“‘利’绝对不是一个词，你看它能单独回答问题吗？”
　　“单独回答问题不是名词的语法特点呀！‘国’能单独回答个什么问题呢？”
　　丁国文嗤嗤笑了两声。我就是这样叫人下不来台。
　　
　　1960年1月13日星期三晴（第1303天）
　　天气冷了，飘着细细的雪花，尖利的小风，扫得人脸生痛。早晨起来，我就想：我要做个共产党员，我应当培养坚强的性格。我在跑步的时候，觉得自己有力量，从25日以后，从2000米增加到4000米。
　　午后政治课考察。
　　晚上，年级党支部召集各班团支委开会，布置推选优秀学生和各类积极分子的工作。本班支委一直选王作昌为优秀学生。
　　
　　1960年1月14日星期四晴（1304天）
　　脑子里活跃着“双反”运动里的人物，他们的笑声，他们的语调，都十分活跃地显现了出来。他们早晚会诞生的，他们将穿着新的服装，加入到文学新人物的行列中，闹得我连功课都复习不好。
　　午后，汉语课在30教室辅导。姜静远老师给我们分析这个句子：“这一年多来，在国际和国内都发生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变化。”
　　姜老师说：“‘一年’是主语，‘这’是定语，‘多来’是不定量词，在这里表示时间概念，它们之间具体地也不好分，就是这一大套在句中作状语。”
　　大家都笑了。姜老师很难为情的样子，偏着头，皱着眉，耐心地给大家解释，语调十分地柔和。当遇到不好分析的兼语式句子的时候，他就重复“汪峰陪同班禅额尔德尼参观”这个例句，指出其他兼语与这个例句相同之处，于是，教室里就有了笑声，随后是嗡嗡的议论。
　　
　　1960年1月15日星期五晴（1305天）
　　学习现代汉语，人们几乎疯狂了，谁说了一句话，马上就有人摆出来分析分析，连栾文彦写在黑板上的通知也叫大家画上了各种标示句子成分的符号。
　　
　　1960年1月16日星期六晴（1306天）
　　上午考了现代汉语。我对我的答卷尚觉满意。考试完毕，各班评优秀学生和各类积极分子。何华楠提出：“丁国文可以当积极分子。”午后支委会研究的时候，认为他对马列主义学习不够，就不提他的名字，但交大家讨论的时候，又提出他当劳动积极分子。
　　午后，全系同学在扇形广场集会，由系总支书记布置冬季安全、卫生工作，迎接省市卫生检查团来校检查。最后，他动员学生：春节能不回家的尽量不回家。他说：“春节在我们的意识里还是一个习惯势力，我们有打破这个习惯势力的必要。”本来要求会后务虚30分钟，但人群里发出了哄笑声，有的人轻浮地叫道：“走哇！务虚去！”声调里带几分讥讽。
　　我们班因为时间被评选积极分子会议占用了，没有务虚，结果评比成绩不好。晚饭后立即召开班会，重新坐下来讨论，加深了对卫生工作的认识。
　　
　　1960年1月17日星期日晴（1307天）
　　务虚会果然起了作用，早晨五时半就起来扫雪。大家动作很迅速，我被留下来收拾寝室。吃完早饭到操场一看，本班清扫区内，积雪堆成方形；来到教室，五名女生正跪在地上用抹布擦地板。
　　我们年级因为积极响应了党的号召，受到系学生会的通报表扬。
　　回家过春节的事成了大家议论的中心了。谈吃的，谈对联，谈送礼。王作昌说：“我回家，邻居让我写仙堂上的对联，我是个共产党员，对迷信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
　　今天收到三哥的来信。他买了台收音机。信的语调带着乐观，我真高兴。生活越过越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