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第1291-1298天

　　1960年日记（原始的完整稿含后来找到的）
　　 让党的光辉照耀我的心灵，
　　 让生活的烈火锤炼我的血性，
　　为共产主义立下雄心壮志，
　　做顶天立地的巨人，
　　永不虚度生命！
　　——1960年元旦
　　
　　1960年1月1日星期五晴（1291天）
　　舞会在欢乐的气氛中进行着，热情激荡，场面热烈。当乐曲戛然而止的时候，舞会的主持者站起来对大家说：
　　“听！我们的元旦钟声！”
　　扩音器里“当当”的钟声响起来，震撼着我们的心。在这一刻，心里好像什么也不想，也好像什么都想，太多的感触，随着宏亮的钟声，在心中徜徉着，不能自已。就在我沉浸在激奋的感动之中的时候，时光瞬间悄悄逝去，它耐久而永恒。勇敢地跨过去吧，用生命的笔，在时间的画卷上写出最瑰丽的诗章！
　　“校首长来给我们拜年啦！”
　　站在门口的人大喊起来，人们立刻从四面聚拢来，夹道欢迎邵凯书记和和苏副校长。团委书记站在麦克前，激动地说：“让党委邵书记给我们作1960年开门红的献辞！”
　　邵书记走过来。他面孔严肃，坚毅的目光向前直视。讲话里充满了热情的祝福和谆谆教导：
　　“五九年是大跃进的一年，六0年我们要继续地跃进！五九年我校取得的成就也是巨大的。但我们同学对三面红旗的认识也还有些模糊甚至错误，我们要继续跃进，非反右倾不可！我们有条件跃进，我们有省市委的领导，有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还有我们的青年，是可爱得很，我们有信心在短时间内赶上国内其他先进的学校！大家有信心没有？”
　　“有！”
　　“中国共产党万岁！”
　　“总路线万岁！”
　　“毛主席万岁！”
　　同学们跟着邵书记高呼口号，像海上的巨潮一样，以不可阻挡之势，冲进了六0年的时间航道，奔向那霞光万丈的人间天堂之门。邵书记对大家挥挥手，说：“玩吧！玩吧！”
　　舞会又开始了。
　　我和王作昌、张宏毅离开食堂，到北陵电影院观看纪录片《欢庆十年》。前一场演的是《蓝箭》。路上见了熟人，互相祝福“新年好”。董淑玉和陈绍英说：“我们睡了一大觉，什么也不知道！”别人和她们握手的时候，她们叫起来：“唉呀！握死我了！”
　　影片是纪录各个战线为迎接国庆开展的活动，把观众带到炼钢炉前，带进车间，带到王国藩领导的公社，带到绿色的草原……到处都是跃进的吼声。
　　国庆之夜，天安门前仿佛光辉灿烂的仙境，焰火满天，流彩一般地在天空中泼洒。少年们向天空拋着鲜花，在流行的队伍里向毛主席欢呼，毛主席也向他们挥手。我看到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的信心，任何困难、任何敌人，都阻挡不了我们前进。
　　中央台在元旦祝辞里，讲了六0年国内外对我国建设有利的条件时说，“困难是有的，而且不少，但我们有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一定能取得胜利”。
　　三时半睡觉，七点钟就起来了，饭后到教室里把短篇《小胡德和九爷爷》改了一下。
　　晚上，在学校礼堂举行全校第二次文艺汇演。中文系的《毛主席诗词大合唱》，以排山倒海的声势出现在舞台上。我们在台前伴奏。每支歌唱完之后，台下都寂静无声，我心里很是激动。
　　邵书记和刘副书记坐在前排。当合唱进行到高潮的时候，邵书记闭目深思，主席当年的经历在他脑海里出现了吧？
　　今年的文艺会演出多了些民族特色。杨书记调到数学系以后，对文艺工作抓得很紧。他们的节目很有水平。
　　九时半回宿舍。大家在打扑克，只有丁国文一人在看书。王作昌说：“唉，真没法，玩起来就没个够。”
　　新年开端，伤感的东西少了，乐观的精神多了。在新的一年里，我想做的事情是：立大志，用党性要求自己，继续练习写作，在生活的各方面，都应当做一个表里如一的、正直的、完美的人。
　　
　　
　　1960年1月2日星期六晴（1292天）
　　早饭后，又是第一个走进教室，把《小胡德和九爷爷》改了出来。后一部分没有改变，晚上就寄出去了。
　　晚上，我跟张峰德谈起我的小说来。他问：“你自己觉得怎么样吧？”
　　我说：“不满意。太单薄了。”“有一篇小说《进山》写得好，把我燃烧了好几天。”
　　
　　1960月1月3日星期日晴（1293天）
　　分团委组织委员沈有铭几天前就要求我向她汇报发展组织进展缓慢的原因，今天晚上在三楼园厅跟她谈了。
　　上次到校部检查节目的时候，我跟她一起走，她向我提出一个使我吃惊的问题：“你快入党了吧？该讨论了。”
　　我说：“哪里，差得远呢！”
　　“王桂莲说你挺进步的，我也看你差不多。”
　　大约因为虚荣心的缘故吧，她的话虽然没使我忘乎所以，倒是挺高兴的。
　　赵洪利的家庭情况需要另调查。有一次我把写给派出所的信交给她的时候，她叫我准备一下这方面的情况，找时间向她汇报。
　　除夕的晚上，该我们演出朗诵诗的时候，全小组的人都走出院子，正好有别的年级同学来拜年，把我们的节目推迟了一刻，我在走廊上遇见了沈有铭。她问我：“你们班多少团员？”
　　“24名。”
　　“要发团徽了，把名单报上来。”
　　“好。”
　　“晚会完了你干什么？”
　　“跳舞去！”
　　“你会吗？”
　　“学呗。你不去吗？”
　　“去。”
　　但那晚上她并没到舞会上去。
　　今晚，我把情况汇报完了以后，她对我说：“咱们都是要求进步的，你愿意唠的话，我们就唠一唠。”
　　“好。”
　　我于是跟她谈起我的个人主义，我的日常作风，我尚无更自觉的入党要求。她也谈起了她自己：“我现在挺苦闷，生活的信心倒没丧失。不过同学们对我的看法不好。张金声对我说：‘你完了，有病，还参加合唱队、开座谈会，半道就退出去。连一般同学都赶不上。’”
　　我说：“你还是勇敢些。只要我们为了党，以一个革命者对待这一切，那些落后的东西算得了什么？我们有责任去改造他们。”
　　她说：“我怕给组织带来损失。像徐德兰她们，同学们对她们怎么样？”
　　我说：“大家都说她是一个真正的党员，你的确应当向她学习。我想，这是对待生命的看法问题。我们只有尽一切为党工作的份儿，至于照顾问题，那是党的事情。”
　　她说：“这一切都怨我。去年除四害出去挖蛹的时候，把腰扭了。平时坐着、躺着都没事儿。只是不能哈腰。编讲义，我一坐就是一天，反正就是要强，干什么都跑到前头。只凭热情，结果把身体毁了。”
　　我说：“多看一些革命故事，能培养自己的坚强意志。”
　　“我坐久了就痛。”
　　“你倒是很乐观的。”
　　“我偷着流泪呀！”
　　最后她说我有点傲气，但对待自己的进步倒有些谦虚。到校部那天晚上，她说：“你谈你以前入党是为了个人，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我的入党动机也不明确，反正什么都想好，学习要得5分，什么活动都要参加。希望你今后多帮助我，我挺苦闷，眼泪往心里流。”
　　然而，她始终是微笑着讲话，孩子般的面孔，显得天真而温和。
　　我说：“我们互相帮助吧。其实，你的觉悟比我高。”
　　她给了我一张贺年片。我有些不好意思，说：“我没准备，给你点什么呢？”
　　“不用送了。”
　　“你回宿舍自习吗？”
　　“嗯。”
　　这次谈话使我严肃地想了想入党问题。当个人主义对我的危害不大的时候，我的革命要求不那么迫切。每天占据我心灵的是创作的幻想，因此，使我的进步不快。是怕吃苦而没有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吗？难道我没有那种刻苦的意志吗?难道我还有什么愿望不能与党的要求相统一吗？不是，这一切我都能想得通，是小资产阶级安于现状的缘故。
　　要更快地提高觉悟。我已经下定决心，把自己的思想再清算一下。党员同学都是我的榜样。离开正当的目的改造自己的个性，只能使个性变成畸形，养成卑微、任性的人格。
　　
　　1960月1月4日星期一雪后晴（1294天）
　　要给全体团员发团徽了，团委决定向全体同学进行一次教育。上午我到图书馆借了一本《共青团——我的母亲》。在十年内战期间，共青团组织是秘密的，代号“C•R”。可以借这个材料对比地说明：老一代共青团员在黑暗的年代里，不能把自己的身份公开，而今天，竟能骄傲地把团徽戴在胸前，应当珍惜这个荣誉。
　　今天在书店里买了一本《怎样做个共产党员》。
　　午间支委会开会，把期末工作全面安排了一下。
　　1.科研提纲一定要交上来。有的根本没看，交上来也是白搭。“这样的要求也是不合乎实际的。”王大中背后说。
　　2.组织发展问题，团小组给岳广和鉴定。
　　3.处理洪文斌的问题。
　　但更重要的是，结合对爱伦堡文章的批判，改造同学的文艺思想。
　　晚上支委和积极分子开了会。李耀才说：“‘天才论’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丁国文说：“上次讨论葛里高里形象的时候，就有不少人性论观点，还有，北大把风景诗说成是中间作品。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从中了解大家的观点。”
　　由正达说：“李古北的小说若是没有人提出批判，我们就很难看出问题。”他说话总是笑着，声调柔和，很讨人喜欢的样子。
　　今天我对王桂莲说：“你准备准备备，给我提几条意见。我向你汇报，今后我的思想要来个大跃进。”
　　晚上，看电影《没落之家》，原著是高尔基。用生动的生活细节阐明生活的逻辑，这是文学作品的任务。
　　
　　1960月1月5日星期二晴（1295天）
　　今天学校召开治保会议。十四班的潘庆同去了。我问他：“总支批准你入党了吗？”
　　他说：“批准了。”
　　“你的进步挺快呀！”
　　“我的觉悟并不高，就是愿意听党的话。”
　　思索和学习的结果，对个性问题，有了如下的了解：冷峻、严肃的外表，或是一种保护。“一定集团的人们，长期站在一定阶级地位上，即站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地位，以一定的方式，长期地生产着、生活着与斗争着，即产生他们的特殊生活样式、特殊的利益、特殊的要求、特殊的心理、思想、习惯、观点和气派，及其对其他集团人们与各种事物的特殊关系等等，而且与其他集团的人不同，或是相反，这就形成了人们特殊的性格，特殊的阶级性。”——刘少奇。
　　我读《论共产党员修养》，书上写了这样一段话。因此，不能离开阶级斗争单纯追求性格的改变，但我是我自己命运的主宰者，我能改变我自己，去做党要求我做的事情。
　　
　　1960年1月6日星期三晴（1296天）
　　午后辩论粮食问题。由正达富有逻辑性的、全面地讲了他对粮食问题的看法：“粮食政策是经过科学鉴定的和群众考验的，但你稍有浪费，就显得紧张。我回家拿起大饼子就吃，孩子们也跟我吃。你想，这粮食还能不浪费吗？”由是家有妻小的调干生。
　　MCB发表了一个自相矛盾的言论：“粮食有些紧张。主要原因是劳改的多了，劳动锻炼吃的多，市场上卖糖果饼干的少了。”
　　有人问：“你想说明粮食不够吃吗？”
　　“不！我原来的观点不是这样，而是这样，我的大前提是：解放后饼干多，而且花样翻新，花样翻新……”
　　
　　1960年1月7日星期四晴（1297天）
　　晚上，我给分团委写了一份《颁发共青团团徽支部大会总结》，今天的日记和总结是一致的。
　　昨晚，团支部书记梁旭昌就把发团徽的事情告诉了大家。他说：“明天我们要打扮一下，光辉闪亮的团徽戴在胸前，可是，衣服上净是饭渍，太不相衬。有新衣服可以穿上嘛！”
　　早晨，积极要求入团的赵洪利到处找青年积极分子，商量午后给支部大会写贺信。午间，为了戴团徽，李耀才用毛巾把棉袄擦了又擦，干干净净地来开会。
　　午后一点，全体团员在四楼园厅开年级团员大会。年级的党支部委员王作昌同志讲话，眼睛里闪烁着激动而坚毅的神色，向团员讲了团徽的意义（《中国青年报》5月4日有论述）他号召共青团员在思想上做一次检查，从对党的关系、从思想上（指三面红旗、四大观点——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文艺思想、个人和组织的关系），从学习方面（是否又红又专、有无大志）和日常活动中总结经验。他说：“我们要树雄心，立壮志，鼓干劲，攀高峰！”
　　陈引颖代表年级党支部对大会做了指示。他说：“有的共青团员在入党申请书上说，要做一个又红又专的专家。这就不对了。我们要立的不是这样的大志，而是要立终生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大志。”
　　班级的团支部大会回到教室里召开。会场布置得庄严而美观，走进教室的共青团员们，心里充满了兴奋和骄傲。教室的前方挂着毛主席像，下面悬挂着鲜红的团旗，团旗的两旁是鲜花，而露在外面的黑板上、四周的墙上，都贴上了标语。团员们坐在教室的中央，团的积极分子坐在后面。有的团员拿出笔记本，把自己的兴奋的心情写下来。
　　会议开始的时候，团员们高唱《我们是红色青年》这支歌曲。因为我是组织委员，由我主持会场。心里有些紧张，竟把党小组长说成是团小组长，大家都笑了。领团徽的时候，团员们一个一个走上讲台，立正站着，接受了组织给予的荣誉。团支部书记梁旭昌亲自把团徽戴在团员的胸前。
　　梁旭昌同志给大家讲了话。他要求团员们要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当前，就是整顿我们的文艺思想。王作昌在班里的团会上要求团员回忆一下入团以来的进步，“我们有许多同志最近又提出了入党要求。”
　　自由讲话的时候，赵洪利第一个跑上讲台，代表一群要求进步的青年向大会致贺信。在会上王德福念了一首题为《团徽》的诗，说“团徽是红色革命的象征”。班上的三位老大哥，还有董淑玉都给大会写了贺信。
　　洪文斌举手要求发言。今天他情绪不高。当梁旭昌宣布：根据团中央的规定——“犯有严重错误、尚未处理的团员，无权得到团徽”的时候，他低下头，面色苍白。他非要到台上，说：“我首先感到惭愧和耻辱。”他皱了一下眉头，咽了一口吐沫。没有光亮的眼睛不敢往台下看。声音低微，胆怯而忧郁，“但是，我有勇气改正我的错误。”
　　还有许多人要求发言。他们纷纷举手，血涌到脸上，额头透着微汗，每个团员都百感交集。团徽的光芒，照耀着他们的心。
　　座谈会上，方剑秋谈了他几年的进步：“我知道，旧的道路是走不通的。1958年8月5日，是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我受了组织的处分。我发现了过去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同志们对我的帮助是又严厉又热情。陈校长的报告充满了长者的教诲和爱护。”接着，他引了一段加罗第在法共党代会上的报告，说明自己对党的认识，“如果他们不靠拢鼓舞着千百万的沉着而乐观的建设者的英雄气概的共产党，不靠拢列宁所说的‘我们时代的智慧、光荣和良心的共产党’，他们就有虚度一生的危险。”（《学习译丛》第十期）
　　孙正新做了检查：“过去，组织叫我在教室里看文件，我就像蹲监牢一样的不舒服，如果现在叫我这样，我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了。”
　　会上，大家纷纷地交材料。王德福首先把日记交出来。我今天抽时间写了一篇稿件：《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要发奋为实现这个愿望而努力，哪怕自己的思想觉悟还差得远，但我立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大志。
　　
　　1960年1月8日星期五晴（1298天）
　　午后听市劳模、群英会代表、沈阳空压机厂工人吴家柱的报告。他是从贫苦的旧时代走进充满阳光的新时代来的人。党使他懂得了做人的意义：“我们为什么这样干？就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为了能看清他的面目，我和宿玉堂特意坐在讲台附近，我们斜对着劳模的脸。能看见他的上半身和高昂的头。他穿着中国式的对襟棉袄，讲话没有什么手势，面孔红润，略带笑容，说话声音不高，然而充满热情，从不间断。没有什么优美的字眼，凭着丰富的阅历和对劳动的热情，还有对共产主义的信心，从心里发出来的演讲。他说：“从外国回来，发现外国人对我们经济发展的数字比我们记得还清楚。我们不懂外语，但只要一喊毛泽东，他们就喊万岁。过去，谁能瞧得起我们中国人？日本人走了，国民党来了，见了逃难的人，警察两腿一叉，就在街上打人。我那会儿想：中国人这不是完了吗？可是，你看现在，外国人谁敢瞧不起我们？”
　　栾文彦在工作中政治挂了帅，号召大家收废纸的时候，把谁交了多少废纸都记下来，说我们的行动是支援大跃进的。每天上完课，他拿着救火用的铁钩，挨座楼房找废纸，从墙洞里往外掏，弄得满脸都是尘土。
　　我们班的文娱工作被评为年级的先进单位。政治挂帅，节目有思想性，形式多样，发动群众，干部带头。王作昌被大家选为文娱活动积极分子，别人说他像一名演员似的，能朗诵、能跳舞。
　　晚上，年级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揭发党员JSJ的反党言行。这个人有一副綘紫色的长脸，两道短眉下一对自私而骄傲的眼睛，看人时死盯着你；且不抬眼皮，只把脸仰起来，用两个黑洞洞的鼻孔对着你。当他站起来自我检讨的时候，也还有那么一股神气，轻率地把讲稿在手上掂了掂，说：“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讲了。”最后，他承认自己是反党的，然而“只是由于红专的提法不正确才犯了错误”。
　　这是一个投机分子。他的错误事实我已记了下来。他的投机活动，从初中入团时就开始了。他热爱文学，但因国家要大搞建设，在工业方面有前途，就弃文就工了。所以到本校来，为的是不想当干部，连团籍都不想要了，只带来能表明他已经“红”了的党员称号。
　　可是，党员这个称号，成了他发展个人主义的工具。他公开说：“我是党员，已经‘红’了，要‘红’是别人的事。”然后，把党员的招牌拿来当恋爱的资本。他想，在王春芝的三个朋友中，没有一个是党员，“我的条件比他们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