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水流年*长篇]吸脂（第四十六章）

　　邢丽平与王远中同年分配来参加工作，因为所学专业不同、性别不同，而各自走了不同的路。
　　王远中中专时读的是省商校，学的是统计专业，分配到单位后从一个包村人员干起，十年寒守干到统计员的职位。可这样的职位只是在计生局人事档案中挂了个名，在人事局档案并无实职。如果按照大家的猜测，不久后他升任副主任的话，那就算真正有了个副股级干部的身份，再经历一翻调动，升到正股级，就如尚玉之辈一样了。假如说这是一场登山比赛的话，至此，他就算买到了一张进山门的门票。再沿着山路走上去，挤到副科级的位子上，这才站在了登山石阶上，算是真正的政路之始。可在乡镇里，从副股到副科，无异于鲤鱼跳龙门的难度。许多人握着这张门票终老至退，也没踏上真正的主路石阶过。
　　更有太多的人，几十年职业生涯始终在山门外徘徊，有的因为不想掏钱买票，有的惧怕山路崎岖疲累，有的根本没有耐心排队，有的却是被不守秩序的人挤到了队伍外面，只能干在队外懊恼不已。
　　倒是邢丽平，没有经过长长的排队煎熬便取到了一张“门票”。
　　她在卫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清河镇计生办，当时服务站只有三个女人，其中一个人称“老王”的女人算是个头儿，常年带领大家一起忙活查体、放环、流产等等一应技术活儿。工作五年后，老王便退休了，另两个女人也眼见着就到了退休年龄，是不能再顶上来的了。因为邢丽平是全市分到计生部门的第一批中专生，在剩下的女同志当中，她便是老资格了。于是，水到渠成的，她便坐上了服务站的第一把“小椅子”。这把“小椅子”在人事档案上虽然写的是“正股级”，却是根本“实不符名”的。大家常常笑说“邢站长在档案上可与尚主任平起平坐哩！”邢丽平听了，既不能恼也不能喜，就只是笑笑。她年年月月地空攥着这张不能登山的“伪票”，无法兑换成权力，也无法升级成“真票”。
　　如今，王远中将要获得一张“副票”。而这张票，是有点升值潜力的，这一念头怎么能让手握“伪票”的邢丽平不有点懊恼呢？
　　懊恼归懊恼，活儿却会照旧干，这便是邢丽平之所以是邢丽平而非张三李四的一大特征。
　　书归正传。
　　自从前年邢丽平带领几个女同志到严秋山那儿提过意见以后，再逢清理活动清河镇计生办就都全员上阵了。
　　征收社会抚养费从来都是个“烫手山芋”。
　　早在《计划生育法》颁布以前，它叫做超生费，从收到支都由乡镇政府全权处理。那个年代没几个乡镇有纳税企业，有限的税收全部来自小工商个体户们，财政上的两大收入一是农民的“三提五统”，二便是这个计划生育罚款。所以，“乡镇政府吃肚皮”的民间段子也就是打那时形成的。
　　而2002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法》一颁布，立即将这一权力规定给了县级计划生育主管部门——即县人口计生局，同时也将“超生费”改称作“社会抚养费”。到了地方上，考虑到县人口计生局直接面向全县超生户收取社会抚养费是很不现实的——面太大，人手少，难度太高，所以就作了形式上的变通，依法委托给各乡镇人民政府代收，然后统一交到县人口计生局指定的银行专项账户里。
　　县里善做换位思考，考虑着如果没有一定的收益，如此操心费力的活儿乡镇政府怎会舍得去卖力气呢？所以，收到银行专户的社会抚养费，在县财政留下一部分后，就再按照高低不同的比例返还给乡镇财政，同时规定只供计生部门经费使用和其他围绕计划生育的服务、奖励、扶持等费用支出。
　　一般情况下，返还率仅百分之四十。对大多数乡镇来说，每年数次组织大队人马、费尽心力地征收，其精神动力就来源于这“百分之四十”的鼓励。可在财政宽裕的乡镇来说，又会差这“百分之四十”的进项，那又当如何应对呢？县人口计生局便又在实际工作中制定出了不同的考核规则。不差钱，总得差分吧？
　　分，分，基层政府的绝对软肋。清河镇目前就因这一比率太低而不能够名列前茅，杨瑞虎书记才亲自发令全力征收的。
　　自从新的法律出台后，就规定了社会抚养费要“按照当地县级人民政府统计部门上年度末公布的人均纯收入数字作为计征底数，根据不同的胎次、不同的情形计算倍数”，怎样的情况要按照基数的几倍来征收，各地县级人民政府都对此作了详细规定。我国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人均纯收入数字自然是要年年增长，社会抚养费的标准也就年年水涨船高。一高起来，征收难度便也年年攀升。
　　在八十年代，为了搞计划生育，可以拆房、牵牛、扒粮食，可以抓人甚至可以划地诛连，地方上算是明着许可。后来进入九十年代末期，中国的改革开放达到一定程度，民众的信息传播速度与民主欲求度也不断提高，各级地方计生部门便需顾忌从而着意于更改行业形象了。时间进展到二十一世纪，已经没有一个市政府敢允许基层硬性行政了，拆房扒粮的事早已完全杜绝，紧要的时候带人进行思想改造，也是要有一定范围限制的。
　　可改造的范围一加限制，超生户的对策就简单了很多。怀孕后只要直系亲属全部藏起来，换一个地方生活半年多孩子就生下来了。生下孩子后，若想逃避罚款，只要每年遇到清理活动就再躲藏起来，或者不躲藏，任凭政府带人“改造”多久都思想都不通，不交，谁还能拿人怎么办呢？久了，终还是得放。所以，只要有决心、恒心，就没有不成的事。
　　有一位专家曾发表言论说：“计划生育应该只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计划经济被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生育政策也已不合时宜了。”的确，在这种的物流高速、交通便捷的“人挪活”年代里，只要对生活质量要求不是太高，普通人挪一个陌生地方生活上一年半载确是很简单的。这是个农民不恋土地恋金钱的时代，全中国的流动人口数以亿计，背井离乡早已是个淡然平常的词儿。只要“和尚”跑远了，“庙”就没人敢动了。计划经济虽已结束，计划生育政策却并没有相应地结束，甚至固守着不做调整，这实在是一种失调的病态。
　　体现到实际中的艰难——要一个月内将社会抚养费征收率提高十七个百分点，正生生地横在尚玉的眼前。
　　这会子，她翻看着王远中报过来的材料。
　　眼前翻到了宁红的档案：29岁，丧偶，清河镇丁寨村人，于2008年11月生育计划外二胎女孩。她眼前浮现出那个上周三来取笔录的年轻女人。最初她只是叹喟这世道农村妇女的观念竟已开放至此，连丧偶的女人都在超生了。想必她是新觅了夫君没经合法结婚便直接生孩子的了，只是新夫尚无名分而已。
　　可一见面才知道，她生的竟是个遗腹子。
　　当时，这个一脸质朴满身敦厚的农村妇女，一坐下来就开始表示不满，她说像她这般情况本就可以安排二胎的，却为何要生生交上近两万的罚款？
　　尚玉忙问哪种情况？
　　她说，她的父母没有儿子，她是长女，招了男方做上门女婿的，婚后生了一个男孩。按政策，在她足了30岁后是可以安排二胎的。可去年三月，她丈夫却突然遭遇车祸去世了。丈夫去世后，她才发现自己又怀身孕。虽然没了丈夫，她还是生下了这个女儿。
　　说到这儿，宁红眼眶里的泪没有抑制住，掉落下来。
　　尚玉这才知道原是遗腹子啊！也不禁心生酸楚。可是，二胎是需要先批了生育证再怀孕生育的。这是国家政策，无人能越这个权。孩子生了，必须接受处罚。
　　站在一个女人的立场，尚玉理解不了宁红为什么要坚持生下这个孩子？她和宁红说：“你这样的情况，以现在的社会现状多要再嫁的，到将来这个孩子会为你的再嫁带来多少困难，你想过吗？而且，站在你女儿的角度看，她是不是愿意接受自己一出世就已没有亲生父亲呢？你按照自己的意愿让她生来就担着这种痛苦，不是有点不公吗？”
　　“真的，现在的社会，很少有女人愿意去生一个遗腹子了。”宁红流着泪说，“其实，是我母亲让我生下来的，她说我们这个家庭好几代都人丁不旺，她太想让这个家庭再多一个孩子了。想想大小也是条性命啊，我就随了母亲的想法。”
　　还有没有其它诸如爱情之类的原因，宁红未说，尚玉也不便多问，毕竟她与宁红的位置此刻是对立的。题外话，怎好多说？便让她找杨尚龙取笔录去了。
　　无论如何，这是一例极特殊，让人难以强硬相对的案例。
　　尚玉一直以为，宁红的社会抚养费将会非常难收。不料，在李鹏电话通知了村计生主任，又由计生主任将通知转达给宁红的母亲——仅仅两天后，宁红的父亲便带着整整齐齐的一摞钱来交齐了罚款。
　　这位父亲看起来憨厚老实，他边递钱边叹道：“国家有这个政策，谁也扛不住。孩子既然生了，趁早借借磨磨交齐了，再回去好好挣吧。我才五十六岁，这样的社会，只要好好干活，用不六七年也就攒出来了。”
　　这天夜里，一场细雪潸然而下，悄无声息。
　　翌晨，满地薄薄的雪面。
　　天亮后不久，公路上的雪就被来往的车轮碾轧成了污水，只有旷野里依旧铺着一层白面。尚玉坐在车上看着遥遥的白雪，心中不免向往丛生。
　　一上班，邮递员却递了封举报信件来：野庄子村的光棍汉王硕康在外流浪多年，而今领了老婆秦兰回乡来了，关键是带了一女两男三个孩子，全是非法生育的。他们就居住在野庄村南岭上。
　　尚玉一看，不敢拖延，马上带了五六个人直奔野庄子。入村后又喊上计生主任程秀平，便上了南岭。
　　尚玉问程秀平：“知道王硕康什么情况吗？”
　　程秀平呵呵地笑道：“一个老光棍，四十多岁了，刚带了个年轻老婆回来。他离家十多年了，我们都以为他消失了哩，却说来就来了！他家里吧，原本有一个老娘，可八年前也没了。家里草房都塌了，他只能先带着娘几个在南岭住着。”
　　“嗬，原来这么清楚！却为什么不汇报呢？”尚玉严肃道。
　　程秀平当着众人，面上一时有些尴尬，嘴里言词便有些磕巴起来，面上却依旧笑呵呵的：“我以为……反正各级检查也过去了，而且……说不定哪天……他就突然又没影了呢！他那样的人，根本不是个过日子的。在村里……一没宅子二没地，我觉得……应该是长远不了……”
　　“可是，你也得该汇报的就汇报呀！如今举报信都递到我眼跟前了，咱们谁能保证人家不是同时寄到县里甚至市里的呢？”尚玉嗔怨道。
　　程秀平低头不语了，脸上越发笑得尴尬。
　　尚玉知道，她是个老实人，也就不再多说。
　　王远中在旁续添道：“下个月报表时记得上报信息啊！”
　　程秀平连连应着：“行，行！”
　　到了南岭，因了满地麦苗和遍野枯草的挽留，那些粉细细的雪粒还在静静地躺着，牵绊于苗根草底间，似要逃避温暖的太阳从而来逃避融化的命运。看来它们并不知道，今天没有太阳。那些早长的麦苗与沟壑田埂上虽枯仍立的野草在寒风中相望相伴，瑟瑟地颤抖着，一些小雪粉儿点缀其间，让人放眼望去时只觉一地苍茫，好不萧索。
　　而更萧索的却是室内。两间草屋“显赫”地站在南岭的最高处，听说是这块地原来种瓜时，瓜农盖了它好在看瓜时遮风挡雨的。这两年没再种瓜，就空闲了。
　　王硕康不在“家”，屋里的女人自称秦兰，就是王硕康的老婆。
　　女人低眉顺目，操着一腔西北口音，程秀平介绍说她是陕西人。尚玉看看那双柔顺的眉眼，心中暗忖若是用心梳妆一番的话，这该是个清秀柔美的女人。可这份奢侈，显然不属于秦兰了。
　　再拿眼四下里瞅瞅，才真正体会了什么叫做家徒四壁：砖头和木板搭个床，再用同样材料在旁边搭个桌，放几双旧碗筷，一屋里大小不同的三个孩子，这就是全部家当了。
　　很惹眼的是粗糙的四壁上张贴的那些没有装裱过的白纸黑字——放浪不羁的字体抛弃了一切章法，俨然想要自成一体的作派，却又因为没有扎实功底的支撑而显得缭乱单薄。看来这是男主人的作品。细看去，尚玉还认得几幅，其中一幅写道“天生我材”，一幅写道“斯是陋室”，又有一幅写道“世人皆醉我独醒”，都只是冷不丁几个大字，既无署名也无印章，似是满腹才情却欲言又罢的样子。
　　这个野庄子村，属河口工作区管辖。这会儿，网长宁春光捧着个笔记本一边问询着秦兰相关情况，一边做着记录。大家才知这秦兰年仅28岁，和王硕康尚未领结婚证，却已生了三个孩子——女儿、儿子、儿子，均相隔两岁。
　　宁春光又问：“王硕康呢？”
　　秦兰道：“出门了！”再问做什么去了，又答不知道。
　　王远中看着屋里也没什么粮米，问道：“你这样子，和孩子们怎么过日子？”
　　秦兰好像没听懂，王远中指指“桌”上的碗筷，问道：“自己做饭吃？”
　　秦兰没回答，程秀平过来小声说道：“听村里人说，她带着孩子四外村庄里讨饭吃，也讨衣服穿。男人天天出去，也拿不回钱来。”
　　尚玉问秦兰：“你这个情况，打算怎么办？”
　　女人低低地说：“不知道哦，过一天算一天吧！”
　　宁春光说：“你把你们夫妻俩的身份证与户口本找来看一下。”
　　女人说：“都是他管着的，我不知道在哪儿！”
　　程秀平怕秦兰这词儿不实，就打着手势劝道：“就这两间屋的家，还有多少东西，你翻翻！”
　　秦兰听了，便去里间翻找了一通，终于找到她自己的一张身份证，递过来道：“我没找到他的，可能他带着了吧！”
　　宁春光边记录着，含笑道：“呵呵，那你家的钱你能找到吗？”
　　秦兰却没作玩笑理解，凄然回道：“都是他管着的，也没几个钱。”
　　尚玉叹口气，和大家招招手：“走吧！”然后转脸和秦兰交待，“等你孩子爸爸回来，你让他带你去计生办一趟。要尽快，还要带齐证件。”
　　秦兰诺诺的应着，尚玉还是觉得不放心，就再嘱咐程秀平：“这事儿交给你督办了！”
　　程秀平连连点点头道：“放心，放心！”
　　大家开始上车，秦兰沉默地站在小屋外和程秀平一起相送。
　　车子发动起来，程秀平对着一车子人礼貌性地挥挥双手，这时三个孩子却突然齐刷刷地跑了出来，如“哆、来、咪”一般在地上排成了一溜。最小的男孩衣服还略合些时节，两个大孩子却穿着单薄的衣裤，外面裤脚都不及踝，里面的旧毛裤也遮盖不住双踝，小腿立在秋风里显得格外萧条。
　　尚玉知道，这样的户，收钱是不敢指望了，只要上级检查中能不出事儿就行了。
　　五天后，在程秀平的带领下，王硕康和秦兰来了趟计生办，交了证件，做了笔录，也查了体。秦兰矮小瘦弱，神色里透着实朴，王硕康却长发披肩，满眼神的扑朔迷离，又身量清瘦，一幅没落艺术家的模样。
　　让尚玉失望的是，在他们夫妻行走坐立和言语交谈之间，她并没有闻到爱情的气息。只看见女人如星星一般懦懦地围着男人旋转，而男人恰如一枚冷傲的月亮，始终屹立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