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第1267-1276天

　　1959年12月8日星期二晴（第1267天）
　　我们清早起来跑步。夜色还很浓，夜幕里响起了自行车的铃声，那是起早上班的人们。曙光升起的时候，新开河那浓密的柳丛承接了第一缕光辉，天空低垂着；柳树就像一把掃帚，在晨风中摇动着，扫去了天上的残云，露出了瓦蓝的天空。但晨雾仍然缭绕在柳树地周围，淡蓝的，迟迟不散，给柳树穿上美丽的裙子。
　　南风吹着，像绸子一样，拂在脸上，又柔软，又凉爽。早晨冰场上还有几个人在打冰球，得意地滑着各种花样，路过冰场的人，都驻足观看。午后，冰场化成了一湾水。冰面上的泥沙都沉到了水下的冰上。在堆雪的地方，雪水已把周围的土地润湿了。
　　午后仍然鸣放。陈本凯给唐校长提了意见，说校长在一次红专辩论会的总结报告中谈到：当前的知识分子用他们的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样就产生了思想和行动上的矛盾。过去他们为剥削阶级服务惯了，要为新社会服务，得改变习惯。这里，他在提法上有错误。他阐明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是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忽视了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之间两条道路的斗争。他说知识分子的改造仅仅是习惯如何适应新社会，没有看到他们要适应新社会，必须改变自己的立场。他说知识分子改造有三条道路：1.对社会的观察与实践；2.业务实践；3.马列主义的学习。这仅是三种方式，不是三条道路。如果是三条道路，人们走哪一条道路都是可以。另外，他说劳动只有理论结合实际的作用。
　　丁国文给唐校长提了意见：“在光辉农场劳动时，他去看我们，说‘党委决定27号来慰问你们，我看有点晚，不放心，就找了顶草帽跑来了。’这是要把个人放在党之上的表现。”
　　
　　1959年12月9日星期三晴（第1268天）
　　今天是一二•九学生运动24周年。一、二年级去听邵凯书记的报告。
　　检查一下这一天的思想活动，有点不妙。上俄语课的时候，我的心完全不在书本上，跑到未来的工作岗位上去了。我喜欢做人的工作，愿意与中学生们在一起。只要和群众在一起，就会有坚定的意志。无论何时，我都不放弃自己的理想。这些幻想完全是脱离实际的。因为我忘记了我要用知识充实自己。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人觉得现实生活是空虚的时候，他的幻想才是强烈的。难道我的生活是空虚的吗？是的是的，我离群众远了些。
　　最近，食堂里的粮食有些紧张了，吃稀的。宿玉堂评论梁旭昌的大碗如何有优越性，一碗能顶我们两碗，一顿饭就省四分钱，一个月省下一块二，能买顶帽子。王德福看饭不多，连菜都没要，郭铢评论道：“你这是很策略的。”
　　午后，年级党支部副书记陈引颖同志召集全年级开会，总结了几天来给党提意见的情况，一共提了2700多条意见。不好的情况是：有的人提意见不具体。
　　我就老师的劳动锻炼问题提了意见。
　　班级的卫生工作搞得好，得了一面红旗。栾文彦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不错，天天早晨到各宿舍检查，甚至亲自动手给同学刷脸盆。我再三告诉自己，千万要注意生活里积极向上的事物。
　　
　　1959年12月10日星期四（第1269天）
　　午后，于国凡讲话，布置下一段的政治学习。
　　“我们一直要把三面红旗打到底，打到共产主义的到来！”他说。他检查了自己右倾思想，“去年大办公社，宣传供给制，我是满腔热情地欢迎。我想：教授挣那么多，我才挣几个钱？平均一下不好吗？改供给制后，我的老婆孩子不用我来养活了，那我还不干吗？”大家哄地一声笑起来。他又说，“我父亲从乡下来，对我说：家里的自留地离家太远了，原来靠家近的园子被分了。我对我父亲说：‘你去跟公社要，他们保证能给你。’我家是贫农，都有这种思想。同志们，你们能没有这种思想吗？”
　　他又说：“我们党委刘书记还做了检查。去年大炼钢铁的时候，他说我们赔了三万元……共产党员们！我们要做自觉的战士！共青团员们，我们要做党的坚强助手！同志们，我们要做党的好干部!我们每个人都要过好这一关。请问：你有没有个人主义？你要有个人主义就不可能对‘三个万岁’没在抵触！千条万条，党的领导是头一条！千颗心，万颗心，要向党交心！如果不把这些错误想法晾出来，那就是埋在你心中的定时炸弹，迟早要爆发！到那时候，你将毁灭你自己。我们要掀起一个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的高潮！”
　　晚上，大家坐下来交谈。岳广和说：“自己曾经想改变一下个人的人生观，但成效并不大。于书记说个人主义思想是埋在我们心里的一颗炸弹，我就在我的本子上画了一颗炸弹。”由正达说：“连党的政策都不拥护，怎么能说靠近党呢？”
　　我检查了我鸣放中的错误观点。
　　有件事值得写一写：马才彬用一张《中国青年报》包书皮。我问：“这是谁的报纸？”
　　“图书馆的。”他不动声色。
　　“图书馆的报纸你怎么拿来包书皮呢？”
　　“他们给我的。”
　　“谁？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记不清楚了。”
　　“他不会拿国家的东西送礼吧？”
　　“在前天，他们经常送报纸呢！”
　　“我不管是前天还是哪天，我问的是这张报纸是你个人拿的还是他们给的。”
　　“他们给的。”他有些不耐烦了。盯着我。他在生气的时候，脸色冷冷的，发青。我心里判断，这张报纸一定是他从报夹下拿下来的，就说：“咱们到图书馆去，认认这位给你报纸的人。”
　　“认他干什么？”
　　“证实一下，这张报纸到底是他给的还是你拿的。如果是他给的，是他有错误；如果是你拿的，就是你的问题了。”
　　在追问之下，他到底承认报纸是他自己拿的。
　　在我们对话的时候，岳广和写了个纸条给我：“一个人的觉悟是有限的，希望你能采用另一种方式帮助他，他会承认错误的。”
　　随后，我对岳广和说：“我们俩已经杠上了，只好追问下去。我以为他绝不会自动承认错误。”
　　
　　1959年12月11日星期五晴（第1270天）
　　午后和晚上都是鸣放时间，很活跃。争论之后，大家写起了大字报。李耀才写道：“粮食定量不是一年了，我们的粮食是够吃的！而伙房一再说粮食不够吃，这是对国家粮食政策的歪曲！”
　　有人问他：“今晚喝面汤，你吃饱了吗？”
　　李耀才回答：“我说应该够吃。”
　　“那么你怎么还说饭稀呢？”
　　“我多咱埋怨来？”
　　“你看，今天午间你还说：最干的是咸菜！”
　　他无话可说。王大中似乎也说：伙食科总说粮食不够吃，是对国家的污蔑！
　　贾继英说：“我的粮食应该够吃。只是由于我们管理方法有问题。你看咱们的面怎么磨的，拉两半就下锅。别的地方都把苞米泡出来，磨出来的面又多又好吃。别处食堂用增量法煮饭，我们怎么就不能试试呢？”
　　伙食管理方法又出了新的花样：凭食券入食堂后，另外发一张买零饭用的餐证，用不了的要跟不够吃的串换一下。现在吃得多的人有意见了：“我不同意这样，不够吃就喝稀粥。明天我买条皮带把腰捆起来，省得把肚皮撑两半！”
　　党支部对这些问题很重视，认为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同学们怕饭不够，都提前去站排，去晚了就没有饭了，还得等到做第二次，耽误许多时间。此外，工友和学生一致认为我们的定量不够吃，埋怨党委只管校部的食堂，不管二部的食堂。
　　实际上，并不是粮食不够，而是定量下米与同学不定量吃饭有矛盾。先去的人吃得过量把后来人的份儿也吃掉了。越是好吃的越是吃得多，先吃的吃光了，就得给后去的人做第二次，第二次下锅的米就是定量以外的了。工友没办法，就得多加水，越吃越稀，同学的意见就更大了。栾文彦对大家说：“咱们的伙食就这样，你别指望他好！”“这伙食是我们大家的。总支反对那些只发牢骚不想办法的人，我们自己不想办法，谁来想办法呢？”
　　吃饭的时候，他挨个桌子走，问大家对伙食有什么意见，好反映上去。今天晚上，他们伙委会的人连夜刻钢板，把买零饭的用的饭票刻出来，干到凌晨一点多。
　　梁旭昌把这件事讲了一下：“现在，够吃的，不够吃的，都有想法，都从个人的角度表示反对或拥护。我们应当想想别人，让别人吃得饱。这是个新事物。我们对这个问题应当支持。我们想想长征的老干部，一条皮带还大家分着吃，不能说这是改良主义你就反对。”
　　今天，大家鸣放得也很起劲，真的讲出了心里话。隋德宏说：“我们的肉不够吃，不出口不好吗？”蒋文思说：“去年大量养猪，现在都长大了，是吃肉的时候了。”栾文彦说：“说是文盲都扫除了，我妈还不认识字呢！”潘常静说“农村道口设文化哨，小黑板上着‘社会主义好’，不会念的，儿童就教你念，你重复了一句之后，他就说：‘好了，走你的吧！’这纯粹是走形式！”
　　下自习的时候，小赵告诉大家：明天不作早操了，早操时间听取伙食新制度的颁布！
　　宿玉堂说道：“公布伙食新宪法了！”
　　
　　1959年12月12日星期六晴（第1271天）
　　早晨没做早操。中文系学生会主席万有林把伙食新制度讲了一下。新制度解决了站排拥护的问题，也解决了来晚没有饭的问题。因怕同学管理不严，暂时还不能推行凭证吃饭的制度。
　　午后乐队又练习。艾荫范指导说：“山——这个字脆快地唱出来……”“‘纸船明烛照天烧’一句，我们要把嘲讽的感情表达出来，那意思就是：瘟神老兄！你上哪儿去呀？去你妈个蛋吧！一把火烧了你！”
　　晚上，到阅览室去，在《电影文学》上看了一个苏联电影剧本：《风》，有生动的情节。它和《烽火的里程》一样--一伙人为了奔赴一个目标，路上遇到了种种风险……
　　
　　1959年12月13日星期日阴（第1272天）
　　今天，团市委在辽宁京剧院组织了一个大中学校开展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学习的经验交流会。我和王作昌、李长庆、陈本凯四个人参加了。团省委学少部赵部长最后讲了话。他号召学生要立大志。目前，这真是个问题。我个人的志气就不大。对自己的要求不严格了，这是很不好的。
　　晚上，又看了个电影剧本：《大雁北风》，林予写的。它唤起我许多的生活体验……
　　1959年12月14日星期一晴（第1273天）
　　在黎明来临的前一刻，堆在东方地平线上面的云霞是赭色的。天穹是净蓝色的，月亮还没有落下，空中有三种光辉照耀着：黎明的曙光、皎洁的月光、和浩渺的星空之光。
　　午间支委们开会，研究周五组织生活怎么过。提出三方案：开生活检讨会或给非团同志作鉴定。梁旭昌在会上提出了许多问题，最后决定：以解决政治学习中的问题为中心，更进一步地认识政治学习的目的。之后，我们研究了洪文斌的问题。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何宏在休学期间，把书放在我们宿舍这儿。复学后，所有的书都找到了，只缺一本《中国新诗选》和一本《唐五代词》。在翻书柜的时候，何宏发现HWB那本《中国新诗选》像他的，有三点根据：1.诗行上用红笔画的道道他自己认识；2.书的扉页盖的章被擦掉了，正好在盖章的地方抹了浆糊，贴在书的硬皮上；3.书上虽然写了1958购于古旧书店，但书籍并没有古旧书店的盖章和出卖时的定价，这是与古旧书店通常卖书的标记不一样。因此，他向组织反映，要组织调查这件事。在何宏跟马云飞查书的时候，把贴在书皮上的那一页揭开来，HWB见事不妙，就把书从宿舍拿到教室。老梁和我都看了这本书。确有可疑的迹象。于是在全班上公示，要大家找这本书，以启发HWB的自觉。但HWB没向组织讲，第二次，又在黑板上写：让所有有《中国新诗选》的人查对一下，自己的书是否与何宏的书搞错了。HWB见事不好，把这本书从书桌的外面移到书桌的里边。最后，支部让所有有这本书的人把书交上来。HWB没交。他否认他有这书。在这之前，那本书已经不见了。
　　支委会研究了这件事。王作昌说：“我们还得找到确凿的证据。去年对待于明的那个问题，王大中就有错误。我正和于明谈着呢，他就揪住高东生敲上了，影响极坏。”
　　老梁说：“现在，这个证据不是已经没有了吗？他有这本书为什么不敢承认呢？为什么每次发表找书的公示他都有把书藏起来的行动呢？”
　　老梁在这方面很有办法。几次惊动他的方法都是他想出来的。他又说：“老盖干脆找他谈，问他有这本书没有；有，就把书拿出来，没有，就揭露！”
　　我依着支委会的决定，吃晚饭时，告诉他，饭后我找他谈话。
　　饭后，他回到宿舍里，我把他叫出来，在走廊上，我哼着歌子，目的是叫洪文斌斗争一下，看他有无勇气承认错误。他沉默着，出了一头汗，憋不住了，问我：“找我有什么事？”
　　我直截了当地问：“你有没有一本《中国新诗选》？”
　　他咂了咂嘴，已经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眉头皱起来，表情有些痛楚。迟疑地说：“我把事情的经过说一下吧！”声调有些低沉。“是去年吧，大概是去年暑假，我往家里拿书，把何宏的那本诗选拿家去了。发现了这件事，觉得不大好，怕组织知道；特别是班里我还有个女同学，又当干部。上次你在班上发表了这件事，我知道组织已经知道了，我就把书给卖了。这你也知道，是由于自尊心在作怪，我请求组织处分。”
　　这时，LY吃完饭，从饭厅出来。他急忙闭了嘴。等我和他走到楼外，他仍然频频向后望，看看她是否跟在后面。我问他：“是去年暑假还是今年寒假？”
　　“是去年暑假。”
　　“这本书你拿回去之后再没拿回来吗？”
　　“拿回来过。”
　　“是多咱卖掉的？”
　　“是前几天。就是你把这件事公开之后。我一共回了三趟家，一次是我嫂子生小孩，一次是爷爷死了，还有一次是我哥哥来找我。”
　　“你把书卖给谁了？”
　　“卖给一个推小车的女人。”
　　“卖书时，书还是原来的样子吗？”
　　“把书的第一页撕去了。”
　　“你拿了书以后，在书上写了些什么？”
　　“写了我的名字。”
　　“为什么写上你的名字呢？”
　　他沉默不语。如果是另外一种场合，他也许会顶撞我。他哼了两声，说：“反正，我以为组织不会知道。”
　　我问：“除了自尊心之外，你没有想到别的吗？”
　　“我没想到别的。”
　　“那么，你把书拿回家了，不拿回来了，谁也不会知道这本书丢失在何处，那不是很保险了吗？”
　　“我怕哥哥嫂子看到这本书使我无话可说。”
　　“你拿回来就不怕组织发现吗？”
　　“我拿回来时，想把这件事向组织和本人讲一下……我当时确实没有别的原因，只是面子关系。一本书，两块来钱，如果他还要的话，我再给他买一本。如果不是班里有个女同学，我无论如何不能隐瞒这件事。我手里不是十分困难的。我向哥哥嫂子要钱的时候，要多少，给多少。”
　　接着我向他提出了几个问题：“你说的话有几个矛盾：当你把书拿回家之后，发现它不是你的，那你把书拿回来，不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吗？谁能怀疑你是有意的呢？其次，你说你仅仅是因为自尊心的缘故，才保留了这本书，不是有意把书变成自己的，那么你在书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又说明了什么？第三，你只想到你自己的自尊心，你想没想到你作为老团员，这件事给组织带来什么影响呢？”
　　他说：“我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我请求组织处罚我。我当时确实有些害怕。我的第二生命将被枪毙……”
　　我启发他说：“……我们是从旧社会的泥堆里爬出来的，沾染一些旧思想的灰尘，是自然的。你过去表现进步，要求入党，应当有克服缺点的勇气。当然，你今后再也不会犯类似的错误了。但因为有资产阶级思想，就不能不在其他方面犯错误……”
　　最后，我让他写一份材料。
　　晚上，支委根据谈话的情况作了研究。梁旭昌问：“最后，他和LY决裂了呢？”
　　王作昌说：“这个事呀，与你跟HWB的谈话有关。你不应当把LY有男朋友的事告诉HWB！”
　　“得了吧！”老梁瞪着眼睛说，“他在白泥矿就流露出对LY的不满，提出三点：1.爱钱；2.小资产阶级恋爱观——朝三暮四；3.有话不对他说。这回，说他家里不同意，说他母亲嫌LY有病，不生养，不如说个家庭妇女好。最近，他就经常批评LY的毛病，说上次看了《第一次打击》的时候，LY没跟他一起走。又有一次听报告，他给LY占了个地方，她却把褥垫拿走了，不跟他坐在一起；说她瞧不起他。有一次抽烟，潘常静问他：‘你怎么抽烟呢？越学越坏了！’星期六晚上，他就给了她写了一封决裂的信，说：‘我已经坏得不可药救！’最后署名是：卑鄙的人。LY这两天总哭，头痛。”
　　王作昌说：“是那么回事。不过你做组织工作，只能帮她树立正确的恋爱观，也不能表示你反对什么呀！”
　　老梁说：“我看散了得了，你说她怎么就能爱上他呢？”
　　最后老梁对我说：“你再找他谈的时候，态度强硬点儿，问他还有什么其他行为，那家伙最熊了，一咋乎，他什么都得说出来。”
　　
　　1959年12月15日星期二晴（第1274天）
　　上课之前，梁旭昌对我说：“HWB今天躺在床上没起来，LY去看他了。他哭啼啼地对L说：‘我偷了人家的书了。’LY也哭了。她还对我说：‘我俩的事从此拉倒，组织知道这件事就行了。’她这回怎么又去看他了呢？”
　　今天早晨，李耀才调查看纪录片的人员名单。李长庆做了动员。问到王德福时，他郑重地说：“《第十个春天》，这是我们祖国的吗？”大伙都笑了。
　　这部影片是记录建国前后的变化的。不能忘记过去的历史。不能忘记，就在你安静地坐在教室里的时候，在全国各地有多少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劳动着，他们的心是火热的。走出影院的时候，人们值叫好，蒋文思说：“我还没看够哩！”
　　追求个人名利是多么没有意义。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而献身的愿望，将成为我奋发向上的动力。
　　午间，团章学习小组的人开了座谈会。张峰德对学习的理解，还停留在对党和国家性质的理解上。“党为什么把问题拿给全民来讨论呢？因为这是全民自己的事情。”多数人对这次学文件的目的并不明确，前一段只学了点社会知识，没有解决思想问题。
　　看完了《高老头》，金钱世界对我是多么生疏，我简直不能理解。
　　
　　1959年12月16日星期三晴（第1275天）
　　王大中写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矮腰的黑胶鞋哪去了？》内容是：我国的橡胶工来较从前增长20几倍，公布出来的矮腰黑胶鞋数量上也比以前增多，但为什么市场上没有这种黑胶鞋？”
　　今天，他急忙对这个问题进行解释，说：“我到售货员那里问了一下，他们说，虽然黑胶鞋增多了，但仍然供不应求，因为需要的人多了。”
　　李耀才发表意见：“王大中刚才检查了，但我认为不深刻；你那个问题的实质是：怀疑我国的橡胶工业是否跃进了！”
　　王大中不安起来。他坐在那里不住地摇着双腿，否定李的话。他很机灵，虽然大家用笑声回答了他的发言，他的抵触尚不能消除。赵洪利说：“技术革新以来，用皮带的地方多了；大跃进以来，穿胶鞋的人多了，清河水库上的胶鞋就不少。”
　　许多人发言驳斥了“大跃进牌”商品质量差的观点。因为这些新商品并没有代替质量高的商品，而是质量好的商品已经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人民的需要（虽然这些商品的数量也有所增长），而为了满足这一需要，就用土法赶制了一些商品，质量虽然差些，也是好事。能多，快了，省了，但就是不大好。
　　李耀才慷慨地说：“难道大跃进当中产生的‘英雄牌’金笔不好吗？大跃进中做出来的饼干是苞米面的，怎么能拿它和白面做的饼干相比呢？再说，过去听说过苞米面还能做饼干吗？这不正是大跃进的结果吗？”
　　丁国文、李长庆通过具体例子，说明了农村购买力提高了的情况。丁国文的亲戚来信说：“你要钱，我寄给你，要布票，我却没有。”但过去，家里的布票都用不了。现在自家养的鸡下的蛋都自己吃了。过去，鸡蛋是用来换火柴的。
　　
　　1959年12月17日星期四晴（第1276天）
　　组织生活放在下午过。支委会利用早自习的时间，把生活会的内容研究了一下，决定以明确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的目的为内容开一次会。我利用三个自习的时间做了准备，过组织生活的时候，由我先把过去的学习情况讲一下。但教训人的辞令太多，我对自己的发言很不满意。分小组座谈的时候，我参加了团章学习小组的座谈会。最后我讲了几句，我说：“这一阶段大家都有进步，我对大家的帮助很少，自己的水平很低，就是谈了话，也不一定对别人有帮助。有时讲了千句话，可能只有一句话对别人起作用……”从这段话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我是在说明自己如何如何的。为什么不能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呢？为什么要说“我帮助你们”呢？
　　不要紧张，不要气馁，要老老实实地改造自己，把自己盐在群众的海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