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第1254-1266天

　　1959年11月25日星期三晴（第1254天）
　　午后政治学习，发言较普遍。我对文件的理解不深不透，片言只语，不成体系。宿玉堂理解了文件，发言有自己的体会。破天荒的，方剑秋今天发言了，不大自然。他的脸色在紧张的时候，有些紫红，话语里总是带着“就是说……的话”一类的惯用语。
　　有些问题须通过学习加深认识：1.怎样认识砸锅炼铁？我曾说“这是对农民生活的破坏”；2.如何理解“过共产主义关”的宣传？我曾说“强调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过早了”。这些阶级的观点，正说明我这没有令人满意的觉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是不是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反映？
　　晚上，搞科研的几个人与老师接头。我和于东波搞一个题目--研究杜鹏程的短篇创作的。我们正开着会呢，王书记在门口问开的什么会。我们回答了以后，他进屋来笑着问：“你们搞得怎样？”
　　于东波首先开口：“这一阵强调文件学习，大多数人都把科研放下了。”王书记又笑了，说:“你们有个毛病，放了这头就不顾那头。不是不让你们搞科研，是不让你们光搞科研不顾学习。如果有人占有大量的材料，搞出了一定的学术水平，党总支坚决支持，怕的是不懂装懂，你明明是20斤的干部，为什么要说自己是40斤的干部？是瘦子你就别装胖子。学年论文不及格，也不能让你毕业。咱们的目的是全面抓，学习、思想、劳动缺一不可！”
　　徐国綸老师给我们辅导。是个黑瘦的人，个子矮矮的，鼻子尖尖，目光锐利，讲话声音很大，带点沙哑。青色的旧棉袄大了些，看上去像个庄稼人。
　　“最近提个计划行不行？”
　　我说：“现在有的连作品都没看呢，怎么订计划？”
　　他说：“大家讨论，看怎么办好。”
　　说话很干脆、爽快，迅速把姿势改变了一下，开始听取别人的意见。
　　“有些作品，如郭老的《百花齐放》，是新出版的，评论文章几乎没有，自己看不出什么问题。有时看了别人的文章就点点头……”老于说。
　　徐老师详细地讲解如何辅导的问题，说：“你们可以到陈洪宾老师那里去—你们不认识陈老师吗？”他表示惊讶，“陈洪宾老师是我们教师党支部书记。现在在校部开党委扩大会。你们缺什么资料，可以到他家里去翻他的书架。他要是正用呢，你就跟他约一下，这周你使，下周他使。谁研究《子夜》，可以和陈老师联系。他是搞《子夜》的。”
　　十六班的王月秋问：“他是什么样个人儿？”
　　“唉呀。”徐老师仰起脸来，想了一想，说，“他的特征是……嗯，他现在穿着皮靴子。”
　　大家笑了起来。我说：“来个肖像描写。”
　　“是红脸的吧？”
　　徐老师忙点头：“嗯，是红脸的！”
　　“头发很长？”
　　“对对，就是他！”
　　研究茅盾和郭老的人都去了。剩下几个人是研究冯德英和杜鹏程的。徐老师说：“你们搞短篇的只能靠自己了。如果能总结出他短篇的特点来，这对作家今后的创作是很有好处的。要看作品所反映的时代光辉。还有，长篇你们也要看，那里对党的领导干部描写是很出色的。”
　　十六班的魏永芳是研究冯德英的。徐老师说：“你着重研究一下，为什么冯德英这样年轻就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来？要看党对他的培养。这样的作家也只能出现在我们的时代。”
　　接着他说：“我那里有第二期《多读好书》，拿去看看。里面有一篇文章是评《迎春花》的；《沈阳日报》也有一篇介绍，可以不看—它净抄别人的—当然，我这话说得太挖苦了。那本杂志明天十点前我送到系办公室，你去拿。”
　　最近几天，老师们不断到同学中间来，对学习和科研进行耐心地辅导，并教导我们：要鼓足干劲，端正思想。徐老师抽烟的时候，问我：“你会抽烟吗？”
　　我摇头。他说：“啊，有一次开会，我看你抽烟来的。”
　　他可能看错了。
　　
　　1959年11月26日星期四晴（第1255天）
　　陈本凯把古汉语学过的词法、句法、规则归纳起来，复习时很方便。他把这些经验给大家介绍了。
　　午后听政治学习报告，讲的是公社问题。晚上支委会讨论明天的组织生活以及科研问题。何华楠的学习很差，支委会决定找人帮帮她。王作昌问我：“老盖怎么样？”
　　我说我不行。李长庆说：“最好有一个支委帮助她。”我说：“我来！”有些不耐烦了。
　　最后决定让宿玉堂帮助他。我感到惭愧。散会的时候，我又叹息起来，说：“唉，今晚自习又完了。”
　　梁旭昌看了看表，说：“还有一个钟头呢。”
　　支委会的工作安排得很好。鉴定之后，老梁的工作抓起来了。我应当向王作昌学习。他说：“其实，帮助别人也花费不了多少时间。王桂莲做完作业，我去看了，不对的地方就给她指正一下，这不就是帮助她了吗？”
　　
　　1959年11月27日星期五晴（第1256天）
　　午后过组织生活。目前科研存在几个问题：1.时间紧张论，政治活动占用的时间太多了；2.对科研不重视，以为应当以正课为主，科研可以不搞；3.以个人主义为指导思想，写出的东西就要出版，对这不抱希望的人，就不想搞了。想的是，既然搞不出水平来，何必耽误那些时间呢？
　　目前正确提法是：搞好学习，搞好科研。
　　这次组织生活会是以讨论个人的红专规划为中心的。马才彬念他的规划，像做报告一样，他把手上的两页纸颠了颠，有声有调地说：“我的规划开头说明了一下情况，照顾了学习、科研和思想进步，一二三四分这么四条写的。第一条是政治学习，这里列了要读的书目，怎样读报……第三条是科研。不过，蒋光慈解放以前的作品找不到了，我到市图书馆去借，人家说借解放前的书要开介绍信；我说我是学生，人家说：嗯，学生恐怕是不行的……下面我就照着规划念一念。政治学习也分1.2.3.4，头一条，读‘毛选’，我过去读了一些，现在光读从前没读的。此外，要研究赫氏哲学观点。赫氏就是赫尔岑。还要读一些论青年修养的书，是苏联人，也不知是什么什么娃著的……呢。”
　　大家都笑了。正要对他的规划发表意见呢，他活动了一下身体，抬屁股走了。他回到自己的书桌前，仰着脸，咬着下唇，从自己的书桌里往外掏东西。宿玉堂叫了他一声，他吃惊张开嘴巴，明白了叫他的原因之后，使劲地点了点头，说：“我找东西呢！”
　　晚上，我召集现代文学科研小组开了个会，把科研任务布置了一下，要大家订计划，主动与老师联系。
　　
　　1959年11月28日星期六晴（第1257天）
　　午后扫除的时候，我们谈起从前的教育来。我说：“有一次，县长到国民小学去视察。老师为了炫耀一下教学的成绩，让大家读课文，请会念的举起手来。结果一个举手的也没有，把老师搞得很尴尬，县长走了以后，我们都挨了打。”
　　由正达说：“我和一个25岁的人念过书，他就是大楷写不好，结果是天天上课挨揍。他笑咧列地说：“老师，你怎么总打我，你看我是不是天天在进步？”
　　
　　1959年11月29日星期日阴（第1258天）
　　像春天一样，到处都是融化了的雪水。晚上在307教室听高成栋老师的学术报告，讲当前文艺斗争形势。忽然能听到流檐上的流水声。
　　吃饭的时候，王桂莲问王作昌：“今天干什么来？”
　　作昌说：“唱歌、跳舞，啥事都干了。”
　　“你还能跳舞？”
　　“嘿嘿，还当过乐队指挥呢。我们小组出节目，大家合奏，我当指挥，你看他们能不能找？”
　　今天把《小胡德和九爷爷》改完了。
　　给三哥回了信。他寄来20元钱。
　　
　　1959年11月30日星期一阴（第1259天）
　　这是我订的红专规划：
　　一、时间安排（如表）。
　　二、对目前自己各方面情况的估计
　　1.个人主义思想还有所表现，如在工作上，怕耽误时间，不能主动大胆开展工作，以为研究工作占的时候太多，有些惋惜甚至急躁。作风上有些脱离群众，曾经有过这样的言论：就现在的经济基础而论，个人主义思想还是不能一下子消灭的；帮助别人的时候，也过多地启发他们从个人前途命运出发提高自己，放松了对自己身上的个人主义思想以及在班级集体里的个人主义思想的斗争。
　　2.学习上曾过多地看小说，放松了对功课的复习。读书也有个人主义打算：博览群书之后，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作品风格，再精读、研究，给自己的创作做准备。
　　3.政治学习发言不多，不能深入研究文件。学习中暴露了自己的三个错误观点：
　　①就公社砸锅炼铁一事，我曾说：这是对农村生活的一种破坏；
　　②说过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之间的差别提得过早；
　　③公社化运动中产一些缺点，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反映。
　　这是资产阶级的观点。我对这些问题目前尚无深刻的认识。
　　针对以上情况，订出规划如下：
　　1.每天午间读报、阅读《中国青年》和《红旗》上的重要文章，目的：了解当前政治斗争与思想斗争的情况，批判个人的消极松劲情绪，与个人主义思想斗争；
　　2.在政治学习的时间里，要读《社会主义教育课程》中选出的一些与自己的错误观点有关的文章来读，使自己的错误观点得到澄清；
　　3.读《瞿秋白文集》里翻译过来的高尔基有关知识分子的文章，对自己的精神面貌有更本质的认识。这一阅读要与现代文学的学习结合起来，在晚自习里进行。
　　4.教师规定的选读作品也要读完。
　　三、学习与科研（如表）
　　四、工作与思想
　　积极主动的完成组织交给的工作，改进工作作风，主动接近群众，平易近人。
　　期末向党小组做一次全面的书面汇报。
　　
　　午后，为年级新年节目《毛主席诗词大合唱》伴奏。崔同庆指挥。其人能操持各种乐器，颊部多肉，嘴很小，鼻子尖，分头大而下垂，总是笑着。
　　“来！我们按这个速度练一下《蝶恋花》。”他用小提琴的弓弦敲着琴盒子，说。练完之后，他说，“太平板了！‘忽报人间曾伏虎’这是歌曲的高潮，音调应当强烈一些，再来一次！”等到练《十六字令》的时候，对延长拍掌握不准，他索性让大家把拍子断开来拉，效果不错。
　　艾荫范是个很容易激动的人。我们与合唱队配合的时候，由他指挥。他打起拍子来全身的肌肉都紧张起来，这似乎还不能表达出他的全部感情，干脆跳到凳子上，厮杀似的挥动着双臂。当有人唱错了的时候，他眉头一皱，晃着脑袋，对大家说：“《十六字令》要唱得激动，情感是一泄千里！”他右手向前一击，用瀑布冲下山崖的气势，“啊”的一声，解释说：“你看！这就是‘颈回首，离天三尺三’过了山之后，回头一看，山！这么雄伟啊！”
　　吕云霞在饭厅的另一边领四个女生练舞蹈。舞蹈的名字叫《春江花月夜》，本来是独人舞，现在改成了四人表演。王作昌穿着胶皮靴，在饭厅里走来走去，对哪个节目都很关心。他最近感冒了，总戴着口罩，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就把口罩拉到下巴上，拉来拉去，口罩有些赃了。当我跟他约个交谈时间的时候，他说：“星期六或者是星期日。我每周都要找几个人谈谈。”
　　
　　1959年12月1日星期二阴（第1260天）
　　一些不相干的幻想又在脑子里徘徊，影响我听课。怎么能生活得更自由？这是我所想的。在别人面前无话可说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愚蠢。形成这种性格，或者是一种自我保护；而愈是保护，就越发使自己不自由。现在，我想否认这个心理反应，是与政治无关的心理特征。
　　晚上，与陈本凯、栾文彦等四人到校部去开冬季卫生、安全运动大会，拿了一张《人民日报》，上面有周而复写的纪念白求恩逝世20周年的文章《共产主义的精神》，有几句令人深思的话。他在死前，脸上浮现出乐观的笑容，对翻译说：“努力吧！向着伟大的道路，开辟前面的事业！”好像并不以为生命结束了。他要“言必行，行必果”，他说：“空谈代替不了行动，话是人们发明来描写行动的，照它本来的面貌去用它吧。”对待批评，他说：“我们要不客气地批评，对个人的虚荣要残酷。”
　　我想有计划看一些有共产主义精神人物的传记，以崇高的、伟大的榜样来约束自己。
　　
　　1959年12月2日星期三阴（第1261天）
　　浓湿的雾在空气里回荡着，天总是晦阴的，也不下雪，前几天下了一次细雨。
　　午后政治学习，四点结束。吃完饭，与小赵、隋德宏徒步赶到辽宁艺术剧院去看话剧《第一次打击》。路上，小赵讲起鲁迅先生有厦门大学教书的时候的事，说鲁迅穿着旧衣，人又瘦，不像个“高等华人”。有一次，他拿400大洋到银行去存，职员问他：“这钱是你的吗？”鲁迅沉默着，吸烟。“这钱是你的吗？”鲁迅又沉默，吸烟，连续四次，职员终于把钱给他存上了。鲁迅用无声的反抗战胜了他。厦门大学的校长说：“我们的大学谁给我们钱，我们就给谁办事。”鲁迅掏出两角钱，往桌子上一拍，说：“给我办事吗？”后来他从厦门到了广州。
　　看了话剧，我被季米特洛夫的话激动了。他不是为个人辩护，而是为整个阶级和共产主义辩护。他胜利了，他不以辩护的胜利为满足，进而要求法西斯赔偿损失。他的生命与工人阶级与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他的生命是为信仰而存在的。
　　由剧院出来，坐车到太清宫，然后又徒步回校。我拉住王作昌说：“咱们唠唠吧！这是个好机会。”
　　我对他讲了规划里曾经提到的话，他给我提了几条意见，而且结合自己的检查。1.明确目的，加强进步的敏感性；2.克服急躁情绪。“在白泥矿一天晚上，送吕云霞去医院时我就看到，我们都不太冷静。你想，假如我们是处在战争的环境里，夜行又不准说话，我们怎么办呢？”3.你直率，但要讲究方法。4.加强小组长工作，现在，他们只会布置任务，不会说服教育。
　　我给他提了许多值得学习的优点。
　　泥泞的道路上，印了许多牲口蹄印和一溜车辙。晚上，道路冻硬了，坎坷难行。我们俩谈着，时而向后看看是否有人拉在后面，催他们跟上之后，又往前走。
　　
　　1959年12月3日星期四晴（第1262天）
　　左下实牙槽囊肿，嗓子发炎了，打了四支消炎针。午后到图书馆去，想让他们补发一个期刊借阅卡，原来的丢了。管理员对我说：“你到校部去开一个条子，证明你没在校部借期刊。”
　　我说：“你不相信我吗？”
　　“这是手续。”
　　“系里的证明行不行？”
　　“那不行。”
　　“你不就是证实一下我是忠实的就可以了吗？”
　　“系里怎么会知道？”
　　“他们了解我。”
　　“不行，这是两个单位。”
　　“你们的领导是谁？”
　　“在楼下，姓李。”
　　我到楼下找了一个姓李的。她今晚到校部去开会，答应给我查一下，明天再来换。
　　晚上讨论外班陈庆月的入党问题。王作昌给她提出几条意见：“她的进步有个特点，是由党的同路人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第二，她能在学习上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第三，能对组织忠诚老实。”
　　大家给她提了很多意见。说她冷，不平易近人。我想，这不是和我的缺点一样吗？党员同志严肃地批评了这一点，说这是群众观点问题。但最后全体通过，她入党了。我可以设想，如果大家给我作鉴定，恐怕会把这当头一条提出来的。
　　我还是沿着个人利益与党的益统一的目的前进的。但名利追求尚存，因而限制了我向更大的目标前进。创作的目的，不是完完全全地出自于要做党的宣传员，而是为个人出名。
　　
　　1959年12月4日星期五晴（第1263天）
　　午后到第三食堂去听刘书记的动员报告，动员全校师生给党提意见，进行整风。只给党员干部（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不含党外科系干部）。刘书记列举了许多右倾言行—他们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劳动，主张教授办校，这些主张对同学造成了不良影响。最后说：一定要打掉这股邪气，有股逆流存在，我们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主持会场的于国凡说：“这是关系我们民族命运的时刻，关系我们前进还是后退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抱着对党和人民负责的精神，给党提意见。”
　　开会前，我正在读沙英在《人民日报》11月9日发表的文章：《歌颂革命的乐观的主义》。我想，一个革命者，应当了解自己的责任。明白了自己应走什么道路以后，不要犹豫，不要躲避。路虽然艰苦，但他永远是幸福的自由人。
　　留在我记忆里的景象在翻腾。我想起“双反”，想到光辉农场，想到编教材，想到我的立场尚未得到彻底的改造。啊，别辜负大好的时代呀，别在今天给明天留下悔恨哪！
　　晚上，全班开会，座谈对党整风的认识和应持的态度。这次整风由党小组直接领导。王作昌热情地对大家说：“如果你们有意见不提，正说明你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对待整风的，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你却坐山观虎斗……”
　　会后，大家写大字报。董淑玉给支部交了保证书。找大字报、借墨笔、小声相互议论，教室里又出现了活跃的景象。
　　
　　1959年12月5日星期六晴（第1264天）
　　午后开始鸣放了。要求记录分出户头，每个人（或单位）一张。
　　王作昌昨晚很晚才睡，对大家写的大字报都看过了。发现问题，表扬态度积极的。晚上支委开会，研究一下鸣放情况，较重要的意见是关于贯彻教育方针方面的，不重要的是水呀、电呀。张峰提的是这个。
　　
　　1959年12月6日星期日晴（第1265天）
　　上午洗衣服、洗澡，随后拣了一本《青春之歌》翻了翻。我问我自己，为什么对革命没有强烈的追求？我始终带着幻想走着生活的路。明知是不对的，却总是那样想。
　　晚上，听辽艺演员李默然谈创造季米特洛夫角色的体会。他额前的头发剃得很齐，显得很宽阔，眉梭骨也高起来，只是眼睛不十分大，目光柔和，方脸型，面颊多肉而富于表情。高鼻子，讲话声调平稳。他讲了季米特洛夫的高尚人格，讲了演员劳动的艰苦。
　　
　　1959年12月7日星期一晴（第1266天）
　　有苦恼，说明有斗争，明白了道理就要去做。保留自私的念头，哪怕一丝一毫，也好像在祖国面前做了一件错事，会小瞧了自己，会影响个人和集体的结合，对党，对个人，特别是对用文学的武器为人民服务的理想，都是毫无裨益的。
　　午后仍然开会，给党提意见。意见提得差不多了，可以找到的笔记和报告都查过了，深入到各个角落。我给团委提了两条：1.强调读书后忽视了共产主义教育；2.各级团委作风有些脱离群众，越来越多地靠基层写的材料来工作。
　　丁国文给王书记提意见。说不上为啥，他讲话语气里总是带着挖苦，目光里带着蔑视扫视每个人。看他的话有什么反应的时候，他一笑，马上就把笑容收敛起来，像得到了鼓励似的，又疾言厉色地讲了下去。在作风上，王书记是有问题的。我站在楼上，就经常看见王书记戴着白手套，骑着自行车在甬道上飞驰而过。于国凡说他在团中央搞过体育工作，是个小老干部，我看王书记也真有点以小老干部自居。
　　第三食堂的伙食搞不好，学生把烂土豆拿到刘书记那里去。刘书记到食堂看了看，伙食就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