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第1277-1285天

　　1959年12月18日星期五晴（第1277天）
　　王作昌有一双敏锐的眼睛。他经常捏着下巴，把眼睛眯缝一下，思索着什么，痛痛快快的决定一件事情，用热情的话语把别人的热情燃烧起来。
　　午后听辽中县太阳升公社社长胡玉玺老大爷的报告。老人61岁，有十年的党龄。从他的话里感觉到他坚强的党性，还有对党的无限忠诚和热爱。讲话有生动的情节和对话。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多么乐观而自由啊！
　　晚上开座谈会，人们的发言就带有欣赏与描绘的情调了。由正达说：“嘿！要学习语言非得深入生活不可，看人家的讲话，绝对没有小资产阶级的情调，讲的都是亲身经历，而又多么富有感情！如果他的文化水平高，真可以写一篇轰动一时的小说！虽然他不懂哲学，然而他的全篇讲话都贯穿着一个哲学原则，把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变成自己的东西了。”他发言时挤眉弄眼，有一种不可言状的神态。
　　丁国文发言总不能平静，甩头挥胳膊，眼睛发红：“事实上，越是潜意识的东西，越能反映出你思想意识里的真实内容……他对共产主义到了疯狂的地步。皂王爷在腊月三十被他撕下了，这是一次家庭革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谈了两点体会：“我看到一个普通农民如何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靠近党、听党的话，这就是他的亲身体会；第二，我们不能忘记过去。我们过去吃过苦，现在忘记了自己是穷孩子出身……”
　　我是否有些麻木了呢？晚上，吃饭去晚了，饭没了。我从饭桶底刮了一点饭吃了，本来可以回到教室，却又等着吃了第二碗。回教室时，老梁批评了我们。
　　午后听报告的时候，第三食堂还在吃饭，听报告的人暂时不让进。我把褥垫给了岳广和，说：“你给我占个地方，我到书店去看看。”
　　“你还是自己拿着吧，我进去以后你就找不着我了。”他冷淡、为难地说。我说：“你进去吧，我保证能找到你！”
　　但我犹豫了一下，觉得应当把褥垫要回来。但我没这样做。从书店回来的时候，他老远就招呼我，后来才知道那凳子是从外面找来的。
　　我和群众有距离呀。
　　
　　1959年12月19日星期六晴（第1278天）
　　午间，小组在一起排演节目——《怀念杨司令》，叫我扮个男青年，我把台词念得结结巴巴。陈绍英和董淑玉笑了，又不敢出声，就捂上嘴，使劲闭上眼睛，仰着脸，想把笑憋回去。
　　年级又在练习大合唱。王振江站在那里，把歌本放在被头上，不看大家，眉毛挤弄起来，讲话用力点头，露出两颗牙，打着手势说：“这，这，不对辙啦！拉两拍子，你们怎么拉了四拍子？”他唱了一句作示范。
　　晚上到校部看电影《矿灯》。过去的年代，矿工的艰辛、劳累、被迫害，使人目不忍睹。生活在那个时代，真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的上一代就是这样过来的呀！
　　老老实实地改造自己，你的思想还不合我们时代的要求呀！
　　
　　1959年12月20日星期日晴（第1279天）
　　年级大合唱，伴奏，舞蹈今天开始练习。其余的人到校部去剥白菜。
　　吃早饭时，HWB问我有无时间，说他这几天斗争得很激烈。本来王作昌要亲自跟他谈的，因为搞整风，没时间，就让我跟他谈。
　　他比较诚恳地承认了错误。这次错误有很深的阶级根源，这不是一次偶然的事件，在其他方面可能还有所表现。他要求在全体同学面前做检查，让大家督促他进步。最后，他又交代了他把年级的胶鞋拿回来自己用的事。我向他提出了几个问题。总之，这次错误是他自己搞严重了的。
　　我说：“今后进步要踏实一些。”
　　他说，在初中时，老师经常跟他在一起玩，他有缺点也不给指出，养成他吊儿郎当的生活作风。由此可见，一个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有多深。
　　早饭后，我拿小提琴到教室，不知道在哪儿练习，就在教室里看报，准备听到琴声之后，再到练习的地方去。年级的文娱委员进来了，冷冷地说：“到上边去练习吧！”他关门的时候说，“你们班来得最少了！”
　　党支部对我们的节目很关切，派李桓桢来做了检查。他就时间安排、感情表达讲了话，认真负责。
　　晚饭后，一群人坐在寝室里闲唠，不知谁说了一句：北陵在演《漂亮的朋友》，谁去看？
　　“我去！我去！”
　　李耀才组织了一下，说：“没够20人不减价！”
　　张宏毅说：“你去买吧，买20张，分不出去我一招呼就了啦！”
　　我说：“可能冒险哪！”
　　郭铢说：“冒什么险？现在不是已经有13人了吗？”
　　“到北陵门口去卖！”
　　“电影院知道了不让，影响人家的收入！”
　　“看到戴白牌的你就给他一个。”
　　大家七嘴八舌……
　　在《人民文学》第12期上有冰心为悼念靳以写的文章。李长庆拿起来，说：“‘靳以！我——你的大姐，会来写悼念你文章，这不是极其不幸的事情吗?你死得太早了！’”
　　王德福深陷的眼睛闪动了一下，说：“哈！这话儿说的，太抒情啊！”
　　罗广武低着头，像一个教授对一件事下结论似的，指点着说：“冰心的小说里充满了母爱！”
　　张宏毅问：“冰心是谁的老婆？”
　　“谁知道来！”
　　张说：“其实靳以也没写出啥来，不过一两篇散文呗。”
　　罗广武说：“作家怎么不到我们学生中间来体验生活呢?我们剥白菜啦，看电影啦，这生活也挺丰富的。”
　　张说：“真的，我真希望看到写大学生生活的作品。”
　　李耀才把电影票买回来了，坐位都忘了要了。大家一拥而上，抢了一张票就往北陵跑。陈本凯一边跑一边说：“早饭后就一直紧张，剥白菜，在校部看《基辅姑娘》，回来又吃饭，吃了饭又看电影……”
　　“我们像念的是电影专业！”我说。
　　都快睡觉了，郭铢还拉二胡。躺在被窝里的李耀才不满意了，叫道：“快睡觉吧！”郭铢急于顶撞却找不出话来，翻弄一下眼睛，又拉了两下。心里总是不平，就说：“别拉了？你知道我今天耽误了多少时间？”又吱吱嘎嘎拉起来。上床的时候，他问李耀才：“今天的电影怎么样？够上典型的了吧？”
　　“还不错呀！”
　　丁国文挖苦地冷笑，说：“垂柳黄花鱼呀？”
　　原来，现代文学教教研室曾经写过一篇批评老舍的剧作思想上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高度，说老舍依然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歌颂新社会。后来有人批评说：人家本来描写的是垂柳，你却要拿它当黄花鱼，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们这些讥笑本校教学水平不高的人听到这种说法，很得意，经常引为笑谈。
　　
　　1959年12月21日星期一晴（第1280天）
　　“以前说饭不够吃，就说大家的胃太自由了；这回凭票吃饭，还有什么理由呢？”丁国文说。宿玉堂说：“什么理由、理由的？干脆就是他们管理不好，乱支吾呗!”
　　午饭吃菜包子，出锅的已经吃光了。还有一些没熟，后来的又需等一下，这样的议论便出现了。宿玉堂拿一本书走出去，说：“今后得在食堂里自习了。”
　　午后系里举行10000公尺越野跑。我们这些不跑的人，拿着棉衣在终点等着。运动员回来的时候，人们帮他们捶腿。
　　古汉语不及格的人今晚考查。张焕廷给补考的人讲解。
　　晚上，班上同学分别讲解了俄国文学的几道复习题（他们事先做了准备）。
　　岳广和问我：“有你讲解的吗？”
　　我说：“没有。”
　　“那你听不听？”
　　“听一听呗！”
　　“听……”
　　他犹豫了一下，咂了一下嘴，最后还是决定听一下。
　　由正达有个毛病：躺下钻进被窝的时候，总要咂咂嘴，抽几口冷气，发出嘶嘶哈哈的声音，刚睡着的人就被弄醒了。昨晚他又回来晚了，把凳子弄得当啷啷响。我又醒了，问：“怎么了？”
　　他说：“凳子倒了。”
　　“把我吓了一跳！”
　　“你睡着了？”
　　我很不满意。但觉得我这样苛求是不应该的。得好检查一下：思想改造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双反”以来，对顽固的个性攻击显得这样无力呢？为了虚荣吗？为了怕别人忘记自己吗？过于苛求吗？在我的努力当中，确渗透着这样的目的，这也是不能更快进步的原因。
　　
　　1959上12月22日星期二晴（第1281天）
　　午饭后，HWB说要找我谈谈。到教室里，我和小组的人员练节目，他又找了我一次。我们去了二楼园厅。看样子他心跳得很厉害，谈话经常被呼出来的气流打断。几天来，他的思想斗争很激烈，消瘦了许多。脸上的肌肉松弛了些，没有血色，像落了灰一样，有些发青。他说：“我已经下了决心了，我要把全部的事实都向组织交待。几天来，是组织帮助我认识了错误，特别王作昌跟我谈话后。因为我犯了一次错误，给组织带来很大的损失。组织交给我的体育工作——虽然在这方面我有些经验，可是，我却犯了这个错误。就在最近几天里，还欺骗了组织，我那书并没有卖。我所以对组织撒谎，就是怕组织处分我。我有占有这本书的念头，是从书拿回来的时候就开始了的。我把书写上了自己的名字，主要是打掩护。另外，我还要交待一件事情，去年编文学史的时候，我拿了两本书：《文学遗产》和长沙中学编的一本参考材料。上次组织让我清理东西的时候，我把《文学遗产》交出来了。另外那本书让我把图书馆盖了戳子的扉页撕去了。你告诉我，有一针一线也要检查，我想起来了，有一次，别人红笔放在我位子上，我就当自己的用了。总之，我要把这件事看得和‘双反’运动那样重要。这说明，我在以前的进步是有问题的。上次检查我还有点恬不知耻地往自己的脸上抹粉，希望组织全面研究我的问题。”
　　我问：“上次翻柜子你为什么只交了一本书？”
　　他说：“交出这本书是想掩护一下，两本书比较起来，《文学遗产》要贵重得多。我能把一本贵重的书交出来，说明我不是贪图小利的人；如果我把两本书都交出来，说明我的行为很成问题，加深了组织对我的怀疑；交出一本来，既能说明我的忠诚，其怀疑的可能性比交出一本来得小一些……我以前的进步完全是虚伪的。”
　　我说：“你不要妄自菲薄。你以前的进步，首先是组织对你的培养，因此，进步的成绩是应当肯定的。”
　　他说，偷书的念头是把书拿回来的时候就有的。我叫他写一份材料。
　　他说：“最近要考试俄文和苏联文学，能不能晚交几天？”
　　我说：“行，星期五写出来就行。”
　　他又说：“我跟组织提个建议：我丢过不少东西，一本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一本《“双反”资料汇编》，还有一本日记。我的行为虽然卑鄙，但从来没想看别人有好东西就去偷，希望组织今后能加强政治工作。”
　　
　　1959年12月23日星期三晴（第1282天）
　　今天又是我们帮厨，急三火四的，食堂里闹哄哄的。一个同学指着饭碗对我说：“唉，我说，你能不能给我打满碗？”我于是给他多填了一些。他的眼睛就成三角形的了，说：“你这是什么态度？装这么满我怎么拿？”
　　董淑玉也发起火来，说：“你把碗放到桶子上，我还能剩到饭吗？”
　　那位同学说：“行了，我说，同学！帮厨，每人一天哪！”
　　想要责难别人的时候，往往以提问题的方式对付对方，这也是生活里常用的技巧吧？
　　有些人饭不够吃，食堂给补助了一点儿，出来一批投机家，他们用旧餐证来打饭，理直气壮地说：“中碗，这是补助的！”
　　午后是政治学习时间。市场问题还有明天最后一天辩论会了。为了彻底解决问题，支部作了布置，让人们分专题来准备。我和王作昌准备副食品加工问题。蒋文思在班里做了调查，看看班里同学在鞋、毛衣、手表、大衣……几方面用品增加情况。
　　
　　1959年12月24日星期四晴（第1283天）
　　午后辩论市场问题。我想发言，但没举起手来，开始怕讲不好，因为这是我和王作昌两人的发言哪！
　　方剑秋发言了，说：“跃进牌商品的大量出现，正是人民群众革命创造精神的一种表现，正好显示了大跃进的优越性……我过去说跃进牌商品质量有问题，是一种右倾思想的反映。”
　　休息的时候，我看他十分高兴的样子，仿佛解除了身上的重负，因激动而眼睛发红。休息完了，老梁笑着说：“下面发言先别做自我检查。咱们主要是辩论，若是检查自己的立场，以后有机会。”
　　蒋文思的调查数字揭晓了。全班35人，平均一人两双皮鞋，三人一块表，23人有毛衣。他用很多事例说明解放前不稳定的情况，一人去买米，第一家每斤5000元，走到第二家，每斤7000元，他嫌高，走了几家，结果是米价一家比一家贵。他回转身来到第一家，每斤不是5000元，而是10000元。他又说：“我们这儿吃不着糖，我们那儿糖可是多得很哩！雪花糖、冰糖、蜜饯……那真是百花齐放。”
　　栾文彦说：“猪肉少的原因是：农村的需要多了。有句谚语说：‘穷养猪，多读书’。‘编席子的睡土坑’，农民自己生产的东西都做商品。现在，公社里杀了一口猪过年过节，谁能挡得了？”
　　宿玉堂说：“解放后，我们村的一个年轻人，他哥在城里给他捎来一件绒衣，农村小伙子都用羡慕的眼光看他。现在回家看看，男孩、女孩都穿背心……老太太学文化。小学生上学，都用大量的纸张。我在大连认识个工人，几年来，他是为四大件奋斗的：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现在，他已置上三件了。”
　　利用晚上时间，俄国文学作了考察，出了两道题：1.为什么说普希金是俄国文学的奠基人？2.《复活》的思想性。答者可任选一道。我选了第一道。
　　26日全系举行文艺汇演，系学生会向各班下了请柬。
　　
　　1959年12月25日星期五晴（第1284天）
　　小组的新年演出到底也没抽出时间来练习。今天午后练习，李耀才说：“咱们晚上练吧！”
　　岳广和发火了，说：“晚上哪有时间？你不愿干拉倒！”
　　午后练习的时候，系里又召集各班的治保组长开会。我对蒋文思说：“你替我去吧！”
　　“不兴代替！”梁旭昌说。岳广和直盯盯地瞅着我。我走到他身边，他又去看报纸了。我说：“怎么办？我看我那个角色让老丁担任吧！”
　　他无可奈何地说：“怎么办？我看不练得了！”
　　“别，还是挤时间练一练！”
　　我去开治保会，专科二班一位女同学谈了这样一件事：“我们有个同学，他自己有个书桌，永远锁着，去劳动的时候，还打上了封条。他晚上睡觉也很机灵，有一点声音，哪怕是一根针掉到地上了呢，他立刻就醒，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四班的党小组长尹君发言爽爽利利的，总带点讽刺的口吻，声音尖而高，眼睛瞪得锃亮：“我们那个班拣的东西多，往上交的东西也多，好像治保工作做得不错。可是我们丢的东西恐怕也是最多的了。”
　　开会回来的时候，班上正在讨论中印边境问题，我发言了：“中印两国的矛盾，是阶级斗争在局部地区的反映。当前国际问题的争端很少是个别的，任何一个争端，都反映了世界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立场与态度。”
　　会后，我让大家写个条子：凡是“双反”后，丢过价值5角钱以上的东西的，写一下交给我。
　　午间，党总支让于国凡给我们讲话：“年级的《毛主席诗词大合唱》变成系里的节目了，又吸收了一二年级的同学参加进来，队伍扩大到100人，我们的气魄要大一些。”于国凡讲话常常把重点放在一个词上，果断、富有鼓动力，突如其来地把人的精神提起来。
　　“过年的时候，我们应当百倍地歌颂毛主席。毛主席是当代的列宁，毛泽东思想是社会主义时期的马列主义……我们的文艺演出，应当是教育群众的手段，而不是在这里展示一下自己的才干。可能耽误一些自习的时间，但我们一定要练好！”
　　吃晚饭的时候，吕云霞和丛庆琛告诉我：要我同郭铢、王振仁跟随四个舞蹈队到校部去给他们伴奏。我回头对郭铢说：“郭铢，你别看书了，到校部去！”
　　郭铢愣了一下，说：“怎么叫我去？”
　　“丛庆琛命令！”
　　“他是合唱队的，怎么能管着咱们的乐队？我不去！”
　　“那你自己去请求吧。”
　　“这真糟糕，今天上街，腿累得生痛！”
　　宿玉堂戏谑地说：“开轿车呀！”
　　“快走吧！”我催他。
　　“唉……”他叹了一口气。
　　在校部看见了高中同学鲁德双，他现在任班级的宣委，精神很好，对我说：“我在中学时代想得太天真了，其实，生活远比你幻想的复杂得多，女孩子们没志气，笨得很。有时我也想搞点翻译，可是为什么呢？当个中学教员不是也挺好吗？”
　　到八时才回到宿舍。
　　
　　1959年12月26目星期六晴（第1285天）
　　中文系今晚在校部礼堂举行文艺会演。我们的大合唱是头一个节目，合唱队员和乐队都换上呢衣。衣服不够了，凳子也找不着。凑巧，崔同庆的大提琴弓子也断了。他有些急了。王作昌急忙找人借衣服，又叫人把换下来的衣服归弄到一起。
　　队员们的心情都很激动。姑娘们都化了妆，抿着嘴，小声议论手应当往哪里放。“喂！你们乐队再往前一点儿，你看，两边都不一般齐！”她们指手画脚地叫我们挪凳子。
　　指挥艾荫范压低声音、激动地对大家说：“同学们，今天正是毛主席的生日，我们想想我们的伟大领袖的生日，今天来唱他的诗词歌曲，我们能不兴奋吗？”
　　经他这么一说，大家的心就跳得更厉害了，忘了惶惑，心里被一种崇高的感情占据了。当大幕拉开的时候，全场寂静无声。第一支歌是《十六字令》，指挥一挥手，那声音就像山摧石崩一样，骤然爆发，战鼓轰隆隆地响，如大海赶山，巨浪奔涌而来，效果最好……不足之处，是合唱中插进独唱的时候，衔接上有割裂之感。
　　总之，我觉得很快乐，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