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第1243-1253天

　　1959年11月14日星期六阴（第1243天）
　　午饭后，我叫张峰德到教现代文学的老师那里看看，搞科研是否应当找老师辅导了，但他没去。扫除的时候，他和郭铢几个人围着李耀才要电影票。
　　上午在开架阅览室看书。小赵拿了夏衍的一本杂文集《杂文与政论》，指着一篇《走过来的道路》对我说：“昨天组织生活如果能把这篇文章读一下就好了。”我拿过来看一下，文章说：靠着勇敢和个人奋斗与外部政治上的敌人斗争，似乎容易些。现代，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敌人是在自己的意识里，斗争更困难，因为革别人的命容易多了。这是心里话。前一辈人走过来的道路，很可以作为借鉴。为了名利去做事，总会遇到各种矛盾。
　　胃异常地好。我知道我活着为了什么。因此，当我与困难、与敌人战斗的时候，觉得有力；这力量是来自整个集体。
　　
　　1959年11月15日星期日晴（第1244天）
　　昨晚下雪了。灯光里的雪，乱纷纷的，明亮的，朦胧的。早晨，雪的莹光照进了教室，令人有清凉沁肺之感。向窗外看去，那里是一片琼楼玉宇的世界。雪并不厚，房瓦上的纹络都能看出来。挂着雪花的一带柳林，枝条垂下来，一副美满得意的样子。
　　上午九时到午后二时半，看电影《静静的顿河》。本来已经看过了，因为受它的艺术魅力的吸引，这次又看了一遍。三部片子一起演，看完后头有些发晕。
　　只有对生活有本质的理解，才能创造出典型形象来。
　　晚上，在307教室听张震泽教授讲《文心雕龙》。为了占地方，我和张宏毅很早就去了。教室的电门坏了，系里的学术小组（由学生组成，张淑贤当组长。分团委直接领导）的人告诉到对面的教室去，后来又听说那教室数学系要用，大家又跑回来抢座位。张宏毅听从张淑贤的吩咐，把灯泡扭下来，安到307教室的灯头上了。
　　张教授抱歉地说：“校刊发表的那篇文章，基本上参考刘绶松的文章写出来的，校样打出来的时候，我曾告诉校刊编辑，要注明出处，后来他们把这件事搞忘了。我在这声明一下，以免负有剽剔之名；第二，在同学们编的文学史当中，对《文心雕龙》的一些问题提得很明确，那是大家的劳动成果，我们应当尊重。我在这里提出我的看法，大家可以争论一下……”
　　在报告的进行中，室内有轻微的喧哗，有几个人中途退出，把门弄得“咔咔”响。有不做笔记的，张淑贤提出批评了：“对讲演人来说，这是不礼貌的，对大家听讲有影响，对你个人，也是一个损失。希望以后听报告不要这样。”
　　
　　1959年11月16日星期一晴（第1245天）
　　午后，从工厂区飘出来的烟子，弥漫了全城的上空，灰濛濛的。太阳颜色像烧红了的木炭，在烟雾里凝止不动。
　　体育活动的时候，大家做准备活动。赵洪利对王作昌说：“你怎么穿皮鞋来了？下次再这样就撵你去换！”他纠正大家做操时不正确的姿势，“腰部活动不能有手向侧震的动作，那样的话，就不能有锻炼的效果。”
　　我们向北陵跑去。守门人不让我们到园内去，只好回来。雪已经化了一些，草坛露出冻僵了的绿草和潮湿的树叶，在苍黑的老树上，还挂着团团雪球，像慈父手上托着一团羊绒裹起来的孩儿。天气并不冷。
　　了解人，爱人，帮助人，这是我生活里的全部快乐。和那些迫切要求进步的人谈了话以后，心里充满了幸福感。在这之前，我觉得他们高傲、无理和心地狭窄，当你用生活本身的力量感动和推动他们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一切是可变的。
　　张峰德终于到系里把科研辅导的事问了。这本来是一件张张嘴的事，然而他觉得这是多余和不自然的。他能去，说明他有争气的努力。晚上，我按党支部的要求要他写材料的时候，我问他：“你的心情怎样？”
　　“还好。”
　　“痛苦肯定要有的，但你只能向前，千万不能向后看。”
　　他点头。他经常坐在一个地方，眼睛瞪得老大，发闷，怕有人打搅他。
　　董淑玉正在向李耀才解释《文心雕龙》上那句“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的含义，我凑上去，她就要我解释。我说：“时代发展有更替，内容和形式各代都有变化……”停下来，说，“走，不看这个，我跟你谈谈！”她勉强笑了一下，跟我到二楼走廊的一头。她说：“这么黑呀？”我找了一句开头的话，说：“谈谈团章学习小组的事吧，支委会要加强对小组的领导，咱们得订个计划。”接着，我把小组的情况分析了一下，讲了张峰德光专不红，岳广和孤独，安凤烈光钻俄语……
　　她说：“我也有这些缺点。”
　　我说：“看来小组成员在思想上有些共同的东西，以后，互相间要展开批评，对问题有本质的认识，才能与过去决裂、轻装前进。”“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咱们班比较薄弱，女同学之间也是这样，缺乏政治空气。这样，就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小事了。少吃一口窝头也不能凉解。团员的模范作用太差。共青团员应当做青年的表帅。前几天，支部对几个女生提出了批评。她们对你的照顾不够。”
　　听到这里，她有点高兴了。因为我没追问过去的事情，更没有指摘她。她说：“有时候也不能怨大伙儿，我就是自己心里发烦，不愿跟大家说话，看什么都不顺眼。有时我也想到，大概是自尊心太强的缘故。我现在就是想知道大家对我的看法上怎样的。”
　　我说：“你自己已经谈到了，比如自尊心的问题，这与你的生活经历有关-家里人口少。小时候，爱干啥就干啥，不像我们这些在农村长大的人，有一位古怪的祖父在眼前，是从来也不敢放肆的。你从小大约是很随便的。那时你生气任性，父母知道，不理你，过后就好了；你不会想到父母对你有什么记恨。但在集体里，你还保留着这些习惯，会影响你的前进，对自己就不能任性怂恿了。”
　　这些话说到她心里去了，她好像很高兴，并且做了检讨，说：“我本来是订了计划的，后来又开会又参观，把计划破坏了，我索性不照计划执行了。我想，这是啥玩艺儿，自己什么都不能干，把毛衣折了织了得了。结果，有两天坐在宿舍里织毛衣。我多疑，以为开会不指名批评是在说我了，看了十几本小说，看着看着，就顺着情节想下去，眼睛虽然是在书行上移动，心却不在书上了。总之，我现在往后想得多，往前想得少。”
　　她讲了过去的故事。在初中，她发奋不在学习上拉到别人的后面，老师夸奖她，同学恭维她，靠着成绩优异考上了高中。“初中的班主任给高中的班主任写了信，说我有才能，要特殊培养；到高中后，班主任就拿着名单找我，本来城里的学生不让住宿，却破例让我搬到学校去住。
　　“小时候，爷爷教我读《九歌》，出版社的资料室就在我家附近。我经常到那里去看书报，去玩。初中的时候，我参加了夏令营。邵凯校长跟我们最熟了。到高中的时候，我当了三年的课代表，画表格、做习题，帮老师判卷，交作业从不拉在别人后头。体操、唱歌、跳舞，什么都参加，得了几个乒乓球，大家高兴地分了，仿佛这就是生活目的。
　　“人生最重要的三件大事：入队、入团、入党。还是在少先队的时候，这就能把团章背得很熟。但那时我没要求入团，而且团员也很少，几个班一个支部。后来，我长胖了，嗓子也坏了，什么活动也不愿意参加了。初中毕业时，我才74斤，高中二年也不到85斤。很早就听说，到大学之后，什么都靠自己，学习靠自觉。来到学校，我就看了卡片，一看，只有八九名非团员。我着了急；又看到人家都搞创作，我也想：那有什么了不起，我有时间，也能写出作品来。当少先队的时候，我的文章也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过。于是，我就不跟别人说话，拼命读书，在学习上不能让别人小瞧了。
　　“我交给支部几分材料，王大中只读了一次。他一点也不了解我，他一面对我说话，我一面在心里反对他讲的。”
　　后来我问起了她父亲的问题。他参加过国民党，并画过反动的宣传画。她给班级提了意见：
　　“咱们班掌握的时间太死，人家十四班、十六班经常去看电影，咱们这样做了吗？党支部不重视我们。另外，发现同志的缺点，就应当及时指出来，最好不集中到一起批评。由正达做工作好突出个人的成绩。
　　“这次，我要从头做起。”她最后说。
　　我说：“应当有信心。高尔基曾经说过：人类不止一次地证明了，他愿意做什么，他就能做到什么。”
　　帮助她需要长期地工作，对缺点，她还没有根本的认识。
　　
　　1959年11月17日星期二雪（第1246天）
　　雪花飘飘，细细麻麻，追赶着下落。午后看彩色纪录片《赫鲁晓夫访问美国》。
　　午后，现代文学教研室召开课代表会议，给老师提意见—看看教学上有什么错误观点。张峰德不在，我去了。
　　当我在不自觉的时候，习惯势力—追求个人利益的急切愿望，还会捉弄着我的感情。但我能马上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理智又掌握了我，我顺从了理智，我就觉得很自由了。这样，总是会按正常的生活轨道，过完了我的每一天。
　　
　　1959年11月18日星期三晴（第1247天）
　　“哈，不做早操啦！”郭铢高兴地喊，拿起脸盆去洗脸。我还是出去了。雪的清光映着楼房。白雪上有几个黑影，很清楚。
　　午间吃的猪肉炖萝卜，栾文彦高兴得跳了起来。大米里有些稗子，于东波说：“要提高警惕呀，吃下去得盲肠炎!”
　　饭不够吃了，老丁恶狠狠地说：“这他妈的，什么玩艺儿，饭不做够了，再做，一等就是一个钟头，内部矛盾好变成敌我矛盾了！”
　　午后总支布置下一阶段的学习任务。晚上开了支委会，本来是研究明天过组织生活的事，梁旭昌满有意味地讲起女生的私事来：“陈绍英谁给她写信她都接收。女生到一起净讲恋爱的事。张淑贤对我说：谁对董淑玉笑过，有三个人在追求她！”他挤眉弄眼地，又说，“梁月说我破坏了他和李文斌的关系，你曾经有过男朋友，恋爱的时候为什么不对李文斌讲呢？”
　　李长庆笑嘻嘻地阻止：“行啦！行啦！别扯远了，还是讨论组织生活的事吧！”
　　王作昌说：“方剑秋这个人得下劲帮助他！要不是到毕业的时候，没法办！下这么大的功夫没教育过来，也是党的一个损失！”
　　
　　1959年11月19日星期四晴（第1248天）
　　晚饭后，景翔到这儿来了。穿着蓝花哒尼面、毛皮领大衣，戴一顶火车头式的皮帽。见面时，我在他的背上拍了一下，高兴地说：“嘿，我没想到是你！”
　　他把口罩摘下来，呼着热气，笑了。脸上全是汗，脸色通红，两只眼睛扑闪着，显得很天真。他的兜里揣了一本新买的书：《什么是人生的最大快乐》。他的情绪较好，是回丹东探亲路过这里的，捎来家乡的栗子。两个人在宿舍里一面剥栗子吃，一面说着话。我们谈教学革命、谈当前文件学习，谈别人怎样因循为日已久的习惯、走只专不红的道路。我说：“我们出身好，名利思想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他说：“是的。我奶奶死了的时候，我回家服丧，就有许多感触。我想，人的一生太平淡了，她的一生究竟给人间带来了什么呢？我可不能就这样死去。我想起了古人，像这样默默而生、默默而死的人，固然不少，但也有些把芳名留给今世的。后来，上了大学，读的是化学专业。我想通过这条道路登上一个高峰。我是肯于努力的。可是，身体不行了，一使劲就吐血——支气管扩张。同学们劝我搞文艺，我也这样想。如果能在小提琴演奏上搞出什么成就来，哪怕是给哪个小歌剧谱个曲子也行嘛！”
　　他谈到他若干文艺部门谈工作的情景。他说：哈尔滨杂技团太杂了，政治空气不浓，有的人闹工资。乐队指挥第一句话就问：“你有没不家属？”队员对他说：“你别来了，上这个穷地方来干啥？”那里的乐队人员和演员不团结。
　　我说：“你要是去的话，得做好精神准备，在政治上挂帅，别让这种情绪影响到个人。”
　　他又了解了那里的党团组织的情况，都很健全，政治工作也加强了。
　　“你参加工作了，我很羡慕。”我说。
　　他感到惊讶，摇头说：“我在没有决定去工作以前，也曾对新生活有过许多幻想，当真要离开学校的时候，又有些留恋了。你想，在学校里人很熟，我对那种平静的生活也习惯了。工作了以后，生活就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从此，就永远放弃了求学的机会了。”
　　“在生活里还可以照样学习的。”我说。
　　晚上七点钟，他坐汽车去火车站，连夜回哈尔滨。我送他到门口的车站，再三说：要政治挂帅。
　　
　　1959年11月20日星期五阴小雪（第1249天）
　　晚上下雪了，雪花小了，像没有心思似的，随意地向各处游荡。
　　利用晚自习的时间，讨论葛利高里的典型性。十六班也来了几个人。大家鼓掌欢迎。李耀才的发言慷慨激昂。他说：“葛利高里是个资产阶级思想很浓厚的人，虽然经过生活的教育，他仍然坚持他的人生观，与无产阶级对立，其结果是自取灭亡。历史无情地宣判了他的毁灭。”
　　午后过组织生活，互相间能开展批评了。但方剑秋仍未发言。他回宿舍和别人笑闹，丁国文说：“请把你的刀笔手法收起来吧！”
　　每当受了批评，这些人就会流露出不满情绪。吃饭的时候，帮厨的同学开始抹桌子了，小魏把碗拿到这边来吃，张峰德说：“你躲一躲吧！堕落的人怎么能跟我们一起吃饭？”
　　“你像一条狼狗似的，咬什么？谁该你几百吊怎么的？”小马把碗拿起了。
　　峰德的诗歌被选进一本儿歌集里，编辑部给他寄了一本样书。
　　
　　1959年11月21日星期六晴（第1250天）
　　数理楼的楼基比操场高一块。早晨练完了长拳回来，一出门就迎着满天朝霞，有几朵金云挂在天上。刚下过雪，头上是蓝天，眼前是白雪，纯然，洁然，浩然。朝日出来之后，明亮的光辉给周遭的景物涂上了红色。我踏着有利地势往前走，看见鳞次栉比的屋顶前面露出的树梢，屋顶上的烟囱粗细不一，冒出的烟子也颜色各不相同，褐的，蓝的，紫的，也有白色的。天冷的缘故，烟子冲出烟囱之后，很快变得稀薄了，不久就散开了。
　　晚上，王作昌召集党章学习小组的几个成员开座谈会，有五个支委参加，外加5名团员。座谈的内容是政治学习上的收获。王作昌手里拿着几张纸条，笑着对大伙说：“未开会之前，先要大家解答一个问题，问题很简单：党和全国人民目前的中心任务是什么？”
　　我问：“是政治方面的还是生产方面的？”
　　梁旭昌问：“要详细解答吗？”
　　大家都笑了，王作昌也笑了。说：“看你怎么体会呗。”
　　考完了，大家发言，讲了学习后的体会，检查了个人主义。梁旭昌说：“我学习基础差，如何对待党交给自己的任务呢？昨天晚上的学术讨论会我本来不想参加。”王作昌说：“这是与资产阶级争夺阵地的，作为共青团员，能随便不参加战斗吗？我们班有些人向张峰德学习。政治上不发言的郭铢却能在这个会长篇大论，对学习上的两条道路斗争怎能置之不理？”
　　张宏毅说他通过学习克服了家庭困难，在共产党的国家里，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我说：“过去参加政治运动，但对群众运动有若干不正确的看法。这个问题在为了创作的目的下统一起来了，说明了，我仅是党的同路人。”
　　王作昌总结说：“我们为什么要考试呢？实际上我们考的就是党章。学习党章，就是要明确党的领导，自觉地为实现党的纲领而斗争。大家很少谈到学习后对工作和学习有何鼓舞作用，说明我们的政治敏感性差。平时，我们要注意讲话的立场，做共产主义的传声筒，不做资本主义的传声筒。”
　　
　　1959年11月22日星期日晴（第1251天）
　　昨晚听学术报告，孟庆文老师讲解毛主席诗词。孟老师的眉骨很高，两道浓眉伸展着，像一把钳口，紧扣眉宇；嘴和下颔都微微翘起，末出声前，嘴唇和舌头先动了动，像试试看似的。有风趣地笑了笑，有板有眼地开始讲解《七律•和柳亚子》—“毛主席和柳亚子先生是诗友，诗里概括了民主人士的思想：你别看昆明湖水浅，可比到富春江看游鱼强多了呀……”四肢和肩膀不停地动，最后说：“我心里感到阴暗的时候，读了毛主席的诗，情绪就乐观了。主席诗词里有的是乐观，有的是革命斗志。”
　　
　　1959年11月23日星期一晴（第1252天）
　　张峰德把上次组织生活会上的发言整理了一下，交给了我。今天，他又写了一份附记，把大家对他的批评都否定了。大家批评他只专不红，他强调自己只是重专轻红。他说他在反右斗争前是只专不红，经过几次运动和劳动锻炼，思想已经跃进到重专轻红了。他进步了，大家没有看到，这是不客观的。
　　我又给总支写了份材料，分析了他的思想情况：虽然他认识到了，走只专不红的道路是危险的，但只看到了危险对他前途的危害，看不到对国家的危害。他发表了几首儿歌，使他的虚荣心得到暂时的满足，便以天才自恃，相信了这一点，成为走旧路的力量。班级有些人很羡慕他。于东波说他读书有法，马云飞说他有才能，董淑玉说还是张峰德能行。他在学习上走的是资产阶级道路，虽然他自己不承认这一点；不仅他自己走这条路，而且带动一部分人跟他走。站在个人主义立场上谈思想改造，当然不会改造好。从个人主义出发，他形而上学的分析自己的进步，把红和专对立起来，机械地安排政治和业务学习。
　　晚上，党小组组织同学给梁旭昌作鉴定。党多么关怀我们哪！梁旭昌政治上成熟得早，在群众运动中立场坚定，接近群众，平易近人。他的主要缺点是：注意个人生活利益，政治目光不够远大，因此，使他犯了错误，在穿戴上也很讲究。
　　有一些意见，如对女生的看法，工作作风拖拉，团员汇报制度不切实际，都和支委会工作不力有关。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宿玉堂把我的个性和老梁的个性做了对比，说我太严肃，使人不敢接近。这个意见是直接对我提出来的。我要改掉这个脾性。
　　午后，全年级开了体育运动大会。王作昌的动员报告很生动。他举毛主席锻炼身体的例子，摘引了加里宁教育青年学生要锻炼身体的话，把锻炼身体的道理讲透了。午后各班做挑战、应战。
　　
　　1959年11月24日星期二晴（第1253天）
　　昨晚落雪，这是今年第四次落雪了。银白的雪花，看不透的天宇，人、树、房屋，切都被雪包裹起来了。早晨，天晴了，空气清洁得很。
　　昨晚的鉴定会给我的印象很深，起床后心情仍然很愉快。不做早操了，大家都懒得起床，灯没开。我叫道：“起来哟，懒汉们，洗脸、吃饭，到北陵大街去扫雪！”又到其他两个寝室把人喊起来。
　　栾文彦到仓库拿工具。陈本凯也跟去了。我穿上了大衣，戴上手套。就是这副武装，到外面还是冻手冻脚呢。
　　外班的已经干起来了。铁锹在柏油路面上发出铿铿锵锵的声音，扫帚挥舞，雪尘飞扬。女同学蒙着头，哈着热气，干得很猛，不一会儿，头发、围巾、眉毛，都挂上了霜。棉鞋底冻硬了，走在路上咯吱咯吱响。来晚了的同学很不自在的样子，从别人手里抢工具。我把铁锹翻过来，在路面上一推，被车子压硬了的雪就一块块地掀起来。干了一会儿，身上热乎乎的，手脚也不觉得冻了，大衣也穿不住了。小张站着，望着东方，赞美道：“太好了！太好了！”只见东方红光一片，罩着半个天边，太阳在红脸只露出了一半，周边却很清晰。地上升起了红烟。雪的晶体银光耀眼，点点闪闪，亮在树上，树枝上的挂雪就像盛开的梨花，千树万树，沿着大街和新开河的两岸。直到阳光融化了雪，在这热情燃烧的早晨，让人感到春天已经不远了。
　　午后举行开展冬季体育运动的仪式。大家把棉衣脱下来，在锣鼓声中，向校部进发，再返回辽大二部，总共跑了5000米。
　　文娱活动时间，于东波解释列宾的一幅《拒绝忏悔》。他讲解画面的色彩，能立即抓住画中的两人物-革命者和神父。窗外射进来的阳光，照在囚者的白衬衣和神父的十字架上。囚者眼神是漠然的蔑视。神父的帽子臃肿不堪，令人生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