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新兵生活

　　一天两夜后，火车把我们拉到了目的地——航天城。
　　闻名中外的卫星发射中心，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雄伟、壮观和神秘：几乎一模一样地褐红色三层小楼，面南坐北，整齐划一，散落在操场周围，组成一个个的院落；一个院落就是一个专业单位，我们所在的单位是通信部门。楼房前后笔直的白杨树几乎和楼房一样高，留在枝条间星星点点的树叶，在寒风中像蝴蝶一样颤动，目光所及之处，来来往往、进进出出的全是一色的军人。
　　到部队的第一天早上，在嘹亮的起床号声中，半夜才到达的我们全部被惊醒了。我几乎一晚没睡，前几天我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还在背朝黄土面朝天地捉摸农活；可眼睛一眨，就成了军人，虽然没有领章帽徽。
　　训话、分班、提要求、整内务、入伍教育……一个上午，一群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家庭的小伙子们，按照部队建制组成了新的集体，班长、排长和连里的领导都是老兵，帽徽和领章是最明显地区别。下午，我们就出现在训练场上。
　　我有些恍然，走出农门就这么容易吗？
　　从踏上行程那一刻起，我就下定决心，好好干，不辜负母亲的期望。可这个改变似乎来得有些突然、急剧，我只是渴望这种变化，但是，我真的在内心做好迎接这个变化的准备了吗？
　　集结出发上火车时，同一个乡镇的新兵临时组成一个班，我是我们乡镇中年龄最大的一个。相互交流中，得知他们大多是当年的高中、初中毕业生，而我是高中毕业第三年才入伍的，也就是说我和同学的弟弟们又成了战友。看着他们灿烂的笑脸，我不知道他们心中是否和我一样装满了心事。
　　我需要尽快地适应新生活，尽快地进入新角色。母亲殷勤的目光，财不屑的眼神，这几年经历中的一切对我都是压力，也是动力。我打定主意，少说多做。学习我认真的做笔记，训练不厌其烦的练习好每一个动作，我尽最大努力尽快向一个合格士兵转化。
　　但是，我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不足：苦不怕，累不怕，但是身体和能力素质本身的差异我没有办法克服。我可以把重三四百斤的石头搬走，可我不能用最快速度跑完一个五公里；我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学会条例，掌握要领，可没有人教过我把木板夹在被子中，让被子更加“豆腐块”；我可以按照要求尽力去完成明确的任务，可我读不懂别人的眼神和语言背后的意思。我试图把所有一切做到最好，可我发现这根本实现不了。
　　更为严重的是，我不能尽快地、得心应手地适应新集体生活。在高中毕业以前，我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聪明、听话、爱学。学习对于我，不存在学不会的问题，而是学不学的问题。在同学眼中，我是开朗、快乐的同伴，那里有我，那里就会聚集起一个团队，就会有爽朗的笑声。在家人眼中，我是父母的宠儿，任性、调皮而可爱。可是这三年急剧变化外部环境，让我无所适从，我只有极力隐藏自己，学会了沉默，却习惯了孤独；更为严重的是自己孤独的生活让我养成了刺猬式的生存方式，总是用小心应对着外来的一切，总是似蚕蛹一样把自己包裹地很严。而在部队这个高度集体化的团队中，有效融入才是最基本的生存要求。
　　我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
　　虽然我训练刻苦，学习认真，成绩也不俗；可是我拘谨，总是放不开自己，反而让我更加木讷，外部关系也逐渐微妙起来。首先是我的新兵班长，面对训练成绩不错、但是沉默寡言的我有了看法，时不时说几句风凉话。
　　班长是一个小我一岁但早当兵三年的城市兵，十六岁初中毕业就进了部队。这个有些故作老成的班长，性格脾气和他的外形一样，什么都显的小；小鼻子小脸，小脾气小个子，当然还有小心眼。因为我的不合时宜，不能尽快揣摩透班长心思，新兵训练过了不到两个月，班长对我就颇有微词了；说我只顾自己，不管别人，说我不懂人情世故，说我和别人打不成一片，不善于团结同志等等。
　　那年刚刚进入十二月，一年中最冷的时候，连里接到了一项紧急卸煤任务：去另外一个点号（基层站点的代称）把一列火车煤卸了。那是一个狂风大作的日子，我们抽调的六十名新兵需要把二十节火车皮的煤，从火车上装到解放卡车中，然后运到堆煤点卸掉。每个火车皮六十吨，也就是说，每个人要把二十吨煤从火车上装进汽车，再从汽车上卸到货场。
　　对于农村长大的人来说，这种工作不是难事。但是，在寒风呼号、零下二十多度的三九寒天，在顶风站立都困难的狂风去完成这个任务，这不仅仅是对体力更是对毅力的考验；何况，每个班中城市兵要占五分之二，农村兵中，也不是都是能吃苦耐劳的。
　　头天晚上，连长操着一口地道的东北腔做了战前动员：“同志们，上级交给我们一项任务，要求我们在一天时间内把煤卸掉。这个任务苦、累、脏。但是，我们怕不怕？”
　　“不怕。”站立在食堂中的新兵们，可着嗓子大吼。
　　“对。我们不怕，因为我们是新兵一连，我们是最能吃苦的兵。”
　　第二天早上四点多，顶着刺骨的寒风，副连长带领我们出发了。到达现场后，马上投入了紧张劳动之中。排与排之间，班与班之间，开始了竞赛。
　　到中午时，一直领先的我们班速度明显慢了下来，问题出在体力和方法上。我们班主要劳动力是我和一个叫蔡文前的农村兵，其它的战士都是年龄偏小或者出生在城镇，体力相对弱些。经过一上午的紧张劳作，大家的体力明显透支，即使我们这样经过农村锻炼的人都有些吃不消了。班长有些急躁了，站在车下大声嚷嚷：“五班比我们多卸一车了。你们搞什么？”
　　对于干过农活的人都知道，这种活要悠着劲干。速度要适中，用力要均匀，每次都要尽量多铲。于是，本来就占在汽车两侧主要位置的我和文前，开始按照农村干活的方式开始卸车。但是班长看不顺眼了：“副班长，你会不会干活，你看那个谁谁干多欢，你磨什么洋工？”
　　我没有吱声。看了一眼和我们一样被煤屑涂地只剩下眼白的班长，只是加快了手中铁锨挥舞的速度。
　　“说你听不见吗，你看别人多欢，那有你那样不紧不慢的。”别人是在班长在场地时候干的欢，可是那只看见铁锨乱舞、煤尘飞扬的方法根本就出了了活。
　　我突然有些恼火。“你不会干就不要瞎指挥，嫌我们干的不好，你自己来干。”心里想着，就把铁锨向煤里面深深的一插，左手下压，右手用力一端，铁锨把就断成了两段。我把断了把的锨向下面一扔，又抢过另外一个战友手中的锨，连续撅断了三把铁锨。
　　“你破坏公物吗，不想干就说话。”班长大声嚷嚷起来。杨副连长过来了：“怎么回事？”
　　“这个熊兵破坏公物。”班长说。
　　我没有吱声，只是直勾勾地看着他们。
　　副连长向我招手：“你下来。”
　　我跳下车来，走到副连长跟前。
　　“怎么回事？”副连长问我。
　　我没有说话，但是，我相信我的眼睛里面有泪花，也有愤怒。
　　“他故意搞断了三个锨把。”班长气急败坏。
　　“把人组织好，好好干，争取早点完工。”副连长用手拍了拍我的肩膀，把班长叫走了。
　　我知道班长记仇了，这个比我还小一岁的河南兵。
　　
　　按理，春节前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就结束了，可那年训练改革，我们训练时间延长了一个月。过完元旦，基本训练内容已结束，于是，新兵连有了许多训练科目以外的内容：如参加全基地成建制的越野比赛、环城长跑等，更多是劳动。老兵复员后，大量在岗人员首先要完成本职业务，而许多相关生活的劳动就延误了，新兵连就是最好的应急分队。
　　元旦刚过，我们排去发信台帮助清理菜窖。菜窖是每个连队必备的生活设施，每年冬季蔬菜淡季，大量的白菜、土豆等都需要用菜窖来储存，以保证连队正常蔬菜需要。
　　我们的任务是把修理菜窖遗留的建筑垃圾清理完毕，工作量最大的是把剩余的石头归拢在一起。
　　我刚刚搬走了一块大石头，想坐下休息一下。
　　“你怎么又坐下了？你个大，去把那个石头搬走。”班长指着一个大约三四百斤的石头说。从卸煤工作后，班长的眼睛总是围绕着我转，只要我有一点不合适，总能在第一时间被他发现。就如刚才一样，许多战友或站或坐闲聊，他都不管，唯独我。
　　那个石头跟前有几个战友在研究怎么搬，人多了插不上手，人少了搬不动。
　　我看了一眼班长，走过去，把几个战友支开，然后看怎么搬。
　　“磨什么洋工，快点搬走。”班长在不远处喝。
　　我对想来帮助我的文前摆了摆手，然后开始挪动那块石头。挪到一个小石墙旁边后，硬是把那块三五个人没有搬动的石头，挪到了自己背上；然后，背着石头向前走去。一步，两步，十步，二十步，等我终于把石头搬过去时，我只觉得胸口一热，一口鲜血从口中喷出。我没有回头，掏出手绢擦了擦嘴，然后若无其事的走回去。可是我的脚步发飘，文前说：“你脸色不好。”
　　“没事。”我向他轻声说。
　　“要不你请假回去休息一会。”文前说。
　　“不用。缓一阵就好了。”我说着，又吐了一小口血。
　　“怎么了？”班长过来说。
　　“吐血了。”文前连忙扶我坐下。
　　“搬个石头能吐血？怕是自己把舌头咬了吧？”班长一脸的不屑。
　　“班长，那块石头不用你搬，能挪个地方，剩下的我一个人搬了。”文前说：“你如果这样说，我就找排长去。”
　　我只是愤愤地看了一眼班长，硬压下心中的怒火，摆了摆手，制止了文前：“歇一会就好了。”
　　这件事情我们三人始终再也没有提起。只是文前在不久后告诉我，他找过班长，但是，班长的不满越来越多了。
　　大年三十晚上，我终于忍无可忍、不可避免地和班长发生了冲突。
　　晚上会餐时，连长说：“这是你们到部队的第一个春节。我代表全连干部给大家拜年：祝大家新春快乐。今天晚上大家能喝酒，但是只限红酒和啤酒；能抽烟，只限今天和明后三天；能串班，但是必须在熄灯时归队；能放炮，只限今天和明后两天……”
　　连长是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全连人的叫声淹没了。几个胆大的新兵还冲上去，把连长抬起来，连掂了十几下。
　　除夕晚上是我们班站岗。大约晚上十点多，大多数战友还在营房门口放炮，我们几个经济拮据的农村兵在宿舍闲聊，我则躺在床上发呆。年前收到母亲的来信，说是今年几个孙子回去陪他过年，我不知道是否已回去，奶奶孙子怎么过年。班长一脚把门踢开进来了，酒气熏天：“妈的，你们这伙熊兵，过年了就知道睡觉，也不知道给本班长敬抽。”
　　文前连忙递上了“岷山”烟。
　　“破鸡巴烟谁抽？过年都不知道买个好烟。”旁边另外一个连忙递上了“牡丹”烟。
　　我躺在床上没有动。我想象不出来，母亲过年的情景。
　　班长接过烟，过来踢了我的床一脚：“睡什么睡，有你这样当副班长的？今天晚上站岗你负责，我不管。安排不好，老子找你算账。”
　　班长的话触动了我心之逆鳞。从我记事起，凡是骂我这个话的人，我都会和他拼命。我猛然从床上翻起来：“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把你从窗户里面扔出去？”我咬牙切齿地说。
　　我们两人如斗鸡一样紧盯着，班长突然转身出门：“要打人了，要打人了。”
　　本来热闹非凡的连队一下安静下来，似乎地上掉个针都能听见。
　　那天晚上是杨副连长值班。他让另外的班长安顿好我们班长，然后和我谈心。不知道为什么，我像孩子见了亲娘一样，大哭了一场。还一边断断续续、泣不成声地说着我的心事。
　　年后不久，新兵训练结束了。分连队时，我们排两个班十八个新兵被调到了离中心区二十公里的另外一个专业连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