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尾巴爷

　　二，尾巴爷
　　
　　村支书高大象在喇叭里说，太岁文化园区的事定了，县市两级领导都很重视，要求咱们做出特色，配合二杨庄的汉代村落遗址和二帝陵，做成全省乃至全国唯一的太岁主题文化生态园区。眼下措施有两条，一是街南边的房子，压塌的没压塌的，村里都划给新宅基地，可着太岁长，能长多大长多大。二是村东头的坟地，得平，在坟地上修个园区大门，再修一条柏油路，直通省道，将来方便游客。平坟是政治任务，要理解要配合。不理解不配合，也得平。限期三天把坟迁走，不迁的直接推平。
　　辛丑没在意喇叭里高大象吆喝啥，他想找高大象说说，又一想，说啥？说他认定太岁会无边无际的疯长，直到吞没整个村子？你这个前民办教师会比县市两级领导更目光深邃？更高瞻远瞩？高大象定会这样反问他。
　　
　　三天已过，平坟的推土机开到了茔地。这片两亩见方的茔地埋着辛丑家四辈人，曾祖父辈，祖父辈，父辈，还有辛丑的媳妇。
　　暑气蒸腾，人和机器荡起的灰尘浮漾在空中。辛氏家族大约二十来口人，或蹲或站在斑驳的树影里。
　　“先平了吧，”高大象用安慰的语调高声道，“晚晚再堆起来。”
　　“那不中。”辛丑本家炸油条的二哥抢先开口。
　　“你说咋弄二哥？三天前都广播了，大门盖不成，领导怪罪下来，你说咋弄二哥？”
　　“大门盖村西边不中啊？西边也是好路。”
　　“讲究个紫气东来啊，再者领导都拍板了，谁敢说不中？”高大象口气硬起来。
　　“就不中！”这人群后的一声喊引得众人赶忙扭头去看。
　　尾巴爷来了。
　　尾巴爷上穿洗得发白的军装，双肩各扛一枚毛泽东像章，左右胸各别着两枚，六枚拳头大小的像章在夕阳下泛着红彤彤的光。
　　尾巴爷从人群里踅到推土机跟前，“就不中！”他冲高大象喊道。他本意是喊出这三个字，听来却像短促的咳嗽。
　　“我的爷，多大岁数了还添乱？回吧。”
　　“不中，你把坟平了，等我死了埋哪儿啊？”
　　“靠，这活儿，把老人家搀走。”高大象对身后戴黄头盔的几个工人道。
　　“别动他，他都九十了，动出好歹来，算谁的？”坟地里众人纷纷嚷道。几个黄头盔有些犹豫，拿眼看高大象。高大象顿一下，说，“我的爷啊，让开吧，要不碾着你了。”“中。”尾巴爷手撑地往后慢慢躺下，双手放在身体两侧，双眼紧闭。黄头盔们见状纷纷蹲下，意思是这活儿难办。高大象上前两步弯腰对尾巴爷道，“我的爷呀，别添乱了。”尾巴爷闭着眼，不吭声。高大象转身对坟地的人喊道，“我可是当差的，别难为我，领导怪罪下来，是我扛着，不是你们。”转过脸来，对推土机司机说，“推！”司机从驾驶室探出头来问，“中不中啊？”“我说中就中，推！”高大象道。推土机向前猛一窜，停下，将一人高的轮子正对着尾巴爷，一寸一寸地碾过来。
　　“起来吧我的爷，车来了！”高大象冲尾巴爷喊道，尾巴爷一动不动。高大象一挥手，车轮从尾巴爷双脚处，一点儿，一点儿，碾了过去。
　　蹲着的人都站了起来。
　　前后轮压过去，车停下，司机从驾驶室跳下来，伸头去看。
　　辛丑趋前一步，隔着十几米远清清楚楚看见尾巴爷那一身灰白衣服熨过似的铺在地上，六枚像章泛着诡异的红光，一双凉鞋平整地摆在裤腿处。只是尾巴爷，没了踪影。
　　辛丑正诧异，忽见一只蒲扇大小的蝴蝶，从尾巴爷衣服领口处翩翩而起，忽上忽下忽左忽右，仿佛半秒前甩出的水袖，越过众人头顶，姗姗直奔自己而来。那蓝白黄三色相间的翅膀，纹路清晰，纤毫毕现，抖落的粉尘在空中精灵般飞舞。
　　辛丑举目细看，不料被夕阳一晃，双眼发黑，两腿发软，大叫一声尾巴爷，一头栽倒在尘埃。
　　
　　辛丑厮跟着一帮小伙伴，顺着引水渠到了卫河。尾巴爷立在河坡，面朝卫河，左手提着裤腰，右手攥着自家的鸡鸡。辛丑他们偷笑着藏在草棵里,枝头的蝉也噤了声。尾巴爷撒尿一般，腰往前挺，右手紧忙活，就不见尿，好一会儿尿了，白色的液体一股一股地射出去，溅在清凌凌的水面上。辛丑日后读到“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的句子，总忆起河坡上的的尾巴爷。
　　尾巴爷弟兄九个，他行九，就叫辛九。虽说生了九个，绳床瓦灶的人家养活孩子不易，最后算是老大老七和他成人了。尾巴爷十九岁那年，看上了二杨庄陈家的闺女。尾巴爷俩肩膀扛着头，硬去了陈家两趟。
　　陈家爹堵在院门，说，“想啥哩？你个穷种！”
　　尾巴爷指着自家鼻子说，“咱眼下是不中，算命先生说了，咱是大富大贵的命，三十七八，说发就发。”
　　陈家爹往前一步说，“滚！”
　　尾巴爷后退一步说，“爹，咱有胆有力气，闺女跟上咱，享福啊。”
　　陈家爹跺脚道，“再叫爹放狗咬你个龟孙！有胆？有胆抵吃抵喝？有胆还敢杀日本？”
　　这一激不要紧，后半夜尾巴爷掂着镰刀摸到了镇上。鬼子驻在县城，镇上驻的是伪军。三更天，一颗人头骨碌碌扔进陈家的院子。尾巴爷在街上打雷样喊，“咱有胆，看看，日本咱都敢剁！”喊了半天，阖村没一个人开门出来。天将明时，兴许又冷又饿，尾巴爷一个激灵清醒过来，明白自家闯下了塌天的大祸。尾巴爷没敢回家，拔腿就走，直奔卫河上游道口镇去了。
　　天近正午，鬼子、伪军、汽车、洋车、狼狗，一路烟尘滚滚杀到了二杨庄。戴钢盔的鬼子指挥着戴白边儿帽子的伪军把陈家老少八口人绑在两棵槐树上，陈家爹哭着交代来龙去脉，鬼子根本不理会，拿刺刀在每人脸上划开一个十字刀口，顺着刀口浇水银，水银过处脸皮像墙皮般噼里啪啦脱落。八口人惨叫着拼命甩头，血和肉片四溅开来。鬼子并不罢手，兜头浇上汽油，一把火点着了。肉在火中滋滋地响，油嘀嗒嘀嗒滴进土里。也就几分钟的工夫，人成了炭。
　　鬼子并不收手，集合人马沿卫河奔西南，到了下一个村子元村。
　　元村的村长鬼迷心窍，听说皇军来了，竟然动员全村老少杀猪宰羊，早早地摆设香案供在路边迎候，一望见鬼子队伍，齐声欢迎。鬼子一肚子气还没撒出来，见此阵势怀疑有诈，在汽车上支起机枪，一声令下，长短枪一起开火，全村老少死的死亡的亡。鬼子不依不饶挨家挨户搜罗，见人就杀，只杀得一个不剩，把尸首填满全村的吃水井，这才罢手，收兵回了县城。
　　元村共计1001口人，除一个回娘家躲过一劫的小媳妇，其余1000口全部惨死。此后，元村改叫千口。死了千口人不说，还落下一个话把儿：元村迎鬼子——冤死了。
　　这是1942年农历五月里的事，进入七月，“水旱蝗汤”愈发厉害，老百姓实在熬不住，纷纷外出逃荒。
　　辛丑的爷爷奶奶就在这个时节，把辛丑的姑和辛丑的爹都卖了。
　　
　　1950年的冬至，逃亡整八年的尾巴爷从道口镇回来了。
　　尾巴爷前脚才迈进自家那没门没顶的土坯屋子，土改干部后脚就领着高豁子和辛庄找上门来。
　　“辛九，咱村的情况你知道不？”四人站在齐膝高的枯草中，干部问尾巴爷。
　　“啥？”
　　“反动村长赵恒广一家四口被镇压了，咱不光要分赵恒广的家产，还得把董孝武、许广泰这几个地主老财的家产都分喽。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穷人要翻身要做主。”
　　“中。”
　　“滑县早土改了，咱县落后了。今个儿把恁老弟兄喊一起，就是合计一下咋开展工作。”
　　“升天。滑县把地主老财捆起来，屁眼子剜掉，吊到树上，一墩，肠子流满地，最多墩两下，死球。”尾巴爷兴奋地说。
　　“辛庄你给许广泰家扛长工，你说说。”干部道。
　　“工钱给了，也管饭，年底还有肉菜。”辛庄迟疑道。
　　“这是剥削。你想想，你起早贪黑干活，他啥都不干，为啥他得多你得少啊？”
　　“地是人家的，该啊。”辛庄想蹲下说话，低头看看，没蹲的地方。
　　“不该，这是剥削。42年大饥荒恁家卖儿卖女你忘了？恁儿是干部，辛庄你可不能拖恁儿的后腿，辛夷年轻，还要进步哩。”干部道。辛庄不再吭声。
　　“小高你咋想哩？”干部问高豁子。
　　“墩他个龟孙！”高豁子握着拳头道。
　　“墩！他好几个媳妇，咱连个媳妇毛都摸不着，墩死算球。”尾巴爷道。
　　“浮财咋分？”高豁子说，“我要头牛。”
　　“咦，还有我哩。”尾巴爷举手道，“我要赵恒广的大宅子，这土坯屋子没法住人，恁看看。”
　　“小高你是民兵队长，辛九你好好表现，分东西时咱看贡献。”干部道。
　　“中！”高豁子和尾巴爷齐声答应。
　　
　　尾巴爷从道口镇回来，带了五根银针。在道口镇八年，尾巴爷练就了一手扎针的绝活儿。至于师承何人，尾巴爷闪烁其辞，一说道口镇南关济世堂王老先生收他做了关门弟子，将一身绝学托付于他。一说偶遇一位高人，见他忠厚仁义，亲授针法。不管怎样，尾巴爷的手段，乡亲们还是信服的。
　　宝嫂生三闺女难产，折腾了一天一夜，血流了足足两碗，只出来一只脚丫。接生婆束手无策，眼看一尸两命，有人想到了尾巴爷。谁知尾巴爷不请自来，早候在门外，见宝哥招呼，直入里屋，从怀中掏出一拃长的枣木盒子，抽出三根银针，一针扎在鱼际，一针扎在尺泽，一针扎在阴白。三针扎上，说，中了。接生婆见血止住，胆子大了，三下五除二将个白胖闺女薅了出来，薅出来才明白是脐带绕颈了。打这起，尾巴爷“三针”的名头在方圆三五十里打响了。
　　那年夏天，改名叫高红中的高豁子午睡起来嘴歪眼斜流口水，揽镜自顾竟不认得本尊，便派民兵去喊尾巴爷。尾巴爷一见高红中就说，模样挺俊哪。高红中流着口水呜哩哇啦说，扎，扎。尾巴爷从枣木盒子里取出三根银针，在高红中左右太阳穴斜刺里扎下去，又在颧骨旁扎了一针。三针扎上，尾巴爷说，中了，绷住嘴吧。高红中的嘴慢慢慢慢合上了。民兵旁边看着，不住地倒吸冷气，说，怪了。尾巴爷说，怪啥？扎不好才怪了。
　　尾巴爷不光给人扎针，也给牲口扎。给人扎三根银针，给牲口扎是一把锥子，只是这锥子上多了一道放血的槽。
　　公社化以后，各家各户从地主家分到的大牲口归了集体。尾巴爷负责喂牲口，晚上睡在牲口棚里。入秋，枣红骡子蔫蔫的，不爱吃料。临睡前，尾巴爷把马灯拧亮，把辔头拴结实，将锥子袖在右手，左手捋着骡子的鬃毛，一边捋一边念叨，你说你，见天好吃好喝，也不出力，还愁啥，愁媳妇啊？不该呀，要愁也轮不到你呀，嗯？说着说着，捋着捋着，尾巴爷移步到骡子左后胯，右手忽然扬起，照关节直插下去。骡子仿佛被虻叮了一下，尾巴一扫。尾巴爷随手起出锥子，一股血洇下来。尾巴爷拿布擦着锥子，说，中了。
　　腊月里，尾巴爷常揣一管油膏，见谁家孩子手冻了就说，过来，抹抹。麦收打场时，尾巴爷趁大伙歇息，挨个儿发仁丹。有时拿盒清凉油，给这个太阳穴上抹一下，给那个人中擦一点。年青妇女都躲他，笑着说，俺自己抹。尾巴爷正色道，咦，前儿个还挤眉弄眼哩，今儿个不叫摸了，啥意思？人家急道，谁给你挤眉弄眼了？尾巴爷嗔道，你看看，还不承认。众人便哄笑。
　　一个伏天，一帮半大小子在卫河戏水，一个孩子溺水，捞出来已没了呼吸，一群人围着不知所措。尾巴爷赶巧走到，摸出银针扎在孩子右手虎口，攥住双脚头朝下往肩上一扛，沿河堤跑了出去。约摸半里地，孩子哇一声吐出一股黑水，活了。旁人议论，多好个人儿，咋寻不下个媳妇呢？
　　一年四季，尾巴爷的土坯房散发着牲口的体臭和烟草的味道混合在一起的臭气。当阳光从木格窗的破洞挤进来时，光柱里漂浮着五光十色的灰尘。年关时尾巴爷照例到集上买年画来糊烟熏火燎了一年的四壁。旁人买年画，不是挑三联的福禄寿三星图，就是选四联的梅兰竹菊。尾巴爷照例只挑才子佳人，旁人照例笑话他，他照例要请“省长”来讲解画上的故事。
　　“省长”来后巡视一番，指着床上的破棉被问，叔，你晚上睡觉冷不冷啊？尾巴爷答道，一片儿冷一片儿不冷。“省长”问，啥叫一片儿冷一片儿不冷啊？尾巴爷用袖子擦一把鼻涕，说，有棉花那一片儿不冷，没棉花那一片就冷。“省长”撇撇嘴，指着墙上的年画说，这是《西厢记》，元人王实甫所著，书生叫张生张君瑞，小姐叫崔莺莺，跪着的是丫环红娘，坐着的是老夫人。这满墙的大美人儿早早晚晚陪着，叔你这是共产主义呀。尾巴爷道，球，我这是纸糊的共产主义。
　　道口镇是卫河上的大码头，素有“小天津”的美名。尾巴爷在道口镇八年，见多识广。
　　“天津人咋吃饺子，知道不？”众人在十字街牌楼下扎堆胡侃时，尾巴爷照例自问自答，“水开了，饺子下锅，顺手把蛤蟆也扔到锅里。饺子熟了，蛤蟆也熟了，一个蛤蟆抱着一个饺子。咬一口，咦，满嘴流油。”
　　也有尾巴爷没见识过的事物。
　　“知青”来了，尾巴爷才知道世上还有衬衣和秋衣。此前甚至此后二十年，尾巴爷和乡亲们都是光膀子穿褂子，光屁股穿裤子。
　　“知青”一共三个，两男一女，小张小王是男学生，小李是女学生，毛主席派来的三个“知青”下在卫河以西三十里地的卫河农场。说是农场，其实是林场，上千亩沙地栽满了槐树，开花时节，把人香得透不过来气。
　　那天午后，村支书宝哥喊尾巴爷去一趟农场，说是知青小张伐树时腰被撞了，疼得像孕妇一样扛着肚子走，晚上睡觉得趴着。
　　村支书宝哥顶看不上这三个知青，说，啥也不会，光说不打粮食的话，也不攒个粪。
　　尾巴爷见到三个知青时就喜欢上了这三个十多岁的孩子。尾巴爷三针扎下去，小张的腰直了，也能弯了，友谊也开始了。
　　尾巴爷不光知道了衬衣和秋衣，也平生第一次知道了诗。之前，尾巴爷只会说“瞎胡楞”，像什么“一二三四五，蛤蟆背着鼓。蝎子来吊孝，蛰住驴屁股。”之类。
　　当三个孩子眺望北方，流着泪齐声朗诵诗时，尾巴爷心里说不出的喜欢、爱慕和忧伤。
　　“我吃惊地望着窗外，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
　　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
　　穿透了我的心胸。”
　　仿佛借宿池塘的候鸟，三个年轻人在某个黎明消失了。或许返城或许参军或许上学，消失得无影无踪，没落下一片羽毛。
　　尾巴爷偶尔去农场，必到三人的宿舍溜达一圈，不敢走太近，想着他们会笑着叫着冲出来，总也没有。他像一只丢了狗崽的老狗，四处嗅嗅，刨几下地面，却记不起什么。
　　对了，诗，那首诗是他们来过的铁证。
　　尾巴爷有时会停下手中的活儿，望向北方，用京腔和豫北话杂糅的腔调，吟道：
　　“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
　　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这是我的北京，
　　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尾巴爷最怀念的时光是文化大革命。
　　晚上收工后，村里五十多口壮劳力、民兵和先进分子聚在戏台旁的大队部开会。煤油灯下，村支书宝哥领着大家面朝墙上的毛主席画像，反复学习和背诵毛主席语录。尾巴爷背语录最多最熟，打这时起，尾巴爷开始佩戴毛主席像章。
　　这时节尾巴爷虽说已过不惑之年，可还是光棍一条。手刃日本鬼子的事迹成了他娶亲的障碍，尾巴爷的父亲和两个哥哥在尾巴爷逃走的当天闻讯而逃，此后再没回过村子。二杨庄陈家老少八口又因他而死，乡亲们私下认定尾巴爷是煞星，就算不是天上的星宿，至少是煞气太重。土改后虽说分了地，可媳妇一直没着落。常有撮合的，对方不是拖家带口的寡妇就是身有残疾的老闺女，入不了尾巴爷的眼。旁人劝他，挑啥？好歹成个家，生儿育女，防老啊。尾巴爷笑着说，毛主席说了，不管工人农民，六十岁就退休，国家给养着。见过三个知青后，尾巴爷偷偷对“省长”说，娶个知青不孬啊。“省长”斜他一眼说，叔，你高寿啊？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尾巴爷在戏台前和全村老少肃立，顶着细雨痛哭流涕。
　　1982年土地承包到户，尾巴爷分了不到两亩地。农闲时，他在洗得发白的军绿褂子左右胸前各挂两枚毛主席像章，左右肩膀各扛一枚，仿佛披挂一身勋章的老兵。穿戴整齐，去哪儿挥斥方遒呢？心情好天气也好，他骑上吱吱呀呀的永久牌大28自行车直奔镇上，在镇政府大院门口对来往的干部们高声道，“只有落后的领导，没有落后的群众。”不想跑远了，就站在小学门口对课间玩耍的孩子们喊，“你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农忙时，他站在垄上，对田里的乡亲们喊，“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
　　这一年，高红中的儿子高大象在部队混成个党员，退伍了。
　　高大象让尾巴爷受不了的是他竟然穿了件衬衣，领子雪白，晃得尾巴爷眼睛发红。直到某天高大象的衬衣领子晾在绳子上，尾巴爷才知道那不是衬衣，就是个衬衣领子。尾巴爷非但没有高兴，反而更加气愤，逢人就说，“就是个领子！”
　　高大象不光有衬衣领子，还有变色镜。阳光强时眼镜颜色变深，进入室内就变无色。小玩意儿吸引了本村的年轻人，更让大家羡慕的是高大象混成了万元户。
　　高大象通过战友关系，在县城搞抽奖。说是抽奖，就是无本万利。两块钱给张奖券，最小的奖是块香皂，最大的奖是摩托车。当然，摩托车只有一台，香皂人手一块。
　　抽奖结束，高大象骑着崭新的幸福125红色摩托车，带着17寸的彩色电视机回村了。
　　吃过晚饭，高大象把电视机抱在院中的方桌上，乡亲们蜂拥而至，坐的，站的，挤满一院子。
　　高大象往外撵人，说，人多费电，今天没看的明天再看。
　　高大象丝毫不顾忌旁人的看法，更不止步于万元户。他搞建筑，搞货运，两三年下来高大象开回一台大卡车，光后边车斗的轮子就有八个。乡亲们送他一个绰号，“后八轮”。
　　村民们猜测着高大象的财富，高大象也猜测着自己的财富。大晌午日头正毒，别人往家赶，高大象却往田里跑。他四处张望，确保无人，以标准的军姿迅速卧倒，一肘高的麦子刚好遮住他。他把十元面额的纸钞掏出来堆在面前，查够一百张放入口袋，再查剩下的。每次查不完，媳妇就寻来喊他吃饭。他掸着身上的土对自己说，管它多少，反正这辈子花不完。
　　村支书宝哥被木头砸死的那一年，高大象当上了村支书。
　　腊月里的一天召开村民大会，高大象坐在桌子后头叼着烟卷哼哼哈哈讲着，戏台下面乡亲们像寒风里的羊群挤成一团。等高大象把手中的烟头往地上一扔，尾巴爷脱下右脚的鞋，右手高高举着，分开人群蹑手蹑脚摸到台前。全村老少都盯着他，高大象也盯着他。尾巴爷轻手轻脚爬上台子，匍匐行进到烟头跟前，猛地往前一扑，将鞋扣住烟头，喊道，“蚂蚱！”哄一声，全村老少笑得东倒西歪。高大象脸上挂不住，问，“腊月里哪来的蚂蚱啊？嗯？”尾巴爷抬头问，“腊月里咋不能有蚂蚱啊？”高大象道，“冷！”尾巴爷道，“冷？冷你叫乡亲们搁风地里站着？”高大象一时答不上话来。尾巴爷将手伸进鞋里，慢慢地将烟头掏出来，说，“呦，烟头啊？还是好烟哩。”叼在嘴上，猛抽两口，乡亲们哄一声又笑成一团。
　　下午，尾巴爷找到高大象，左手提着裤腰，右手一伸道，“给一百块钱。”
　　“啥？”
　　“给一百块钱，买腰带。”
　　“谁给谁一百块钱？”
　　“你给我。”尾巴爷腰一挺。
　　“凭啥？”
　　“凭啥？你有！”
　　“我有是我的，凭啥给你啊？”
　　“呀，你发家了，就得给我！敢不给，明个儿吊树上把屎给你墩出来！”
　　“恁娘！”高大象话没说完，他媳妇从旁赶紧拦住，说，“给给，恁老人家先回吧，吃饭头里给恁送家。”尾巴爷扭头就走，高大象恨恨地说，“墩我？等着吧，先弄死你个龟孙！”
　　
　　依然日出，依然日落。
　　尾巴爷睡了一觉，错过了所有的站牌。等他醒来，已到终点，没有返程票，只能下车。
　　农活儿干不动了，两亩地早早以每年700元的价格租给了瞎子的岳父。针也扎不动了，也没人求他扎针，乡亲们习惯了去诊所。小学校几年前合并撤校，空荡荡的校园没了孩子们的喧闹，只有几只麻雀在石板砌成的乒乓球台子上跳来跳去。
　　正如一只垂死的啮齿类穴居动物，尾巴爷佝偻着身子在小黑屋里左右徘徊。他一直深藏着自己和宝哥杀人的秘密，直到那个猝不及防的午后，遭遇轮胎花纹比巴掌还宽的推土机。
　　辛丑念书时常去尾巴爷的小黑屋，墙上糊满了一层一层各色古装年画，屋里除了灶就是床，窗台上一个盛满了毛主席像章的铁皮盒子压着一本书页残破的《毛主席语录》，房顶朽坏的椽子不时咔的一响。辛丑记不起尾巴爷是否送了自己一枚像章，他确定记得自己曾被某样锐器划破了手指，血像蚯蚓般洇出。尾巴爷伸手在灶底抹了一指黑灰，摁住了伤口。
　　四十年过去，尾巴爷羽化成蝶，飞走了。那一线浅浅的锅底灰，还隐现在辛丑的食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