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人伦亲情（一）

　　听哥哥讲篮球的故事
　　
　　一
　　
　　王家桢，昔日中国篮球场上一员骁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驰骋篮球场上的著名中锋。有的老人球友比喻他“就是那时侯的姚明”。他就是我的二哥。而现在他已经年逾古稀，闲暇之际，我走进他的住所，看望他，祝福他，听他讲篮球的故事。
　　已经没有了过去的神采奕奕，也看不到他往昔的勃勃英姿，一付眼镜照旧架在鼻梁上，近两米的个头也蜷缩了，谈话间仍然振奋，好像议论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
　　话题从天津篮球说起：“天津是近代篮球传入最早的城市，这项运动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从我打篮球到今天也已经60多年了。”回顾过去，一脸沧桑。
　　“天津解放时，我刚11岁。虽然年幼，但是我的身高已经1米80多了，在当时的少年堆儿里，显然鹤立鸡群，引人注目。那时我就知道天津东马路有个基督教青年会（现在的天津少年宫），那里有篮球馆，没有去过。解放前，那里不是咱们呆的地方。知道那里常组织蓝球比赛，还举办过篮球讲座，都是面对着富人阶层。后来听说南开五虎在那里练习、比赛。老前辈董守义在那里做过指导。”
　　你知道董守义吗？董守义是河北省蠡县人。民国初期年轻时就打篮球，任过篮球队长，经常在京津地区赛球，在群众中有影响。上世纪20年代南开大学成立了篮球队，董守义担任技术指导，后来又被聘为南开中学篮球队教练。他把在国内外学习的技艺和经验都传授给了队员，使他们赢得了荣誉。他还编了一些讲义和书籍，文章里提到的篮球运动的战略战术到今天仍有很大参考价值。再后来董老去了北京任教，解放后在国家体委任职。
　　“要说印象最深刻，还是得说南开五虎。”家桢哥哥说，“小时候听长辈讲，舅舅喜欢篮球，最佩服南开五虎，和他们交过锋，打过球，当然是败多胜少。所以我就愿意见识一下，也很向往和南开五虎一样，给国家争光，为人民造福。”
　　南开五虎是指上世纪20年代天津南开中学的篮球队中的五名球员。当时的天津有三只较强的中学篮球队，分别是：扶轮中学队、新学书院队和南开中学队。1929年华北运动会在山西太原举行，南开中学队为了锻炼自己，报名参加大学组比赛(那时的规定允许)，接连战胜了两个大学队后，和北平师范大学队争夺冠亚军。南开五虎先发制人，连续快速强攻，打败了对手，赢得了冠军。回到天津后校长张伯苓亲率全校师生热烈欢迎。从太原回天津后不久，在张伯苓校长和董守义老师的带领下又到上海访问比赛。他们不仅战胜了上海沪江大学队，还战胜了有外侨组织的外国商人队。第三仗打败了在上海的美国海军队，再次为中国人争了光。正当他们准备返回天津之际，恰巧菲律宾一只大学篮球队路经上海回国。他们在日本获得全胜，横扫西东。经联系，双方同意进行一次公开比赛。场面紧张激烈，精彩异常，南开中学队以4分优势战胜对方。南开中学队在上海四战四捷，三战赢了外国队，赢得了美名，随后就在全国篮球界传遍了。
　　解放初期哥哥刚十多岁，那时天津有很多篮球队。他们大多数是民众自愿结合的，来自不同学校、工厂、企事业单位。球队各具特色，人才济济，比赛频繁，活跃异常。这些队伍对后来天津篮球运动的发展和后来优秀篮球队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天津市组建男子篮球集训队时，吸收了其中部分篮球队的队员，这些对哥哥后来的成长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
　　
　　哥哥说，小时候我们家里穷，因为他年幼身高，所以对于篮球有特殊的爱好，虽然喜好，但是买不起篮球，就打小皮球。
　　“我的篮球生涯是从打小皮球开始的。课余时间就在街道上、胡同里约几个同学或朋友进行练习，有时还打比赛，轮流上场。看到我们蹦蹦跳跳，欢喜打闹，邻居二大爷就说，宝贝儿们，将来还靠打小皮球吃饭吗？该干嘛就干嘛去吧。”
　　邻居二大爷解放初期也有60来岁了，是一位很慈祥，很厚道的老人。他靠卖烟卷为生，小本小利，一辈子没挣过大钱。他希望孩子们多读书，读好书，将来干点事业，挣钱养家糊口。因为在他的烟摊旁边就立着小皮球框子，孩子们的运动对他的买卖也有影响，所以引发了他的议论。
　　这句话被我老爸听见，记住了。哥哥听见了，记在心里，暗自捉摸：怎么就不能靠打篮球吃饭呢？十多年之后，当哥哥身着西服革履，回家探亲时，看见二大爷坐在烟摊旁，就急忙上前问候请安，70多岁的老人仰头看着哥哥，说：“没想到，你真靠打篮球成名出息了。”
　　我问哥哥：“你怎么从打小皮球成为篮球队员呢？”
　　“那是遇上老市长李耕涛这位好人了。”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李耕涛任天津市长。那时候天津市基层的体育活动开展得相当普遍，许多单位都成立了篮球队。老市长李耕涛非常关心天津男子篮球队的成长。
　　1955年李耕涛是天津市副市长兼市体委主任，他为培养更多年轻篮球运动员，叫天津市公安局有关单位在全市普查户口，调查1米90以上的大个子。当时哥哥1米95，只有l7岁，符合基本条件，他身材虽高，但是近视眼，而且体重仅68公斤。就在选委们对他能不能入选、有没有发展前途的问题争论的时候，李市长果断提出个人意见：“试用一年。”从此，家桢哥哥离开了学校，被选进天津市集训队，当了一名运动员，后进入光荣的集体——天津男子篮球队。
　　李耕涛是位老前辈，1929年参加革命后，历任河北曲阳县长、冀中行署副主任、冀东行署主任，解放后在天津先后担任副市长、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市长、河北省委常委兼副省长、体委主任等职。他从青年时代就热爱体育活动。他经常对身边的同志说，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而体育锻炼就是最好的休息。即便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年代，这位身为行署主任的高级干部，仍然利用一切机会，带领战友们跑跑步、打打篮球。他篮球、乒乓球、骑马、游泳，无所不好，在晋察冀边区是出了名的“运动健将”。革命老人石坚同志1939年在晋察冀边区与冀中行署副主任李耕涛有过接触。他回忆说：“当年耕涛同志在篮球场上龙腾虎跃，勇猛冲锋，不愧是球坛健将。”解放后，耕涛同志工作上日理万机，还是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和年轻人一起活跃在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场上，既当指挥员又当运动员。他之所以工作起来精力旺盛，正是得益于几十年不间断的体育锻炼。
　　天津是中国篮球的发祥地，历来被中央政府重视。1949年6月，程世春、张文仁两位天津运动员入选中国大学生篮球队，出国比赛前，周恩来副主席向接见他们的毛泽东主席介绍说，天津是篮球之乡，历史上曾涌现出名扬海内外的“南开五虎”。毛主席握着张文仁的手说,“虎"就是不怕外国人，你们也要有那种虎劲。“东亚病夫’”的帽子将从你们开始把它扔掉。毛主席赞扬“南开五虎”敢于拼搏精神的话，给了天津市委主要领导很大鼓舞，尤其是热心于体育事业的李耕涛同志，抓住篮球在天津的历史优势，决心发扬“南开五虎”的光荣传统，把篮球运动发展成天津的文明窗口。他亲自出面邀请篮球界元老，组成天津篮球工作委员会，为天津篮球的发展献策出力。不久后，又在市长黄敬的支持下，经请示国家体委贺龙主任同意，于1952年10月，在天津率先成立了全国第一支男子篮球集训队。从此，天津的篮球运动开了新局面。
　　三
　　
　　天津男篮集训队成立后，党政公务十分繁忙的李副市长，经常亲自参与集训队的业务指导。他特别强调篮球运动员不光打比赛要有高超的球技，还要能做球队指导、做比赛裁判，同时，能做组织工作、宣传工作。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努力提高文化修养和综合素质。天津男子篮球集训队在李副市长的严格要求下，技术、技巧进步很快。1954年参加全国篮球联赛，一举夺得冠军，从此奠定了天津篮球队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天津篮球队不负众望，1956年10月参加有国家队（当时叫联队）、八一队、公安军队、香港队、澳门队等多支强队参赛的第十六届奥运会选拔赛，以87比86一分优势赢了强将如云的国家队，为天津体育界再次争得了荣誉。
　　1957年，国家体委选派天津篮球男队作为新中国第一个地方球队出访印尼、缅甸。球队出发前，李副市长百忙之中分身前去为领队、指导和全体队员送行，从赛事细节到生活安排，从人身安全到出行常识，再三仔细叮嘱。天津篮球队在上述两国比赛中，取得了全战全胜的好成绩。归来后，李副市长又亲往球队祝贺，同时，告诫队员们戒骄戒躁，继续努力，争取今后打出更优异的成绩。
　　更令人难忘的是1957年底，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篮球队来中国打比赛，除国家队、八一队与它打了个平局外，各地多支球队均遭败绩。国务院副总理兼体委主任贺龙元帅，批评这些篮球队被蓝眼睛黄头发的外国人给吓住了。此后还有上海、天津两场比赛，界内人士把取胜希望寄托在各方面条件优于天津队的上海队身上，结果，上海队也败在俄罗斯队手下。
　　在俄罗斯篮球队莅临天津前几天，市长兼体委主任李耕涛亲自出马，召集天津球队的领队朱翔、指导张振山和部分骨干队员，一起商讨对策。李市长认真研究了客队在中国的临场表现，根据客队队员身高普遍优于我方队员的客观实际，辩证地分析了双方队员在技能发挥方面的优长劣短，提出以小打大、以快制高、机动灵活的战术策略，并且具体要求天津队打出以动、快、巧、准四字为指导思想的战术风格，会后又三次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可行性论证。
　　12月26日在天津市人民体育馆举行中俄两队比赛，李市长没有在主席台上就座，他到运动员中间坐镇，幕后指挥。客队队员人高马大，其中的克鲁明等二人是苏联国家队的主力成员；而天津队主力中锋米宝荣身材只有1米93。那时候家桢哥哥还没有挑起大梁。
　　面对外国强手，天津队队员们无所畏惧，开球后敢打敢拼，队员们按照李市长事先确定的方案从外线开始进攻，里外结合打，在防守战术上，安排个子相对矮小的郭恩洪死死盯住被人称作火箭的客队组织后卫克拉耶夫，使其技能得不到发挥，客队战术遭到破坏，阵脚随之大乱。天津队则越战越勇，从开局连连得分，以8比0镇住了客队。打完20分钟，主队以50比35的成绩顺利拿下上半场。
　　临场观阵的李市长知道客队并不服气，下半时肯定会奋力反击。天津队队员上半时体力消耗颇大，下半时艰苦对阵更需要毅力支撑。所以，上半时刚刚结束，李市长便把大家召到自己跟前，神情严肃地对小伙子们说：“现在要把前半时忘掉，下半时重新打，从零开始，一拼到底。”休息10分钟后继续下半时比赛，尽管客队竭尽了全力，而天津队却战术多变，稳扎稳打，不时偷袭，又换上王家祯、冯庚奎加强篮板球和防守，一路凯歌，最终以90∶81打败对手！这场比赛，姜桂明独得26分，刘兆华25分；而克拉耶夫在郭恩洪“影子”般的死缠随防下，仅有一次中投机会，得了2分……
　　天津队成为俄罗斯篮球队中国之行的唯一克星。
　　那场球的球票实在太难弄到了。开场后半小时，人民体育馆院内外等退票的观众依然很多，而且不认头离开。我却十分幸运，亲眼欣赏了这场令人振奋无比的精彩大战。因为我随着老爸进入场内，那时还小，七八岁的孩子被免费带进体育馆，人们也不计较。
　　这场国际篮球赛在天津乃至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国务院副总理兼体委主任贺龙元帅指令国家体委来电嘉奖。几个月后第一届全运会期间的一次体工会议上，贺龙元帅由衷地称赞天津篮球队“是真正的全国冠军”。
　　直到数年后的1961年11月，天津男篮与国家队在天津市人民体育馆比赛，现场观看的周恩来总理，还对身边的天津市委文教书记王亢之饶有兴趣地谈论天津男篮力克俄罗斯队的往事，可见这场国际篮球赛影响之深远。
　　四
　　
　　提起周总理到天津看这场篮球比赛还有许多有趣的花絮呢。
　　那是1961年11月的一个周日下午，我和老爸一同观看中国国家队和天津队篮球比赛。前半场是女子篮球比赛，接下来是男篮上场。但是在休息时，工作人员就一直不停地的擦地板，拖地面，再就是试灯光，擦拭篮板。等了好长时间，还不见男篮比赛开始。体育馆内的喇叭声多次播放音乐和通知，大意是场地地板因为潮湿，太脏，需要洗洗；还要调试灯光等等。观众们的等待是有限度的，有的观众就直接找体育馆有关领导质问，为什么这么拖拖拉拉，迟迟不开始比赛？因为这场国家队与天津队的精彩比赛太吸引观众了，大家急于观看。
　　天津男子篮球队有个特点，不怕硬，不信邪。凡是国内著名篮球队来天津，让他们高兴而归的时候少，所以那比赛场面一定会非常紧张好看。这时的我们也很纳闷，很着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能正常继续比赛呢？哥哥这时跑到老爸身边，低声说，有领导要来看比赛，需要等一会儿。于是我们就安下心了。大约又过了20分钟的光景，突然有人喊起来：“总理来了！”我们急忙朝主席台方向望去，果然是周总理。当时我那个兴奋啊，我见到了周总理！那时全场观众不约而同地都站立起来，鼓掌欢迎。周总理在天津市领导的陪同下，频频和大家招手致意。大约持续了十多分钟，慢慢静下来。男篮比赛正式开始。这是我第一次真真切切看见周总理，我们的座位在主席台对面，最远不过50米，看得清楚极了。
　　一场最普通不过的埠际篮球友谊比赛，何以惊动政府总理来观看呢？后来听哥哥说出了原委：原来周总理是来观看在天津民园体育场举行的一场国际足球赛，即原苏联迪纳摩足球队与天津市（也许是河北省）队的比赛。总理坐镇来了。有什么问题需要坐镇？这还得从苏联迪纳摩足球队在北京比赛的情况谈起。1961年是中国和苏联政治上交恶的时候。那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为两个阵营，以苏联为首的包括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修正主义，另一个就是以北京和地拉那为结盟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在这个时候，苏联军队足球队来华比赛是正常的文化体育交流。但是在北京中国队迎战苏联队比赛时，场上球员表现很正常，可在看台上出现了异常情况。当苏联球队进攻或者场面顺利时，看台上的苏联观众，包括留学生，大使馆人员，和东欧国家的人员就拼命呐喊，鼓掌，狂叫，而当中国队顺利时，中国的观众大喊加油，鼓劲，而且在场的阿尔巴尼亚的朋友一起助威。这样就形成了两个阵营，在看台上相互争吵，打骂，甚至于拳脚相加。好在被警察和场内治安人员控制了局面，没有出现大问题。问题反映到国家高层领导，引起了重视。因为第二场比赛在天津举办。天津的观众，看球，懂球，欣赏球都在行。天津的观众比较直率，不容忍场上出现不文明不礼貌的行为。而天津足球队也是宁可叫你打死，决不让你吓死的汉子。这场球无比精彩，势在必得。这样分析，观众的场面不好把握。为了保障球场秩序，为了保持中国形象和国际影响，在天津不能出乱子，不能失控。所以总理决定亲自坐镇观看比赛。结果是很好的，平分秋色，握手言和。散场后，周总理听说国家篮球队在天津体育馆和天津队比赛，就过来了。
　　人民体育馆在女队比赛结束后，民园体育场的比赛还有半个多小时，所以这边就需要等那边结束。发生了上面诉说的情况，也就发生了周恩来总理，对天津市委文教书记王亢之谈论天津男篮力克俄罗斯队的往事。
　　天津市是个风水宝地。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无论是国内的足、篮、排强队，还是外国的球队，他们都很难从天津领走宝贵的一分。
　　
　　五
　　哥哥接下来讲述自己的事情。我默默地听着，静静地记着。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受经济条件的制约，天津市的文体生活很贫乏，市民积极响应市政府号召，自发地创造出多项白手起家、因地制宜的体育健身项目。首先是中小学生们按照篮球的运动方式与规则，创造了用小皮球打比赛的玩法，一时间，里巷、胡同的民房山墙上、院内树干上，随处可见用粗铅丝自制的简陋小球筐（简陋到连筐板都没有），课后余暇，小球筐下聚集着三五成群的青少年，分成甲乙两队，投篮的投篮，防守的防守，一个个玩得汗流浃背，兴致勃勃。我哥哥们就是其中一员（跟家桢哥哥一块打小皮球的还有我三哥家枢）。天津青少年玩小皮球，随之成为那个艰苦年代全国城市里所独有的一道风景。若干年间篮球运动在天津民众中之所以迅速普及，深入推广，小皮球立下不可忽视之功，并且为后来的天津篮球运动培养出成批的杰出人才。回想原天津篮球队乃至国家队的主力队员，有多位都是从天津里巷玩小皮球脱颖而出的。哥哥是其中的一位。还有许多人打进天津队、天津青少年队。三哥王家枢就打过天津市少年队。
　　1954年，已经获得全国冠军的天津篮球队，面向社会选拔后备人才。在当时那个年代，社会上少见高个子身材，1米80以上身高者在专业篮球队也很稀罕。鉴于此，李耕涛副市长别出心裁，建议球队通过派出所搜集全市高个子青少年的信息，发现1.90米以上高个子青少年，立即向体育部门报告。不久，在市民中发现几名符合基本条件的人选，譬如塘沽的徐云章，邮政局的米宝荣，当时的身高都是1.93米以上的年轻人，而且都有在街巷胡同打小皮球的经历。还有一位身高出众、又玩过几年小皮球的青年就是我哥哥王家桢，可惜是近视，戴眼镜，负责选拔的同志打算将其淘汰。李副市长听了全面汇报后，表态说：“培养运动员，要从综合条件看有没有潜质，如果仅仅是戴眼镜，不一定影响打球。”就这样，哥哥于1956年1月成为天津篮球专业队员，首开戴眼镜也可以进专业球队打球的先河。哥哥至今仍然缅怀李耕涛市长。哥哥自从离开天津到了国家队打球后，每次回天津都去看李市长，直到“文革“开始。那时李耕涛已经在河北省了。
　　1966年“文革”风暴一开始，厄运便降临到资历深、能力强的老革命家李耕涛头上。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幕后操纵幼稚无知的青少年造反派，诬陷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毛泽东主席。他一次次被打、被批斗甚至坐监，从精神到肉体遭受了残酷的折磨，本来已经百病缠身的他，身体更加一日不如一日。
　　上世纪70年代初，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主席向政治局委员吴德询问：“天津的李耕涛现在怎么样了？”吴德向毛主席报告：“他已经病了几年了。”毛主席深情地说：“这个人有能力。让他安心治病，病好了，出来工作。”吴德与李耕涛是多年的老战友，40年代在冀东行署，一位是党委书记，一位是行署主任。解放后，李耕涛任天津副市长期间，吴德曾一度担任天津市市长职务，他们在工作中配合默契，同时也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吴德听到毛主席称赞李耕涛，心里非常高兴，赶紧把这一情况电告当时的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解学恭。当时李耕涛已患脑栓塞住在天津公安医院大病房。由于毛主席的关心，医疗条件才得到改善。这期间，李耕涛当年的好友姚依林专程到天津看望他，吴德委托他的夫人李增洁到医院，把毛主席对耕涛同志的关心转告给他本人。但李耕涛同志已经沉疴日久，病入膏肓，1974年8月6日在天津中医医院病世，终年只有62岁。现安葬于天津元宝山庄生命纪念公园。讲到这里，哥哥心情非常沉重。
　　
　　六
　　
　　哥哥给我谈起李市长爱护关心球员的许多事情。
　　那是1956年中秋节前后，“八一”篮球队到天津来比赛。当时天津队已是全国甲级队第三名。天津队和“八一”队的比赛在天津第一体育场举行，观众人山人海。比赛结果，天津队惨败，输了37分。当时天津队的米宝荣、刘兆华调到国家队去了，教练安排刚进队不久的家桢哥哥来担任中锋。比赛中，队友姜桂明、郭恩洪、张春泰、冯庚奎都不示弱，偏偏在内线中锋环节的哥哥在攻守上未起作用。赛后大家的情绪很低落，悄悄回到宿舍。看完比赛的李耕涛市长和他爱人苏婷很快就来了。这下可把哥哥吓坏了，就像犯了错误的孩子等着市长的批评。可是，李市长不但没有批评，反而笑着讲临场比赛的精彩场面。后来他说：“全国一盘棋啊!我们为国家队输送了大米（宝荣）、兆华，这是大局，输给了“八一“队是暂时的。希望能有更多的队员去国家队，那样我们天津为国家做的贡献才大啊!可国家队不是每人都能去的，但每人都有去的机会。”他鼓励年轻队员：“尽快提高技术水平，在训练中要刻苦，要向汗水要成绩，汗水不负有心人，要汗流成桶。训练中平均每人每天流二两汗就像人喝二两酒那么多，二十天流二斤，一年就要流七十二斤，十年七百二十斤，干一辈子篮球事业所流的汗水就可以游泳啦!”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他又分析了“一个运动员从不会打球到会打球，到打好球而又到不会打球”的规律和道理。深入浅出，大家都听得入了神。这样，哥哥紧张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和大家一起愉快认真地对那场比赛做了总结。
　　哥哥记得，李市长在看过天津队对法国劳联男女篮和对罗马尼亚篮球队比赛后，多次来和大家谈有关打球的事。后来他为天津篮球的风格制定了“动、快、巧、准”的方针，天津男篮依据这个指导思想认真研究技战术，提高得很快。哥哥说，后来我调到国家队打了八年球。每次到天津来参加比赛或来探亲时，我都要去看望李市长，有时他还叫司机张师傅接我去家里，了解我的情况，谈体育，谈篮球的发展趋势。每次他都叮嘱我要好好打球，要为国争光，千万不要辜负党和国家对我的期望。
　　我问起哥哥是如何进入天津篮球队的？他说，那时你还小，什么也不记得。是啊，哥哥长我12岁，我们同属虎，他比我大一轮。加上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哥哥对我疼爱有加。他进入天津队打球时，我刚四五岁，怎么知道详细情况？
　　他详细讲述了这个过程，说：“我从小就热爱篮球，上小学时就开始打篮球。那时篮球比赛也多，观众也多，只要有好球赛，不管多远，也得去看。我们曾经徒步走到天穆村去看篮球比赛，或者和他们打比赛。没有篮球就打小皮球。邻居二大爷说的话，我记在心里，我总想，将来要当一名篮球运动员多美。谁料，真应了“心想事成”那句话，机会真来了。1956年，我在天津三十一中上学，有一天，天津篮球队的范学周找到我，记录了我的简况：年龄，身高，民族，家庭情况及打球的经历，并观看了我和同伴们打球。最后，他让我和邻居大哥等三人，周六晚七点到天津第一体育场(新华路体育场)去参加选拔。原来这是市公安局根据李耕涛副市长的指示，在全市普查户口，找19岁以下，1．90米以上的男性公民，为的是给天津男篮准备后备力量，这才发现了哥哥。那天晚上，天津篮球队教练组和篮球界人士张长清、姚恩汉、高治中、何文富，田秩曾、霍连富、张栋材等，对近百名应选的队员进行目测。考核哥哥时，教练们兴趣很浓，问他年龄、身高、父母亲的情况，然后给他量身高、体重、臂长，并让他作伸屈、俯背、压腿等动作。
　　在球场上，由郭恩洪带领，作运球、传球、上篮等技术练习，经过几次淘汰，人员逐渐减少；最后剩下不到20人了。姚恩汉老师把哥哥叫过去问：“你能够摸到篮圈吗?”哥哥猛地一跳，手过篮圈一大截，教练们很高兴。后来分组比赛，共分4个组，每组5个人。最后又进行了一轮比赛，对方的中锋是天津男篮队的吴振彪，哥哥这方有郭恩洪。因为郭恩洪总给哥哥创造进攻机会，让哥哥多得分；防守时哥哥常给投篮者来个“盖帽儿”，大家看得兴高彩烈。
　　哥哥说的郭恩洪大哥我认识，后来是天津篮球队队长。省市分离后去河北省篮球队担任教练，再后来进入河北省体委任职。
　　郭恩洪篮球打得好。在对俄罗斯篮球队比赛时，天津队在防守战术上，安排个子相对矮小的郭恩洪死死盯住被人称作火箭的客队组织后卫，使其技能得不到发挥，客队战术遭到破坏，阵脚随之大乱。结果天津队获胜。在上世纪60年代一次全国篮球联赛时，北京男篮对河北男篮，也是郭恩洪从老北京男篮一发底线球就开始死盯北京队主力得分手王忆诚不放，几乎像“粘黏糕”似的紧贴王忆诚，弄得王忆诚几乎寸步难行，王忆诚只好在后场站着若无其事地看着前场四打四，郭恩洪还一根筋似的死盯王忆诚不放，致使王以诚不能发挥作用。
　　郭恩洪文章也写得好，多篇文章在各种杂志刊物上发表，如《篮球传球技术的运用和训练》等。
　　哥哥接着回忆那次选拔队员的事情，选拔结束后，哥哥被叫到办公室，教练们议论纷纷：“家桢条件不错，个高，灵活，有基础。”“身体比较单薄，但可以练练。”“内线队员戴眼镜行吗?”众说不一。最后告诉他听通知。以后，在天津市体育馆又选拔一次，经李耕涛副市长和市体委副主任苏振起等人看过以后，确定哥哥进天津男子篮球队试用一年，于1956年1月24日到天津男篮队正式报到，开始了哥哥的篮坛生涯。
　　
　　七
　　
　　谈到这些往事，哥哥很兴奋。看到他疲倦的样子，我让他先休息会儿。我静下心来，慢慢梳理哥哥在我记忆里的故事。
　　我清楚地记得哥哥打篮球的事情，是在他第一次出访苏联回来。哥哥出国了！家人门都非常兴奋，就连邻居们知道了都向老娘问长问短。可老娘能知道什么？只是从哥哥每月的一封从北京寄来的家信中知道，说去苏联访问，大约一个月时间不给家里写信。
　　那时候，能出国的人物都了不起。不像现在，办个护照随意到哪里都行。那时出国要查你几代人的历史，有没有政治问题。因为存在着你出国后能否回来的问题，会不会叛逃？等等。因此对出国考察比加入党组织都要严格。哥哥出国苏联其他情况我们都不知道，只是等到一个多月后，家里收到发自北京的信函，是哥哥回国后写的，说要利用周六时间回家一趟，给家人报平安。
　　那个周六的晚上，我们家里简直比过年还要热闹。结婚的大哥回家了，出嫁的大姐回来了，等着家桢二哥回家。我们全家九口人和姥姥姨姨晚饭后围坐一起说呀，笑呀，聊呀，好不热闹。最使我高兴的是，哥哥给我带来好多苏联生产的玩具，有俄罗斯的木桶娃，有莫斯科产的玩具大汽车，有用磁铁可以吸引转动头部的小毛驴等。当然还有给姐姐们带来的塑料雨衣。1958年，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塑料制品，觉得很新鲜，很奇怪，一件天蓝色，一件粉红色，透明的，薄薄的，很柔软，比起那时我们穿的油布雨衣好多了。还有哥哥给老爸带来的苏联产的带过滤嘴的香烟，过滤嘴太新奇了，经过抽烟雪白雪白的过滤嘴变成了金黄色的了。那香烟味道闻起来就像蚕豆味，抽起来呛得慌；给老娘买的巧克力，深紫色塑料壳包装，内用金黄色锡纸包裹，里面还有奶油呢。还有给大哥大姐带的礼品……二哥介绍国外的情况，千奇百怪，引人入胜。直到夜深，我们居住的北房依然灯火辉煌，大有今夜无眠之意。老娘再三提示我们，小点声音，别影响院里其他邻居休息。最令人难忘的物品是照相机。这次带来的是苏联生产的135型，一次可以照36张。后来再次出国回来，就把135型相机转让给别人，哥哥换了台可以照24张相片的苏联生产的120型相机。
　　那次回国二哥还带了苏联当时的画报，色彩斑斓，五颜六色，好看极了。那里面有苏联军人谈情说爱的照片。哥哥说，这就是修味！
　　自打哥哥第一次出国给家人带来礼品以来，以后每逢哥哥出国回来也都要给家人带礼品，从老到小，人人有份，直到1965年底最后一次从非洲访问回来。这种做法也影响了我。我参加工作后，只要出差到外地，都要带些当地的农副特产品分给兄弟姐妹。尤其后来能出国了，每次回家都给家人带礼品，从最高龄的姨姨到最小的侄子侄女，每人一份，已成惯例。
　　能够代表国家出访比赛是光荣的，令人羡慕的。这也是平时刻苦锻炼的结果。用老爸的话说，要想人前显贵，必定身后受罪。我问哥哥是这样吗？他说是的。他向我讲述了他在篮球生涯中难忘的一件事情。
　　“我在天津队经过几个月训练，无论在身体素质上，或是篮球技术上，都有提高。有一件事却使我闹了情绪，那就是天津队出访印尼和缅甸，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天津作为一个城市第一次代表中国篮球界出访。领导没有让我去，我有些想不通。一天傍晚，和男排孙队长说起这件事。孙队长对我说，男篮出国访问，名单已经确定下来，那是经过领导研究的。你有意见也好，不高兴也好，这是客观事实，已成定局。发牢骚，是不解决问题的。你不是说，天津队出国比赛把你留在家里，你总有一天要自己出国，把天津队留在家里吗?你怎么不去实现这个想法呢?。我被孙队长问得哑口无言。沉默了一会儿，我大着胆子问了一句，你说我该怎么办呢?他好像没听到我的问话，来了个答非所问，一下子把话题转到国家篮球队去了。他向我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国家队现在的状况如何?队员年龄多大?技术状况怎么样?他说中锋有几个人选?身体素质如何?身高多少?伤病情况如何?这些中锋还能在国家队效力几年?全国各优秀篮球队的中锋情况怎么样?你应该和他们全面地对比一下，然后，拿出你自己的训练方案，实现你的宏伟想法。你不妨试试看。孙队长的一席话，他的“激将法”，当时对我还真起了很大的激励和促进作用。”
　　“我暗下决心要刻苦锻炼，将来非当个“出人头地”的中锋不可。当时我只有18岁，刚入队不久，除跟全队一起进行必要的训练之外，大部分时间是自己练。开始锻炼时有些盲目性，后来队友冯庚奎、王泽久、陈玉华帮我想办法，如腰上系着沙袋，腿上绑着沙袋练习弹跳。开始，负重摸篮圈，后来发展到跳看台、跳桌子，手拿排球练习扣篮。”
　　“有一天全队训练时，张栋材教练问我，大米打球好吗?你喜欢他的打法吗?你要向他请教和学习。张教练说，比赛时篮下攻守那么多人，地面、空间都不大，外围队员往里切入，内线队员严密防守。你在篮下进攻，手里没有球可不行。队友给你球是在一瞬间，要有好角度、好位置、好方向才行。为了练好接球，我请大米给我传上、下、左、右、击地、高吊、旋转等各种来球，经过训练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在训练比赛时，偏偏遇上队长郭恩洪的隐蔽传球，要想在密集的队员中接到隐蔽的传球谈何容易！就在这时，我看到天津足球队夏忠琪教练训练守门员张业福。夏教练让张业福站在面对墙一米多远的地方，作半蹲姿势，随时准备接夏教练从张业福背后踢向墙而反弹回的球。借鉴夏教练训练张业福的接球方法，我请米宝荣向墙掷出反弹球，我练习接球：功夫不负有心人，果然奏效。不久，我基本上可以接到郭恩洪的各种传球，加上多次实践，反复练习，配合默契了，可以说达到了得心应手。”
　　“为了提高得快，那时我常常是夜间起来从宿舍去体育馆的练习馆练球。宿舍楼夜间是要上锁的，我出不了楼，于是我就从楼会议室跳窗户出去。到体育馆前厅，叫值班人员老杨、小辛给开门进去练习。1957年，宿舍值班人员曾向体训班主任王伯青反映说，王家桢常夜间跳窗外出。有人不知道我跳窗户干什么去了，引起了怀疑。很快，经过‘明查暗访’，真相大白。”
　　“1956年、1957年是我在天津队训练最艰苦的两年，也是我全身心地投入的两年。那时除自已训练外，还得按时参加全队的正规训练课，有几次夜间练完，一看表才凌晨4点多，再练上一阵子，就随队出早操去了!那时，经常有人问我训练苦不苦?我回答：苦!冬天最苦时，上楼要用两手交替抱着一条大腿上楼，到屋里躺下就睡，我曾有过一觉睡12个小时的记录(晚6点到早6点)。夏天最苦时，由出汗到出大汗到不出汗，到身上发冷，起白碱。这恐怕是一般人无法体验的吧!”
　　听着哥哥叙述，我深深被感动。同样十七八岁花样年华的时候，哥哥曾在球场上拼搏训练，我也曾上山下乡流血流汗，都是一个目标：为祖国争光。到头来，我们的结果是一样的，没有名，没有利，只有贡献。我们没有碌碌无为，也没用虚度年华，更没有痛悔和羞愧。我们感到心里踏实。
　　八
　　
　　哥哥说，他曾经有一阶段时间渴望比赛到了入魔程度：
　　那是1957年，经过一段艰苦的训练，我的比赛欲望很高。记得四五月间，我有机会参加了21场比赛，包括1场国际比赛。通过比赛，我身体素质和技术，特别是战术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此期间还有一些老师帮助了我。
　　张维基老师是我上小学时的体育教师，在篮球事业上一直关心和培养我。1957年打的21场比赛，还受到姚恩汉、靳乃璞、李汉亭、郭寿亭等教练的指导。我每场40分钟从不换下来休息。这使我对各队的情况有了基本的了解，特别是对中锋位置的人的身体素质、技术掌握、战术意识，以及个人的性格了解得比较清楚。
　　1958年，我随中国青年男女篮球队出访原苏联五个加盟共和国。在伏龙芝对吉尔吉斯共和国的一场比赛，我队以65比68输掉3分。比赛还剩三分钟时，中国队领先3分。这时，吉青队换上身高2米的中锋，他四肢修长，体形瘦而结实，弹跳力强，动作灵活。他在三分钟里连续三次补篮入网，终场时反而领先3分。这场比赛，我们输得服气。吉队中锋补篮时机的掌握、手法的运用、球旋转角度的运用，令我心服口服。因为我第一次出国，开了眼界；输球也要输个明白。看到吉队中锋的身体条件有许多与我相似，我就认认真真地向他学习。赛后，我明白了主队中锋补篮技术的全部情况，回国后就进行了全面的技术动作训练。
　　到1959年，我已基本掌握了较高的补篮技术，补篮已成为我在比赛中得分的手段之一，对争抢篮板球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就全队而言，我的补篮技术，已和全队的战术配套。1959年，匈牙利国家篮球队来华访问，7月27日在天津由河北省男篮迎战(当时天津是河北省省会)。匈牙利队是欧洲篮球锦标赛的冠军，1959年4月份我在布达佩斯目睹了匈队战胜有克鲁明、祖布科夫等名将在内的苏联国家篮球队。我根据匈牙利队的实力和内线队员身体过重、灵活性较差的情况，加上我已离开天津队四个多月，战术配合不够熟练，我就请姜桂明、刘兆华外线多投，请郭恩洪多突破分球，然后，我去补篮得分。这场比赛我们虽以69比85败北，但我补篮得了10分，受到热情观众的好评。
　　这年经过严格选拔我进了国家队。
　　1958年11月份，国家体委为组建国家队出访匈牙利、保加利亚，把北京、八一、河北、上海四个队调到北京体院集训四个月。在集训期间，各队分头训练，定期比赛检查。当时，我接触的都是国家队队员，像刘二柱、周明镐、张福奎、俞元煦、王利发这些中锋。有时，赶上早操或训练课后，还在一起分队打上几个球。我在学习和实践中，逐步了解了这些中锋的攻守规律。1959年春节前后，在京津两地进行检查比赛，我被“评论员”认为是发挥了应有水平。经过近五个月的集训选拔，在国家体委主持下，经各队教练推荐提名，确定了中国男子篮球队组成人员。我有幸入选了。与我同时入选国家队的还有原天津运动员白金申和王利发，不过他俩那时已是代表北京的选手。
　　那时国家队里有“三件宝"。
　　我从1959年入选国家队后至1965年，篮球水平一直处于高峰。这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教练陈文彬训练有方，有几十年的教学经验，可说是篮球功臣。张子沛是解放前国立南京大学体育系毕业的，解放后，多年担任教练工作，经验也很丰富，可称为篮球军师。在他们的指导下，我始终坚持刻苦训练，珍惜每一场比赛的机会，要求自己打一场进一步。十年间我随队访问了15个国家，共打了一百多场国际比赛，每场比赛我都是打主力中锋。
　　那时的国家队在战术上有三件宝，那就是快攻、中投和紧逼。国家队在国内外的比赛中，快攻、中投使对手防不胜防，在不利情况下采取全场紧逼，有气势也有成效。而构成这三件宝的要素是队员个人的特长。仅就|1959年的阵容来看，队内防守过硬的队员有张锡山、周春霖、俞元煦、白金申、蔡集杰、王利发；投篮准确、切入威胁力大的有杨伯镛、钱澄海、路廉翰；内线有能补篮、盖帽、抢篮板的张福奎、吴自秉和我。随着老队员的退役，后来补充了年轻队员，但仍能保持队的绝招(即三件宝)。队员有特长，如外围投手胡利德，核心队员吕长新，高大队员安玉平，内线攻守型队员符瑞德、滕大维。队有绝招，个人有特长，是那时国家队的一大优势。
　　哥哥向我介绍了一件在印尼光脚打球的趣事：
　　那时候出国比赛，对我们来说，就好像“家常便饭”，任务定下来，准备准备，拿起提包就上飞机。在国外打起球来一点也不能放松，一个字，就是“拼”。我们是国家队，处处想着国家的荣誉。
　　1962年，我随国家队在国家体委副主任黄中率领下，11月22日到12月18日访问印度尼西亚，先后进行了11场比赛，中国队全胜。12月10日，在万隆比赛，场内外观众人山人海。印尼的华侨很多，他们看到祖国来的亲人，心情无比激动。华侨都想目睹身材高大的中国队员(1．9O米以上的有lO人)，一位老华侨拍着我的后背说，看到你们，中国人再也不是“东亚病夫”了。
　　比赛即将开始，突然降下大雨，按常规比赛应停止进行。但数千人坐在看台上，让大雨淋在身上，谁也不走。陈文彬教练说，只要观众需要，我们就进行比赛。经过双方协商，中国队由教练陈文彬和王家桢、安玉平、符瑞德、胡利德等出场，观众报以热烈掌声。在倾盆大雨中比赛，真是生平第一次。雨水没过脚面，只能传球，我们采取高传、高吊推进到篮下得分或两次篮板球补篮得分。印尼队则很适应，拍球遇雨水起不来就在水中向前滚动，他们个小灵活，重心低，可谓别开生面。几分钟后，球鞋里灌满了雨水，跑不动了，大家就脱了鞋穿着袜子比赛。后来干脆把袜子也脱了，光着脚在球场上比赛。有趣的是，雨水淋到我的眼镜片上，影响了我接球投篮抢篮板。大家开玩笑说，眼镜上应按装一个汽车刮水器。比赛后观众怀着满意的心情离去。我虽然没在大雨中打过比赛，但光脚打球的事我是干过的。
　　1954到1955年间，我在天津市少数民族政治训练班练习篮球时，我身高脚大，家境贫寒，没钱买鞋，是老娘纳底、缝鞋帮，让上鞋作坊给我做双大鞋穿。我穿着这种布鞋打球，用不了10天底子就穿洞了，鞋帮也开花了。当时，市公安局的杨志鸣指导我练球，杨教练想掏钱给我买鞋，可市场上又没有那么大号的。于是，我索性就光着脚打了一阵子球。想不到，当年光脚打球的“经验”，现在在国外，在这特殊的比赛中用上了。
　　哥哥还对我讲了中国篮球队“队耻日”的事情：
　　胜败乃兵家常事，任何一个队都不可能是“常胜将军”。但输球要输个明白。国家队也曾输过一场不该输的球。全队把那场比赛的日期—1960年12月6日定为“队耻日”。
　　那是俄罗斯男女篮球队来华访问，1960年12月6日晚在北京进行最后一场比赛。对手是中国男队和女队。中国女队先以56比59败在俄队手下(北京女篮以68比57胜俄罗斯女篮，河北女篮以57比36胜俄罗斯女篮)。接着，中俄男队登场角逐。中国队以81比89败阵。
　　这场比赛一直处于拉锯状态，比分交替上升，双方打得都很激烈。这是俄罗斯队访华的最后一仗，他们全力以赴，力争取胜。中国队以逸代劳，在北京比赛，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下半时距终场还有9分钟时，比分是75比73，俄队领先2分，这时俄队被罚下了八个队员，俄队有资格上场的只有四名队员，中国队有五名队员。可是中国队没能及时统一作战方案，看优势多，看劣势少，各行其事，一盘散沙。俄队场上只有四名队员，但场上场下思想统一，步调一致，那就是千方百计拖延时间，伺机扩大战果。中国队进攻急躁，场上场下都认为五打四，总有一人不被防守，可以寻找机会。而俄队积极防守，给中国队的进攻造成了不少失误，这就拖延了比赛时间。结果，客队在最后九分钟内，四打五，得了14分，中国队五打四，仅得了8分。客队以89比81胜了这场球。
　　赛后，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对我们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输球不怕，问题在于不该输的输了，而且输得很难看。你们应该记住这个日子。
　　以后，我们牢牢记住这个“队耻日”，用它鞭策我们更好地成长起来。我退役后，无论是当教练，还是做其他体育工作，也不忘吸取那场比赛的教训。
　　
　　九
　　
　　哥哥不仅篮球打得好，而且对篮球运动的发展趋势、国际动态也非常关注，潜心研究，制定对策。上世纪80年代初，他曾经写过文章论述篮坛巨人与“高空优势"。
　　他说，如果你是篮球运动的爱好者，你一定会发现，在国际国内重大篮球竞赛中，比分越来越高，一方或双方超过百分的，已屡见不鲜，不是什么稀罕事了。如以双方各得百分计，全场四十分钟，合每分钟就投进两个半球，可谓快矣!原因何在?其中之一就是：篮球运动员的高度不断增长。篮坛巨人的出现和发展，不但没有影响比赛速度，而且促进了比赛的速度。
　　现代篮球运动的趋势，是朝着“三高”的方向发展。“三高”就是高速度、高空优势、高超技巧。要掌握高空优势，就需要提高运动员的身体高度，挑选和培训快速、灵活、勇猛顽强、技术全面的高大中锋。中锋在比赛中起的作用很重要，阵地进攻他是全队的枢纽，篮下得分的主角；防守时，他埋伏篮下，是最后一道防线；无论进攻或防守，他又是篮板球的主要争夺者。哪个队有一高大中锋，哪个队的威胁力就大，使对方防不胜防，如果不能以高治高，或以小打大，那就只能“望高兴叹"了。
　　巨人如林谁最高?
　　挑选和培训高大运动员，是国际篮坛早已重视的问题。1952年第十五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美国队有五名身高在两米以上的巨人，最高的叫库尔良德，2.13米。他们在比赛中占有明显的优势，一举夺得冠军。到1960年第十七届奥运会时，苏联队追上来，全队十二人，平均身高1．95米(美国队1．96米)，其中最高的是克鲁明，2．18米。1978年第八届世界男子篮球锦标赛。在马尼拉举行，各队队员的高度又有了惊人的发展。十四个队中十八人超过两米，绝大多数中锋都达到2．10米。有的更高些，如苏联队特卡钦科，2．2O米，南斯拉夫队十二人中两米以上竞达七人之多(两名达2．10米)。一般说，亚洲人比欧洲人矮。但形势所迫，很多国家也注意篮球队高度的发展。日本队在第十奥运会上与美国队角逐，美国队封锁篮下，个子矮的日本队准确的中远距离投篮，上半场领先四分。下半场美国队用身高体壮弹跳又好的巨人盘踞篮下前沿，把日本队员从中远距离投出势在必中的许多球，从网前一一打了出去，反败为胜。日本队败绩后，更积极挑选和培养高大队员。第十届亚洲男子篮球赛时，他们的平均高度已达1．95米，两米以上队员有五人，最高的是中锋冈山恭崇，2．30米。这是日本队有史以来的最高高度。我国国家篮球队员的平均高度最初是1．80米，1960年上升到1．91米，1978年达到1．96米。据不完全统计，至l982年全国七十多个甲级队和乙级队中，有两米和两米以上的球员，已有一百多个，最高的是穆铁柱，2．28米。
　　女子篮球队的高度发展也很快。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世界最高女巨人是苏联青年队的萨里莫娃(1．98米)，七十年代是苏联队的谢苗诺娃(2．10米)。我国六十年代有傅彬、梁学纯(均1．82米)。那一年代方凤娣(1.88米)，后来是陈月芳(2.04米)，她是亚洲最高的中锋．，其次是韩国的金元喜1.95米。
　　这些情况表明，当前世界篮坛上巨人如林，高中还有高中人，“高空优势”的争夺战，必将愈演愈烈。
　　哥哥问我：“你说高大队员都笨吗？我看不一定。”
　　哥哥说，每当比赛时运动员一出场，最引观众注目的首先是巨人。高个子打篮球，有他的优越条件。但个子高不一定都能打篮球。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年龄、意志、身体素质、技术掌握、训练程度等。身体的高和矮，相对来说，各有优势。弯腰拣地面的物品，矮个子灵活，敏捷；拿高处的物品，高个子得天独厚，手到擒来。打篮球也是如此。篮下和高空，高个子可以垄断；外线、地面、速度矮个子吃香。高个子在速度、协调、灵活方面和矮个子比差一些，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根据篮球运动发展的需要，身材高大的运动员，不仅要发挥身高的特长，而且要尽量掌握全面的技术。美国著名黑人篮球明星张伯伦，身高2.03米，非常灵活，技术全面，百米跑十一秒九，四百米跑四十七秒，掷铅球十四米开外，跳高能够跳过自己的高度2.03米。比赛时跑、跳、投、传、接、运、切，运行自如，得心应手。在一次比赛中，他一个人抢得篮板球五十五次，投篮三十六次，三十五次落网，可谓“弹无虚发”。他还创造过一场比赛独得百分的最高记录。原苏联队男中锋特卡琴科（2.20米），也是能跑、能跳、能得分，既灵活，反应也快，技术又全面。
　　高大运动员怎样才能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和专项技术训练？
　　哥哥说，最重要的是从小就进行全面的身体训练和专项技术训练。张伯伦、特卡琴科都是从少年开始就进行科学训练的。我也有亲身体会。我身高1.95米，小时候体质不大好，上小学三年级时，身高1.77米，上五年级就长到1.85米，这在学校里是最突出的了，同学们给我起外号叫“大骆驼”。个子特别高的人一般都嫌难看，那时我也有这种心理。不过我喜欢体育，在学校，在家里，在街道跳绳、跑步，踢小足球，打小皮球，什么都玩。一比赛，仗着个子高的优势，小伙伴们都抢着和我一拨。这样一来，我不但不嫌难看还有点自豪呢!十三岁上初中时开始打篮球，后来在教练的指导下进行了正规的篮球训练，十七岁开始参加天津队、河北队后被选入国家队。在国家队打了八年的中锋，总共参加一百多场国际比赛。通过锻炼我的身体素质由弱变强，也比较灵活协调，有一定的弹跳力和速度。这和我从小就参加体育活动有很大关系。如果个子长得高，不参加体育活动，就会笨手笨脚，等大了再练就困难了。我过去随国家青年队去苏联访问时，在阿拉木图同哈萨克加盟共和国队比赛，该队的阿哈达耶夫，身高2．32米，是世界篮坛最高的巨人。身体虽高，但动作缓慢，在场上跑如走，不会跳。经了解，他是“半路出家"的，所以练不出来了。我国篮坛巨人穆铁柱，二十一岁才走出家门接受篮球技术的启蒙训练，由于身体已经定型，速度和灵敏性就较差。老实说，“半路出家”的穆铁柱能有今天的水平，在一些重大国际比赛中为国家做出了贡献，是难能可贵的，这是他刻苦锻炼和教练辛勤培养的结果。
　　
　　十
　　
　　家桢哥哥告诉我，前不久《今晚报》记者专门采访过他，嘘寒问暖，辛勤周到。他很感谢社会上各界人士对他的关心和爱护。平时哥哥走到哪里，凡是上年纪的人基本都认识他，和他打招呼。尤其是那个时代的篮球爱好者，更甚。我们退管会的一位老领导是上世纪60年代的老球迷，得知我是家桢的弟弟，几次邀请我哥哥出来叙叙，转达对哥哥的问候。
　　哥哥今年75岁了，现在身体很好。前不久身体有些消瘦，190多公分的大个子，体重还不到160斤。但经过多个医院体格检查，身体健康。这和哥哥以往的运动经历有关。打了50多年篮球，退休后坚持体育锻炼，生活也有规律。
　　哥哥辛苦奋斗一辈子，现在和嫂子住一个一居室。靠临近居住的女儿照料，生活也很有规律。每天早出操，午看报，每周两次游泳，周五周日打麻将。剩余时间应酬家里外边的事务。这样每一天每一周以至每一年的生活活动都安排妥当了。
　　哥哥早操的运动量是根据身体状态量身制定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运动量也在逐渐减小，现在就是清晨溜溜海河边、骑骑车、练练小力量、踢踢腿……一直没间断过。最近几年他的女儿对他有了新要求，就是太阳出来再去锻炼。
　　每到周二、周四，哥哥到附近游泳馆去游泳，夏天的时候他早晨去游泳，天气凉了就上午去，每次大概游一个半小时。到了周五和周日，是天津麻将协会的牌友们活动的日子，也是哥哥脑力劳动的时间，。哥哥打牌时坚持四不原则：不熬夜、不赌博、不吸烟、不说话。哥哥每次上午打两局，下午打一局。他说，这是“健康麻将”
　　谈到自己的好身体，哥哥说离不开篮球的底子，打了50多年篮球，可以算得上篮坛“常青树”。当问及保持运动状态的秘诀，他坚定地回答：苦练。哥哥进专业队后，除了坚持一日三练，还经常在凌晨给自己加练，他觉得自己这么多年已经流了装满一个游泳池的汗。但是出汗还不是最累的，没汗出了出汗碱，那时才是最累的。当然，常年比赛、训练也给哥哥带来了不少运动创伤，可他依然认为，篮球经历为他带来的利大于弊，如今的好身体也是得益于那时的苦练。
　　如今，哥哥每天五六点起床，晚上八九点睡觉，下午还有午睡时间，生活非常规律，就和他打球时一样。除了生活规律，饮食也是老年人健康中的关键环节。谈起这些，哥哥笑着说：“这点要感谢你嫂子，是她照顾得好。这么多年我的运动员伙食一点没变，都是她给我搭配。”
　　我们家是地地道道的天津人。尽管他多年在外工作（前期在北京工作约十年，后来在石家庄近20年），但他还保持着属于老天津卫的那种热情、乐观、随和的性格。老朋友聚会，哥哥总是充当联络人的角色。哥哥说：“我在很多地方打过球，朋友特别多，有很多人在外地，每次他们想聚会，都先联系我，我再通知大家。”哥哥指着摆在桌子上的电话本说道：“这里面记着大家的电话，全着呢。”哥哥人缘好，每次聚会都落不下他，大家一起谈谈心，回忆起往事大家都特别高兴。一旦我们家人聚会，他就原封不动地向我们传达他们近来活动的动态。
　　健康话题说到最后，哥哥跟我回忆起老爸健康养老的经验。家父活到92岁过世。年轻时培养的习惯就是每天喝茶，少量饮酒，节制吸烟，而心态是最重要的。哥哥喝了一口茶说道：“多喝茶就对身体好。”我笑着戏谑说，你这是给茶商做广告了。
　　《今晚报》记者采访他，辛苦一辈子的篮球宿将没有被淡忘，人们还记着，很难得，哥哥也很感动。哥哥现在的心思还惦记着篮球，他雄心勃勃，要健康地生活下去。他希望我们国家的篮球事业获得新的发展，看着我们的球队在世界锦标赛上拿金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