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五章 詹有财的救命单方

　　郭强的病时好时歹，一会儿大汗淋漓，一会儿浑身打寒颤。左邻右舍来看过，都说“打摆子”就这样的症状，少则三五天，多则七八天。拖一拖，就会拖好。
　　杜司晨说：“不能拖啊，万一拖出三长两短怎么办？得马上送公社卫生院。”
　　大家一致同意。明天去公社卫生院。
　　第二天一大早，杜司晨催大家起床。李韦良说：“这事你别太担心，你还是去上课吧，我和小早送他去就是。”
　　杜司晨说：“我已经请可可帮我代课了，我跟你们一起去吧。只是恐怕钱不够，我刚刚发了补贴，就五块钱，你身上有多少？”
　　李韦良翻卷口袋，找出两块多钱。小早见状，连忙问：“还要多少？”
　　杜司晨说：“至少还要十块钱。看病这事谁说的准呢？”小早二话不说，出了门。不一会回来了，递给杜司晨二十块钱。
　　杜司晨看着他问：“你哪来的这么多钱？”
　　小早笑道：“这你就别管啦，替郭强治病要紧，抓紧时间走吧。”
　　杜司晨两眼看定他，满脑子疑惑不解。她知道小早家境不好，后娘刻薄，父亲收入低，不可能资助他；队上也没收入，要说跟别人借，队上难有一家能一下子拿得出二十块钱。而他却出手阔绰，像个小财主。
　　小早说：“你怎么这样看我？怕我的钱不干净？放心吧，这钱来路正当，劳动所得。”
　　杜司晨摇摇头说：“小早，你什么时候攒下这么多钱？你还有什么招数啊！还有多少把戏啊！你这家伙越来越令人猜不透了，你玩的那些把戏让人摸不着头脑，令人心里不很踏实呢。”
　　李韦良不懂他们说什么，问小早：“你做了些什么事了？小杜这样说你，肯定不是好事吧。”
　　小早说：“我一不偷二不抢，瞎操心。快走吧，别耽误了郭强的病。”
　　
　　郭强在公社卫生院吊了盐水，吃了药片，当时缓解了不少。回到家里，又恢复了原状。时冷时热，水米不进。
　　几个人围着郭强一筹莫展，杜司晨眼泪一直没有干过。
　　已经很晚了，别的人家大多关门睡觉了，他们几个毫无睡意。看着时而清醒时而迷糊的郭强，都悬着一颗心。
　　正当知青们焦急无措之际，门外有人敲门，轻轻的，仿佛怕惊扰他们。这么晚了，谁还来串门？李韦良打开大门，满老爷站在门外，后面跟着一个人。满老爷进来了，后面的人迟迟疑疑不肯进来。光线暗淡，李韦良打量好半天，才认出是詹有财。詹有财地主成分，平时在队上埋头做事，很少和人交谈，和青年组的人更无往来。不过，听队上的人说，在全队劳动力当中，精通耕作播种的就两个人，詹有财和满老爷。
　　每年早晚两季稻谷泡种生芽，就他们两人能胜任。满老爷兼着全队的劳力分工，农时杂事，许多关键农活就落在詹有财身上了。泡种生芽关系到全队一年的收成。稻种泡在水里，什么时间起水有讲究。起水早了，湿度不够谷芽生不出来，泡过头了，容易烂芽；种谷起水后，装进扮桶里催芽，更是十分精细的事情，不但要全身心关注，还得有丰富的经验。稻谷发芽靠温度和湿度。扮桶里种谷太干，要适时喷水增湿，温度高了要不断翻动散热。稍有疏忽就会“烧桶”，千多斤种谷烧坏了，耽误农时坏了一年的收成，可是不得了的事情。因此，种谷生芽的那几天，詹有财日夜守在扮桶边上，像母亲照看月窝毛毛，不敢稍有懈怠。其他队时有“烧桶”现象发生，五队年年顺利平安。
　　詹有财犁田耙田也是高手，经他耕作的水田平整如镜。总之，他是队上的作田能人。
　　这就奇了怪了，从小老师告诉他们，地主是剥削压迫农民的，他们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是不劳而获的人；而他们队上这个地主怎么是个作田里手呢？一个全新的问题摆在下放学生面前：对这样一个能干的地主，非常迷惑，是划清界限呢，还是表示友好呢？这是一个牵涉到政治路线问题，也是世界观问题。知青们一时间不知道应该怎样接待这位不速之客。
　　满老爷看出他们的心思，对他们说：“老詹是一个劳动地主，你们不要什么顾虑。他手里有一个治疗‘打摆子’的偏方，对治疗小郭的病蛮有作用。小郭的病不能再拖下去了，真的万一有个好歹，怎么向他父母交代啊。老詹成份不好，他不敢公开给人治病。如果大队知道他私自给人治病，就会把他押上斗争台。我做了好多工作，他才答应晚上偷偷地来看看。老詹，进来吧。”詹有财站在门口，小声问李韦良：“郭同志的病好些吗？”他小心翼翼地选择‘郭同志’这个称谓。在他看来，下放学生是上面派来的，像历次上面来的干部，都称呼某某同志。不过那些同志一来，他便要吃点苦头。那些人不是打着宣传队的大旗，就是扛着工作队的招牌来搞阶级斗争的。他们一到这里，首要任务就是找几个地主富农批判一番，斗争一番，叫他们低头认罪。
　　这几个同志不一样，不但不批斗他，有时打个照面还朝他笑笑，没有一点恶意。心里便生出些感激。
　　詹有财这样的人也关心郭强的病，李韦良意外之余有些感动。不过他并不是医生，连赤脚医生也不是，能治病吗？因为是满老爷领来的人，出于礼貌，他还是客气地说：“谢谢你的关心，他这病好像很麻烦的，时好时歹，公社卫生院也说没有特效药，你有办法吗？”
　　满老爷说：“其他毛病我不敢保证，打‘摆子’这病我相信他。”
　　李韦良说：“我也曾听说过民间偏方有奇效，但愿郭强运气好，能遇见扁鹊、华佗那样的神医救他一命。老詹，我们先替郭强谢谢你的关心啊。既然是满队长说了，你就进来看看吧。”
　　詹有财说：“你们到底是读书人，讲话这么客气，我看一看好吗？”
　　他走过来先探探郭强的额头，又翻开他的眼皮看看，迟疑了一下，说：“这是典型的疟疾，我们乡下叫‘打摆子’，小郭不像我们湖乡人，他不适应这里的水土，缺少本地人抵抗病毒的体魄。本地人吃点汤药，熬一熬就可能好了。你们不是从小在这里生长的，缺少抵抗力，这就是你们说的水土不服吧。”说着拿出一个纸包说，“这是专门治疟疾的中药。人们说的‘打摆子’，其实就是疟疾，是很危险的病。你把这包药分三次给他服下，一定会有效果的。”他声音很低，却很肯定。
　　李韦良不禁对詹有财刮目相看，这个委委琐琐的老头，说出了跟别人不一样的见解；还能从根本上解释湖乡人吃汤药对打摆子有效，郭强为什么不行的道理。从小生活在湖乡的人，他们的生命和洞庭湖泥土、空气、雨水、草木融合一起，同呼吸共成长。大自然给他们的身体里注入了特殊的生命活力，他们才能在这种艰苦恶劣的环境中生活得游刃有余。他们这些外来人员难以适应。
　　余可可不放心地问：“你不是医生，怎么会有治疟疾的药方呢？您有把握吗？”
　　詹有财看出他的顾虑，连忙解释：“这是一个老中医给我的单方，早些年治好过很多人。你们相信我吧，这方子不会错的。”
　　李韦良对詹有财有信心，连忙把他请到堂屋里坐下，递上茶水。杜司晨打开詹有财拿来的药包左看右看，不放心地问：“满队长，这是一些什么粉子啊，能给郭强吃吗？”满老爷看见青年组的人都用疑虑的眼光看着他，为打消他们的顾虑，给他们讲了詹有才得到这药方的一段故事。
　　民国三十七年冬天，那一年的腊月特别寒冷，大雪封盖了大地。湖湾里的冰面上能走人，渠沟田野被大雪填满，分不出哪是道路，哪是沟渠，不熟悉地形的人寸步难行。那天，詹有财去屋外的草垛里取稻草，看见茫茫雪地里有一个黑点。开始他没在意，以为是狗或者什么野物。当他再次出来取草时，隐约听到了呼救声。他扔下稻草走过去，看见一个人陷在一条水沟里，雪埋过腰身。那人正拼命挣扎。仔细一看，这是位老人，花白的胡子垂到胸前，身上背一个布搭。他被冻得全身发抖，几乎说不出话来。
　　詹有财把他拉上水沟，背回家里，帮他换掉湿漉漉的鞋袜裤子，烧一堆稻草火烘热一身，熬了一碗红糖姜汤水喝下，老人慢慢恢复过来。老人告诉他，他是湖北那边过来的游乡郎中，年关了，想赶回家过年，大雪遮盖了道路，他找不到路了，掉进了水沟。不是好心人出手相救，只怕成了异乡的冤魂了。为了感谢詹有财的救命之恩，临走时，他给了他一包中药，并告诉了他这药的配方。老郎中说,这是他的祖传秘方，专治疟疾的特效药。方子可以救人治病，但是千万不要外传。
　　在那种年代，湖乡缺医少药，“打摆子”是一种常见病。得了这种病只能硬扛着。身体强壮的，拖好了也只剩下了皮包骨；体弱的一命呜呼了。
　　詹有财用这个药方治好了许多“打摆子”的病人。他成为了方圆十里的土郎中，专治“打摆子”的病人。
　　那时的詹有财年轻力壮，开出了几十亩湖田，日子过得殷实，后来又买了十几亩田。土地改革时，被划为地主分子。成为地主分子以后，就像孙悟空头上戴了个紧箍咒，只能小心谨慎地做人。治疗“打摆子”的单方，也不敢公然示人了。因为，土改工作队的人警告过他，非法行医是犯法的。
　　满老爷说：“这事过得年代久了，很少有人知道。我年轻时代打过一场‘摆子’，就是詹有才给治好的。”满老爷说完，屋里静静的，谁也不做声。他们有些糊涂了，从小老师给他们描述的哪些地主分子，都是凶狠狡猾，欺压农民，克扣长工，恶迹斑斑罄竹难书坏家伙；面前这个地主完全不同，不但是个作田里手，还蛮有善心。他们心目中地主分子的形象开始动摇了。
　　詹有财放下药，和满老爷一起不声不响地走了。
　　杜司晨连忙打开纸包，取三分之一的药给郭强服下。不一会郭强浑身大汗淋漓，背心衬衣全都湿透了。杜司晨赶紧烧热水，小早帮他脱去湿衣，用热毛巾擦干身子，换上干净衣服。折腾了好一阵子，郭强终于安静地睡着了。看着郭强睡了，大家实在累得不行，纷纷睡去。杜司晨陪在床边照看他。
　　她对詹有财的药仍不放心，她要密切关注郭强的细微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