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40年了，太久远（二）

　　黑龙江兵团历史上存在24团4营792
　　不久前，我在黑龙江兵团网上浏览，看到“兵团干部名单”的内容。我没有找到6师24团4营的编制及其首长。我当时就联系了这个网站的人员。答复说，查了有关当时的资料没有记载。
　　就我本人回忆黑龙江兵团历史上存在24团4营，事情是这样的：
　　1973年秋24团4营组建，当时借用8连的一间房子。不久，营里调我去做政治干事，协助副教导员工作。因为是在组建过程中，所以营首长没设正职。副教导员刘环峰主持工作，他当时50岁上下，河北省蠡县人，参加过解放战争，也过了鸭绿江。1958年转业时是少尉军衔。他们家住团部，他整天吃住工作在营里。副营长是刘德山，1966年3月转业的军人，曾任24团作训股副股长。在营部，当时有统计陈广义，佳木斯知青；还有机务周参谋；农业张参谋（曾任八连副连长）；书记是北京知青娄淑琴。
　　1974年初，我代表4营在团俱乐部大会发言，全团实况转播。后来在全团有线广播里反复播放，刘副教导员听了特别高兴。在批林批孔方面，仗着我那点孤陋寡闻，在老首长的鼓励下，还辅导了我们4营的连队干部。
　　后来，刘副教导员带着我顶风冒雪去29连、11连、8连、37连、38连、39连、40连辅导各个连队，受到团首长好评。29连指导员和副连长工作上有矛盾，教导员带我去解决。在农业生产上，不管是春播夏锄麦收还是脱坯盖房兴修水利，我们营都没落后。1974年麦收时，孙团长亲临我们4营8连蹲点调研，和营连领导一同研究工作，和战士们一起劳动，受到大家的爱戴。付政委也视察过我们营连情况。
　　1974年春天我们营部又找到一间房屋，于是搬出8连。我和刘副教导员工作休息生活有了新的环境。
　　当时4营部就一部电话，电话不够用。一到晚上，小陈要统计各连生产进度，我要了解各连抓革命的情况。尽管条件简陋，我们却没有影响工作。
　　1974年10月，经过组织推荐批准，我回天津上学了。以后的情况就不清楚了。
　　如果有当年24团4营的战友了解情况，请介绍给大家。也希望有关网站再深入了解情况，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从挑水扛包到担当2706
　　我小的时候，只要有哥哥姐姐在家，家务活儿他们都替我做了，因为我在家最小。后来哥哥姐姐们陆续上班或出嫁了。当家里只剩下我们最小的姐弟三人时，我的劳动量就增大了，因为我是个男孩子，有力气。最简单最出力的活儿莫过于挑水。
　　那时候我们居住的街道约500米长，居中有一个自来水站，吃水就靠我们往家里抬水或挑水。当时有一个卖水的老汉姓韩，有时家里没水，又没有劳动力在家，只能让老韩给挑水，每担2分钱。等到家里来人，就自己解决。如果赶上老韩也没有空，只有我和老娘在家，那我们就去抬水。刚开始抬水我们不能盛满一桶水，只能半桶或多半桶地担，母亲尽量把水桶放在离我较远的地方。最初体验是一种乐趣，自认为我能为家里干活了。我13岁那年，一个冬日午前，家里没水做饭了，我没有等老娘招呼，独自一人去水站挑水。那时是用水高峰，挑水工具都被别人借用，我只能等，约半个小时光景才排到我。天气很冷，道路很滑，水站周围隆起很高的冰面。我小心翼翼地把水桶放好，用肩膀挑起，尽管是多半桶水，可我是第一次挑，水桶左晃右晃，有时前后摇摆。我幼小的身子被身上的重载左右着。走一会儿，歇一会儿，几百米的路歇了三四次。还要在大门口和小门口上台阶下台阶，最后挑进堂屋旁的厨房。这是我第一次挑水，累坏了！老娘心疼地抚摸着我，我心里美滋滋的。自那以后，我觉得长本事了，渐渐地承担些重载，比如买煤，买粮，家里挑水基本上由我来包了，省下的钱老娘给我零花或者为我们买好吃的。随着身体逐渐强壮，我一次挑几趟都不成问题。把水缸挑满，需要3趟，这对于我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上山下乡运动中，我来到了兵团。最初的农业劳动没有肩扛的活儿，很难展示我的本领。一年后大批知青到来，住进新宿舍，冬天没有煤炭可烧，就到山后砍伐树木，然后或抬或扛回连队。这就给我表现的机会了。大多数青年在家没有肩膀的功夫，都是两个人抬上两棵小树干，少数人大力不亏的战友能够自己扛一根树木，我算其中一人。开始大家一起伐树，等到树木够了就下工。我就先捡着一棵中等的树，由老职工帮着扛上肩，我一掂量，和一担水的重量差不多，就开始上路。我们伐树的地方在后山，距离我们连队有八里多路，要走40分钟。刚开始我走一会儿，没觉得啥，不到一百米，就压得肩膀走不动了，于是把木头放在地下休息会儿，喘会儿，等到有人跟上，请他们帮助扛上肩。没走一、二百米就喘会儿，时走时歇，那次用了将近两个小时，总算把那棵树扛回连队。我幼小的身躯能独自扛回一棵树干，给大家做出了个榜样，受到指导员的赞扬，我心里挺高兴。
　　以后每天都上山伐树，就锻炼出来了。先请旁人帮我把树木扶上肩，然后就健步而行，初始只能用左肩，感觉肩膀累了，就把树干往前方压低，使树干立起来，我扶着树干休息，完了，稍稍蹲下来，用肩膀找准树干的位置，再扛起来，继续前行。
　　再后来我就尝试着用右肩扛，开始只能走一小会儿，后来也能扛得时间长了，我就左右肩轮流扛。一个肩膀累了，就找个宽阔的地方，把树木围绕着脖子转半圈，从左肩转到右肩，然后再从右肩转到左肩，这样交替着。如果没有宽阔的空间，我就把树木立起来，倒换在另一肩膀上。这种办法使得我不再需人帮忙，自己解决了树木上肩下肩，节省了时间，用一个小时准能回到连队。不敢说每次都是第一名，反正总是名列前茅的。我的肩膀就这样锻炼出来了。后来在农田干活，给战友们送午饭，我也这样做。每次都用一个桶放干粮（大多数是包子，吃着方便，带着方便），另一个桶盛热水。这桶水供十几个人喝，就要保证基本不能洒掉。怎么办？用个木板放在水桶里，只要不是太倾斜了，水面保持一个平面，就不会浪费。为了赶时间，我就两个水桶左右肩膀换着挑，那份量也不太沉，就直奔十里八里外的大田。那时我是排长，稍晚些走，我就能送饭送水，而且不耽误中午就餐时间，还节约了半个劳动力，下午可以和大家一起劳动。
　　经过1970年的麦收，我们排的战士的肩膀都锻炼出来了，标准的180斤的麻包几乎每个人都能扛起来，这个标准是入国家粮库的。而我们连队在麦场上晾晒，倒囤做靴子，上三级跳入囤，重量就不统一要求了，那时每个战士比着干，各显其能。一般战士都能扛240斤以上，我最多扛起过300斤麻包，而且上了三级跳，创了记录。那天我高兴极了。晚上我在日记上写道：扛起了300斤的麻袋不是太困难，可要带好全排30人，可不容易了。
　　后来到了24团，最令人难忘的是在乌苏里江边上卸煤。那时我团生产生活用煤需要从乌苏里江运到东安镇，在那里把煤从船上卸到岸上，煤船要停泊几天，卸煤要抓紧时间，否则就耽误工期，还要多付船费。我们实行六小时工作制，即休息六小时，劳动六小时。那是个慢工，每麻袋装煤100斤左右，也就是装小麦的麻袋一半的体积，但它比重大。从甲板上到码头的煤堆大约有100米路程，我们就这样周而复始的运动，开始不觉得累，架不住时间长，总是一个劲，到后来就吃不消了。可我却赢得了连长的表扬，是全连第一。因为在劳动的六个小时内，我从来没主动休息过，也没叫苦叫累过。就是这次卸煤的表现，给营首长和连长印象深刻。后来调到营部任政治干事，教导员还跟我提起这件事情。在兵团时期，肩上的压力越来越重了，而心理上压力也成熟能够承受了。
　　后来回到城里读书和工作，再没有抬，挑和扛的活儿了。但是变成了心理上的压力、责任和担当。在工作最艰难的时候，我也做好继续扛活的思想准备，不就是出大力、卖大力吗？我能行！
　　从小时候13岁起锻炼挑水，到下乡时从后山伐木扛回大树；往地里送饭和水；在麦场扛起300斤麻包。那时也承受了同样的心理压力：政治上心里有包袱，感觉被压制；生产劳动上重活累活都给我们排，受排挤；不时的遭受打击，蒙受冤屈，最终被发配到最荒凉的中国的西伯利亚——建三江平原。
　　回城工作，也受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压力，我能够慢慢适应，逐渐成长，学会担当。在高校，面对刚愎自用，阴险狡猾的校长为非作歹，我负责人事工作受排挤，我埋头苦干，任劳任怨，为教职员工担当；在外资企业工作时，我负责人力资源及行政工作，负责企业员工吃喝穿，安全保卫及工资福利等，付出了很多，但也遭诬陷，受排挤，老板相信谗言，可我依然坚守岗位，直到感动了他，为企业员工担当。后来到开发区劳动服务公司、物业公司任职为社会担当。在埃及援建，回泰达公司接待上访，做好维稳工作，为大好局面担当。
　　从挑水，扛包到担当，揭示了我平生走过的道路。实践证明，无论面对无论多大的压力，不管物质的精神的，只要担当起来了，泰山压顶就不会弯腰！ 担当，是分工，是职责。在社会中，在集体里我愿意担当，而一旦担当了，我愿意负责到底，担当起责任。担当是锻炼出来的，担当是荣誉，是自豪，是资本和骄傲。
　　我认为，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民族，都应当勇于担当。惟有如此，国家才能兴盛，民族才能强大。
　　
　　我所经历的知青回城上学之路3977
　　1971年我在黑龙江兵团6团。冬天，我们连女知青唐建生从北京探亲回来，手持周总理的亲笔信递给兵团严文斌副司令员，信的内容是调她去北京大学上学。她很快就回北京了。
　　唐建生的姐姐叫唐闻生，她们的父亲唐明照（他中学在天津南开学校就读）当时在联合国任职。
　　1971年11月15日中国加入联合国后，由中国政府推荐，唐明照被委任为联合国副秘书长，是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的主要助手。唐建生家在北京，她父母却在美国。后来听说是中国政府考虑到各方面情况，所以保送唐建生上学后送到美国工作（唐建生现在美国联合国总部，为高级雇员）。
　　文革后知青下乡以来，以上学为理由从兵团回城，唐建生首开先例。
　　在此以前我们连队陆陆续续走了不少干部子弟(或称大院子弟)，大多数是当兵，没有听说上学的。当时我们连队干部子弟有34人，1972年底前离开连队的有12人，分别是当兵9人，回家1人，调到其它兵团1人，调到某五七干校1人。
　　应该说唐的调动，对知青影响不大。随后是我们连的副指导员回双鸭山上学，消息传出时间在1972年春天。那时我们连刚经历了一场政治运动，连队领导班子大改组。原指导员下野，原连长升任指导员兼党支书。从二营调来新连长；原副指上学去，从二营调来新副指等。
　　原副指上学，人们也没有更多的议论和反应，什么原因我们不清楚。但是她的政治态度、思想品德都很不错，就其工作的能力，直率的性格应该做生产行政工作可能更适宜。在当时没有适合的岗位可以安排的情况下，上学深造对于她最合适。大家没有将她的返城和后来大批知青的上学混为一谈。
　　时间到了1972年6月，机务排的一名战士被团部叫走谈话。他回来跟连部说，团里调他去成都某军工中专学校上学，这消息震动了全连。论级别，他父亲据说是原四机部领导的司机，还到不了干部子弟的范围；论水平也很一般，那时69届的初中生就是小学毕业的学历；论表现也一般。他居然能上学走，显然是人际关系起作用，就是人们所说的“走后门”。那时连队领导也不知道其中的内情。
　　不久就传来大学招生的消息，但是在公开场合没传达。那时的连队根本见不到什么上级文件，只知道某个省、市来我们团招生了。我们同学走了几位。其一，女排老排长，66届高三毕业生。如果不是文革，早就上大学了。这次她是回天津上教师进修学院，进修后分配到中学任教，充实教师队伍。其二是在营部工作的赵老师，此人任劳任怨，勤勤恳恳，不怕脏和累，是个大好人，被派去北京师院上学。她们在连队里是出类拔萃的人物。1972年的招生名额基本是内定的，没有报名、评选、批准的程序，有的却是上峰直接点名，当时叫做组织选送知青上大学。他们回城上大学和中专的，不发工资，只发生活费每月可能18元，学习两年或三年，毕业后在本地区范围分配。当时的大学要学习3年，除少数人毕业后回到原来下乡插队的地方，相当一部分留在市内工作。进修的学生是按照原来在兵团时的工资32元，每月发给，当时不叫工资，叫做津贴。我所了解到的，天津当时招生都是从天津下乡的。1972年在我们兵团6团送走了不少知青上学。
　　1973年我们被调到兵团24团38连。那一年暑期上面传达了要招收工农兵上学的消息。按连队知青人数，有比例分配。当时的比例不很大。我们50－60人知青的连队，只给了一人指标。上级要求表现好的下乡三年以上的知青，自己报名，群众推荐，领导审批。我们连队的小庄是上海知青，自从到连队除了生产劳动外，就一直刻苦读书。他是连部的统计，在连部住宿，条件好些，经常利用晚上看书写文章。
　　当时我们是这样推荐的：以班为单位，每班算一票。我们连队一排（男排）2个班；二排（女排）2个班，机务排3个班，后勤排2个班，连部1个班。10个班一共10票。每个班里用选票选举，不记名，超过半数通过的算做一票，没有超过半数的不算通过。大家的态度还是很认真的。那年报名的有2个，进行差额选举时，小庄被推荐上去。后来团里平衡知青和招生指标的情况，分配了我们连一个去呼盟扎來屯农业学校的指标，而且是“社来社去”，即从哪里来上学的毕业后还回到那里。这样的学校和专业离小庄的想法相距太远，再则还要回到兵团来务农，他就放弃了。当时他被告知，如果当年放弃上学的机会，以后两年之内不得再报名。据说那个名额被团部调剂给别的连队了。
　　以后听说小庄在1977年首次高考时一举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
　　1974年夏天，我在营部当干事。由于家庭社会关系原因，我的组织问题一直不能解决，这样对工作很有影响。譬如不能查阅别人档案；不能参加党员大会；深入连队工作，不好参加党支部会议等。我向教导员提出回连队继续务农，教导员不同意。正巧，那时招生开始了。教导员问我，你去上学吧。这当然好极了。因为我们营部建立时间较短，所有调来的人员工资关系还不能集中，由所在单位保存。我的工资在连队发，根据谁发工资就是谁的人的原则，因此我在连队报名。那年我们连队给了2个名额，连队报名的却有4、5人。办法仍旧实行1973年的差额选举，后来产生两个人选。一位是卫生员，北京知青；再一个就是我。
　　在团里批复之前，教导员找到我说，天津体育学院来招生。你是天津人就去体院吧。我没同意。当时考虑简单，搞体育就是玩玩闹闹，一旦年纪大了，就用不上了，不如学些技术，能用一辈子。
　　后来团里通知我上“天津第一机械工业学校”。这是原八机部天津农机校，文革前在全国有名，是重点学校。9月底我领到入学通知书，10月初到学校报到。
　　1974年全国大中专学校招生的人数在扩大。天津第一机械工业学校招生比前两届也增多。1972年学校招生5个班，学员都是来自天津一机系统内的各企业。按当时的讲法就是刚学徒出师不久的工人，被招到学校学习专业理论知识，学制两年，毕业后回到原来的单位。因此他们是带工资上学的“厂来厂去”学员。鉴于当时天津机械行业严重缺少技术人员，因此那年开办的5个班学习机械制造专业。
　　1973年学校招收了5个班，4个班学习机械制造专业，1个班学习铸造专业。学员有一半来自天津一机系统内的各企业。其余的人来自下乡知青，有插队农村的，有下乡农场的，来自黑龙江兵团的知青所占比例最大。这些学员没有工厂实践的经历，但是他们有较丰富的社会经验和相当的社会阅历，基本条件较好。来自工厂的学员，实行带工资上学，“厂来厂去”的办法。那些知青学员就发生活津贴，每人每月18元，毕业后在一机系统内的各企业分配就业。
　　1974年学校招生6个班，其中5个班学习机械制造专业，1个班学习金属材料热处理专业。机制专业每个班的学员都在50人左右，以前两届每班学员都在30－40人之间。因此当年招生总数比以往两年多。这些学员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农场和兵团，其中来自黑龙江兵团的知青占全部学员的85％以上。极少数学员是部队来进修的战士。那年冬天开全校大会，会场上多数身着黑龙江兵团军装的黄棉袄，也是当时的一景啊。
　　以我们班为例分析，就可以窥见我们这届学员的大致情况。我们班学习热处理专业共有27名正式学员，其中女学员10名；21人来自黑龙江兵团，3人来自内蒙插队的农村，3人来自天津一机系统的企业；学员中党员4人，团员21人，群众3人。来自黑龙江兵团的21人中有4名党员，16名团员。
　　学员中原来在连队当连长指导员的有之，当排长班长的有之，在团里营里任参谋干事的有之，就是普通战士，每个人也有一段动人的事迹，这样才获得上学的资格。
　　插队的知青能否被推荐上学除了个人表现突出外，和当地大队长大队书记的关系好坏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班的刘同学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1973年夏季招生的时候，他们大队有一姓董的知青表现很不错，就是和领导关系一般。他很想去上学，但是领导不同意。第二年春节后，董姓知青从家里回村，给大队书记带来一座钟表，送到他家中。大队书记二话没说，就摆在了房屋正中的桌子上。到1974年夏季招生时，那个董姓知青再次报名，经群众推荐到大队领导那里待批准，在大队书记那里非常顺利地通过了。等到董姓知青拿到学校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晚上，他走进大队书记家里，连招呼也没打，抱起那个座钟就走。大队书记一愣，他妻子发问，怎么回事。董姓知青说，这座钟表是临时借你们用的。我明天上学去了，所以我还得带走。大队书记恍然大悟，气得一塌糊涂。那时在农村是否能上学，参军，招工等和大队书记、大队长有直接关系。
　　由于我们来自外地下乡知青的学员不发工资，我们回津上学车费由学校给予报销。来自天津一机系统的在外地（当时叫小三线的河北兴隆县等地）企业上学的人员的交通费，学校不给报销。他们是带工资上学的。至于是否在原单位报销，不得而知。在天津市内企业上班的学员，他们每周往返家里和学校的费用完全自理（我们学校坐落在郊区，在市里电车汽车票价2分5分时，郊区汽车票价格3角。）
　　我们的粮油户口关系由外地转来不能落在天津市内家庭所在的派出所，都落在学校所在地派出所，算做集体户口，享受城镇居民待遇。我们的生活条件变了，比原先在农村强多了。每人每月有生活津贴18元，像我们男生紧一点吃饭，钱还可以省下点。比如二两馒头4分一个，每天吃6个。那时炒菜也便宜，5分钱吃素菜，1角钱的就能看见肉末了。这样算来，平均一天花销4角。每月回家4次，带回点腥荤菜能节省点费用。实际一个月能节省5－6元。女生更能省钱。省下钱来可以买些生活用品或学习用的课外书籍。那时一般书籍很便宜，3、4角钱一本。我当时买了本精装的《马克思传》不过2.3元。
　　那时，我们学习刻苦，态度认真，晚上不睡，少睡，夜里起床看书是常有的事情。刚入校学习“普通化学”，背诵化合价有的学员晚睡早起的下工夫。但是对于我们这些24、5岁知青学员记忆太困难了，只能事倍功半。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还要抽出相当多的时间学习马列毛著，参加党团组织经常性的活动。
　　中专学制两年，基础课不多，专业课多，两个多学期在工厂实践学习，根本没有系统地学习基础课和理论知识，只能是学习些皮毛。我们大多数同学中专毕业以后分别又再学习，再进修，再深造，走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
　　两年之后我们这些毕业生全部分到天津一机系统的单位和企业工作。
　　
　　重返故乡二龙山3540
　　１９９７年国庆节期间，我与战友乘火车重返我们的“故乡”——二龙山。
　　有人说，二龙山是我们的第二故乡。然也。天津市是故乡，二龙山是我们曾经成长的地方；二龙山的水土养育了我们，我们是从这里长大投入社会的。
　　金秋时光正是收获季节。我们带着丰硕的收获回二龙山。列车在飞驰。我的心也随之震撼。火车一到哈尔滨，就嗅到二龙山的气息了。绥化，绥棱，海伦，通北，随着目的地的临近，我们越发坐不住了。车过北安，我几乎就一直站在车窗旁，脑海里不断闪现出过去的一幕一幕。
　　望着黑油油的土地，望着遍地的大豆、高粱，我激动了。朝思暮想的二龙山，今天我们回来了。曾任我们营长的农场徐副场长，曾任我们连长的农场基建科刘科长，专程来车站接我们。２５年的变化太大了，以至于我们擦肩而过时彼此都没辨认出来，重又返回原路找寻。当车站上只有我们二人站立等候时，从老远走过来他们二人，步伐慢了，停住了，眼圈红了，湿润了。四双大手紧紧握地在一起，“亲人啊，我们好想你！”
　　听到我们要探亲的消息，他们兴奋不已，前一个晚上连觉也没睡好，就像期盼离乡归来的孩子。这时，老连长不容分说，拎起我们的提包，把我们拉到他家。他知道我们已经吃过午饭了，又硬是让我们到他家里再吃一顿家乡饭。见到陌生人来，两只狗狂吠不止，引得连长全家人都跑出来迎接我们。听说知青回家探亲，连长的孩子们都来了，比过年还热闹。院落里飘动着小鸡炖蘑菇的特有香气，那是连长夫人为我们做的家乡饭。
　　连长夫人，一头华发，满脸皱纹，但是精神依然矍铄。从天不亮就起床，杀鸡宰鹅，一直忙到正晌午。大家进屋一落座，就打开了话匣子。我们滔滔不绝地问，连长接连不断地答，打听完收成打听收入，问了乡亲又问子孙。当听说许多人已经不在人世时，我们有些吃惊，他们过世太早了，我们还没来得及问候，还没有报答他们的恩德呢。想到此我不由得潸然泪下，酒水和着泪水一起下肚，辣又有些苦涩。
　　满满一桌东北菜，喷香一壶大荒酒，唠着一腔东北话，点着一锅儿蛤蟆头（东北烤烟）。家乡啊，家“香”——我体味到。
　　晚上住在总场招待所，与连长一个房间，依枕无眠，我们唠呀，聊呀……
　　从连长１９６９年初到我连，斥责我们背地里唱“十五的月亮升在了天空”……
　　从老指导员调走，继任者欺上瞒下，为非作歹……
　　从我暴打副连长，营长发怒，命令我全连大会作检查……
　　从贫下中农威风凛凛掌权，到包产到户，个人发家致富……
　　直到夜深人静，月上中天。
　　二龙山的夜静悄悄，只有飒飒秋风敲打着窗户轻轻作响，伴着我们彻夜长谈。沐浴在温柔清凉的空气里，我酣然入梦。那一夜，我梦见自己长了翅膀，在二龙山的上空飞呀，飞呀……
　　二龙山的水滋润了我，二龙山的亲人养育了我，在二龙山肥沃的黑土地上，我扎下了深深的根。二龙山的下乡经历，是我后来学习、工作、事业、生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力。每每在我成长发展遇到波折、坎坷或处于低谷维艰时，一想到二龙山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我就鼓足了勇气，坚定了信心。“还有比二龙山生活更艰难的吗？”实践证明，没有二龙山的经历，就没有我今日的成熟。我能不由衷地感谢二龙山的父老乡亲和那片深沉的黑土地吗？
　　９月３０日，二龙山的蓝天格外晴朗，绿水格外清澈，阳光格外温暖。脚踏着熟悉的黑土地回连队拜访亲人，我们也格外高兴。
　　当老连长领我们走进老牟排长家的院子时，他老正和孙子背对着我们干活。“老牟，你看谁来了？”
　　老牟转身瞧了瞧，“是你啊，老刘。”“是啊，还有两位呢，天津知青。”老牟怔住了，仔细端详我们半天，终于认出了我们。
　　老牟已经70多岁了，身板依然硬朗挺直。他有２女６子，可谓儿孙满堂，人丁兴旺。这个家庭可谓全连首富，不比城市家庭生活差。身边守着的大儿子在队里承包了几百亩土地。大儿媳是双鸭山知青，现已落户扎根，为了方便大伙，自己开了个小店，食品杂物，日用百货，应有尽有，小小资本最少也有七八千元。二儿子是全连有名的能工巧匠，儿媳是全连最老实的老蔫之女。他们居住的房间是兵团时期的大食堂，一分为四。80多平方米的住房分为寝室和客厅，全一茬的水曲柳地板地。屋里崭新的桌椅床柜等家具，铝合金门窗装修得严严实实，且富丽堂皇。隔壁的汽车库，存放着私家的汽车，每周去场部两次，可以拉上乡亲们，当然要花钱了，不过费收得合理，钱花得高兴。另外一间大屋是木材加工车间，30多平方米的面积安置着加工木材用的电锯、电刨等系列工具。院子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俨然一所别墅。这是个小康之家。吃不愁，喝不愁，花钱也不缺。看到他们的生活，我仿佛就看到了二龙山人的希望。
　　“老牟的晚年太惬意了，无锡、哈尔滨、上海常常游，山东家乡尽情走，真是好日子呀。”老连长说。
　　与之相反的是李秀英家，境况惨淡。李大姐领我们走进家门，指着墙上挂的那面镜子说：“我搬了几次家，柜子桌子都扔掉了，就留下这面镜子，我舍不得。”那面镜子是我们１９７３年离开二龙山时买给她留作纪念的，至今仍然保存完好。听着此话我凄然泪下。多么真挚的友谊。她时时刻刻在惦念我们，记着我们。这是一面心灵的镜子，折射着纯净的灵魂，照耀着朴实的人们。
　　１５年前，她丈夫老王病危，临终时拉住李秀英的手托嘱：５个孩子，３个大的都能独立，将两个小的交给山东老家大伯那儿，你就走道吧。李秀英心潮翻腾，说不出话来。老王舍不得离开，直到李姐告诉他，你就放心吧，我一定把他们都拉扯大，我不会走的。这时候，老王才长吁一口气，闭上了眼睛。
　　老王是位革命功臣。１９４８年他在山东老区入伍，跟随解放军打天下，先后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抗美援朝，后随军转业到北大荒。他在部队多次立功受奖。老王勤恳老实，平时沉默寡言，埋头干活，除了一支大烟袋时常拿在手里，叼在嘴上，永远也吸不完，再也没有其他嗜好。记得我初到连队的那个隆冬腊月，北大荒天寒地冻，是他亲手教我编篱笆。那时候，他有哮喘病，还是坚持劳动，尽管一镐刨下去只不过是一白点，但是每天照例完成十几个直径２０厘米、深３０厘米的坑用来埋篱笆，他就是这样自觉地默默无闻地工作着。
　　李秀英是个刚强的女性。１５年前，其长子２１岁，其他几个孩子都未成人，李姐硬是靠着那种拼搏精神闯过来了。如今孩子们都已成家立业，李姐也老了，满脸皱纹，头发零乱，双眼无光。当问到她生活来源时，她叹息着低下头。老王过世后，队里按照规定（解放前参加工作的老革命遗属有补助费）说是每月可发给李姐６０元，可是两年没发了，找到队长，队长却说：“你别逼我好不好？”队里没钱，发不出来，就算了，也没有要花的钱，就是买粮、买佐料，孩子们给点也就够了。平时，孩子们送菜，送柴，挑水，如果有力气，李姐还能帮别人打工，挣几个钱。
　　听到这里，我被感动了，我恸哭了，连忙掏出４００元钱送给李姐。是敬佩？是怜悯？是奖赏？还是资助？我也说不清楚。但我清醒地知道，在我面前矗立着一座高山，挺拔着一棵青松。她执意不肯收下，大家劝说，她才认可。她也泣不成声。
　　从山东老区走出来又来到北大荒建功立业的人民，你们是何等高大，你们与党与国家一脉相承，息息相通，甘愿为之献身、拼搏。不是你们愚昧无知，不是你们自甘贫苦，是你们品德高尚，是你们与党同心同德。
　　我们在队里还拜访了屠士发。
　　老屠是上海人，１９４８年在上海加入旧军队，后在辽沈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解放过来。东北三省解放后，部队被派往北大荒开发建设，老屠随之而来。老屠性格爽快，办事认真，直言不讳，只要是头脑想到的，他当说不当说的都说，因此被好整一顿。文革结束后，组织上给他平了反。孩子们大了，都参加工作，生活逐年好起来，老屠也在家里颐养天年。夫人朱姐精心照料生活。朱姐是位可敬可歌的人物。老屠１９５９年回上海探亲，与比他小１0岁的朱姐成亲，随后朱姐就来到了当年荒山僻壤的二龙山屯，一扎根就是４０年。她把一辈子交给老屠，同时，她也把一生、把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北大荒，无怨无悔。现已年近花甲的朱姐，透过苍老的面容，健壮的体魄，仍能显现出当年大家闺秀，窈窕淑女的风韵。
　　谈起现在的生活，老屠依然直言快语，滔滔不绝：“我现在退休了，工资百分之百，享受离休干部待遇，吃喝不愁。前几年还常回上海看看。”
　　离开农场的上午，我们专程去了二龙山墓地，那里长眠着二十几位知青战友。我们仔细找寻。坟墓被枯萎的野草埋没了，冷落，凄凉。有的近乎夷为平地，只竖着一块木板，名字依稀可见；有的一冢黄土，碑牌荡然无存。当地人家的坟墓每年都有亲人祭扫，而我们的这些已化作尘土的战友却无人过问。这里埋葬的，不仅仅是战友的躯体，还有他们如火如荼的青春。亲爱的战友啊，你们受委屈了。冥冥世界的战友们，二龙山留下了你们永恒的二十多岁，我们这些生存者不会忘记，历史也不会忘记！尽管我们不能每年来祭扫，但是你们在我们心中永存。
　　二龙山再见，我还会再来。
　　
　　40年了，太久远1503
　　这几天，我一直恋在网上，恋着相片，恋着我们小聚的那一天。
　　想起一周前的京津战友小聚，我今日心里依然翻卷，激动不已。几次坐下敲打键盘想写点什么，却又几次起身，千头万绪理不清心路，不知从何写起。我问自己，这仅仅是一次短暂的小聚，竟然使我心潮澎湃、汹涌激荡，为什么呢？
　　这一年的冬季，感动我的事情太多了，脑海里不时浮现出那一幕幕动人的情景：初冬，一别近40年的战友玉海从香港回来直飞天津看我。他身体不太好，走路不方便，不顾风尘劳顿来和我见面，这让我深受感动。
　　年底，天气格外寒冷，大明、和平和铁良驱车数百里来到天津相聚。我们不知不觉地从中午聊到夜幕降临，他们又顶着凤寒返回北京，到家已经晚8点多了。他们的行动感动得我彻夜不眠。
　　春节期间我专程赴石家庄，看望分别38年的新民。我们见面相拥而泣，相聚恨晚，席间多次泪洒酒杯，兄弟之情、战友之意都融在我们的泪水里。酒逢知己，道同相谋。
　　正月十三，和平打来电话：“继宁回京来了。”我的好战友、好兄弟，我们将要见面了。……我又是一夜辗转反侧。
　　2010年3月2日，分别了将近40年的京津两地部分战友，在渤海明珠——天津滨海新区会面了。塘沽车站前，天津的兄弟姐妹们翘首以盼。我的同窗贾春祥携爱人张云，鞍马劳顿100多里赶到这儿。我们也是15年多没见面了，我随口喊出了他的绰号“老豆腐”，大家都会意地笑了，笑我孩童般的顽皮。崔金英大姐在学校就是团干部，老共青团员了，她是我们这次聚会的年长者之一，60开外的年纪，依然精神矍铄。田云是嫁到天津的北京知青，当然属于我们天津人了。我们也是7、8年没联系了。她虽然已经从领导岗位上退休了，看她那股精气神，依然保持着青春的风度。家佑是原老连队的领导，为人师长，被人尊重，在网上也被人想念最多。
　　两个多小时的等候，不！是近40年的等待，虽然寒风料峭，大家心中却春意荡漾。想念那个连队，思念那些熟悉的脸庞。我反复叮嘱我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今天这个高兴的日子，千万不要激动，千万要少喝酒，千万要多吃菜。谁知一见了面，谁还能抑制住那激动而旷野的心。
　　10点35分，随着候车室大门敞开，旅客们陆续走了出来。我们北京的战友走出来了。第一个映入眼帘的是身着红色衣服的蒋寄宁，随后是大亮、小军、莉莉、陈密、丽雅，后面还有西平、亚梦、李奔波、新民、马路……还有一时认不出的德霞、秀玲、张路安……
　　老战友相会,聚在了一起。40年前的样子还依稀在目,打开了话匣子是关不住的：酒桌上，这边，裴小元给我们讲老职工唐茂成的故事，他问我：“你还记得吗？”那边，我对崔柳妹说，你和芳芳演唱过二重唱“听我们歌唱毛泽东”，她惊讶地望着我“你还记得？”
　　我感谢石军的老妈妈曾在北京家里对我的热情款待，石军说：“你还记着呀？”
　　瞻民和我前一天通话，使我记起我们常在一起对弈——连五子，那是小刚带到连队的云子；
　　我记得闲暇时二江在宿舍里拉起了手风琴，“山楂树”那动听的乐曲飘荡在每个少男少女的心间；
　　还记得少华和王林在“魂系黑土地”展览会上的付出的辛劳；
　　记得，记得，尽管40年了，我依然记得，一幕幕，一件件挥之不去。
　　我们分别了近40年。这14000多天在历史上只是一瞬间，但却是我们生命的二分之一，永远刻印在我们脑海中，并不显得太久远。
　　河北队，我们人生的初始旅途。虽然在那里长则10来年，短则几个月，可那是一个印迹，不管是深是浅。那里的黑粘面馒头我们吃过，车轱辘浸出的水我们喝过，各种农活我们干过，伐木灭火修铁路我们经历过。
　　二龙山，这片真正的沃土，在我们心中沉甸甸的，它是我们步入事业的起点，是社会生活的奠基，是人生从幼稚迈向成熟的第一步，是孕育我们成长的子宫。
　　我们有着共同的志向，有着共同的语言，我们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姐妹和兄弟。
　　我们不再年轻，经过生活事业上的洗礼，渴望相聚一次再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