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的检查（一）

　　李队长的风流事（小说）1299
　　早上，李队长从山上匆匆忙忙地赶到山下的队部，马上叫来通讯员小王。
　　“你去告诉马副队长，今天派几个工把村口那个歪脖树砍了。”话语中透着激愤。
　　“那是一棵长了几十年的水曲柳树，县林业局的档案里登记在册的，可不能随便砍伐。”小王提醒李队长。
　　“怕啥呀？出了事情我负责。”李队长满不在乎地说。
　　一会儿马副队长来了，也是劝李队长再三考虑，能否缓缓再说。李队长执意要办。他对马副队长说出了因由。原来昨天晚上李队长和老婆又吵起来了，他老婆哭着喊着要上吊，而且还吊死在到山下那棵歪脖树上。李队长老婆要再上吊可不是吓唬人。大约一个月之前，她曾经以身试树，被人家发现，及时抢救过来了。为什么她那么想不开呢？是因为不久前她听说，他家老李和山下村里的张姐好上了。
　　怪不得老李这几个月经常住在山下呢，好啊。你在背后搞女人，还骗我说生产队工作忙。瞎扯！
　　有一天傍晚李队长托人家带话来，说他白天去场部开会，不知啥时结束，晚上就不回山上了，在山下办公室睡，连带处理队上的一些事情。
　　李妻听到这个消息就打起了主意，准备晚上下山去他办公室里探个究竟。
　　月上中天。将近夜深的时候，李妻从山上来到了山下老李办公室，推门一看没有人在那里。她马上就火冒三丈，气不打一处来。于是她就出门找寻。
　　26生产队的土地分山上和山下两部分，因此村民也是分山上山下两部分居住，李妻家住山上，她们在这里生活了多年，村里村外，山上山下都很熟悉。她就奔着张姐家的方向找去。远处朦朦胧胧地看见一个人影，像是李队长，她就急忙跑过去。走近一看果真是他，她上去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抓住她老公一通扭打。
　　话说李队长真是从张姐屋出来。听张姐说，她丈夫老刘今晚出差回来，先到场部，所以李队长办完事情就回办公室来了，碰巧遇见了李妻。
　　捉奸要捉双，捉贼要捉脏。李队长没被当场捉住，就以去村里巡视为名，不承认其他事情，和李妻争吵起来，当时闹得村里人都知道了。
　　李妻知道自己失理了，又不能和张姐打架去，又咽不下这口气，当天下午自己就到那个歪脖树上吊了。被抢救过来之后，她就在家里养着。李队长自知腰杆不壮，就好好地服侍她，慢慢地她就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过了几个月，那张姐的丈夫又出去打工了。李队长不时地到张姐家，问寒问暖，帮助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些信息又被李妻听到于是就发生了昨晚李队长家的一场大战。
　　所以今早李队长要砍那个歪脖树，因为这棵树太晦气，太招灾。
　　经过大家劝解，这棵树没被砍掉。但是李妻很快就从山上搬到山下来住了，就是监督他老公呗。
　　究竟李队长和张姐是啥关系，谁也不好下结论，只是知道他俩走得很近。大家都想弄明白，但是真的弄不明白。
　　后来张姐怀孕了，到孕期八个多月的时候，就不再上工了，在家里休养。
　　那天上午李队长外出开会，回来后在办公室写材料，就听见外边热闹开了，人声鼎沸，原来是张姐生产了。人们陆陆续续从老李办公室窗前过来过去，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你知道嘛，张姐生了个大儿子，和咱们李队长长得一模一样。”
　　“看这次李队长还说什么？”
　　……
　　听着窗户外面人们的闲言碎语，屋里的李队长像一个撒气的皮球，没有一点气力了。
　　晚上无疑会有一场恶战。
　　几年之后，张姐的儿子长得更像李队长了，就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
　　河北队的部分战友们，摄于1973年24团38连
　　
　　难以忘怀的挫折2054
　　1974年北大荒的初春，北风呼啸，大雪纷飞，但屋内却是暖融融的。清晨教导员告诉我，上午去连队参加支部大会，填大表。我懵懵懂懂地理解，党组织要接纳我了。我自从1970年初整党建党时就申请加入党组织，经历了数年的考验。1973年秋营里调我做政治干事，这可是在组织的成员才能做的工作，我却是共青团员，不太合适吧。今天莫不是我的长期考验被证明合格了？
　　营部距离连队八里路，吃罢早饭我兴高采烈，顶风冒雪往连队赶，两个小时后到达连队，大家在连部等待我。过了一会儿，指导员宣布会议开始，议程是学习“农业学大寨”有关文件，讨论，加深认识。全变了，我一头雾水，莫名其妙。我是来填表的，怎么没人提这事呢？怎变成参加学习呢？出于礼节，也是腼腆和虚荣，我不敢问连长和指导员怎么回事？可我自己纳闷，我为什么要顶风冒雪，往返步行十六里多路，费时一个上午，回连队参加学大寨的文件呢？
　　屋里热烘烘的，我的心里却凉飕飕的。直到30多年后的今天，我也回忆不起来，我是怎么回到营部的。
　　那一刻我心里遭受了莫大创伤，苦闷，抑郁，从任何人那里也得不到一丝消息，我被蒙蔽在混沌中。脆弱的心灵，承受了泪水的淹没，连流出的血，都带着咸味和苦涩。满腹的委屈不知朝谁诉说；满心的疑问不敢向人询问。我心里明白肯定是政审没过关，社会关系出了问题。两个钟头的时间，为何变化这么快呀？这对我打击太大了。跨进党组织的大门就这么艰难啊。
　　听党的话，从小我就受到家里，学校这样的教育。小学时我曾任中队委员。三年级时，班里推荐我为大队委的候选人，自己非常认真地检讨不足而推辞。最后带着两道杠在小学毕业。升入中学，就被老师重点培养。大队辅导员张老师对我可谓严格教育，真诚帮助。我上初二时，被选为学生会委员（负责军体），当时我们学生会的学习委员是当今的市政协主席。正如人们所说，那年代在人生政治道路上有三大追求（入队、入团、入党），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有志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奋斗目标。
　　我出身于工人家庭。我们哥哥姐姐都是共青团员，在政治上都非常要求进步。由于社会关系问题，在加入党组织问题上，不同人在不同时期受到不同的严重影响。首先是大哥大姐，那时的热血青年，在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就申请入党，由于不能向组织说清楚社会关系问题而数次被搁置。
　　这个问题同样影响着我的二哥。他是著名篮球运动员，自1957年起，在中国国家队服役将近10年，为祖国争得很大荣誉。在国家队期间，曾以主力队员身份出访过苏联、古巴、阿尔及利亚、埃及等15个国家，参加过152场国际比赛。当时的中国国家队曾获社会主义国家军队系统篮球赛冠军、亚军、殿军、第五名各一次；社会主义国家公安系统篮球赛冠军、亚军各一次。在这些比赛中，二哥都立下了汗马功劳。由于任务完成突出，荣立过北京军区颁发的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这样的人物却一直不能入党。当时主管篮球的国家体委副主任就说，家桢出国都这么多次了，为什么不能入党呢？（文革前掌握出国的条件比入党严格得多）时间到了1965年，由于二哥积极努力帮助组织搞清了我们的社会关系，他得以在当年加入了党组织。
　　文革开始后，我们的社会关系问题又再次影响着我和姐姐们的政治前途。
　　文革前后，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虽然我们出身工人家庭，但是社会关系有严重问题，影响我们一系列的事情。姐姐在天津著名的崇化中学读书，品学兼优，是老牌共青团员，团干部，但是报考大学时被挡在门外。后被保送到天津政治师范学院进修，期间参加“四清”工作组，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就是不能入党。1968年初，部队征兵，对于我是朝思暮想的喜事啊，但是，我被通知不能入伍，说我肺部有钙点（患有钙化的阴影）。我心里明白，比起其他人，我的社会关系有污点，这是主要原因。
　　当年面临着毕业分配，我和三姐理所当然的要上山下乡去锻炼，改造思想。1968年10月我满怀革命豪情，走进了解放军的序列部队——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那些年月，我苦苦地追求，拼命地努力，由战士做到班长，在做到排长后，再也做不了了。组织问题没解决，是横亘在我的前途上的羁绊。但是我没有放弃，仍然坚持努力，后来担任连里团支部副书记。调到24团后做营里政治干事，出自职务需要，被组织定为培养对象，应该解决组织问题了。我满怀憧憬，满怀希望等待着，结果大失所望。
　　在营里做政治干事不是党员，很麻烦。后来有的连队指导员给我出难题，譬如教导员让我看某同志档案，这位指导员就不让看。还有几次，有的指导员以我是非党员在教导员面前说事，“不是党员怎能参加支部大会活动？”，入党无望，再继续做政治干事工作就更困难了。教导员征求我的意见让我上大学，于是当年我来到天津第一机械工业学校。
　　多年之后，有人回忆当时的情况是，在我去38连的路上，教导员接到团组织股郝股长的电话，说刚刚收到的信函表明我的社会关系很严重，政审不合格，电话又打到38连，通知了连长和指导员，结果改变了党支部活动的计划。
　　时间步入20世纪80年代，党中央拨乱反正，一切工作纳入正轨
　　。经过我的不懈努力和奋争，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入党志愿。尽管如此，
　　每当回忆起那段心酸的往事，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
　　
　　北大荒的野味2164
　　1968年冬天，我们刚到黑龙江二龙山农场不久，就认识了哈尔滨知青张同顺，他和老职工唐茂成很熟。春假前唐茂成送老婆回家过年，托张同顺照管家里。一天张同顺找到我，和另外两个知青去唐家玩。在唐茂成家看见门口吊着两只冻得硬邦邦的野兔，他就动心了，要请我们吃野兔炖鸡。于是张从鸡窝里掏了一只活母鸡，给宰杀了，然后取下一只野兔，剥了皮，剁成块，放在大锅里炖。我们在屋里打扑克牌等候。过了一个时辰，他端上热气腾腾的一盆野兔炖母鸡，满屋飘香。我们就着从食堂买来的馒头，一会儿就把野味全部消灭了。
　　人家说，野兔和什么动物一起炖，就是什么味儿。果然如此，每口都是鸡的香味，只是吃到野兔时，肉丝有点粗，稍微有点土性气味。
　　这是我到北大荒后第一次吃野味。
　　1969年北京知青来了，当时正值麦收，吃的馒头是发芽小麦做的，很粘,不好往肚子里咽。而且每天三顿菜汤，吃不上一点肉和油星，给大家馋坏了。有一天几个北京的小知青在食堂的走道里逮着了一只狗，他们用叉子、铁锨、锄头将狗活活打死，然后拖到老乡家炖熟，晚上偷偷端回宿舍给大家品尝。这是我第一次尝狗肉，就是有点腥，吃着很不舒服。
　　同年秋天连队鹿圈的鹿因为发情死了一头，连里决定拉到食堂给兵团战士们改善伙食。那时候，没有什么厨师，只有一个老职工会炒大锅菜。当时也没有什么蔬菜，只有刚刚收获的土豆，于是大师傅做了个鹿肉片炒土豆片。很久吃不到腥荤，大家吃着觉得很香很香。尽管人均吃不到几片鹿肉，但是那土豆片也是一种荤香，也能解点馋。以后凡是连队的鹿队死了鹿（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发情而死亡的），我们都能够在食堂里吃到鹿肉。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上海知青用从家里带来的年糕片拿到老乡家去炒鹿肉，那真叫个香，真正的淮阳风味，吃不出哪片是年糕哪片是鹿肉。由于他们烹调得好，赢得了大家的赞赏。
　　1970年我们连马号的一匹马被撑死了，经过营部兽医鉴定没有传染疾病后，连里决定拉到食堂餐了。那匹马很大，先是给老职工每家分点马肉，剩下的连队食堂就炖了，卖给知青吃，算做改善生活。在一年到头很少看见肉的日子里，这马肉也是一样的香，没看见哪位不吃的，连女同胞都不落后。据战友们反映，和他们曾经吃过的驴肉相似，就是比驴肉肥一点，肉质细一点。吃着马肉，天津的战友就讲起了天津北马路北大关附近著名的＂曹记驴肉＂。人们边念叨，边吃肉，看得出来不但嘴里嚼着香，心里想着也是那么香。
　　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已经睡下，北京知青杨子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肉来到我床前，非得让我开开荤。我迷迷糊糊吃了一块肉，像蒜瓣肉似的，有一点酸口。杨子告诉我，这是他们逮着的一只猫，剥皮后给炖了。我听着有点瘆的慌，后悔吃了这一块猫肉。
　　尽管马肉猫肉不是传统上说的野生动物，可在城市长大的我们毕竟从来没有吃过，也不敢胡乱吃。在这里把它们归为野味，也说明当年的我们也有野性的味道。
　　1972年我们6团把跃进水库修好后，连队前面的长水河的河水逐渐上涨，我们可以乘船在长水河里打鱼了。麦收时节连队食堂打来鱼，用油炸了慰劳大家。北大荒没有我们熟悉的鲫鱼、拐子、黄花鱼等。（其实那个年代我们仅知道这么几种鱼）。那些大大小小的鱼虽然我们叫不上名，吃起来却是分外香。1973年我们在乌苏里江边卸煤也是吃油炸鱼，在兵团这是最简单的制作方法了。乌苏里江的鱼比二龙山跃进水库的鱼更大更鲜美，应该叫做江鱼。那里也有大马哈鱼，可我们那时不懂其它门类的鱼，至今回忆起来吃了不少种鱼，但却叫不上名字来。
　　1973年冬天在24团8连伐木，天津一位知青从老乡那里拿来10多条狗鱼，那是老乡在小河沟里破开冰层捞上来的。我们用饭盒把狗鱼煮熟，每人一条，蘸着盐水，吃着很香啊。那是特定年代的“水煮鱼”。
　　1974年夏天在24团4营部，一位朋友从山上干活回来，给我一朵新采的木耳，直径有银元大小。我把它泡在吃饭用的搪瓷盆里，过了一会儿，就变成10多公分的大木耳了，像一朵盛开的花。因为我是回民，中午食堂吃大肉炒的菜，我不能吃，于是就在木耳里拌了一点盐就着馒头生吃了。虽然没有吃出什么味道，但我感觉那是野生植物，是营养品，肯定对身体有好处。
　　我们曾经在6团参加过“小秋收”，采集了很多橡子、蘑菇、木耳、五味子等山货，到后来都统一上缴到团里了，也没尝过，也不敢瞎吃。
　　记得早年在天津人的家常菜里，有一道叫做雏鸡炒辣子。就是用当年家养的小鸡炒那种薄皮的绿辣椒，白色的鸡块，绿色的辣子丁，色香味都是一流的，无论下酒还是吃饭都是好菜。1974年我从兵团回天津上学前，连长请我们几个人吃饭，其中一个菜品是小鸡炖蘑菇，绝对的北大荒看家菜。那是连长夫人清晨从地里新采来的各种各样的鲜蘑菇，那鸡是当年散养的小菜鸡，炖在一起，不用味精，也无须佐料（那时连队处在穷乡僻壤，也没有这些东西）端上来香飘满屋，鲜美极了。用现在的话讲，那是真正的绿色食品，比起现在吃的干山蘑菇炖鸡要高上一筹。
　　此外，在教导员家里吃过从乌苏里江里打捞出来的大马哈鱼，是用大铁锅煳的（我们叫做炖)。
　　在6团25连我还吃过一次狍子肉，记不清是在哪个老乡家吃的。听说连队有的战友曾吃过狼肉、熊肉和野猪肉，我却没看见过。
　　在那少有腥荤的年代，这些野味没有精细烹制，有时还带着血腥土腥味道，而且都是廉价的。可我现在想起来，仍然鲜美无比，比起现在吃过的山珍海味要强得多，贵重得多，感觉就像当年朱元璋皇帝吃过的“珍珠翡翠白玉汤”一样。我想念那时期的野味，因为那些野味包含着我的许许多多第一次。
　　
　　连队附近有只狼1103
　　我刚下乡到黑龙江兵团6团25连，就听说了关于狼的故事。我们连队依山傍水，野生动物经常出没。一位姓杨的老职工说：“那年冬天，我从河对岸24连回家，走到河泡子那儿，就见前面一只动物。一会儿在前行，一会儿蹲下张望，一会儿又窜到我身后。后来，我看清了是一只狼。我没理它。只要它敢靠前，我就拿掉它。”当时听他讲后，心里真佩服，敢情他有那么大的本事。
　　后来老牟排长对我们说：“在接近28号地那块，我看见了那只狼。那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我从麦场下来，看见一只大灰狼，边往前走，边回头看我。我要是带着猎枪，就把它崩了。”说话间谈笑自如，充满自信。老牟是我们连队著名的猎人。每年冬天休息的日子，他全副武装上山打猎，从来没有空手回来，最次也得拎两只野兔子。
　　我们下乡的第二年春天，我们连的一位女排长果真遇见了狼。那天晚上她在麦场值班，就一个人拿着一根木棍警卫着。一会儿传来嗒嗒的声响。她紧张地看着，发现不远处模模糊糊的有一似狗模样的动物走来，两眼闪着绿光，身影越来越清晰。正当这位女排长要用木棍敲打铁桶轰赶这只狼时，山坡上鹿圈的嘶鸣声，把这只狼引走了。
　　这年麦收时节，我在食堂当炊事员。一天正好值夜班，突然风雨交加，我们赶快往食堂里抱干柴禾，以方便第二天早晨烧火用。一道电闪划过夜空，亮光中，我看到一只“大狗”蹲窝在50米开外的地方。待我仔细看来，是绿眼睛的。那是一只狼，发出一声凄厉的嚎叫，吓得我赶紧回屋关门。
　　最有传奇色彩的是1971年夏天，我们连长和一只狼的遭遇。
　　连长乘晚上的火车到达二龙山屯车站。那天月亮高挂中天，晚8点多他步行回连队。路过28号地时发现前面一只动物晃动。凭直觉他断定这是一只狼。连长四处搜寻，找到一根树棍拿在手里。他往前走，狼也走；他停下来，狼也停下来。连长想起口袋里有火柴，于是他划拉周围的麦秸堆个小堆，点燃它，顿时火光腾起，照亮了四周，连长发现那只狼并没被吓跑，还在前面的路上乱转，但是没有靠近他。过了一会儿，火堆熄灭了，连长继续前行，那狼依旧走在他前面。距离连队不远，影影绰绰能看到村落的灯火了，那只狼依然没有让路的意思，而且停下来不走了。连长有些头皮发麻，难道今晚就撂这儿了？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不经意间，他的手碰到了裤子口袋里面的口哨。他急中生智，掏出口哨就吹起来，边吹边奔跑。那只狼原来是站立在田间路上的，听见刺耳的哨音，赶忙往山上跑去。连长一口气跑出1000多米，到了村口的高坡时，才停下来回头张望。那只狼停在距他100多米处。连长赶快跑回家，逃过一劫。
　　这就是活动在我们连队附近的一只狼。后来变成了老狼。
　　过去的那几年它没伤害连队的人畜。
　　尽管人们能够射杀这只狼，但还是保留了它生存的权利。按当今的说法，这也叫和谐相处、和谐社会吧。
　　
　　人参的故事2199
　　每当我在上班的路上，或坐在汽车里，看到了留胡须的男孩，就会突然想起40年前我下乡北大荒连队时的“小胡子”。
　　“小胡子”是一个很热情，很直爽的人。我们刚到河北队，他就在我们周围忙前忙后、转来转去为知青做好事。那时他的职务是文革时期生产队革委会委员。为什么大家叫他小胡子？依我看，可能是他的胡子长得很茂密，但又不长。小胡子，山东人，当年30多岁，看起来像40多岁的人，老成，干练。尽管文化水平不高，可他说起话来条条是道，时不时还冒出几个时髦的词语或者几个成语，引得我们刮目相看。
　　他是上世纪60年代初支边从山东来到北大荒河北队的，后来在这里结婚生子，安家立业了。
　　提起小胡子，对他恨之入骨的就是老方头。
　　老方头的真实姓名如何称呼，我记不清了。我们刚到连队时，他为我们知青烧开水，那时应该60多岁了。他个子不高，看上去150公分左右，脸上胡子乱七八糟，脏兮兮的，怀里一年四季揣着个小酒瓶子，闲来无事就抿上一口，咂咂嘴，美孜孜的。
　　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去打热水，还没烧开，在等待的时候就和老方头唠起嗑来，才知道他是一位老解放。他在山东老区参加过解放军，打过老蒋，后来没有随军出征，脱离了部队。文革期间不能向造反派说清楚，大家认为他是逃兵，于是被关起来一段时间。那时老方头认为就是“小胡子”从中做祟。为什么呢？且听他慢慢道来……
　　他和“小胡子”都是山东日照的老乡，一起来到河北队。刚开始相处不错。上世纪六十年代度荒时，“小胡子”在山东老家的母亲病重，来信叫他回去探望。他开始没去，后来接到电报说母亲病危，让速归，他就坐不住了，急急忙忙打点行李就要上路。这时老方头来了，手里拿着一棵用红布包裹的人参，让他带回家泡酒给他老母亲喝，老方头说这是野山参，可以治病救命。“小胡子”也没客气，救人要紧，就试试呗。老方头叮嘱说吃了之后还要带回来。“小胡子”回到老家就按照老方头的办法，找来白酒泡上喂老母亲。说也奇了，从那天开始，老娘的身体慢慢得到恢复，逐渐有起色。吃了一段时间，老娘竟然好起来而且能够下地干轻微的活儿了。期间老方头写信问候，还提到别忘了带回那棵人参。
　　过了将近两个月“小胡子”就回到河北队。老方头得知“小胡子”回来，就要回了那棵人参，惹得“小胡子”挺不愿意的。“小胡子”回来不久，他老母亲的病再次复发。他没有能力再次回山东，时间不长他老母就病故了。“小胡子”认为老方头见死不救，太不仗义了。假如那棵人参留在山东家里，老娘可能还多活些日子，于是就记恨于老方头。老方头不这样想。你老娘不行了，我的人参已经治好了她的病，你们应该继续找大夫接着治疗，不能指着这棵人参维持。再说你知道这棵人参的来历吗，那非同小可，那是我付出多大辛苦换来的啊。老方头对我娓娓道来。
　　那是1960年前的一个夏天，大约七八月份，老方头和两个朋友上了长白山探宝，那里的深山老林里长着野人参和稀少的山珍。那个季节人参的头部有些微微的发红，容易被发现。于是他们就进发了。进山前在山跟底下先敬山神老把头(挖参人)，祈求山神保佑挖参人能挖到人参。
　　老方头说，上山采人参，要做好吃苦的准备，三天两天回不来，要在山上打小宿，很辛苦啊，有时还得搭上性命。他们翻过了一山又一山，越过了一岭又一岭，走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脚下烂树叶子也越来越厚，踩在上面像踩在海绵上。各种树木也越来越密，林中没有风，抬头看树冠却在动，树冠重叠，阳光都照不进来。那里空气清新、凉爽，有一种泥土和松脂的特殊香味。后来，带去的干粮吃光了，没吃没喝了，就吃野果子，采蘑菇吃。晚上随便找来一些树枝，支起两个人字架，中间架一道横梁，油布往上一披，就是一个小窝棚，两张隔凉隔热的狍子皮往地上一铺，就是睡觉的地方。
　　有一天，他们三人之间拉开了距离，并排向深山搜索，为了防止因林密相互看不见走丢了，隔几分钟就用木棍敲树，或者喊几声。走了半晌，突然发现周围不一般，奇花异草盛开，空气芳香舒畅。在他们眼前发现一朵很奇特花朵，特别新鲜。发现野山参了，他们大声喊了几声“棒槌”，后就给野山参扣起来了。他们守在野山参边上并没有马上挖，先在参两边用树杈支起个架子，再用一根红绳把参固定在架子上。红绳是参锁，这样做的意思是不让参跑了。
　　他们在方圆两米的地方挖掘，不能用铁锹类工具，只能用手挖，慢慢的一点点的，拿着一根鹿骨做的小棍小心翼翼地抠挖。人参很娇贵，不能挖断一根须，不能碰破一点儿皮儿，不然的话，可能就会大大地贬值了。他们挖了整整两天时间。
　　等到人参完全裸露在人们眼底下的时候，一个人用双手把它从土里捧出来，一看，全须全尾，完整的一棵野参。这株参长约七寸，主根和大拇指一样粗，颜色白黄，根、须、叶没有一点损伤，是一个四品叶，足有6两多，得100来年才能长这样。这棵野山参可够珍贵的，因为长白山上真正的野山参太稀少了。他们揭了几块青苔，又抓了几把烂树叶的土，把这些放到油布上，再把人参小心翼翼地放上，轻轻地包好，系着红布抱下山。拿到山下城里被行家鉴定为稀世珍品。一个老中医看了也说，这独参汤能救治病危的人。
　　老方头变卖了些家里值钱的物品，打点了其他两位兄弟，自己就留下了这个宝贝。他就指着它活着了。
　　这么辛苦得来的宝贵人参能随意送人吗？于是就发生了前面讲的故事。
　　事隔40年了，突然想起这些人，这些事情，还是那么鲜活，那么生动。后来听说，那个“小胡子”搬走了，和大家没什么来往。那老方头也随着孩子离开了河北队。
　　我多么希望他们健康快乐地生活着，盼望有一天我们能再一次回忆那过去的事情。
　　
　　在北大荒包饺子1179
　　我在黑龙江兵团过了三个春节，分别是1969年、1971年和1972年。印象里唯一一次春节包饺子是1972年。大家听说正月初一吃饺子，都非常高兴。但是200多人吃一顿饺子，连队食堂包不过来，食堂负责派发面粉和菜馅，要大家各负其责，自己包。
　　在连队，每逢法定的节假日和农闲的礼拜日，我们食堂都吃两顿饭，早饭10点钟开卖。正月初一那天时间还没到，我们都去食堂排队等候领白面粉和已经和好的菜馅。汉族同胞吃大肉馅的。我们回族，是用大头菜和炒熟的鸡蛋和成的素馅。由于回民不多，那时的男女很少接触，又分散在几个排，集中不起来，所以就分发给每个回民自己解决。
　　在家里时，我从没做过饭，更谈不上包饺子了。怎么办？找贫下中农去帮忙。于是我拿着菜馅就往老王家去，正好有几位女排的天津姐姐们也在那里。她们见我到来就非常热情地帮助我包。咱不会包饺子，也不能闲着，有一膀子力气，可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和面，这是我的强项，因为我曾经在食堂做过面食，蒸过馒头，所以和面、揉面这力气活对于我是小菜一碟。她们帮助兑好了面和水，我就和起来，轻而易举就完成了。然后就有人来揪剂子，擀面皮儿。这个可是技术活了，我只能看着她们做。韩姐做得好极了，她把面揉成直径约二分硬币粗，约一尺长的面条。然后揪成鹌鹑蛋大小的圆剂子；其她人用手掌把剂子按成小饼子，再用擀面杖横一下，竖一下，再横一下，竖一下地擀，一张张又薄又圆的饺子皮儿就好了。包馅的人用一双筷子，崴上一点馅放在剂子中心，然后对折，把中间的边捏紧，再把两边分别往中间捏。嘿，漂漂亮亮的小饺子就诞生了。
　　我曾尝试包了几个，都不成功，不是馅露在外边，就是七扭八歪的不成样子，还得别人返工，于是我就去帮助摆饺子了。那里没有盖帘，一个一个包完，就一个一个摆在铺着报纸的炕上，摆满了半个炕。
　　姐姐们知道回民忌讳大肉，所以她们先包我那份素馅的。在她们手里，一会儿的功夫几十个素饺子就包完了。她们没让我再等候，就催着我先回去煮饺子了。
　　那时的我，早晨还空着肚子，很饿，可真是迫不及待了。我怀揣着饺子，急忙跑回宿舍，取来自己的洗脸盆（也做洗脚盆用），放上凉水，端上炉子。等水开了，就分批下锅，滚开的水一会儿就把饺子煮熟了。终年看不见荤腥和花样食品，天天吃馒头喝菜汤的我，吃到又香又鲜又热乎的饺子，狼吞虎咽，三下五除二就吃完了。没有醋，没有酒，干吃饺子，最后连饺子汤全都喝光了。那味道真是好极了。
　　现在，每逢过年包饺子的时候，脑海里就会浮现出1972年春节包饺子的情景。当年在连队我学会了蒸馒头，后来慢慢学会了包饺子，结婚成家后学会了炒菜等。我学会了做饭的本领，以致于出国埃及时，在没有中国餐馆的条件下我们也能自己动手做饭。我们想吃什么做什么，不但吃得饱，还吃得好，经常包饺子。在那里我们招待埃及人吃饺子，让他们了解饺子，他们吃罢，啧啧称赞。我们不仅把友谊留给了埃及人民，同时把包饺子的手艺和中国饮食文化留在了埃及。
　　
　　北大荒的信号弹934
　　1969年的冬天注定是很难过的。
　　春天，珍宝岛一战把我们兵团战士的斗志调动起来了，“西北望，射天狼”，上战场，打敌人。夏天忙完了夏锄麦收，秋天收获了大田。进入冬天，我们觉得该“猫冬”休息了，而敌人却没闲着，所以我们也时刻准备着。尽管边境冲突没再发生，但边境地区并不安宁。就说信号弹吧，简直就是在北大荒黑土地上空漫天飞。我曾经亲眼看见过。有一天晚上，我从厕所出来，天，墨一样黑，伸手不见五指。从厕所到宿舍有100多米远，没有刮风，但那种干冷也得催促自己赶紧回屋。在我走路的正前方不远处，30号地块那里，突然一颗信号弹腾空而起，兰色的光芒，非常刺眼，好像带着飕飕的呼啸声。霎时间把地面照得雪亮。周围是静悄悄的，信号弹扰乱了整个安宁，也搅乱了我的心情。我没经历过这种场面，害怕极了，拔腿就往宿舍奔跑。到了宿舍已经上气不接下气，吁吁直喘。战友们听到我的叙述都到外边观看，只是黑茫茫一片，依旧是往常的宁静。
　　后来又有许多次发生信号弹情况，我们多次紧急集合，朝着信号弹升起的地方去抓特务，结果都无功而返。经常性的夜里出击，搞得大家身心疲惫，怨气冲天。关于信号弹情况，根据后来人们回忆，在当时中国境内潜伏着苏联克格勃(KGB)身份的特务，在我们北部边境地区有一个公社的原党支部副书记兼生产大队长就是。他被我们知青识破后，不得不叛逃，跑到江那边去了。那时边境接壤地区的晚上，人们有时走着走着，在附近几米远的地方会突然"砰"的一声飞起一颗信号弹，对岸苏军的兵营和哨所里也会同时升起几颗不同颜色的信号弹，常常一晚上就能碰上好多回。最初知青们都很紧张，以为不是有特务便是对面苏军要有什么行动。搞了几次数十人的秘密埋伏，一见包围圈中有信号弹升起，马上缩小包围圈，试图当场将与对岸联系的特务活捉，每一次都是枉然，连点蛛丝马迹也没找到。后来上级通报说，在某村包围的结果，发现在雪地上有一小块火药烧过的痕迹，据有关方面分析信号弹是自动引发的装置，是“苏修”用来干扰我方军民正常生活的手段，所以通报要求，今后不再劳民伤财搞埋伏和搜查了。
　　尽管现在我们还没有搞明白这些自动信号弹是如何被放置在我方境内的，但相信这必是老毛子捣乱的杰作。时至今日，已经过去40多年了，当年苏联“克格勃”的有关档案也该解密，公诸于众了吧。我们在等待着。
　　
　　听老八讲狼和狈的故事1292
　　在24团的一年冬天，我们去上山伐木，住在八连附近的房子里，结识了隔壁一位被管制分子——老八。我们不清楚他具体的“罪行”，只知道他上山打猎时，把一起去的另一个人给误伤致死了。按当时的法律就必须偿命，所以就把他逮起来了。这个老八认罪伏法，而且人缘很好，嬴得了人们的同情，不久就从监狱放了出来，在连队（当时叫农场生产队）接受群众监督改造。
　　为什么大家管他叫老八，我不清楚。反正我们都看见他的脸上左半部有一道长约十公分、铮亮铮亮的伤疤，斜刻在耳朵与嘴巴之间。也可能由于这道伤疤的缘故。老八为人和气，从不多说一句话。因为在连队被群众管制，不像在监狱那样多规矩，所以他和平常人一样每天生产劳动学习，只是每隔一段时间连队要向团保卫处报告他改造的情况。由于他曾经是猎人，我们对他产生了神秘感，愿意和他一起聊天。有一天晚上，“天天读”学习完，天色还早，我们冒着阶级阵线不分的危险，来到隔壁和老八聊天，让他给我们讲打猎的故事，于是他就讲了狼和狈的故事。
　　文革前某个冬天，老八和另一位猎友上山打猎，在山上呆了几天几夜，带去的干粮就剩下几个馒头了，可他们什么猎物也没获得，于是决定回家。晚上经过一片山林，这里是狼群经常出没的地方，为防意外，他们没敢在地面上过夜，分别爬上两个粗壮的白桦树，准备在树上呆一晚上。冬天东北的白桦树，有的枝杈上长着一种特有的植物——冬青。这种植物学名槲寄生，北方俗称冬青、冻青，是一种中药材，产于黑龙江吉林的大山支脉，寄生于白桦树、杨树、柳树、榆树等树上，在东北大多用它治疗冻伤，即用冬青煮水清洗冻伤部位，有奇效。在茂密的枝杈上冬青可以把人隐蔽起来。正当他们将要入睡的时候，发现两只狼来了。这两只狼好像也发现了他们，开始在大树下面绕圈地转，而后就仰脖子朝天嚎叫。过了一段时间，没见反应，两只狼就走了。
　　他俩知道这不算完，谁也没敢溜下树来。过了一段时间，来了一批狼，十来只狼里有两只狼摞在一起，就是一只狼臀上驼着另一只很大的狼，而后面这只前腿短的，就是人们传说的狈。狈的两只前爪搭在前面狼的后臀上，跑起来两只动物只见六条腿。它们来到桦树下停下来，嚎叫，扒树，分别干着不同动作。但见那只狈在狼群里转来转去，仰着头冲着老八呆的大树不断嘶叫。
　　突然间，所有的狼都集中在老八呆的树底下，低着头用它们的牙齿咬白桦树的根部，七八只狼不停地咬树的声音听来瘆人，令人心里发寒。树上的老八知道情况不妙，前景不好，赶快脱下身上的皮大衣，挂在树叉上。他悄悄地攀着交叉的树枝越过了几棵树，在那里窝藏起来。过了一个时辰，白桦树被咬得倾斜，一会儿就被从根部咬断了，大树倾然倒下，狼群一起扑向那个皮大衣，当它们发现那儿啥都没有时，整个狼群掉头又扑向了狈，一会儿就把那只狈给撕烂吃掉了。然后这些狼就分散地走了，消失在黑夜里。
　　老八他们心惊胆战地熬到第二天早晨。看见尸骨遍地的狈的尸体，想起昨晚的残酷场景，他们不寒而栗，赶紧跑回家里。
　　我没法考证狈的真伪，因为没有见到过狈，但是听完这个故事，我相信狈的存在，只是太少了。我想，那么多关于狼与狈的成语故事，什么狼狈为奸、狼狈不堪、狼狈逃窜等，不会是凭空产生的，必然有其事实依据。
　　
　　
　　发生在龙山屯的风流事儿3572
　　那是1971年的夏天，麦收时节。清晨三四点钟，天蒙蒙亮。连长把我从梦中叫醒：“有紧急任务。”随后我又叫醒两位班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肖黄跑了，赶紧抓人！”
　　莫名其妙。肖黄，曾经的副连长，为啥会跑呢？什么时间跑的？会往那里跑？连长也不回答，带着我们直奔连部。那时指导员已经站在那里许久了。他告诉我们：原来肖黄与穆秀在她家里私通，被穆秀的父亲堵住了，肖黄趁着夜黑人静，慌乱之中翻越窗户，跑向二龙山屯车站。领导让我们去追赶缉拿归案，我们接受了任务。
　　其实关于他们的传言由来已久。我们是懵懵懂懂的小孩子，既没当真也没感到惊奇。可是事情真的发生在我们面前，我个人心里还不好接受。他们怎么是这样的人呢？
　　肖黄，贫下中农出身，农场文革时期生产队的革委会委员。肖黄家有妻子，还有俩姑娘，最大的7岁。1970年肖黄做了机务副连长，他破格把村里老穆排长的女儿穆秀从农工排调到了机务排开拖拉机。那是个好差事，比农工排轻松，还能学技术。按辈分讲，穆秀称肖黄叔叔，到一起工作了，可就不讲辈分了，常在一起打打逗逗，动手动脚的。肖黄早就心怀叵测，他看上了穆秀，穆秀也和肖黄对上眼了。平时劳动工作中人多眼杂，他们打情骂俏不得工夫，只能眉来眼去，暗递秋波。到了冬天，全部拖拉机需要到团部修理厂检修，他俩在一个车组，于是顺理成章一起修车了。团部远离我们连队20多里，不能天天回家，需要住在团部。有时团部招待所住的人多没床位了，就得多走几里路，住在二龙山屯饭店。
　　说是饭店，听来吓人。上世纪70年代的二龙山屯饭店就是几间土坯混砖草顶房子，一溜20米长，里面用木板隔开十几个空间，木板高不足三米。整个房间被一条通长的火炕串起来。每个空间有个门，里面有够两个人或几个人睡觉的面积，分为大小不同的“房间”，进门就上炕。于是肖黄他们就选择了二龙山屯饭店，分别住在两个独立的房间。平时的卿卿我我，不是肖黄的根本目的，他就开始要进一步行动了。
　　隆冬腊月的二龙山，下午3点多天色就渐渐黑了，俗称“猫冬”的人们也早早就下班。一天，肖黄对穆秀说，今天晚上我上你屋里去睡觉。穆秀说，不行！我把门锁死。肖黄嘿嘿一笑，没有言语。他们是隔壁（板）而住的两个房间，即在他们的炕上隔着一层木板。只要有工具撬开其中的一块小木板，就可以过来过去，成为一个炕，一个房间。
　　其实在背后，肖黄偷偷地带来钳子和螺丝刀准备行动。
　　这天下班后他们一起吃饭，肖黄心存诡计，还劝穆秀喝了酒。北大荒的冬天黑得早，吃过饭，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就上炕休息。他们各自进了自己的房间。穆秀酒兴大发，不大一会儿就睡着了。肖黄心里有事睡不着。他等呀等呀，得等饭店的人们都入睡，管理员把所有的电灯都关了，他才好行动。
　　时值午夜，穆秀正在酣睡，忽然感到有人钻进她被窝，她大吃一惊，随后她的嘴被一只手捂住，耳边传来肖黄的声音“千万别说话”。穆秀沉默了，她乖乖地缴械了。原来当天白天肖黄已经把一块木板的螺丝钉全起下来了，这个空间足够一个人钻来钻去。当饭店挂钟12点钟声响起时刻，整个饭店全安静下来，除了偶尔的鼾声、咳嗽声，没有任何动静，肖黄按照白天的顺序，揭下那快木板，光着身子钻了过去，完成了他们的第一次交媾。
　　穆秀是个姑娘，她开始害怕接触，害怕怀孕，经过了几次之后，她找到了经验，就一发而不可收，并且主动跨过木板钻进肖黄的被窝里。在拖拉机检修的日子里，他们度过了甜蜜的岁月。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二龙山屯火车站每天早晨有两列过路的火车，六团的人上上下下很多。有些人下火车后需要等连队的车来接，就得在二龙山屯饭店休息一会儿。也有要上火车的，在这里避寒。二龙山屯，那么大点的地方，谁不知道谁呀。有人看到了肖黄他们两个住在紧挨着的两个房间；有人听到里面曾经传出声响，有人又偏爱浮想联翩，到处传播消息；有人就做出最后的结论。结果天大的消息不胫而走。慢慢地传到了25连（河北队），传到了老穆的耳朵，传到了肖黄母亲的耳朵，就是我们知识青年不知道。
　　事情在发展。从团部机修连修车回来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没有肉体接触，也许是避讳人言，也许是没有合适的地点（毕竟这个男人有家室，那个女人未出嫁），也许是北大荒天气太冷，也许还有别的原因，总之没有人再发现或听说他们的绯闻。
　　肖黄还好说，他自有发泄的渠道。那穆秀就不然了，她曾经历过柔风细雨的洗礼，更渴望暴风骤雨的猛烈。她向肖黄提出过要求，但是没有时间、没有地点，而且春播夏锄很忙，也没有条件。
　　终于好时候来了，这就是麦收时节。1971年我们连的小麦是个大丰收年。麦场是麦收时节的重要场所，成千上万吨的小麦要经过在场院晾晒、装囤、贮藏，然后上交粮库。在短时间处理完这些小麦，需要有人指挥，管理。老穆排长是我们连当之无愧的人选。白天有连队领导坐镇，晚上就必须老穆到场。因此他家中夜里就没有成年男人。
　　老穆家丁兴旺。最大的是姑娘穆秀，接下来是个大儿子，在1969年初当兵去了；二儿子这年18岁，在家是个劳动力，人好手巧，很讨人喜欢，就是先天性耳聋；三儿子四儿子在营部上学，五儿子还小，在家玩耍；最小的丫头还在妈妈的怀抱中。这样晚上家中人口很清静：老穆夫妇，穆秀，老二，老五和小丫头。
　　老穆的住房在连队是比较宽敞的。一溜四间坐北朝南的土坯房。宽大的窗户能透进充足的阳光，抵御冬日的风寒。夏天也非常通风，很凉爽。进门是个小过道，对面是间厨房，旁边依次是三间房屋，分别居住着男孩子们、老穆夫妇和小丫头，最里面是穆秀的闺房。独自的穆秀，经过被勾引的20多岁的青春女子，夜晚孤枕难眠，免不了胡思乱想，欲壑难填，她曾经找到过肖黄，他们商量了，也实在找不到好办法。
　　到了麦收季节，这就来了机会。这是北大荒一年中最热的季节。有的家里人口多，屋子小，晚上睡觉还是很闷热难熬的。肖黄住新盖的砖瓦方一间，夫妇两人还有两个姑娘。肖黄就以睡觉不方便，在自家自留地的小菜园里搭盖一个小凉棚过夜。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自有计谋和安排。他晚上住进小凉棚，在那里等待穆秀。穆秀每晚吃了饭帮妈妈收拾好，等老穆去麦场上班，她就进屋休息。那年月，我们连队没有电，晚上黑漆漆的。夜深人静时，她就打开窗户，迈过窗檩，去肖黄的小菜园。他们就在小凉棚里云雨一番，温存一会儿，穆秀就起身回家，还是翻越窗户。他们两家相距不很近。穆秀从村北走到村南也得五分钟。一次两次没有被发现。偶尔，晃动的人影惊醒了睡眠的狗，架不住要狂吠几声。有时起床到屋外方便的人们，看到人影，也不免琢磨思考。于是流言又风靡整个连队，也灌进了肖黄妈妈耳朵里。肖大娘住在村里最南边，她夜里睡不踏实，有几次当她听到有狗叫的声音，就起身，摸黑来到肖黄的小凉棚。她既担心肖黄出事情，也惦记着他别着凉。北大荒夏夜睡眠是必须盖被的，尤其是后半夜，何况在室外呢。一次大娘走到小凉棚，看不见里面的人影，伸手往里摸，摸到了赤裸的肖黄，他依旧睡在这里，大娘就放心了。肖黄把妈妈劝回去，殊不知，此时的穆秀正赤裸的躺在肖黄身里边。好悬哪。
　　经常在小凉棚幽会，肖黄也担心，他怕老婆突然找来，抓个现行就麻烦了。穆秀也担心，自己夜里真碰上人，说不清楚，没法交代呀。于是他们就来个游击战，得空就往穆秀那里去，但是必须保证安全，保险。这天夜里肖黄不到12点就往穆秀那里去，穆秀正等着呢。她从窗户跳出来开小院子的栅栏门，引领肖黄从窗户进屋。
　　老穆每天吃过晚饭就到麦场去。麦场离我们村落有2里地，不太远。夜里吃饭的时候，我们知青是由食堂做夜班饭送到麦场来。有时时间很紧张，老职工和我们知青就一起吃，有时工作稍轻松些，他们就各自回家吃饭，顺便休息会儿。
　　恰巧这天团里来拉粮的车比较少，不很忙，于是老穆在一点钟就回家了。正在做爱的两个人没有想到外边有人来，她们听出来是老穆回来了，于是赶快草草收兵。正当肖黄准备越窗逃走之际，院子里栅栏门被打开了，肖黄等了一会儿。老穆进屋推开自己住的二道门就听见里屋有声响，这时肖黄跳过窗户就直奔村外跑去。
　　接下来是老穆家的吵闹声惊动了周围邻居，惊动了连长和指导员。这就出现了文章开始的情节。
　　穆秀和肖黄的事情出来之后，时间不长肖黄背着处分调离了25连。穆秀呢？原来她和别的连队人家的婚约也就解除了。20多岁的大姑娘可如何办呢？25连是山东人聚集的村落，有好多是老乡、同乡。于是经别人提醒，穆秀的父亲就找到了本村的老曲。老曲有个儿子，人称叫大春，年纪刚18岁，有点愣头愣脑的样子，年轻力壮，也没娶媳妇。老穆愿意把女儿许配给大春。老曲听了当然高兴。也不管儿子大春愿意不愿意，他就答应了。于是，在某个连队杀猪的日子，老曲买了个猪头，收拾干净，请来了老穆排长，在老曲家吃着猪头肉，喝着烧酒，就算给儿女办了婚事。当天晚上，老穆家把女儿的行李搬到了老曲家。老曲家把平时当厨房用的小屋腾清，就算新房了。
　　第二年，穆秀生了个大白胖小子。至于孩子是谁的，没有人深究。几年之后，大春全家又调到其他连队了。可是人们记在脑海的东西，是无法调动的。
　　
　　带病修水利的回忆1488
　　1973年冬天，我的智齿发炎，导致左面额肿胀。在38连那个小连队没啥好办法，找到卫生员看病，只给吃点消炎片，让我多喝水。因为牙齿咬不了东西，吃不下食物，于是我买了一斤白糖，就喝糖水吧。过了两天渐渐地消了肿。我吸取在6团时脚踝部感染的教训，赶快去团部医院看病。大夫看完我的牙齿说，需要住院治疗，消炎后，把智齿拔掉。我的智齿长横了，把前面的牙给顶起来了，形成了小空洞，于是就感染，发炎，溃烂。只有拔牙才能根治。拔牙时可遭罪了，大夫把所有的拔牙工具都用上了，甚至还有锤子，历时两个多钟头。那个北京小大夫累得浑身是汗，手术完他几乎瘫在那里了，多艰难吧。经过治疗拔牙，我在医院休息不到两天就回连队休息。到了连队，哪还能休息啊，正赶上兴修水利。修水利就是用洋镐刨冻土，也叫刨冻方。团营连都有计划和指标。落实到每个战士，需要挖干渠，冻土每人3米长，60厘米宽，50厘米深的任务必须完成。
　　第二天我拖着病怏怏的身体，冒着刺骨寒风，肩扛着铁锹、尖镐来到东边的大草甸子。大地冻如石头。没有得到任何人帮助，照顾，可怜，我也得和大家一样，顶风冒雪去劳动。那时的我身上没有力气，连镐头都轮不起来。十多斤重的大镐沉甸甸的，开始我轮不起来，于是就慢慢地刨着冻土块。“那叫干活吗？”我问自己。拼命也得抡起来干。镐头并不听话，一镐下去，打在冻地上，左右摇摆，只砸出一个小白点；二镐下去，依然如此；三镐下去，小白点稍微大一些。我尽管没力气了，但任务没完成，还得接着刨吧。我的虎口震得生疼，身上热起来，感到由里到外冒汗了，头上汗气和嘴里的哈气往外冒。
　　午饭是大头菜素包子，送到工地上已经冻得带冰碴了，我们只好就着白雪咽下肚去。
　　晚上下工回到宿舍，我感觉身体像散了架似的，所有的掌骨疼痛不已，两只手握不上拳头，手掌的血泡也火辣辣地疼。连累带饿，下工后便倒在床上睡着了，连晚饭都没吃。等夜里醒来，饥肠辘辘，只能靠白开水充饥了。
　　第二天早晨，吃了馒头菜汤之后，照常上工。这样受苦受累的不仅仅是我们知识青年。连队的任何人都是这样干的，其中包括转业来的老军垦，新时期的退伍兵，当地的青年劳动力和我们这些城市知青。要说艰苦，是针对于我们知青而言，既没见过，也没干过。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经验经历。
　　几天下来，感觉手掌在变宽，变厚，虎口好像也变大了。手上起的水泡，慢慢变成血泡，又变成了硬茧。再抡洋镐也有了进步，看准目标，连续十几下打中一个眼，不偏不斜，靠着震劲，就能刨下一大块儿。刨下的冻土块儿，用盖锹铲起甩上沟沿儿，大的用锹铲不动，干脆用双手抱起来搬出去。
　　说是冻土层有一米深，其实不然。当镐刨到30公分深的时候，下面的土就好刨多了。把上面的冻土块收拾了，用铁锹铲走，大的冻土块用手搬走，现场清理干净了，再往下刨和铲就轻松多了。
　　冻得像石头一样的硬冻土，被我们一镐一锹的移走，沟底渐渐变深，沟沿渐渐增高，铁锹挥舞的半径也越来越大。一次又一次抡起大镐，使劲击打着地面，不一会儿就开始气喘嘘嘘，浑身冒汗了。
　　经验是靠琢磨总结出来的。等到第二天再去刨新的冻土，就不像第一天那么费工夫了，因为一夜之间也就是冻上10多公分，刨起来速度就加快了。随着我身体的恢复，渐渐有了力气。没有人帮忙，都是自己管自己，各做各的，就锻炼出来了。还有就是上山采石头，打眼，埋炸药。打眼是硬功夫，用柳树枝做锤把，小半径抡起来锤锤打在钎子上，那扶铁钎子的人必须心理过硬，要鼓励抡锤的人别紧张。抡锤的人，也是小心翼翼，害怕失手打着扶扦人。
　　收工的路上，我们的棉衣和帽子都敞开着，像宣传画上的大庆工人。我们昂首挺胸，高声唱着：“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天不怕！地不怕！……”
　　雄壮的歌声传出很远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