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谁之过等（四）

　　知青是兵团连队建设的中坚力量1776
　　我在黑龙江兵团6团25连生活劳动了四年半时间，我深切体会到，知青是兵团连队建设的中坚力量。
　　二龙山农场是个老农场。农场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政治部青干教导第１团于１９４９年８月创建的。１９５２年５月该团奉命集体转业至国营二龙山机械农场。我们所在的河北队建立在上世纪60年代，兵团时期称为25连。连队有天津、北京、上海、哈尔滨、双鸭山等城市知青。
　　天津知青是1968年10月16日到达二龙山的,我们学校去25连的有30多人。
　　先于我们的双鸭山知青是1968年5月份到达的，来了25人。我们到连半个月后，就是哈尔滨知青20多人到达。再往后是1969年4、5月间上海知青来了大约20多人。大批量来的是北京知青，150人左右，时间为1969年7月至8月间。
　　北京知青的到来标志我连知青全部到齐，总共有240多人，加上原有老职工40多人和职工家属160多人，当时我们连队有400多人，在6团是个中上等规模的单位了。
　　双鸭山知青到连队之前，曾经有一批长于我们4－5岁的青年，他们是来自绥化孤儿院的学生，于文革前（63年）来农场就业，至今没有人将他们归于知青行列。我们到达连队后将他们归为“老职工”队伍。其他的人是50年代建场初期的转业复员军人，及在东北战场上投诚的和被解放的国民党军人，还有1960年前后从关里(绝大多数是山东人)移民来的乡亲们。
　　1968年我们那里还被称为河北队，属于农场体制下的4分场领导。队里领导机构是革命委员会。有一位支部书记姓刘主持工作，还有几位是民选的革委会委员。双鸭山的知青来之后，队里领导就吸收了一位女知青参政。
　　1969年初我们连队正式成立，标志是新建了领导班子。6团从北方团调来了一位指导员和一位连长，均是“六六三”老战士（1966年3月集体转业到北方团的解放军官兵，简称“六六三”），留任了一位革委会成员负责机务，我们称之为副连长，又从营部调来一位孙副连长。原革委会主任，党支书调任到新建的28连。那时革委会实际上不存在了。不久指导员因家庭困难就调回老家了。1969年底调来了新的指导员和副指导员。至此新连队的班子就整齐了。
　　当时连队领导由团里任命，排级干部由营里任命。连队负责班长的任用。
　　我连班排长职务多数由知青担任，其余知青都从事农工、农机驾驶与维修、基建、运输、炊事、饲养等工作，称谓为“兵团战士”。
　　当时我们连队有男一排正副排长，男二排正副排长、女三排正副排长、女四排正副排长，机务排副排长、连部会计、文书、司务长。14名排级干部11人是知青，知青占85％。此外，连队卫生员，兽医和学校教师都由知青承担。
　　知青比起老职工来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和城市生活经验。他们到连队后虚心学习，认真实践，勤奋工作，更有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有一股豪情壮志和蓬勃朝气。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有过困惑、苦闷、迷茫，但更多的是肯于学习、善于思考、敢于探索和勇于奋争。我们利用宝贵的业余时间，孜孜不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利用政治活动时间讨论探索人生理想道路；在生产工作过程中，面对艰苦环境默默忍受；面对繁重劳动，乐观承担，在实践中逐渐理智，逐渐成熟。老职工们看在眼里，喜在心里，赞在嘴里。知青是心系连队、身体力行、不谋私利、不计报酬、助人为乐的带头人。
　　后来，各连队相当一批知青经过最基层领导职务的锻炼，被抽调到团、营机关工作；约从１９７3年开始，知青担任连队党政一把手的大幅度增多，有不少连队领导班子知青人数达２～３人；从１９７３年开始，有些知青被提拔到营和团担任领导职务。就我们连队有5位知青分别选调到其它连任副连长、排长，调营部任干事等。
　　据《二龙山农场志》记载：截止到１９７７年，知青有４７８人进入排以上４级领导班子，约占全团干部职数７６７人的６２．３％，其中团职干部３人，占团职干部的３８％；营职干部１０人，约占营职干部１８％；连职干部约１２０余人，占连职干部数的５０％以上；连队党政一把手约占５０％左右；团机关干部１１０余人，知青约占７０％左右；各营机关干部多数也系知青。
　　我尊敬的一位知青兄长曾这样说过，知青在兵团曾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和动荡，将青春无怨无悔地奉献给了北大荒，失去很多。但是，经过磨砺所形成的阅历、见识和经验，又是人生中极其丰富的财富，是弥足珍贵的，使我们终生受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使人深思。它作为一种运动，是一种无奈之举，是空前绝后的，是不被历史所肯定的。但是广大知识青年在农村、边疆的广阔天地里传播文化，播撒文明，战天斗地，无私奉献，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是可歌可泣的，永远存留在人们的心中。
　　这代表了我们的心声。
　　
　　我们连队里的另类老职工2466
　　1968年10月我们刚到连队时，正值文革期间，那里还进行着“斗批改”。
　　有一天，连队遵照“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召开批斗大会。当时批斗四个人，分别是走资派老李，历史反革命老高，现行反革命分子老屠和坏分子老张。他们代表着老职工中不同的派别。
　　老李是文革前河北队的队长兼党支部书记。那年代走资派遍地都是，小小的河北队他是当权派，就找到他头上。
　　老高是老东北人，人们怀疑他在日伪时期给日本人做过事情，且为人不好，尤其在生产队的山东人眼里，人缘更差。加之对新社会有过激言论，就被贴了大字报，揪出来列为批斗对象。
　　老屠和老张是解放战争中被俘的国民党军人，后被押解到北大荒开荒建场，他们就是我们要说的另类职工。这类人全团各单位都有，我们连队有5－6人。由于屠和张都有“现行活动和罪行”，所以被揪出来劳动改造。当时我们认为，他们不仅是历史的罪人，也是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满的人，是改造的对象。
　　其实不然。
　　老屠是上海人，１９４８年在上海加入旧军队，后在辽沈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解放过来，编入新的部队。东北三省解放后，部队被派往北大荒开发建设，老屠随之而来。老屠性格爽快，办事认真，直言不讳，只要是头脑想到的，他当说不当说的都说。比如他说，当兵就要当炮兵，步兵是王八兵。炮兵打仗时坐汽车，步兵就像王八，跟在汽车后面跑等。有人说他诬蔑解放军是王八兵。文革期间，在那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年代，当然不许老屠这样的人乱说乱动，加上平时群众关系不好，因此被关进牛棚了。
　　记得1997年我回访连队时，还专门拜访了屠士发。当时他向我们抱怨有件事想不通，就是文革期间，他因为当过国民党兵，又说过一些话，群众也不看他贫苦出身，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关押了好多年，住在冰冷潮湿的牛棚里，直到现在落下全身关节风湿病。可那时候的贫下中农骨干分子，现在都说台湾有亲人了，要么是哥哥，要么是兄弟，当年怎么都不提呢？其实那时候是帮派思想作祟，加上当时的政治形势使然。文革结束后，组织上给老屠平了反。孩子们大了，都参加了工作，生活逐年好起来，老屠也退休了，工资百分之百，享受离休职工待遇，吃喝不愁，在家里颐养天年。
　　连队其它几位另类职工，分别是老谢，广东人，原来在旧军队的骑兵连。年纪很小时被抓走，由于经常骑马，他的双腿呈罗圈型。老谢待人很和气，不多说一句话，只是勤恳地劳动。他手很巧，一般的农活不仅会干而且干得还比别人好，劳动用的农具都会修配。我们知青觉得他是个好人。当年的支部书记也看中了他，所以在开辟新连队的时候，就点名把他调走。他是当时连队的基本群众。
　　老余是贵州人。此人文革时没有被触动，他原来在旧军队的情况人们不了解，平时接触中感到他很精明，说话办事都在点子上，不走板，处事低调不声张。有人怀疑他如此的深沉，具有隐藏特务的素质，但是多年以来没发现他有任何异常。1971年末一个暴雪纷飞的夜里，他和其他人一道用电动铡草机铡草，不小心手及腕部被轧掉，当时就有人怀疑他是自残，但是没有证据，领导也没有深究。我们离开那里时，他享受因公致残的待遇被养起来了。
　　老罗，安徽人，在连队是木匠，那是个大家仰慕的工作。他已经做了很久，说明他称职，领导对他相信。他在旧军队时间不长，加之出身贫苦，本人坚决拥护社会主义，坚决跟共产党走，政治态度明确，立场坚定，因此被划到无产阶级一边。我们来到连队后，他亲自带领两名知青学徒，这就足以说明组织对他的信任。
　　老段是一般群众，给人的印象是任劳任怨、安分守己、唯唯诺诺。
　　张忠的情况是罪有应得。他是云南人，文革前才找到个对象。对象是团里有名的“小辣椒”。“小辣椒”曾结过婚，不知什么原因，离婚了，带着个女儿嫁给张忠。文革期间张忠图谋不轨，利用小辣椒不在家的时候，多次奸污了其养女。那时小姑娘不到15岁。事情的败露是小辣椒自己找到生产队长检举的。这下就把张忠揪出来，联系他旧军人的历史，被定为坏分子，就在连队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直到兵团正式成立前，由原场保卫股来人逮捕了张忠，送进监狱，罪名是强奸犯。
　　我们所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6团，是原来的黑龙江农垦总局二龙山农场。据《二龙山农场志》记载：东北军区政治部青干１团初到二龙山开荒建点时，旧军人约有２０００多名。解放初期根据上级指示，遣返回原籍的约有１５００人左右，通过其他渠道离开的较少，估计到６团时期，这批人还有４００多人。这批旧军人来自全国２０多个省，以南方省份居多，其中以原国民党新１军、新６军、新７军为主，还有其他国民党军队的。他们曾从事行政管理、专业技术、后勤保障等各项工作，军衔一般为少尉、中尉和上尉，有极个别人的军衔为校官。他们出身不同，入伍动机不同，军龄在１０年左右，当时年龄在４０岁上下，绝大部分为农工、技工，也有极少数的人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他们文化水平普遍较高、能力较强，其中也不乏有特长的人员和传奇式人物。如团直修理厂的技术员岳中信，曾任旧军队连职军官。此人忠厚正直、敬业爱岗，为人和气做事得到上下认可。如４营营部粮食管理员左光华，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与世无争。其原名为左孔璋，曾系早期的中共党员，１９３６年高中毕业返乡任县民团团总，１９３７年为河南省一个地区数县武装暴动总负责人，暴动失败后脱党逃往他乡改名投奔其兄（时任国民党军队总后勤部某分监部上校军官），并在其下任中尉库员，后调任东北保安司令部下属连队任中尉连长，１９４８年率部起义。他的姓名和率领武装暴动一事在中共河南省党史中曾有记载。
　　这些所谓的另类职工，在那个年代本人也不愿意做打内战的牺牲品，但是，已经形成的历史无法选择。后来他们参与开荒建点，为二龙山的建设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是建场的元老和重要力量。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规规矩矩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最终成为人民和职工的一员。他们后半生为开拓和建设边疆付出了辛勤的汗水，贡献了力量，应该说是功大于过的。他们中一大批人曾参加过八年的浴血抗战，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冲锋陷阵，表现了民族气节，写下了他们人生中光辉灿烂的一页。他们是爱国的抗日老战士，他们远征印缅，杀倭保国的事迹永彪青史。
　　所以二龙山人没有忘记他们。他们在开发和建设北大荒中的奉献和功绩将永远镌刻在二龙山人的心中。
　　
　　我印象中的老李1672
　　刚到连队的第二天中午，我们在食堂打饭时，排队进来一行四人，每人胸前都挂着一个纸牌子，上面写着“牛鬼蛇神”，他们被双鸭山知青押解着。当时只知道有个大胡子的走资派，具体是谁不清楚。那天晚上开全连批斗大会，看见一人胸前挂着个纸牌，上面写着李某某。我这是第一次认识老李。他，肤色黑黑的，大个子，满脸络腮胡子，由于住在牛棚，显得蓬头垢面，腰板却挺得直直的。那时感觉老李的态度最好，因为凡是群众问的问题，他都回答。印象最深的是他有个口头语“时候哈”。
　　从老职工的嘴里了解到他的“罪行”：一是文革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运动；二是文革前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三是乱搞男女关系。会场上有一名青年女子高喊打倒李某某，嗓门最高，声音最大。旁边的老职工悄悄对我说，这名女子姓张，她的姐姐和李正纯相好。老李在26队工作时经常借故在山下过夜，不回山上的家，一来二去张姐怀孕了。老李的老婆找到山下和那位张姐打架，张姐不承认，老李也狡辩。过了一段时间，张姐生了个孩子，嘿，完全是个小李某某。这下老李没的说了（那时没有鉴定DNA的技术，但是凭这孩子长相就足以说明问题），于是背个处分被调到25队。说也凑巧，那个张姐的妹妹家原在24队，文革开始后，老李靠边站，从24队调来一位新支书。这位新支书是张姐的妹夫，在连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弄得新支书妻子（张姐妹妹）很不自在。当然在那种场合就要报复一番了。
　　随着不断接触了解，才知道老李的情况。他是辽宁人，解放战争中加入东北解放军，作战勇敢，有文化基础，进步很快。东北解放后赴朝作战，从朝鲜战场归来评定军衔时定为中尉副连长，转业到了北大荒。上世纪50初他就来到二龙山，是个老开发了，一直劳动在农业生产第一线。文革前就是老队长，甭管是执行什么路线，对共产党还是怀有朴素的阶级感情。由于生活作风问题，加上平时工作态度粗暴，方法简单，得罪了些人，在文革初期就揪出来。他儿子当时10多岁，很不理解，怨气冲天，在山背后放牛的候，喊出了“打倒某某某”的当时极端反动的口号，被村里人听到了，回到家也给揪出来了。那孩子小，在队里关了几天就放回家了，可老李却罪加一等。
　　老李在队里被关押了大约二年，在群众监督下劳动改造，兵团组建后就解放回家了，由于连队派性作怪，一直没被任用。1972年初兵团进行的路线教育运动中，这笔账算在原指导员（连队支书）头上。当即恢复了老李行政职务，任命为副连长，那时他是62元工资的行政22级国家干部，虽然是副连长，但在我们连队也算“高级干部”了。
　　被解放了的老李开始工作时小心翼翼，尤其面对那么多知青，更是畏首畏尾了。他生产经验丰富，领导管理也有一套办法，只是被“整”怕了，不能大胆工作。在后来的连队生活生产中他的为人处事给人留下口碑。时隔40年后，有人回忆起当时的一件事情：
　　那是一个阴雨连绵的初冬日，寒冷极了，天上雨水不断，地上泥泞不堪。老李带领知青冒雨抢运埋在地里的土豆。已经装运了一个上午，知青的衣服全被雨水浇湿了，午饭后刚换上干燥的衣服，下午又继续在雨中装运。在带领知青艰苦劳动的过程中，他不单是管理有方，而且很有同情心。每装完一车，他都来与知青商议：“再装一车吧！”于是大家又装满了一车土豆，一车一车地装，直到天快黑了，下起了小雪，可是规定的定额还没完成。老李又一次地来到知青面前：“咱们看看……”他话未说完，大家已知其意，一个个很不高兴，怨气冲天。老李连忙说：“不干了，收工吧！”可还是有人说出了怨言：“下午新换的棉衣都湿透了，要谁命咋地？”老李连声说：“不干了，不干了！”后来在总结会上，老李还表扬了这些知青。这次抢运土豆，老李没有多余的话，但后来却用铁的事实教育了知青。那年一场早来的霜冻，使许多连队的土豆都冻烂在了地里，惟有我们连队的食堂整个冬天都有土豆吃。那可是知青们冬天的主要蔬菜啊！
　　一位久经沙场的老革命，一个刚被“解放”的农场老干部，面对知识青年的不满，却表现了极大的宽容，显示了老同志的博大胸襟。在兵团生活中，有许多像老李这样的老农垦，用他们崇高的言行影响教育着知青。他们像父辈一样呵护着知青的成长，也宽容着知青的无知。他们有海一样的胸襟，表现出可敬的坦诚与善良。
　　这就是我印象中的老李。
　　
　　我的检查1745
　　那是临近1970年元旦的一天夜里，连队突然响起了集合号。有情况，大家急忙穿好衣服，戴好皮帽子和手套到外边集合。全连人员都到齐了，连住在家属区的老职工也来参战。连长说接到团里通知，在我们连队附近发现敌特，要求我们上山搜索。于是我们连分成几队，在黑暗中向后山进发。折腾了将近2个小时，什么情况也没得到，空手而归。冬天本来黑得早，三四点钟就吃晚饭了，到八九点钟睡觉时已经消化得差不多了。这天夜里我们起来又折腾了一番，简直是又累又饿。有人提出买几个馒头充饥，于是我们来到食堂。炊事员睡眼惺忪，一看来这么多人买馒头，担心第二天早晨卖早饭不够用，就不卖给我们了。我们坚持搜山有功，不卖不行。正在争论不休的时候，副连长进来了，把我们这些人吼了一顿，结果还是不卖。饥肠辘辘的我，拿起个馒头就往嘴里塞，这时副连长一拳朝我左侧腮帮打来，馒头被打掉了，我牙床硌破了嘴唇，顿时口吐几口鲜血。当时，我怒不可遏，抡拳就朝副连长打去，被几个男战友和几个女炊事员拉开，没打着他。他还振振有辞，喋喋不休，说我们不遵守纪律，说我们成心捣乱等等。嘴角残留血迹的我挣扎着和副连长理论，被大家生拉硬拽地拖回了宿舍。
　　长夜难眠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思想着：我遥遥三千里来屯垦戍边，和老毛子没打着仗，今天倒被领导打了。当领导也要讲道理呀，平白无辜的打人是犯法呀，我感到太窝囊了，这口气难咽。昏昏沉沉睡着了，迷迷糊糊又醒了，那时天已经大亮，周围的战友们都在忙自己的事情，有刷牙漱口的，有洗脸的，有正在叠被褥的，有的正在吃早点……总之大家没有注意我。“此仇不报非君子。”我横下一条心,一定出这口恶气。于是我照常起床，穿好衣服，戴上帽子和手套，直奔家属区副连长住的房屋。从外边看他的屋里，没有人在。我又去食堂找他，他当时负责后勤，也不在，我再去马号，正赶上他从马号出来。我三步并做两步，走到他跟前，不容分说，抡起拳头一通乱揍，连上带下，连左带右，打得他鼻青脸肿地躺在地上。我悻悻的回宿舍了。
　　几个北京哥们知道我作案了，劝我赶紧躲躲。正好有马车去团部拉货，我就和他们一起去团部了。
　　傍晚，天快要黑的时候，我们的马车回来，正好碰上天津的同学，对我说：“哥们，你惹祸了。营长要来咱连处分你。”听罢，我心一惊。等回到宿舍里，大家看我回来，可就像炸了锅一样，你一言，我一语，各种意见的声音都有。他们对我说：“早晨指导员到处找你，你得去看看。”
　　指导员对我不错，我心里有数。那时，文革时期遗留的派性作怪，连队很混乱，指导员从别的连队调到我连。那会儿大家都偷懒耍滑，不干活，我却不是。尤其上夜班装运谷子和豆秸，我是班长，带着三个战士从晚上一直干到天亮。有一次夜里，指导员突然出现在我们卸谷子的马号，和我们一起劳动，检查我们出勤及干活情况，对我们进行了表扬。从此我对指导员特有好感。他能看出好人坏人，并及时鼓励或批评。
　　经人提醒，我急忙跑到指导员家里。他很气愤地对我发火：“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我真是看错人了。”我有些心虚了，不知事情会怎样发展。
　　“你回去吧，晚上八点我们找你谈话。”晚饭我也没吃，一直等到了八点去连部。一会儿指导员、连长和刘副连长来了。连长就让我讲事情经过，我照实说来。大家都没说啥，惟有连长说我是先动手打人。我气愤极了，连长简直在撒谎，我说你们可以去调查，那么多人都在场，我胸有成竹。连长一副蔫损相，说早就调查完了，人们的眼睛就是照相机，早就照下来了。我发怒了：“你这是血口喷人。”眼看着谈不下去了，指导员出来收场：“你回去写一份检查。准备全连大会做检讨。看情况后再做处理。”
　　第二天我们都看见营长来到连队了。这一天，我向指导员交了我的检查。
　　过了几天，一个没有“天天读”的晚上，开了全连大会。在昏暗的油灯下，我做了到兵团后的第一次大会发言——我的检查。
　　我检查了自己年轻气盛冲动，不计后果，以牙还牙，以错对错的报复行为，给连队带来坏的影响。
　　领导和战友们原谅了我，给我一次悔过自新的机会。后来，我赢得了领导的信任，赢得了大家伙儿的拥戴。我立志用我真实的行动书写我的一生，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做出点事业来，来回击别有用心人的诋毁。春节探亲后回到连队，我加入了共青团，不久连队任命我做一排副排长。但是我一直记住这次教训和这次检查。因为它是我进步的动力——反作用力。
　　四十年后的今天，我再次向孙副连长赔不是。
　　
　　上山日记数则2719
　　
　　1972年9月20日
　　凌晨3点起床，打好行李，吃过早饭，5点多在团部挤上卡车出发。赶到沾河林业局，在那里换乘开往深山老林的小火车，大家席地而坐。一路走走停停，直到晚上6点多才来到一个叫做“七十公里”的地方，再往前走就没有路了。我们由一名“背山”的林业工人带领向目的地进发。每个人肩上扛着几十斤重的大行李，手拎着各种用具，走在看起来还算平坦的沼泽地上。我们只能踩在那软软的经得住人的塔头草上，小心翼翼地前进，稍不注意，就会连人带行李栽倒在泥水里。有些地方深可没膝。做为排长我走在队伍最前面，不时掉在水里，两腿湿淋淋的，冰凉冰凉的，可是身上却出了汗，头上冒着腾腾的热气。好艰难的路程啊。在夜色笼罩下，我们好不容易来到林业一队。
　　我们踏着无路的泥泞来到这里，志愿为他人修一条路。
　　
　　1972年9月21日
　　今天休整。我了解了这里的情况。
　　山上，树高林密，松柏参天。林业一队的驻地设在林中的一片空地上，仅有两座帐篷。一座是我们昨晚居住的单身职工宿舍，另一座是久居林中的老职工住房。我去“串门”，看到帐篷内，两侧是大通铺，中间的走道上砌着十多个做饭用的炉灶。大通铺上用席子分割成十多个小“包间”，外面用报纸或布单子糊裹得严严实实，留着一个可供出入的门洞，挂着个门帘。工人们告诉我，每一个“包间”住着一户人家，有新婚夫妇，也有四五口人家的大户。他们的“房间”仅仅是一席之隔。晚上睡觉一户人家有动静，隔壁几户人家都能听到。
　　山上的生活格外艰苦，柴米油盐及其他日用品都靠“背山”的供应。所谓“背山”，是指专门背着大筐篓往返山上与林场场部之间运送食用品的人。一个林业生产队有三四个“背山”，每人每月往返三四次。山上人所需物品全靠他们运送，价钱自然也就贵些。有家眷的自己起火做饭，单身职工就得吃食堂了。今天午饭那一点点熬大头菜和干豆皮就要两毛钱。这里的职工很少吃菜，他们熬苞米碴子，蒸高粱米饭就咸菜。白面是定量的。我看见不少职工铺位的墙上挂着一串串干的小狗鱼，听说那是他们夏天在小河沟里捕捉后晾晒的，等到逢年过节就用火爆烤着吃，算是改善生活。山上要吃一顿肉，那可是难上难啊，不过有时能打些野味开荤。没有交通工具，上下山极不方便。有的小孩子五六岁了，还没离开过这几座帐篷。消息闭塞，长年看不到书报。整个山上仅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还是那个“右派”分子的。据说这个右派分子是北京的大学生，自上山来，十多年了，就未曾下过山。
　　我们原以为，兵团连队生活就够艰苦了，可跟这儿一比，那还是“天堂”哩。
　　
　　1972年9月25日
　　为让大家休息好，也便于管理，队里决定我们自己另搭建一座帐篷居住，再建一个小食堂，也由我们自己管理。经过两天的努力劳作，今天搬进了新帐篷。好多窗户上没有玻璃，两扇大门也不严实，关不上，从顶棚上不少地方的破洞可以看见天。山上气压低，早晚很凉，许多人没有带足衣服，遍地泥泞却没有雨鞋，这些都给我们生产劳动带来了困难。
　　利用早上“天天读”的时间，我向大家简单地动员了一下，准备明天投入修小铁路的战斗。
　　
　　1972年10月1日
　　今天是国庆节。我们的祖国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豪迈地走过了23个年头。我们由衷地祝福伟大的祖国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上山已经十多天了，天气一直阴沉沉的，不时地下起雨来，有时还飘落几片雪花。老职工说，今年天气反常。每年这个季节都是天高气爽的。
　　修筑铁路一直没有开工，不知何故？大家闲得慌，心里惦记着连队。
　　
　　1972年10月8日
　　修筑铁路，看来是难以进行了。由于雨水过多，道路泥泞，交通受阻，必要的修路设备、工具和材料等运不上山来。这几天，我们跟林业工人们一起伐木，割草，扛运木头。由于没有雨靴，我们穿着湿球鞋，整天在冰冷的水洼里泡着，走着。大家的脚和小腿被冻得发紫，且有麻木感，但干劲还是大的。我们学习电台里播送的经验，实行“小段计划”，明确每个班在规定的时间，完成一定的任务，调动了大伙的积极性。一天的任务，有的班到下午一两点就完成了。
　　由于交通的原因，“背山”的人好几天没见到。我们吃的蔬菜快没了，菜的价钱更贵了；白面都吃光了，只能吃苞米和高粱米；加上帐篷漏，没有窗帘，大风直往里灌，帐篷内又冷又湿又潮……人们怨声载道,条件太差了。尽管和这里职工相比我们的困难是暂时性的，可吃不好睡不好，影响大家的情绪呀。
　　下午突然下起了大雪，鹅毛一样。天白了，地白了，一会儿的功夫整个深山老林全白了。但我们没有交白卷，按时完成了任务。
　　
　　1972年10月12日
　　灰暗的云团缓缓地向北移动，阴沉沉的天象一口铅锅罩着大地。上山的二十多天，一直是这种鬼天气，时而雨，时而雪的和我们寻开心。修路的任务一直没开展，大家就等待指挥部的指示吧。
　　此时连队又怎么样了呢？大豆还没有收完吧？谷子该不会在雨水中发芽吧？土豆都拉回来了吗？还有苞米，青割和水坑里沤的麻杆……我们都惦记着连队的战友们。
　　你们可能是在冒着蒙蒙细雨割大豆,雨水合着汗水往下淌……
　　也可能是在土豆地里,你们用双手在那如泥浆似的黑土地里刨捡土豆,还得不顾手脏去轰赶那可恶的蚊子和小咬……
　　也许你们正在修地窖,用脸盆,用水缸子去淘舀地窖的积水……
　　或者你们在连队的后山上捡橡子,采蘑菇,摘木耳,在搞小秋收……
　　连队的战友辛苦了,我们思念你们。
　　
　　1972年10月15日
　　上午接到指挥部的命令，由于天气不好，大地即将封冻，今年修铁路工程无法进行，暂时停工。我们排的任务是援建，当然要立即返回连队。
　　我们急不可待,下午整队出发。大家扛着铺盖，拎着书包等物品，走在积水没脚的塔头甸子上。9里路程，我们走了将近两个小时。突然下雪了，狂风卷着漫天大雪拽向我们每一个人，大家引吭高歌：“大雪呀纷飞呀，为我洗征尘……”
　　我们到达指挥部时,已经快天黑了。今夜只能在此度过.指挥部的帐篷只有不到20个床位,突然来了一个35人的加强排,根本不能躺下睡觉，只能轮流休息。大家互相谦让。班长让战士，身壮的让体弱的。夜过大半，劳累的战友们酣然入睡，那时还静坐着4个人，他们是班长：杨大明、杨学荣、王铁良、张德龙。他们围着火炉在为战友们烤鞋袜，烤棉袄棉裤，有的在烛光下为战友缝缀衣服。此情此景我被感动了。
　　
　　1972年10月16日
　　早晨出发时，雪小了,稀稀落落地飘着，落在已经上冻的路上，显得非常滑。过一会儿起风了，雪又变大。横飞的雪花抽打在我们的脸上。虽然身子冷，肚子饿，涉冰水，踏泥塘，大家还是勃勃兴致，劲头十足。杨其林的脚被冻僵了，连鞋子丢掉了都不知道，在雪地里赤脚走了500米才发现自己光着脚。当我们给他揉搓时，那脚和腿已经紫红，冰一样的凉。我们帮他找回鞋子后，他依然坚持走到目的地。
　　“七十六公里”处有一座帐篷，中午我们暂时在那里休息。大家吃着炒面，就着白雪，如同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场上一样。帐篷里只有一名工人负责在此看管道路，并且接待歇脚的行人。在这步行几十里都不能见到一个行人的山坳里，他终年坚守岗位，真是可敬可佩。对他来说没有什么“艰苦”“困难”，在他的字典里当然也找不到“畏惧”“退却”的词了。
　　经过再次行军后，我们坐上了小火车，至此，走出了深山老林。
　　
　　谁之过2103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声中，我们被同一列火车拉到了那个荒山僻壤----二龙山屯。那时他比我大三岁，我应该管他叫哥哥。我们都是回民，论起来还有点远房的亲戚关系呢。但是长辈们不走动，见面时只点头打招呼而已。
　　我们是邻居。他家在临街一个独立的小四合院。那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家庭，平时大门总是紧闭着。我们从他家门前路过，偶尔看见一位老太太----他的奶奶，在门口观望。老人慈眉善目，白发苍苍，和周围邻居热情地打招呼。他们家邻里关系很好，很受人尊敬。他父亲是个很有素养的先生，解放前在某个报社供职，解放后也一直在报社工作。他母亲是小学教员，曾经教过我们。他兄弟四人，知书达理，文质彬彬。他是老大，天津市重点中学的高中毕业生。
　　到达二龙山不久，我去团部办事碰见他，寒暄中，知道了彼此所在，以后也没有更多往来，我在偏远的基层连队，他在团部机关做秘书，那是团首长办公的地方，不同于普通连队，不方便经常交往。
　　一天，一个中学的校友跟我说他去世了，而且已经多日了。当时我很惊讶。为什么呢？那么好的兄长啊，我不敢相信是真的。
　　我身在基层连队，不方便问询，按当时的我们所处的地位，我就是一个小排长，也不管不了别人的事。
　　20多年后的1997年，我回访二龙山农场时专门打听过他的坟墓，想以回族的方式给他上坟扫墓。但是问了许多人，包括接待我们的副场长也不知晓。当时我就很寒心。在二龙山脚下我祭奠了其他战友，唯独没有他。
　　为什么没有他的坟墓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去年在我们团的网站上有战友发了一个帖子，非常含蓄地介绍了他的情况，我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刚到二龙山时他们学校的同学都分到了一营。由于他是六六届高三的毕业生，政治上要求进步，有德有才，不久就被调到团里做秘书并很快就解决了组织问题。出身书香门第的他，身材高大，浓眉大眼，是典型的酷哥美男子。他气质儒雅，颇具才气，很受领导赏识和重用。政治上一路顺风，工作上得心应手，生活上吃喝不愁，享受当地高级干部水平的待遇。
　　那年春天，团部借调来一位女士，是位北京女知青，人不仅长得极端标致，而且绝顶聪明，写一手好字、好文章，开心的时候笑容特别灿烂，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讲，整个一个“阳光妹妹”！她活泼好动，喜欢体育，羽毛球打得贼好。
　　同在团部工作，一个俊男，一个靓女；一个天津才子，一个北京佳人；一个稳重成熟的大哥哥，一个活泼灵巧的小妹妹，按照世俗的眼光，靓女与才子应当是铁定的绝配鸳鸯。
　　尽管大哥哥长于小妹妹六岁之多，可是他们志趣相投，爱好一样，相互欣赏，比较谈得来。那里没有花前月下，也没有亭台楼阁。没有梨花院落的月色溶溶，更没有柳絮池塘的春风淡淡。他们的话题不过是农业学大寨，争取粮食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不过是谈革命理想，论志同道合；更深层次的，不过是说说马克思和燕妮的青年时代，聊聊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的战斗友谊。可是一男一女在一起是当时的大忌，何况俊男靓女又是那么被人暗恋和追求的呢。人们看不惯他们从容地在一起，欢乐地在一起。
　　我们兵团建立初期，男女大防是金科玉律，任何“越轨”言行都被视作几乎与反革命同等的罪孽。各级领导三令五申：知识青年不许谈恋爱，男女不许单独说话。那时的政治气氛、兵团纪律和人们的思想观念绝不允许男女青年单独在一起。很快，她哭着被退回了原单位。谁也不知道她究竟是为什么被退回去的？
　　是她的单纯还是青春冲动？是因为他们在一起影响了工作？还是他们有什么越轨行为？……
　　过了几个思想上的朝代后，人们才知道，仅仅是他们经常在一起，于是他们被分开了。
　　她被退回原单位时间不长，就离开了北大荒，是转插？是参军？还是上大学？反正她悄悄地走了……
　　这个时候的他，已经25岁了，应该谈婚论嫁了。当地的青年到了那个年龄，孩子都有好几个了，可他还孤身寡人。一个大都市回族知青，在二龙山这个荒山僻壤，到哪里去找自己的另一半。
　　后来领导给他介绍了一位家居北安的医务人员。经过几次见面交往，在那年春节他被邀请到女方家做客。期间女方家竟然几次以猪肉为主料招待未来的女婿。猪肉是回族生活的大忌。他家是信奉回教遵守回族习俗的家庭，他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种“礼遇”。就我所知北安有回族人居住，而且北安当时至少有两个回民饭馆，那里的饭菜在当时还是非常美味可口的。女方家如此无礼，使人费解。
　　由于风俗习惯的不同，他受了委屈，回团后想和她分手，但她不同意，就到团里来闹。他是个极好面子的人，领导给他做工作，他还是不能接受，加上不可知的原因，人们无法知道他的内心世界。也许是怀念那位年轻美貌，多才多艺的小姑娘，也许是......于是他就以一种古老而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极富才华的年轻生命，皈依真主了。有人说，他死后是按照回族的礼仪，用白布裹着全身，好像是送回天津安葬的。后来，六团用极左的方式处理了这件事情，使得大家无话可谈。多么泯灭人性的时代！
　　文革结束后。他的母亲到六团讨个说法，不知是怎样的结果。
　　我想现在应该给他正名了，应该有个合乎情理的说法了，否则就显得缺少了人所具有的正常的情感和理性。想到此，我心情十分沉重。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这究竟是谁之过。
　　这只是发生在40年前知青生活中的一件很普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