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第1179天

　　1959年9月11日星期二晴（第1179天）
　　梁旭昌一瘸一拐地往食堂这边走，我饭后回宿舍迎面看见了他。他把咱班被评为红旗排的消息告诉了我，只是第二名，生产指标上，我们落后于一排和三排。我们排第二的原因是：1.文娱活动搞得好；2.开展了技术革命，利用了车子；3.我排过去落后，授予红旗表彰我们的进步。
　　晚上开座谈会，谈了劳动几天来的收获。我说这次劳动收获有一点：加强了群众观点。王作昌说这次劳动中，大家都有很大的进步。还应当看到别人的进步，才能更好地激励自己。说得对。
　　开会时，女生总来得晚，因为饭没有了，只得把原定7点开会改为7点半。女生来了，我叫她们回去。潘常静用尖溜溜的声音说：“告诉开会，到时候又不开！”
　　我说：“你别这样，我解释过了，拖延时间是有原因的。”
　　午间落了一阵雨。我担心把肩垫湿了，我对陈本凯说：“找个人去拿肩垫吧！”
　　“广和去拿了。”
　　今晚的发言中，人们常提我的苦干精神，使我感到惭愧。因为我在劳动中还表现有些自私行为：那天下雨，我着急了，解不开绑在绳子上的肩垫，竟用力把它挣断了，对别人、对生产不是很关心。
　　晚上10点钟，我还没睡着，脑海里回旋着一天的印象，走进幸福的憧憬中了。在幻想里，我可以按照理想去描绘自己，然而生活习惯常常是不可动摇的固守自己的行动。的确，个人的存在是客观的。
　　我们睡的屋子是泥干燥室，头上就是天窗，清淡的月光斜照在墙壁上。忽然从门外传来惊恐的呻吟声，接着是柔声地安慰，然后又是痛苦的呼唤；声音在耳畔扩大了，紧急的脚步声立即在门口响起来。
　　“王作昌，快起来！”
　　我这才听出这是张淑贤的声音。大约怕惊醒刚睡着的人们，故意使语调从容不迫。王作昌哼了一声，外面压低的声音更急切：“快起来!吕去霞病了！”
　　人已经背进来了。王作昌只穿一条裤衩，跳下床来。潘常静匆急地说：“快给腾地方！”
　　睡在王作昌旁边的人也起来了，王作昌嘴里说小心点儿，光着脚把病人从潘常静的背上抱到炕上。
　　“是咱们班的。”我这时才听出个究竟来，一下跳到地上。想到有许多女生，又跑到床上把搭在头上的裤子拉下来，一面穿，一面系裤腰带，向门口旁边王作昌的床位那里跑去。
　　吕去霞脸色苍白，头无力地动着，在剧痛的时候，就挣扎着把头向枕边一甩；潘常静又把它正过来，两条腿一阵阵抽搐着，两只手乱动。我把手压在她的脉搏上，感觉她的手已经凉了，她绝望地说：“潘常静，我不能活了！”
　　潘常静说：“你安静些，不要紧！”
　　小油灯点起来。吕去霞说起胡话来：“唉呀！你看那小油灯……我们在哪儿呢……不，回去！我们宿舍多好！”然后，她又把双手放在潘常静的脖子上，发出无力地哀叫：“潘常静……”
　　“我在这儿呢！”
　　很多人从床上跳下来，长裤都没穿，把病人围起来了。有滕云阁、张庆绵、老师、同学、几个支委。后来，厂里的党总支姜书记也来了。人们惊惶地小声交谈：
　　“吕云霞，你感觉怎样？”
　　“给你喝点水呀？”
　　“说胡话呢……”
　　“手都凉了！”
　　“是脑症吧？”
　　“嘘……小点声，需要安静！”
　　滕书记坐在床边，微张着嘴，嘴角向里发着呆。我催他去把裤子穿上，他没回答。病人现在清醒了些，她就对大家说：“大伙睡觉吧，明天还得上工呢，我不要紧，现在哪儿也不痛了。”
　　潘常静说：“大家隔远儿点吧，她看人多心里不安。”
　　躺在吕云霞这个位置上睡觉的人裹着被坐在床里头，这时被别的同学叫了过去：“到我的被窝里睡！”
　　孙福海在假前还和吕去霞是好朋友，这时也被吵醒了，穿着短裤，装着上厕所去。穿过人堆，不十分认真地从人们脑袋的之间的空隙间向病人望了一眼，然后溜走了，表示他对病人没有特殊的关切。
　　老梁叫了一声：“支委都出来！”刘雅文老师、滕云阁、张庆绵都出去了。他们说：“用大卡车送她去医院！”
　　“她扛不了颠簸呀！”
　　“可以坐在驾驶室里叫一个人抱着。”
　　“这也是个法儿，叫四个女生抱着，多垫些被子！”
　　“行！”
　　“往学校打个电话要轿车！”
　　“夜里谁接电话？再遇到个不负责的呢？”
　　“打一下试试。”
　　电话是在大清农场那边，马上叫了辆卡车，现把车上的煤卸下来，开到大清。
　　在这段时间里，王作昌为了找医生，忙坏了。他从场部把一个护士拉了来，又把事情告诉了姜书记。护士摸了下脉搏，说：“没有仪器，不能检查。”他又跟那个护士去找那个有经给的老医生。老医生穿着旧泥外套，硬领翻上来，走时屋内。大家欢喜地给他让路。
　　“你哪儿痛？”他问，声音脆而高。
　　病人说：“耳朵痛，带着头痛。”
　　“哪边？”
　　病人把痛的部位指给他看。
　　“左边不痛吗？”
　　“不。”
　　“腿有什么感觉？”
　　“发麻。”
　　他把病人的腿向胸的方向压了压，问：“这样有什么感觉？”
　　“唉哟，不舒服！”
　　老医生用锥尖划她的脚心，活动活动她的脖子，又在病人的脸上划了两下。因为眼力不行，就问病人别的地方有没有红印，王作昌把两道明显的红印指给他看。医生又听了一下病人的心脏，把病人的被盖好了以后，对大家说：“不要紧，还是中耳炎穿孔。如果是脑症，划她的脚心时，大脚趾应该往外，其余四指向下勾，而她是一只脚没感觉，另一只脚是只有四个脚趾向下，大脚趾都不动。脖子也不硬。”
　　后来，他在病人的额角、眉尖下、耳前三个部位针灸了。病人很安静。厂里的一位干部跑进来，高兴地说：“电话打通了，轿车就要来了。司机老周说，没人值班，就他一个人。我说，一个人也得来呀！”
　　大家商量怎样把病人抬出去。找了一个双人床上的铁架，把捆行李的绳子拿出来，于东坡又抱了一床被子来。滕云阁诡秘地说：“这几天幸亏没让她上班，要是一累，那就更遭了。”
　　刘雅文声调爽朗地说：“喂，先生，让医生坐车去，如果有个一差二错的，咱也有个交代，让他在车上给病人打针。”
　　“对对，不能在这儿久放。”
　　王作昌跟医生到南山去拿三联单，叫我跟他一起去。西北方向，沈阳的上空，挂着半圆的红月，四周是浑浊的烟雾。夜很凉。一路上王作昌打听病人是否有危险，我说：“她可能受了点精神刺激。晚上开座谈会的时候，她说，她看到大伙的干劲那样大，自己有些不安，个人生活问题处理得也不怎么好，这样，病就大发了。”老王说：“是的。她昨晚开会时，我就看她捂着耳朵，难受的样子，我把褥垫给她坐。”
　　抬吕云霞到大洼去，一共10个人：我、王作昌、丁国文、李耀才、于东坡、张宏毅、陈本凯、岳广和、潘常静、张淑贤、两条扁担，四人抬，走的是小毛道和烂泥道，又淌水过河。一个人在前面探路，一个人打手电筒照路，路又不熟，一面走，一面互相提醒：“注意！脚上有石头！”“别掉到井里去！”“老盖别往那边挤呀！把广和挤到沟里去了！”
　　还是把道走错了。老丁说：“我们在屯子里走就对了，怎么走到村外面来了？”
　　张宏毅说：“老于！看你给领哪儿去了？”
　　老于说：“你埋怨我干什么？我就走过一次，谁能记那么熟?”
　　老王说：“别急，你往前走，好好用手电照照。”
　　“照路！照路！”我叫道。
　　王作昌说：“我看熄一下吧，电快用完了。”
　　岳广和心烦了：“你们吵什么？”
　　李耀才气呼呼地说：“换哪！换！”
　　我们终于站到泥水里去了。张宏毅说：“放下放下，探探路！”
　　我说：“反正都湿透了，淌水走吧！”
　　“你往哪儿走哇？”
　　“往大洼呗！”
　　“你走得对吗？”
　　“别人走过嘛！”
　　我们又往前走了几步。泥沙已经没膝盖了。张宏毅把我换下来，急忙一转，把在旁边扶着吕云霞的潘常静给晃倒了，坐到水里了，她喊道：“唉呀，我坐下了！”
　　王作昌说：“找一个干净地方把病人放下，出去三四个人找道！”
　　老丁在前面叫着：“没有道啊，只能在水里淌！”
　　老王去了又回来说：“凡事总得有个商量啊！你看，转过小房就是条好道！”
　　终于上了大道，小车已在那里等上了。吕云霞上了车，张淑贤抱着她，张宏毅跟了过去。潘常静弄得很狼狈，说：“我的裤子净泥，怎么坐车呀？”
　　王作昌说：“我有两条，脱一条给你！”
　　他把裤子递过去。小车开走了。老于路上挺高兴，嘿嘿笑着。我问：“你笑什么”
　　他说：“鞋拔掉了！”
　　“拔掉了就提上呗！”
　　“你说的倒简单哪，掉水里、泥里，哪里摸去？嘿嘿嘿！”
　　他傻乐……
　　我们把床架放到食堂里。看到簸箩里还有饼子，王作昌说：“老大爷，我们晚九点就出发了，实在是饿了，你能不能给点吃的？”
　　“不行，管理员不在这儿，咱可不敢答应。”
　　老炊事员就只有这句话。我们用各种不同方式进行动员。老于说：“咱们都是一个单位的，弄点饭吃管什么？又不是白吃。咱们都是辽大厂矿的，一个单位的嘛！”
　　李耀才彬彬有理地说：“李大爷，我们是送病号，实在是饿了，我们吃完了给你留个条，保证没错儿。”
　　我也加入了，说：“大饼子也行啊，一人一个，放在火坑里一烧就行。老大爷，你是不是怕负责任哪？这黑天下晚的，叫我们上哪找管理员哪？其实，也不用你负什么责任哪，我们留个条，有什么问题，我们承担就是了。”
　　那位女炊事员来火了，说：“三更半夜的跑这儿吃饭？”
　　“锅里是什么？这么香？”我说。陈本凯立即用鼻子闻了闻。
　　那老头始终重复不敢做主那句话，不慌不忙刷他的锅，烧他的火。于东坡说：“老大爷，你不用做饭哪，有剩饭我们吃点就行。”
　　老头镇静地说：“我涮锅烧水。”王作昌摆出世故的样子，慢慢地说：“管理员是谁呀？黑天找不到可咋好？”他拿起炉钩，给人家烧起火来，说：“这东西好烧吗？”
　　“不好烧也得烧！”女炊事员没好气地说。
　　“怎么不烧煤呀？”
　　“哪儿来的煤？我们自己烧吧，你烧我不放心。”
　　“找周厂长去。”老于说着，跟老丁出去了。回来时，拿了个条子，说，“这回可得给我们饭吃了吧？”
　　原来，他把周厂长从床上叫起来，说我们是辽大白泥矿的。厂长先问了病号送没送走，然后披上衣服，用信封写了一张条子：每人三个饼子，一碗茄子。
　　老炊事员很抱歉地说：“其实是管理员不在，我不敢做主，吃顿饭怕什么？”
　　王作昌打圆场说：“其实，咱们都是一家人哪！”王作昌给他写了一张要饭票的条子，属上中文系15班的名号，管他和谁要呢。他还写上了经手人的名字。
　　早晨4时归来。梁旭昌起床时对我们说:“你们上午睡觉，别上工了。”他昨晚坚持要去大洼，我严厉地把他撵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