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第1167-1178天

　　1959年8月30日星期日小雨（第1167天）
　　起床后在操场集合。年级书记滕云阁讲话：“没见过面的同学们好……今天扫除。大家别以为要劳动了，就不扫了。我们不能这样想，扫了还埋汰，埋汰了还扫，就是这么个无限循环……”
　　“应当倒两桶水，冲刷地板。”郭铢说。
　　王作昌说：“那也不干净啊！”
　　我说：“怎么才叫干净？用刀子刮吗？”
　　丁国文说：“等扫出来的水是清，那才叫干净。”
　　我说：“对啦，等扫出来的水收起来以后还能下饺子，那才叫干净。”
　　“你就能抬杠！”
　　“是实事啊！”
　　“你能当律师了。”
　　“当律师我也不为你辩护。”
　　“咱们是不同阶级的人，你能为我辩护吗？”
　　“啊，你是无产阶级！照你的扫法，我们就甭想干别的事了。不劳动，不学习，光打扫卫生，这就是你的无产阶级责任心！”
　　“唉，我发现有一种蜘蛛寄生有蛹里面。”
　　“嗯，科学院该请你去了。”
　　“你要重视我的发现嘛，不要压制新生力量！”
　　
　　1959年8月31日星期一晴（第1168天）
　　在小组座谈会上，王作昌说：“在清河劳动时，我发现我不是前进的，而是保守的。因此，我写日记，把人生的经验总结下来，使今后少走弯路，当我是个教育者的时候，就把这些经验告诉他们。”
　　大家说了家乡丰收的情况，都很乐观。
　　上午，滕云阁并未做什么动员，叫做“自己动员自己”。他说：“我们自觉改造思想，不要有右倾情绪。八中全会的文件都带上。我看《战争与和平》还是不要带了吧，那里就有一个小油灯，你扒在灯下抠，弄得蚊声如雷，行吗？你可能想，暑假东跑西颠地没干什么，想看点书，又要去劳动，不干吧，还不行；干吧，心情还是不舒畅……个人主义是痛苦的啦！”
　　晚听刘汉清书记做关于八中全会精神的报告。
　　
　　1959年9月1日星期二晴（第1169天）
　　下午出发到白泥矿去劳动。在东陵站下了火车，我们向白泥矿走去。翻了几个丘陵。王作昌作领队，一路上招呼着：“准备情绪，快走，跟上去!”他把女生的包袱抢过来。女生说：“那里没有馒头啊，你抢什么？”
　　小马也去抢深津纯子的背包，深津说：“我行，不用，不用！”
　　小马说：“我知道你行，我也不是背你呀。”
　　深津说：“我这里还有个馒头，不够吃我给你！”
　　我说：“他自己还剩半个馒头，不会拿你的，你就让他背吧！”
　　白呢矿是非金属矿藏，地址在沈阳东陵辉山地区，分勇士岭、群英岗、卫星岭等几个矿点。一无所知的学生们分几批，在这里盖了几十栋房屋。晚霞的光辉像五彩的云霓一样，从西面的山峰照过来。又待了一会儿，晚烟在山谷里聚拢了，秋虫叫了，蚊子也多了起来。
　　午后开联欢会。先期下放到矿上劳动的教师们唱京剧，大家都很欢迎。学生这边出了几个小合唱：《妈妈娘娘好糊涂》、《白发老人唱公社》……
　　晚上开积极分子会。支委会决定先务实，明天先把生产搞上去，生产搞好了，情绪就能鼓动起来。
　　
　　1959年9月2日星期三晴（第1170天）
　　劳动开始了。先把山坡上面的一层回土起出去，才能看见下面的白泥，分白、黑、黄三种颜色。这东西可做炉衬的耐火材料，是炼钢的必须品。还可以做铸模、炼铝，做肥皂、塑料，听说还可以用来洗衣服呢。黑龙江、新疆、包钢，都跟我们订了采购合同。太原街有一家“辽大厂矿联络站”，专门负责对外联络。
　　大家的劳动热情很高。陈绍英给我装土，她说：“你看我给你装得少，你有意见哪？”我说：“是。”她说：“你越对我有意见，我越多给你装。”我说：“这才是革命同志的态度。”
　　陈绍英和董淑玉互相交换着挑土篮，挑了一天。陈绍英说：“这回呀，我也得把肩膀头练一下。”
　　眼看任务要完不成了，我一个人挑了两付担子，是在组长宿玉堂的带动下这样做的。王德福午间没休息，用一根铁管子头，修好了一辆独轮车，午后干活，这东西起了不小的作用。王作昌也成了修理匠，但推这玩艺儿他可不行—没有沉稳的性格，推了几车都倒了。
　　
　　1959年9月3日星期四阴雨（第1171天）
　　躺在一棵孤立的松树下睡午觉，入梦了，忽然感到了一股凉意，向身子里浸透。一下醒过来，几个雨点打在我的日记本上。我坐起来，觉得浑身发热，肌肉像被燎烤一般地疼。上午我拿出毅力来克服疲劳，因为我正看《牛虻》。但我的笑声很少，这是很不好的。
　　栾文彦从宿舍里跑到山上来，把肩垫、绳子都拿回来，我叫道：“快走吧！”
　　“别把绳子浇坏了！”他说。
　　王作昌在劳动中笑声不断，但午间学文件时，他睡着了。本来牙痛，脸肿得老高。
　　午后因为下雨，没劳动，讨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大家说了这几个情况：
　　1.董淑玉说：山地不能翻，干部硬叫翻，粮食不够吃，社员偷粮，发现了就罚款。请一个法官来调查，也同意了。
　　2.陈绍英说：食堂不让吃饭，妻子到市内找丈夫。小孩不认父母，将来都当兵。
　　3.去年公共食堂吃过八个菜，今年吃起糠来了。这是宿玉堂反映的，“公社带来了灾难”。
　　
　　1959年9月4日星期五晴（第1172天）
　　上午没上班，因为道路泥泞，不能干活。学习和讨论八中全会文件。
　　张宏毅穿着淡绿色的背心，胸膛鼓鼓的，充满了青春的朝气，一条毛巾扎在头上，放下担子就操起车子，放下车了又去修道，指挥大家不要把土倒到上面来，汗水浸湿了眉毛，脸上现着红润的光辉。
　　张峰德推车是别一种形象：鸭舌帽扣在头上，推起车来脖子往后仰，两条腿被压得弯曲下来。这形象让人想想两个比喻，头部像一只停在水里的苍鹭，两腿像一只行走的螳螂。
　　昨晚开治保会，给我们讲话的那个人的肖像是：赤红的脸膛，像用火烤过了，细匝匝的胡子，长长的、宽宽的下颚，好像一块吸着铁屑的磁铁。
　　
　　1959年9月5日星期六晴（第1173天）
　　何大姐早晨吃不进饭，只好把馒头拿到工地上来吃。宿玉堂说：“大伙还不给你分了呀！”她说：“我偷吃。”
　　劳动紧张地进行着。王作昌喊道：“不行啦，肚子没食啦！”何大姐就说：“我兜里有馒头，你吃吧！”王作昌像狗熊一样爬山坡，一边干活，一便大嚼其味。他一回挑四对土篮，扁担钩都压直了，土篮斜歪着，土都撒在道上了，挡住了车路。
　　“这是谁撒的？”推车人急躁地问。
　　郭铢说：“王作昌呗，别人还能积这样的阴德呀！”
　　梁旭日开始发表他关于馒头的理论：“下午嘛，这些馒头消化了以后，才能发挥它的威力！”
　　李耀才一人挑四副土篮。
　　董淑玉的病又犯了，毫无气力。今天只好让她专管打水。能势一顿吃不上一个馒头，实在撮不动土，只好用手抓。
　　支委会是在松树下开的。10号要在这里开辽大所属白泥矿现场会，我们要提高生产指标，来迎接这个会。决定在团内动员一下，找了四个典型发言的：岳广和、董淑玉、李耀才、罗广武。因上午有姜书记的报告，组织生活改在明天。开会时，栾文彦把水壶拿给我们，何大姐拿半个馒头给了张宏毅。
　　
　　1959年9月6日星期日晴（第1174天）
　　王作昌干活热情饱满。党员的克已和严肃，常常被自己的笑声淹没。他说：“陈绍英！你多找几个筐，一会儿李耀才要兴奋起来，一个人挑四个担，你拿什么供他呀？”
　　我反对道：“你别给他装四担，压夸以后怎么办啊？”
　　车来了，他又去装车。“这回我得给你们装满！”他说。端起土筐就往车上倒，数着：“一筐，两筐……哈哈，11筐！”给车引航后，他望着小车说：“这一车送出去，真痛快呀！”
　　老滕问：“王连长怎么这样乐呀？”
　　他又去废品堆找来几个破筐。破筐都是扔在山坡上的。外组看我们的筐多了，就说：“你们是不是把我们的筐偷去了？”
　　他说：“别不害臊了！”
　　“我们的筐为什么少了呢？根据物质不灭定理，不在我们这里，就在你们那里！”别的组也插嘴了：“发挥点共产主义风格嘛！”
　　后来，他见陈本凯没有肩垫，把郭铢的肩垫给了他。老陈不要，他说：“别不要啊，肩压破了，明天是不是想不干哪！”
　　晚上过组织生活。罗广武和岳广和发言。看来，革命的自觉性和责任感都加强了。在大会上，陈本凯排长讲了我们的有利条件：
　　“我们的车子起了很大的作用，工作的现场越修越好，工作起来方便多了。几天的劳动，积累了经验，锻炼了力量，前天完成了195％，今天完成了243％，10号的现场会议上，我们可以放个卫星。”
　　会后，岳广和跟宿玉堂把全组的人分了一下，分成推车、担土、刨土、装筐几部分。各组把指标提高到300％。因为土是竖楂的，我们第一组没用利用梯形作业，而是在下面刨一下，把土篮靠上去，再到上面一刨，白土就自动堆到篮子里了。
　　王作昌在开连部会议之前，也来听了一会儿。他最关心的是生产超标。我问他：“300％怎么样？”
　　他仰面一估谋，看看能不能接近厂部规定的卫星指标-7立方米，然后说：“行！”
　　要想提高劳动量，就得改进工具、工作方法和劳动组织。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山景异常壮丽，沾着浓露等待朝阳的松树是艳绿的，散发着翡翠般的光。黄昏的时候，那绿色又变得异常柔和。松树会利用一切自然条件，在任何情形下，展示着自己的优美。
　　晚上，我们经常处在蚊子的包围中。和我们在一起劳动的老师倒很轻松，午间他们买了几斤白梨，坐在一辆卡车的拖斗上吃。烧水的时候，管理员详细地交代了交接班的时间，指出：这是劳逸的合理安排。而语言研究室里的一位老师，连吃饭是否会受影响也打听了。叫他去开会，他说：“我洗的衣服还没收呢。”
　　“你快点吧！烧水的等着接班吃饭呢！”
　　
　　1959年9月7日星期一雨（第1175天）
　　“读巴尔札克的《高老头》，觉得人们之间的金钱关系是够冷酷的了。它把人类之间的一切美好情感都破坏了。读完的那一刻，精神仿佛处在茫然若失的状态中。”
　　我和郭铢在睡觉前躺在床铺上唠嗑，他这样对我说。外面的雨沙沙地下着。今天又没干活。后来，我又钻进张宏毅的蚊帐里。那里已经坐了四个人了，正在讲张淑贤和王翔之间的事。
　　“当个生活干事就到顶了，你说，怎么还能叫王翔当学生会主席呢？”李长庆说，“去年，中文系的《赤旗报》就是学生会办的。我在那里，把张淑贤也找去了。其实也只有两篇稿子，他当时对我们说他们讲些什么课，搞什么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尖端研究。现在一回忆，才知道那是有目的的。”
　　支委会讨论确定明天讨论的问题。王作昌在场。我说：“公社化运动本身是客观发展的必然产物，在运动中产生了某些缺点，比如食堂吃得多了，过早地宣传供给制等等，它的根源是不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所致呢？”
　　王作昌说：“那可不能那么讲。这些缺点是出于没经验，工作方法不对。”
　　我说:“方法和经验之类是阶级意识派生出来的东西……”
　　“无产阶级也可能犯错误的。”他说。
　　我坚持：“但那错误的本身绝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反映，而是其他阶级的影响所致。”
　　“也不能说这是什么狂热性的毛病，因为狂热性只是五分钟热血，而公社化运动中产生的缺点绝非单纯属于这类性质的。”
　　一切缺点我们都克服了，唯独吃得多少这个问题上，我们常常是失败的，下去的食物往往是超过了胃的容量。我想，这是一种坏习惯。若是少吃一点，我不会有失掉什么的感觉。这个问题真的应该给予充分地注意了，否则，我们会在漫不经心的放肆中，把自己的生命腐蚀掉。
　　
　　1959年9月8日星期二阴（第1176天）
　　上午没出工，自由支配时间，把《牛虻》读完了。读这部作品，被一种高尚的、清新的情感控制着。作者把革命的热情完美地表达出来了。在牛虻就义的那一刻，我的心便似绞了一下一样，隐隐作痛。读到结尾，牛虻给琼玛的信上写道：“我已经跟你亲过两次吻，两次都没有得到你的允许。”疼痛的感觉触动着身上的每一个神经，酸楚欲绝，一股热泪涌了出来，只好把头放在行李上趴上一会儿。我跟保尔有着同样的感觉：
　　“但就牛虻的本质，就他的坚毅，他那种忍受考验的无限力量，以及那种受苦而毫不述苦的典型而言，我是赞成的。我赞成那种认为个人的事情丝毫不能与全体革命的事业相比的革命者的典型。”
　　牛虻的强烈爱憎，是在几种交叉的矛盾中表现出来的：旧的信仰的幻灭和新的信仰的产生；父子之间的感情；爱情的离合……人们常常对于所处的矛盾中显得软弱无力和茫然无知。而牛虻在这些矛盾中，却表现出了对革命的坚贞和光明磊落的英雄品格。他了解，欺骗他的不是那些偶然的事件，而是整个社会：残忍的或者是虚伪的，因而他的报复行动不是针对几个人，而是对全体正在人间播种罪恶的人们，他更接近人民--那些教授所不喜欢的小民。
　　最可贵的是，他不曾向那些使他受苦的人利用他的悔痛而把自己的优越向他夸耀一番。
　　午后又干活了。地上滑，找了一个专门修路的人。
　　休息时，大家坐下来学歌，是毛主席诗词谱成的歌曲：《十六字令》、《送瘟神》等，我在挑担时也唱着。王作昌说：
　　“你这个调子就像大合唱似的。”
　　我说：“你别在文娱委员面前夸我呀！”
　　“其实，我早发现你是文艺天才，演《白毛女》的话，一定让你取杨白劳这个角色。”
　　“你可别抬举我了。”我说，“再这样说，我就不知道我姓啥了。”
　　“你是盖叫天哪！”
　　开工的时候，肩垫和筐找不到了，一个一个地坏了。王作昌急躁起来：“快点吧！别组都挑了几担了，咱们还一点没动呢！”
　　他穿了双水鞋，艰难地在泥里走着。我去要他的扁担，说：“算了吧，你挑土的力气可能还没有拔靴用力大呢！”我催他们快装。张淑贤向这边望了一下（她是第二组的），说：“看你的筐都坏了!”我正在构思一篇小说，就想到一个富有文学性的对话，想说：“这筐正像你的牙齿一样，应当用四五天的时间去修补一下了。”
　　吕云霞耳炎和耳膜穿孔。
　　晚上又没有什么事情。大伙在一块谈着学习、工作和过去的朋友。
　　
　　1959年9月9日星期日阴后晴（第1177天）
　　早晨已经很凉了，蚊子虽少，却蛟得梁旭昌走路打跛，他的腿肿起来了。
　　王作昌在工地上是最活跃的，大喊大叫，挑土到了高兴的时候，嘴里哼着舞曲。当李长庆跟他取笑的时候，他说：“你等着，我给你来一首！”等第二筐挑回来，土倒了以后，他用粗哑的声音念了一首庸俗不堪的诗：
　　雨后晴天碧溜明，
　　长庆挑土好高兴。
　　叫声阿妹李莉呀，
　　道是无情还有情。
　　有人说：“这诗是拙劣极了！”
　　有一次，挑土上坡，一鼓劲，无意中憋出一句京剧腔：“我当朝驸马啊-啊-啊-”从此大家就叫他“王驸马”，给他的诗名题为《驸马赋》。这激起了他写诗的热情，不断有新作问世，例如：
　　叫声潘英喜，
　　跟你比一比，
　　待到日落时，
　　挑出三十米！
　　
　　上山猫着腰，
　　下山勾着脖，
　　这是干什么？
　　文彦推小车。
　　
　　互相打趣的笑声，因此接连不断了。然而，陈绍英还对他有意见：“王作昌可生我的气了，嫌挑的少，还占了一副担子，直吵吵少一个撮土的。我只好去撮土。”
　　晚上讨论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评比条件的时候，王作昌说：“我们来到这里改造思想是有个目标的，可是，这几天我做得不怎么好。我对小组很少关心，车子坏了我没动手修一下。总之，是事业心不强，没想到白泥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
　　因为昨晚下雨，上午又没出工。滕云阁讲了一下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和评比条件。他的头肉乎乎的，帽子总是显得很小，目光里带着些神秘，会出其不意地说上一句笑话--
　　“第一，政治挂帅。你别寻思还有不几天，有时候老天爷还下点雨，给一天假……病号要注意，到最后是关节炎的走不动路，肺结核的发高烧，高血压的爬不起来炕，虽然精神可嘉，值得同情，但我们还是要批评……现在不要弄得狗牙状。”
　　他把大家都说笑了。
　　晚上他在我们班的会上讲了话。在我们班的支委会说：“你们抗批评，没大有集体荣誉感。”
　　动员会开得很成功。
　　
　　1959年9月10日星期二晴（第1178天）
　　早晨起来就把队伍拉上去。贾继英、张宏毅已在那里修车，钉车承，安车架，竟整出一辆双轮的，但没有几下就被王作昌给推垮了。赵洪利在挑土修路。今天大干，大家都做好了精神准备，但声势不大，干得不怎么好。卫星是放出去了，完成了366％。一排完成502％，超过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