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第1180-1194天

　　1959年9月12日星期六晴（第1180天）
　　上午睡觉。王作昌、李耀才到工地干了一会儿活。
　　午后开始大休。
　　
　　1959年9月13日星期日晴（第1181天）
　　我们一行9个人，早饭后出发去东陵。翻过几道丘陵，走过灌木林，两旁是比人高的青杠树，间或有些山丁子、山里红。张峰德说：“童年时，走过这样的树林，会觉得很神秘，产生一种幻觉；而现在，看到这些秋景，听着虫鸣，就产生一种年青人特有的悲伤和快乐，甚至叫人荡气回肠。”
　　东陵的建筑和北陵相仿，有隆恩殿和皇陵。牌楼的碑文上写着“太祖高皇帝之陵”。琉檐上驳落的色彩开始重刷。皇陵是建在山上的，从正门入，上山，要过一座拱形的青砖桥，再上108蹬台阶。四周有古柏高耸，形甚肃穆。玩了一圈儿，回来了。
　　写了一下午的日记。
　　晚上大家一起去散步，讲起鬼神来。听说，先遣队来的时候，讲这些东西，叫人害怕了，谁也不敢在门口睡觉了。女生宿舍和病号室的上面是通着的，病号说鬼，女生吓得够戗。
　　
　　1959年9月14日星期一晴（第1182天）
　　上午和广和到大洼去理发。午后就开始干活了。
　　李长庆写了篇稿子，叫董淑玉在工地上宣传，她没好气地说：“我嗓子哑了！”
　　长庆说：“哑了吗？没有吧？”
　　
　　1959年9月15日星期二阴小雨（第1183天）
　　滕云阁把第二面流动红旗送到我们工地上来，但没有引起班里的特殊兴奋和高涨的劳动热情。支委会在晚上做了第二次研究，要抓住的问题是：
　　1.思想状况的分析；
　　2.某些人未受表扬而情绪不高；
　　3.对女生不要过分照顾甚至有些恭维；
　　4.小组之间的比赛问题；
　　5.开展技术革新的问题。
　　最后，支委会做了分工：我抓小组的思想工作，李长庆做宣传和政治时事学习工作。不应当把棘手的工作交给小组长去做。
　　
　　1959年9月16日星期三晴（第1184天）
　　整理现场，把土运出去，使白泥露了地面，迎接18号的现场会议。
　　广和说我不知道爱护自己的身体，张宏毅说我不应当总挑两付担。他们都这样关心我。
　　广和向我谈起他的女朋友崔敏的事。以前他们很好，高中时他画布景，她给他拿色盘，后来广和向她要求比朋友更进一步的关系。她当时有很多朋友，她说：“我哪能能配上你呀！”广和当时都要哭了，说：“你不答应我我也知道你的家！”事隔几年，广和突然接到崔的一封信，要求恢复关系。广和假期回去把关系肯定了，但现在又后悔了。他没说理由，但我问他以前对崔为何有好感，他说她当时是名流，长得丰满，现在得了肺浸润，瘦了。我想，这是他后悔的原因吧？
　　小红旗在山坡上飘扬着。天气凉爽了。
　　叫病号到农田里去干活，她们不去，肚子痛了就生气。
　　
　　1959年9月17日星期四晴（第1185天）
　　今天的中秋节，吃两顿饭，干五小时活。月饼昨晚就发了，每人两块。
　　开了晚会。两个相声很逗人笑，它把地名和影片名编在一起。我们班出了个毛主席诗词大合唱，很受欢迎，在北山演出之后，又到南山去演。不大匀整的灰云遮着天空，云里透出黄光，显示出月亮的位置。有人用手电照着写黑板报。
　　十一班跟我们一起干活。
　　前天曾讨论公社问题。宿玉堂谈起他家乡的情况：去年炼钢时，把百姓的锅都拿去炼了，今年食堂解散后，人们用铁桶和脸盆做饭。另外，曾经打过富农，向他要资金，结果，真的打出几个小宝来。
　　对光说不做的人，我感到有些恼怒。李长庆向别人布置写稿的时候，先笑着，然后追着不让人睡觉：说“你辛苦一些嘛！”然而他自己从来不辛苦。当我对这表示明确的反感时，他说：“这是向谁发脾气呀？”我还是写了。
　　我的这种性格是对的吗？
　　
　　1959年9月18日星期五阴雨（第1186天）
　　早饭后来到工地，侯老师讲了开现场会议的一些事情，嘱咐我们说：“如果与会人员问起这里的增产节约的情况，你们就说，这里的增产节约是以思想改造和技术革新的中心。后来下雨了，大家把衣服蒙在头上往回跑。
　　一天都是讨论教育革命的问题。大家说，学校的工作计划常常是有始无终，说了不做。说请专家讲课，开专门化的课程，本来早就定下来的，到现在也没消息，许多学科没有讲义等等。大家希望到工农中间去劳动。
　　这几天我的情绪好像不佳，自觉性和责任感都要加强。生活里人、事是这样多，我感到自己有些精力不足。
　　中秋的苹果分下来，我和王作昌的一份。孙敏把王的一份抢了去，他哈哈地笑着说：“不是我个人主义啊！”后来我俩分开了，他把他的一份给了孙敏。他经常读报，写了一篇《论蔡文姬》。今天他发言，说通过编讲义，我们的科研水平提高了。
　　
　　1959年9月19日星期六晴（第1187天）
　　干活之前，把道修好，把工具修好，然后去拿肩垫，好的已经挑没了。
　　潘常静对我说：“董淑玉总生气，说排里不可能了解她。今天又跑到工地上来了。陈本凯叫她去大洼给小马买药。”
　　昨晚，宿玉堂和岳广和吵架了。因为我们这铺上的人都头朝里睡觉，独有由正达和宿玉堂反对。
　　我曾提出过两点理由：第一点呢，我们的铺和后面的铺连着，头对头。咱们头倒过来，把脚伸给人家，人家会反对；第二呢，我寻思劳动还剩七八天的时间了，对付对付就得了。
　　宿玉堂瞪着眼睛，梗着脖子说：“你跟我讲讲:倒过去睡觉有什么好处？”
　　我说“你别问我，其实，我头朝哪边都可以。”
　　“是谁先起的头？”
　　我走过去说：“是我昨天看见南头的人都掉过去了，就说：咱们也掉过来吧。话刚出口，几乎是一呼百应，就都掉过来了。”
　　广和说：“既然大家都掉过来了，就都掉过来得了。”
　　老由说：“我不掉。”
　　广和说：“你愿意吃脚啊？”
　　“谁愿意吃脚？”老由来火了，“……昨天掉床的影响问题，你应当考虑考虑！”
　　“我考虑什么？”
　　宿玉堂和岳广和互相要求对方考虑，声音越来越高。后来老梁过来了，要宿玉党先住口，然后说，要解决问题，就得把个人放一下，因为他们后来的争论，已经不是为了工作。
　　
　　1959年9月20日星期日晴（第1188天）
　　理发师来工地给我们理发。班长陈本凯在那里理发，大家迟迟不愿拿起工具干活。他喊道：“准备准备干活了！”
　　小马问：“到时间了吗？”
　　“差不多了嘛！”
　　小马说：“什么差不多？你别像鲁迅小说里的主人翁那样，好说差不多。”
　　干活时，不知谁说起，我们学生中有几个年纪大的。郭铢说：“我们再当几年研究生，不是也胡子老长的了吗？十几年后，我就去养老。”
　　有人说：“你再怎么跃进吧，十几年后也不会有孙子。”
　　我说：“借一个孙子吧！”
　　当王作昌推车倒下来的时候，大家准备给他作《翻车记》，我说他没有那种性格，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车推成功了，我就说：“你不要翘尾巴！”事实上，这几天他已经推得很好了，装得满，跑得快，但大家还是会取笑他：
　　“王作昌，这次可平安？”
　　“王作昌的翻车率达到100％！”
　　他自己笑着答道：“从我推车起，你就没停止过诽谤！”
　　“诽谤啥呀？”陈绍英说，反正你翻车对我们有好处，土倒在半路上，快去快回，土虽然没推到地方，土方定额可算在我们组里。”
　　“车子可倒霉了。”
　　“自己家的人都开始捧哏了！”他说，“说我没有推车的性格，我就是不信。我确实有做事毛草的毛病。岳广和曾问：‘咱们这些话什么最艰苦呢？推车最艰苦。’我看两组长累得那个样儿，我不会推车，只能干着急。在光辉农场书记说：劳动改造必须经过技术革命这一关，到现在我还记得。罗广武的肩头压出血来了，使我很感动。这是劳动观点问题。”
　　几句话把大家说哑巴了。
　　在第三组的工段上，是分层工作的。王作昌说那样工作慢。小赵说：“场部规定的梯形作业，条文就是法律，你不遵守能行吗？”
　　他说：“条文是为工作方便才定的，不行可以改嘛！”
　　小赵说：“法律能改吗？你把宪法改改我看！”
　　我曾几次告诉李耀才，刨土的时候，要先刨坎下面的，这样又省力，又好撮，又快。他总是不听，我很生气。
　　晚上谈收获。宿玉堂说最大的收获就是这个矿场的建设过程，是白手起家的。大家所以心情舒畅，是由于干部带头，抓住了从落后到先进的转变。
　　第三阶级的红旗让六班和四班得去了。他们在总结上次没拿到红旗的教训时说：1.骄傲了；2.强调条件了。经过全面的思想工作，认为他们的集体有下例优点：1.责任心强，打扫卫生时能想到给场部栽树、修路，而且在干完本班的工作之后，能帮助别班：2.创造挖大块的经验；3.每人都关心生产。大休的时候，他们还到现场去排水；4.爱护工具，涮土篮。
　　但本连发生了不好的现象：拣别人的土豆回来煮着吃；到人家的地里去摘洋柿子、辣椒吃，叫人家撵了。
　　
　　1959年9月21日星期一晴后阴（第1189天）
　　原来，朱眉叔老师曾在沈阳的一所女中当过教导主任，他的爱人在那里教几何，是他的学生。在劳动的时候，他的学生讲起过去的印象。
　　“每到节日之前，他就给我们讲话，每人都要穿肉皮色的袜，蓝甲克，青裙子，扎小辫的在前头，梳短发的在后头。”
　　这很有趣，引起大家一阵笑。休息的时候，文娱委员由正达说：“喂！大家集中一下，小马和张峰德要给大家讲故事。咱们将来当老师，练习一下表达能力。”
　　小马讲《顿河故事》中的一篇，张峰德讲了几篇寓言：一只鹅如何被主人打了，总结被打的原因，还讲了一个猫头鹰因何苦闷的故事。我说：“好，再来一个！”
　　老马自动要求讲一个关于“世界省”和“中国省”的故事。
　　然后读报。赫鲁晓夫在美国演说，使大家感到心情畅快。那话中带有微笑的讽刺，可能使美国的剥削者和学舌鹦鹉们啼笑皆非。当读到他在联大的演说时，提到苏联的裁军计划时，王大中说：“这简直是世界大同！”
　　回学校开学代会的代表们都回来了。丁国文马上就来干活。“今天早晨喝两碗面汤，碗里完全是白菜，使一个碗还要两毛钱的押金。”他说。
　　听说，王金苓转到哈师院去了，自己回来取行李。想叫白泥矿的同学回去帮她往车站搬行李。后来外系的朋友给她找了一个病号来，连饭都不让人家吃，就催他回来。她发现宿舍的门卡把她的名字放在最后，大叫道：“为什么把我的名字写在最后？”上次去大连，硬要于东波送她到站台，21点才开车，回学校的6路汽车快收车了。“可惜她还是个工人阶级呢！完全是个剥削者的派头。”我气愤地说。
　　
　　1959年9月22日星期二雨（第1190天）
　　没有工作，搞了一天鉴定。
　　滕书记把吃了一半的梨拿在手里，站起来，用慢吞吞的语调，嘲弄似的说：“睡觉的各位请苏醒一下吧……那边打扑克的，是不是也把你们的兴致收拢收拢！”他把双手在胸前得意地晃了晃，开始布置鉴定事项。
　　我挺羡慕由正达那种委婉、伸屈的工作能力，他能把自己的话说得很圆满，即使是提意见，也叫人舒服。我呢，根据大家给我提的意见是：刚而无柔。给陈绍英提意见的时候，他说：“我发表一点感慨，我觉得，陈绍英同志在所有女同学中十分朴素可亲，她既无一般少女所特有自恃和高傲，也无女孩子的娇羞和怯懦，是放得下拿得起的人。我们很少听到陈绍英过多地挑剔别人，也很少有她跟别人合不来的时候。是一棵劲草。也正因为这样，把她放在哪儿都可以，这显示她的平凡之中的不平凡来。在清河的时候，她装车，草帽上落满了沙子，她毫不顾及。在深翻地时，我不能做别的类比，但我还是以陈绍英作为榜样，我想，一个女孩子能坚持，我一个五尺男子能倒下吗？”
　　在给郭铢提意见时，郭铢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大家说我不关心政治，说我对革命采取旁观的态度。我是这样，对八大文件，我知道有那么回事就行了。我平时很少想问题，也比较愚蠢。但给别人的感觉我又是聪明的，于是我就变得神秘了。和大家比较，我的基础更差一些，我缺少家乡气和泥土味。”
　　当别人给他提意见之后，他的眼睛直盯着地面，又望着门外，那里有新盖的房子，新栽的树。他注意的倒不是这些，眼里总藏着什么东西似的，或者总是向下看的缘故。昨晚睡觉，他是很高兴的样子。
　　晚饭后大家给我提意见。优点提得过分，毅力、坚韧、觉悟之类，说我的进步是直线的，能根据各个时期的历史要求，向自己提出改造的任务。由正达说我过左，例子是：过去对仲老师的批判，说《红笛》里的作品是只专不红的，由于教材科买书一事做得不利索，你就说是社会油子之类的话。总之，发言时不合“度”，对人的态度上，不应过于严苛。马才彬说：“‘良言一句暖人心，恶语一句三伏寒’，今后在说话方面应当更加注意。不应当过多地责难别人。”
　　最后，我表示了态度：“大家提的意见都很正确，而且我自己还能找出许多事实存在的例子。大家说我有些哲理性，要求我更加平易近人。我保证，我能够改造自己，大约半年差不多吧！”最后这句话，声调较慢，但既然把话说出去了，就应用行动来证实它，因为这是一个真正的人应当具备的品质。
　　给董淑玉做了鉴定。大家说她的进步不踏实，打水、上工让她提水壶，她很生气，说大家不理解她。总之，她需要鼓励，哪怕有些事是她力所不能及的。她低着头揉着手绢，眼圈红了，最后终于流泪了。别人去吃饭，她回宿舍去了，边走边哭。后来让别人代为请假：手脚发麻。
　　
　　1959年9月23日星期三阴后晴（第1191天）
　　“使人害怕容易，使人尊敬却不容易，你有理由、有条件赢得大家的尊敬。”
　　这是宿玉堂给王作昌提意见时说的话。生活里确实有这样几种人，一种人的威严而不可侵犯，一种人平易而不令人尊重，另一种人，别人不怕他，却非常尊敬他。我是缺少平易的那种人，具体地说，就是没有宽宏的胸怀和乐观情绪。
　　由正达说：“一个指挥员，在各方面都应当是我想象中的表率。生活上不拘小节就不怎么样。但王作昌在各方面都做得比较好。我看到一些党员，一进饭厅就占了许多座位，然后又让别人带饭。在那一霎那，就忘记了他是个党员。而王作昌却能把党性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对一切人的工作他都热心。文娱工作他是外行，但所有的文娱干部，包括我在内，都愿意找他帮忙。”
　　第二组评分时不是很严肃，一个人提名了以后，就都同意了。
　　“同意！”
　　“没意见！”
　　“嘿，嘿，嘿……”
　　两个支委-张宏毅和李长庆也忘记了原则。梁旭昌来火了：“你们怎能这样随便呢？能够全班都是5分吗？我们事先开了支委会和小组会，你们在小组里是怎么贯彻的？”
　　晚上，二组开始重新评分。但在开会时，有这样的议论：
　　安凤烈：“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谁还不愿意劳动？”
　　张峰德：“不是积极分子就不兴得5分了吗？”
　　许多人在小组会上发了言，对个人的优缺点进行了辩论，后来决定，改动了三个人的分数。
　　散会的时候，贾继英送潘常静回去，一出门她就哭了，是悔恨？是怯懦？跟她谈谈才好。
　　7
　　1959年9月24日星期四晴（第1192天）
　　昨晚肚子痛得厉害。我难道没有那种管住嘴巴的能力吗？因为我坚信，如果能吃得少一点，吃得有定量，我的病是可以好的。
　　今天还是挖白泥。我们分的那段，泥沙是混在一起的。有地下水流出来，那里有一条沙带，必须除去它，才能挖出白泥来。宿玉堂说：“这活儿可能锻炼性格。”
　　丁国文说：“没有王作昌在工地，忽然萧疏起来。”
　　王作昌评红旗排去了。
　　午后三点就收工了。栾文彦精心地把工具都收拾出来了。我挑了最后一蓝土。奇怪的是：张峰德在白泥坎上写下“永垂不朽”四个字。由正达用白泥做了个笔筒作为纪念，用两人手指沾着唾沫揑的。
　　下工后听报告，公布营里的劳动积极分子名单，我是50名之中的一名，奖品是一个小日记本。我得用它记一些美妙的词儿。
　　全连的红旗最后让四、六排分别获得。但连里的干部都肯定了我们的进步，甚至要把红旗给我们呢。
　　晚上，小赵找我谈了话。最后演了两部电影：《苗家儿女》、《红色的种子》。我只看了头一部。
　　
　　1959年9月25日星期五晴（第1193天）
　　早晨起来栾文彦就张罗，要大家帮助女生打行李。他自己留在最后。运行李，收碗筷，这次劳动就结束了。
　　往回走，沿着山根小径，大家的兴致很高。草叶上的露水未干，闪着光亮，但已有黄的颜色了。田野里出现了谷堆，一片可爱的秋色。
　　下车后，我到小河沿医院去了一趟。二嫂的大哥吴云山让我打听一下治疗眼疾的事项。我假期里就答应了他。
　　生活又开始了新阶段。先别想别的，首先要做的是“管住嘴”。
　　
　　1959年9月26日星期六晴（第1194天）
　　上午洗衣服，下午扫除。别人都在教室里擦桌子、搬东西。张峰德拣了一张旧报看。我生气地说：“快干吧，干完了好回去。”
　　一刻也不要忘记，每一个行为都贯串着性格的改造。
　　给吴云山和本才写信。本才叫我给他代买胶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