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23岁的信（一）

　　23岁的你：
　　你1959年的日记挑主要的说，是三件事：编讲义、劳动，学习庐山会议文件。课堂学习记得不多。对这年日记，我想了很多，在一封信里做说明，文字太长了，我想写三封信。这封信主要说说编讲义。
　　大学生编讲义，是高校教育继续大跃进的一部分。还在上一年的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主席号召插红旗、拔白旗，破除迷信。给丹东机械厂题词“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提议编个小册子，“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科学院和大学也应当做。”“如果能够有系统地证明这一点，那就将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毛泽东年谱》第3卷1958.5.18.）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学生响应校党委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编写了一部70多万字的《中国文学史》，以跃进的速度出版了。他们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资产阶级学者“仍然迷恋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顽固地坚守着个人学术独立王国”，“我们这些站在党的红旗之下的无产阶级学术的新兵”要“把自己锻炼成插红旗、拔白旗的社会主义科学大军中的坚强战士”，该书的出版“证明了只有群众办科学才是发展科学多快好省的唯一道路。”“死抱着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学者永远也不会承认而且也不能理解集体的伟大。”（北大中文系55级编《中国文学史》前言、后记）
　　辽大中文系效仿北大，成立了教育革命委员会，党委、教师、学生三结合，61级部分学生参加，也来编写《中国文学史讲义》（1.10.、3.12.）。同学们讨论：应当在北大编的《中国文学史》的基础上超北大（1.7、2.25.）。
　　书记要求你们一定要让老师发挥作用（1.10）。反右之后，辽大的老师们已没有了“个人主义”的抵抗，指导学生怎样查资料（2.27.），甚至愿意当批判的靶子，讲故事鼓励学生敢想敢干（2.27.、3.7.、3.12.11.25.）。学生讲得不对的地方，他们也能予以指正（3.5.）。当然，同为教授，作风也有差别，那个北大过来的阎老师，写墙报说：“最豪迈的诗篇只有共产党人能写，最宏伟的事业只有共产党人能干。谁要不想虚度年华，有点滴的成就，谁就得老老实实地跟党走，和大伙儿一起流血流汗！”（4.7），他讲唐诗，一句“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杜甫《水槛遣心二首》）出口成章，讲“旗亭赌胜”（指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在旗亭打赌看在此表演的歌舞伎唱谁的诗多）的典故沾沾自喜。日记里对他的着墨较多。
　　我的感觉，阎教授很可爱，很有学问，但政治上幼稚到缺心眼，有些旧作风，在学生面前抱怨领导，跟夫人吵架也在课堂上说，碰到委屈事，讲着讲着，流泪了。编讲义时，学生说人民的文学有价值，他就说人民的东西也有坏的，如妓女的歌。领导把他当白旗，向学生数落阎教授下放的狼狈相，回城后白天挂窗帘呆在家里，想到生产队去当会计。
　　另一位是张震泽教授，老党员、戴着深度近视镜，拄着手杖，讲《文心雕龙》时，特别说明接受了张绶松的论述，不想掠人之美，对学生编讲义抱着积极的态度。有学生说神话是现实主义的，他表示了不同意意见。他是辽宁第一位文学教授，辽宁书法界三老（沈延毅、张震泽、冯月庵）之一。我结婚时，他创作了书、画四条屏赠贺，对学生关爱有加。
　　学生们编讲义很努力，按小组分担任务，经常在一起交流学术观点（3.12、3.21、4.21、4.30.），有时苦战到深夜（2.24.、5.9。）。在编讲义和课程讨论中，也暴露出学生知识准备不足、简单粗暴的毛病，闹出《史记》“三百篇”（2.27）、主张用党性来分析《上尉的女儿》的笑话（11.13）、不加分析地乱扣帽子（11.20.）。你在上一年也曾批评过仲老师讲《怎么办》时，谈到的所谓义利双行的观点不妥，被人指为“左”（9.22。）。学界对学术问题左的做法，一直延续到“文革”。日记里还记了历史系批判李教授的进化论观点和以地理条件谈国家起源的历史观（3.26）。
　　5月15日，除去中间半个月的寒假，历经四个多月，《中国文学史讲义》编写完毕。在总结会上，主持这项工作的朱老师激动得手指颤抖，说：“我们全体老师都是怀着敬佩和赞扬的心情来看待大家的劳动成果的……我们的讲义有一百多万字了，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可能有些地方不够精辟，但我们的观点有些是新的。这是一个百年大计的工作，有全国意义的……”（5.15.）老师说的话切合实际。辽大初建，师生一起动手搞教材建设，不失为一种办法。你通过编讲义提高了分析能力，读书体会可以证实（8.3、8.7.、8.14.）。
　　关于编讲义，我以为是小鬼闹钟魁、蚂蚁啃骨头，是意识形态共产化的一部分，群众运动编书，用唯物史观、阶级性、人民性等新的观点批判专家的旧观点，建立一个新的教材体系，是共产风在校园里的一种表现形式，知识不是专家独自所有了，由师生共同拥有。说浪漫主义的神话是现实主义的，或者并非空穴来风，极度夸张的大跃进民歌已经说明，大话、空话、浮夸的话正在现实中形成风气，说幻想的神话是现实主义又有何不可呢？你们毕竟才念完一年半大学，搞运动又不怎么上课，基础知识欠缺，水平参差，讲义质量很难保证。你们的讲义后来用百花出版社的稿纸抄了一回稿子（7.19.），没见出版，跃进无果。不久，教育部党组起草了《关于高等学校学生编写讲义问题的意见》，在肯定编写教材取得了一定成绩的同时，也说了妨碍正常学习，学生水平参差不齐，知识准备不够，编出来的讲义往往不尽合用。为此提出：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好各科课程，时间和精力应放在学习功课上。一、二年级学生不要参加编写讲义的工作，编讲义主要是教师的责任。中共中央于5月24日批转了教育部党组的“意见”。其时，党已开始在各条战线纠正左的错误。社会主义大学好，路线错了会办糟。有错就改，错误能转化为正确。毛泽东缔造的党，在群众的批评和监督下，能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对于你们当年的学术研究和编讲义，我有三点看法：
　　第一，不要误读毛主席“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句话，这是给下层人鼓劲的；在科学文化面前，人民也有自我解放的能力，但并不是说不学可知。佛家说“下下人有上上智”（《六祖坛经》），与陈涉所说“将相宁有种乎”是一个意思。高智商的人，也必须有个学习的过程，才能把知识积累化为创造能力，否则，即或有点小聪明，也会像《伤仲永》里的那个小孩一样，啥也不是。不能以为有了立场和主义就可以横扫学问，岂不知主义也是从书山学海中淌过来的、为实践证明了的大学问。知道马克思和毛泽东读过多少书吗?阎教授说：“我对毛主席的诗是百万分地投地。”（3.14）那诗是与生而俱来的吗？不是，虽有基因的成分，决定因素还是他手不释卷和刻苦实践的结果。事实上，上一年你还没读过《怎么办》呢，怎么知道拉赫梅托夫是何许人也？这种跃进，小马拉大车，勉为其难啊。桃三李四，必得长到了年头才能开花结果，是不是？
　　第二，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一定要采取分析的态度。毛泽东主张，批判地继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编讲义中运用的新方法，应当指的就是这些。这是正确的方针，对搞文化学术研究的人来说，是耳熟能详的常识。可是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常受批左出右、批右出左的影响，执行起来摇摇摆摆。你们当年用一些新观点硬往古人身上套，而前两年，被鲁迅讥为“摩登圣人”的孔子又开始吃香了，学界大兴复古之风，假弘扬“国学”之名，让儿童身穿汉服、头戴儒冠，背《三字经》、《弟子规》，鲁迅指为戕害儿童的《二十四孝》也捡了回来，让儿童效仿。《儒林外史》写了一个叫王玉辉的老秀才，赞赏女儿绝食殉夫的“壮举”，穷得没办法，找个高尚的理由让骨肉去死。在女儿死后，他拿着《礼学》等三部蒙学书稿，找关系寻求出版，这种置女儿性命于不顾的学问，国学先生们是否愿意接受？
　　第三，整理这两年的日记，我常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今天看来是常识性错误，当年会那么狂热、那么一个心眼地拼死、硬干呢？毛泽东说：“我们有两个生身父母：一个是旧中国，一个是十月革命。群众路线，阶级斗争，是学列宁的。”（《毛泽东年谱》第3卷1958.5.18第354页）这个话是在探索中国道路能不能走得更好更快的时候说的。我可以理解为：是外来父母的基因，变异了本土父母的基因，展现出了当代中国两次革命的崭新面孔。你们这些大学生的思想只是把阶级斗争、群众路线镶嵌到了旧的基因链上，骨子里，旧的基因依然在支配着你们的行动。从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起到58、59，天下为公（《礼记》）-世外桃源（陶渊明）-等贵贱，均贫富（钟相、杨幺）-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水浒》）-“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太平天国）-大同主义（孙中山）-一大二公，太平世界（毛泽东），就是旧中国父母给我们留下的、从未间断的、关于美好社会的基因链。五八年以后，巨人倚天抽宝剑的时候，上下一拍即合。人们举着外来父母的旗帜，重塑本土父母的基因谱，掀起一场地动山河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牌子是农民先挂起来的，领袖说得明白：他没有发明权，只有推广之权-不要觉得什么错误都是领导造成的，就如编讲义，本来说的是编个小册子，却放大成了编文学史-就理想而言，领导和民众，包括你们大学生，是心心相通的，“一万年大久，只争朝夕”。在以后的若干年，巨人以毕生精力，率领人民向这个目标做了最后的冲刺，紧跟其后的民众，或重于泰山，或专门利人，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或你死我活……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华夏子民，在一个“环球同此凉热”目标的吸引下，义无反顾，大干了一场，有成功，也有失败。中国人贡献于世界500年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或者只在于空想的终结，还有尊重科学、不屈不挠实干大干的胜利，直到卫星上天、两弹爆炸。那个年代，文艺创作的方法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在头脑发烧的时候，会像大跃进民歌那样，把夸张的艺术当作实际生活。我们终究是祖国父母怀抱里的儿子，身上都带着先贤的、诗人的、造反者的、革命家对美好世界向往的基因，不管是好的还是差的，一场大剧的导演和演员都在其列。当人民“把我们的血肉组成我们的新的长城”的时候，竟忽略了孟姜女那无语的眼泪。“不见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1959，大剧拉开了三年困难的第一幕。
　　这番议论或者失之空泛，不仿拿大家作为例子，回到大学生编讲义上来。科学家钱学森曾提出一个被称之为“世纪之问”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家？实际上，他自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在1958年亩产万斤的浮夸风盛行的时候，他发表了《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1958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的文章，认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成农产品，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这篇极富科幻色彩的小文，为大跃进的烈火加了一桶油。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秘书回忆，老人家是看了钱的文章才相信粮食亩产可以达到万斤的。高估产带来了高征购，后果严重。这说明，科研一定要有实事求是、忠于真理的精神，人格独立，思想自由，不可功利化，不可因机因势而变。学术研究强调群众路线，最终可能磨掉所有持独立见识的棱角，得出一个谁也不能冒尖的平均数。平均数的人材当不了学术带头人，更出不了大家。体制应营造大家自主、自创的良好环境。就如你们编讲义，党的领导应当是学生和专家的裁判，不应当进场帮助一方来踢球，甚至站在一方拉偏架。当执政党由革命为主变为治理为主的时候，治下的人民都是公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五星红旗上的四颗小星，除了两颗星以联盟为基础，不可人为地制造高低死活，解决内部矛盾，为的是你活我也活。法律是共同的契约和规矩，一起搞建设，违法必纠。你们的阎教授，在文革中被打成重伤，抢救无效身亡。他真的不该死。
　　82岁的我
　　2018.4.8.写
　　12.30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