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第1063-1074天

　　1959年5月16日星期五晴（第1063天）
　　上午，编写组的人忙着做校对、编书目索引。然后上体育课。
　　午后把收尾工作做了一下。文娱活动时间，几个人去北陵玩了一会儿。栾文彦说：“叫人伤春啊！”
　　天气暖烘烘的，树叶儿都长得肥大了。张峰德拿着一本童话，我高声地读着。
　　晚上座谈教学革命以来的收获，已记在我的记事本上了。我把自己在提高研究工作能力方面的收获谈了一下。
　　晚上，支委会研究了下星期的民兵训练问题。要我当炮长，我说：“我干！”不过，班里组成一个优秀炮队，由老梁领导，目的在于争取优秀班，打那五发炮弹。我的情绪挺好。
　　
　　1959年5月17日星期六晴（第1064天）
　　上午做鉴定。给郭铢提意见的时候，大家都不发言。不过问题还是提出来了。午后讨论我的鉴定，发生了争论。马云飞说：“老盖帮助人态度生硬，觉得自己改造得差不多了，有些自满情绪，好以教训的口气讲话，来了许多‘啊’字。”安凤烈说：“帮助人概念化，不能结合个人的思想情况。”王桂莲说：“在红专的提法上有问题。”安风烈说：“我不同意王桂莲的意见，他既然自己检查了，就说明有认识，他解决红专问题是我们的榜样。”何华楠说：“既然有这种思想，今后应当加强理论学习。”我个人发表了如下意见：
　　“红专不是人生观，专不是指导我行动的东西。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就很有问题了。我要说：这是个人主义思想还在顽固的表现。”
　　潘常静问我：“写不写呢？”
　　有说写的，有说不要写的，最后决定写。然后我把小组的鉴定读了一下。
　　“我对我的鉴定有意见。”小马说，“你把鉴定里肯定的东西完全否定了。但是我上午我似乎还没有听到这些意见，你说我哪点忽视学习了？”
　　“你说你学习时没有参考书，，记不下笔记来，而且觉得没有啥可学的。”
　　他说：“我仅仅在哲学学习上有这种表现，怎么能得出忽视学习的结论来呢？”
　　我说：“可以改成哲学。”王桂莲问他:“你那时为什么不买文学史？”
　　“买书不自愿吗？我当时想：以后文学研究所出文学史，我有一本就行了呗！”
　　安凤烈说：“我对小马比较了解，在高中时——”他的话还没说完，小马把手一挥，抢着说：“请等一等。我在高中时，古典文学非常好，5分！”脸往旁边一扭，“你自称是了解我，我感到很荣幸，可是，你不能说服我！”
　　我说：“你总是强调客观原因。看政治文件时，你说你头迷糊，学习的时候，你说你只能单独学习，大家只能看到你是去玩。那么，你就是用功的学生了。难道一些习惯就不能改改吗？”
　　王作昌说：“大家通过就得了，个人意见可以附在后面。
　　小马说：“就这种态度啊？那我一点意见也没有！”
　　今早吃饭的时候，他买了个中碗，吃不了。安凤烈说：“你以前总是剩饭。”
　　“谁说的？你调查研究了吗？”小马急了。
　　“你不要激动嘛！”
　　“我没激动！”
　　“你吃不了就送回去一些呗！”
　　小马说：“我发现豆腐酸了，我就不吃了。”
　　会后，我在教室里问他：“你生气了吗？”
　　“没事呀！”
　　晚上看记录片《西藏叛乱》。
　　
　　1959年5月18日星期日晴（第1065天）
　　赵洪利是不断地进步。下周搞民兵炮训。我们利用今天的时间补古典文学，小赵说：“那我也不锻炼了，我也去上课！”我问“你为什么不去炮训？”他说：“我有这个条件吗？”我说：“你还得准备运动会呢！”
　　午后我问他：“你参加锻炼，捞不着补课，思想通不通？”他说：“这点小事算得了什么呀？拿下等级运动员，能那么容易吗？再说，我在体操队里也负些责任，我出来以后，交给谁？”“以后我还得去集训，可能又不能去劳动了。其实在哪儿都一样，对组织的忠诚，主要看你自己，像陶承，找不到党组织的时候，还要把党费都积攒起来……”
　　午后听党课，是何老师讲的。他的眉头吊上去，鼻子尖一些，嘴小，讲话快，语气苛刻，仪表上给人一种分毫不让的感觉。他对小资产阶级狂热给予嘲弄：“匈牙利事件学生要求绝对民主、自由，后来把党员吊在电线杆子上，啊，真的货色拿出来了，什么自由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小资产阶级遇事一热，受了打击就垂头丧气，怨声载道。他不要党的绝对领导。什么话？”
　　天色暗下来，大树的影子横在天际之上，还有脚手架的影子。晚霞是暗红色的，瑰丽而庄严。
　　
　　1959年5月19日星期一晴（第1066天）
　　上午补古典文学课。午后讲《文艺学概论》。韩振启老师讲宫词。企望用美妙地构思和词的意境表达出来。文艺学的老师很年轻，褐边眼镜，言语里带着笑，却又显得不那么认真，力图把他所讲的内容搞得十分有趣，这样，就把题目里的一点含蓄的东西锋露无遗，且有些不易寻味地烦琐。
　　晚上，支部给全班同学鉴定。如果说同意小组的意见，就可以通过了。讨论到董淑玉时，我说她有些清高。陈本凯说：“是有一点，而且十足。”
　　“其实，这些都写了：学习上有适可而止的现象，这不就是骄傲吗？”李长庆说。我反问道：“其实，郭铢在学习上没有适可而止，可是你认为他不是骄傲的吗？”老梁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梁月发表了意见：“她可骄傲了，所有的女生都不好，就她一个人好。别人学习开夜车，她就说：‘她笨嘛！’”
　　我说：“那就干脆写上清高吧。”
　　李长庆说：“那太抽象了。”
　　“梁月是举例子了吗？”
　　“我是听深津说。”梁月补充。“深津听张淑贤说的，张淑贤听她说的。”
　　老梁说：“你不就是有根据吗？”
　　“嗯，写上吧，她还不知道怨谁呢。”常静说。
　　老梁说：“写上，管她怎么的了，是事实就行。”
　　王作昌说：“你这不行呀！过后就得做组织工作。你当支部书记这样还行吗？”
　　后来，作昌告诉我：做工作要全面，不能犯主观主义的毛病。
　　
　　1959年5月20日星期三晴（第1067天）
　　按常规，今天是政治课，因搞炮训，这门课就停止了。人们像疯了一样地要读书，北师大的参考资料，刘绶松的文学史，应购之书真可谓汗牛充梁。
　　晚上组织生活会，老丁来晚了，一进门就激动地说：“今晚组织生活讨论一下贪菜的问题，你看那咸菜，剩了满桌子，太不像话了！”
　　老陈点点头，平淡地说：“卫生问题也得提一下。”
　　我说：“我不同意。组织生活不是讨论会，主要是加强思想教育。总支布置的内容是以谈鉴定的感想为中心。”
　　方剑秋发言了。他的眼睛望着天花板，一副冷凝的面孔，说：“说我要研究郭沫若，真使我受宠若惊。”
　　马云飞板着面孔问：“难道除了学古典文学之外就不能看别的了？谁能把每个人的道路都规定下来？”
　　面对这些思想斗争，应当是很珍重的。
　　
　　1959年5月21日星期四晴（第1068天）
　　文艺学课程之后，总支把各支部支委留下来，研究红旗支部的评选工作。王作昌把所学的辩证法都用上了。比如：目的和手段哪，经验和工作呀……讲完以后，从大家的发言看，到底如何评好呢？我先发言：“我看，应当把重点放在评比上，在评比的同时，也就总结了经验，谁发言，就全面地谈。”
　　十四班的支部书记摩挲着大腿，脸转到一边，嘟囔着说：“那样呀，两天晚上的时间能够用吗？”十六班的支书蒋士杰讲话总是很激动，带着无可争辩的口气：“单纯搞评比有什么意义？我们是为了今后的工作才来总结的，因此就必须全面谈，而且我们都已做了总结，有书面材料作根据。总支评比的时候，就不会发生标准不统一和片面的现象了。”
　　最后，就这样决定了。支委们急急忙忙吃了晚饭，在一起研究这个问题。老梁说：“这次评比呀，全指两片嘴，能讲就行了。”
　　我说：“你别胡扯了！”
　　“唉，关于恋爱问题的材料，李桓桢又要了，你们得帮助我写写嘛；我净写材料了。”老梁说。
　　我也述苦：“我写的少吗？组织生活、师生关系、编写组的经验教训、文明道德建设问题……”
　　老梁说：“我们开多少会呀？功课都拉下了，你不要有平均主义思想嘛！”
　　我说：“你别诡辩了，都是为党工作，你叫啥屈？我看，你才有严重的平均主义思想呢！”
　　王桂莲鉴定后的思想情绪还了解得不透，董淑玉在鉴定后面狠狠地打了“！”号。对支部给她提出的“有骄傲自满情绪”表示不满，支委都很着急。炮训时，郭铢不愿意扛炮架，躺在床上，懒洋洋地对我说：“炮长，给我换换吧！”
　　我问：“换谁？”
　　“谁有劲换谁！”他说。
　　“你看谁有劲？”
　　帮助这些人，得商量个具体步骤。
　　
　　1959年5月22日星期五晴（第1069天）
　　绿油油的白杨树叶在夕照里闪闪发光，被风吹得蔌蔌作响。外面的稻田已经翻整了一遍，田埂的朝鲜族人还没归去。蛙儿们唱了起来，因为河水很少，不像乡间的青蛙唱得热闹。几个人站在白楼的阳台上，谈着杂志上有关于新文学的文章。有人在朗诵郭沫若的《女神》。由大哥在谈俄文。李长庆把时事摘要写在黑板上，三五个人围上去读。
　　门板一摔，马云飞大模大样地走进来。我说：“小马，别人在练炮呢，你怎么不去？”
　　“谁告诉你的？”他反问，把眼角一挑。
　　“他们都去了啊！”
　　“谁下的命令？”
　　“班上。”
　　“班上谁？一天总练，也没边儿啦！”
　　“现在你知道了，你就去吧！”
　　“我没有得到班上的通知，我不去！”
　　栾文彦对自己内心的想法是从不加掩饰的。午后讲哲学课，是一位非常年轻的老师，栾文彦说：“他是东北师大的，在我们高中实习过。”下课时，他想和那位老师见见面。老师正回答女生的问题，他站一边发窘，就拿起黑板擦擦黑板。老师始终也没发现他。第二堂课，老师下课就上厕所了。他拿着茶杯到数学系办公室，倒杯水，放在讲台上。再上课，他看老师拿起水杯在喝，高兴得不得了。
　　
　　1959年5月23日星期六晴（第1070天）
　　午后，我以代表的资格参加校首届团员代表大会。会场在校部礼堂。礼堂的前边，靠墙立着几块黑板，写着外语系的贺信，用彩色粉笔写着“祝贺团代会的召开！”“祝大会胜利成功！”一个女同学站在门前，我把代表证给了她，找到“100”号座位坐下。
　　会场的人来得不少了，个个喜气洋洋，人声鼎沸。墙上的标语都拿下去了，窗上新年时候贴的剪纸也去掉了，会场里净明光亮。主席台中间放着讲坛。讲坛后是一溜蒙着台布的长桌，那是20几位主席团成员的座位。舞台前的栏杆下，放着几盆天竺葵，讲台上有两盆落地生根。最后面是主席塑像，党旗悬挂在墙上。
　　军乐奏起《共青团员之歌》。杨部长宣布开会。他高大严肃，声音宏亮。林淡秋同去代表临时团委很做了工作总结报告，简单明确，有指导思想，有原则，有方法。
　　晚上在校部吃饭，看电影《奥赛罗》。
　　
　　1959年5月24日星期日晴（第1071天）
　　五时半起来，在白楼园厅开讨论会。我发言有此怨气：说今后不要搞群众运动了。党的中心工作不是那么具体，团怎样协助党做好工作呢？
　　但我这个疑问在杨俊超同志的报告中已经解释了，这就是：要把工作做好，要更具体、更细致，更有耐心。应当具有一种忘我精神，下决心做群众的知心朋友。
　　晚上，洪文斌找我问了一些情况。十一班的陆峰看见洪文斌和梁月恋爱，就冷嘲热讽地说潘：“你是小资产阶级感情，见异思迁。”还想要跟党支部去说，要批判她一下。后来又说“你要拒绝旧友，那个人就不能活了”。老洪为这件事苦恼。他现在也怀疑是否因此影响他们的关系。
　　
　　1959年5月月25日星期一晴（第1072天）
　　晚上听报告，是海军里的同志丁山做的。讲海军前线英雄安业民烈士的事迹。我们都坐在操场上，天上一颗明亮的星子亮了，看上去是那样平凡，却吸引着无数人的目光。安业民啊，您就是一颗星，在我的心中闪耀。努力严格要求自己，把用意志巩固下下的东西保持到永远。
　　残余的个人念头和青年人必然要有的怀恋一起来到心间，是愉快的、火热的，但又是渺茫的。于是理智就粗暴的把那些幻想压下去了，心头又涌起一股严酷的情绪，是什么呢？是个人得失！这今后要努力改造的东西。
　　收到本才寄来的五本《现代文学史略》稿。
　　
　　1959年5月26日星期二晴（第1073天）
　　吃完晚饭，到教室去复习功课。董淑玉走在我的前面，她慢慢地走着，沈阳台正在广播辽大编教材和教学革命的消息。我跟他开玩笑，说：“你迈方步呢？”
　　她指着电线杆上的喇叭说：“我在听那个。”
　　我急忙走到前面去。到了教室，无意中问于东坡：“你有钱吗？我一个钱也没有啦！”说完这话以后，马上觉得不是场合。果然，被刚进屋的董淑玉听见了，马上递给我两元钱，说：“给你——我怕忘了。”我说：“我没零钱。”她说：“哈，你脸红啦！”我说：“你以为我没有钱了才给钱吧？”她说：“我怕你赖我。”
　　过后，我感到很无聊。
　　改造的机会来了。校党委决定我们去开源清河水库劳动一个月。我兴奋地说：“上回去深翻地，我没捞着去，这回我得显显身手啦！”
　　老丁说：“你要当心胃病！”
　　晚上，大家讨论这个问题。宿玉堂代表二小组发言：“我们要解决思想问题。历次劳动都说明，思想不明确，就不能丰收。深津纯子坚持要去，孙正新也坚持要去。我们要打掉本位主义，思想好，主要看劳动好！劳动不好，不可能思想好。”
　　支委会讨论谁留在家里的问题。老丁说：“让深津去吧，她一次劳动也没参加。”我说：“你让她去，不能吃饭，吐黄水怎么办？”王作昌说：“其实她身体发展挺好，并没什么呀！”我说：“好什么？炼锗的时候，她都睡到缸沿上了。”老梁问：“王金苓能不能去？”王桂莲说：“她能去，她是挺强的。”王作昌说：“她是工农出身，学习吃力，得照顾她一下，这是党的政策嘛！”老丁说：“其实她就顶个工人的名儿！”我说：“既然她有一些资产阶级思想，我们让她改造思想，不同样是照顾她吗？”
　　我们正在开会呢，十四的孙成大走了进来，说：“刚才滕书记说，叫他当后勤连的连长。”大家都笑了。他现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把名单留给我吧——病号的名单。”
　　留下来的人都不高兴。深津笑了一下，大约是在预料之中的吧。老梁耐心地对她们进行说服。董淑玉哭了起来。深津几乎在哀求了：“让我去吧！”老梁说：“不行，你有胃病。”她说：“我可是运动员哪！”老梁说：“那要是你犯了病，谁给你治呀？”她说：“不能犯！”
　　“你一顿就吃一中碗饭！”
　　“那我就多吃一点儿！”
　　“我们得好好改造自己，但绝不能忘记工作。”
　　
　　1959年5月27日星期三晴（第1074天）
　　早晨洗衣服。我想，这次去的时候，应当练习写小说。正好《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谈小小说的文章，又简单，又丰富。因为不喜欢，所以就不想写。
　　发了四张明信片：显亭、景翔、二哥、本才。
　　年后看电影，捷克片《柯儿趣游记》。
　　幼儿园的孩子也来看电影，阿姨们领着他们，站成一排进到里面，由阿姨帮助他们安排了座位，像小鸡雏一样，他们摆着手，晃着脑袋。女孩子穿着布拉几，小裙子，小花衫；男孩穿着带背带的裤子，叽叽喳喳地说着话，向同伴指出屋子里有什么新奇发现，眼睛滴溜溜地转，通红的小脸蛋，头发洗得亮光光。我在楼上拿一本书引诱他们，下面的孩子一起仰起脸来，伸着小手说：“给我！给我！”我向他们做了个鬼脸，他们笑了，我把书收回来，伸出右手问：“书在哪只手？”
　　“在里面那只手！”
　　我把两手者伸出去，他们又说：“在里面！”
　　他们争抢着揭露我的小把戏。电影开演了，他们像受惊的样子，一下把目光投向了屏幕，同声叫着：“呀！”
　　孩子们多么纯洁、天真，没有一丝偏思歪想。加演《全面绿化》和《一万年肥料》、《多蛋鸡》的时候，他们一起拍着手。
　　晚上，校长给我们做劳动的动员报告。他像个老父亲一样，讲话使人心暖。
　　张峰德说：“我不看小说，热热闹闹的，看完就忘了。最好能借一本令人深思的书。”这说明他在进步，他在决心书上写道，“保证情绪乐观，不沉闷……”
　　大家都在进步，你还是不要自我欣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