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忍无可忍 (上)

　　一九八二年秋收后，全村的人不再为明年的备耕而劳作，而是开始整日地开会，准备分田到户。所有属于集体的资产都在“分”的范围，都按人口平分:土地、牲口、树木、集体房屋，甚至一根皮绳也要按人口多少分摊后被割断，至于能否使用那是另外的事情；而同一类东西因为品质、位置差异发生争执时，则采用编号后“抓阄”的办法决定顺序。
　　因为分家后只有母亲、我和小姐的户口，我分了三十六亩土地和一匹马、五只羊，还有许多相应的农具等生产物资。那年包产到户时，我的“手气”出其的好，凡是要“抓阄”的东西，最好的那一份大多都会落在我的名下，比如生产队唯一的“磨房”，比如土地等。
　　分土地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的哥哥坚持要和我合在一起抓顺序号。结果是，生产队唯一的“晒砂”地（当地对土地使用情况的一种叫法。当地采取轮作制，土地连续种植三年后，在秋天深翻，次年闲置一年让土地休整。因为一年的休整，土地中杂草很少，且因为光合作用，微量元素会自然补充，这样的地，地力最好。）不论从上到下，还是从下到上按顺序号排位，我抓的号都能挨上。兄弟两个决定自己的顺序时，财说：“我们按兄弟顺序，我是哥，在前，你是弟在后。”
　　财是1967年的高中毕业生，参加过“红卫兵”，去北京、井冈山串联过；后来被母亲以父亲生病的名义“骗”回家，在家里关了半年之久不让和他的同学们联系；后来又在父母的强迫下，娶了邻村的姑娘芳。但是他还是利用当年“招工”的机会，又出了农门，在一家企业开车。财是个善于算计的人，大小事情总能在第一时间分出优劣和远近，凡是与自己相关的事，都会无原则地维护自己的利益；需要别人帮忙时，总是理直气壮地去求别人，而别人需要他的帮助时却总有许多的借口和托辞。几十年间，他不只一次地算计着，算计着别人也算计着自己，已至于后来的几十年间我尽量避免和他有交集。
　　对于谁先谁后这样的小事，我即使有意见也不会说出来。至少，谁在前谁在后在我看来没有多少区别，都是土地，能有多大差异呢？那时的我们兄弟还没有完全撕破脸，我也没有在这些小事上和他计较的想法。何况，我的关注点在自己的将来上，而不是眼下。
　　这个顺序唯一好处是决定谁先放水。祁连山前的水浇地，一块连着一块。从南边山中流下来的高山雪水，经过山前的分水渠后，又进入毛渠；通常，一个毛渠浇的地要从上到下根据坡度分成若干小块，称为“一瞭”，即一眼能看见的意思。一瞭地大多七到十几块不等，每块地又依地形分割成大小不等的小块，多则几十亩，少则三五亩。毛渠的水经过地头时，又通过一道人工修建的分水坝进入各家。
　　这种分水坝修得很有意思：在毛渠中间修一道统一水平的水泥坝，然后按人口计算出每户的宽度，每家对应的多少地就留多宽的口子，中间仍然用水泥柱分割。这样，不管多大的水，都会按人口平均流进各家的地里。我和哥哥的地因为属于同一块，就修了一道分水口。
　　分了这么多的地，如何种，就成了问题。我家一个劳力一匹马，肯定是没有办法种的。
　　村里的人都自愿组合成小的合作组了，兄弟、亲友三两家一伙，紧张地准备着春耕，可我还是没有一点头绪。母亲坐不住了：“小七，你是什么想法？”
　　“能种就种，不能种就不种。”我随口说。其实，我一直在打听村里人种地的情况。
　　“要不我去找一下老宋哥？和他们家一起种？”母亲盘腿坐在炕沿上，一边缝衣服纽扣，一边说。
　　老宋哥家中有八个儿子，年龄和我相近的就有三个，是生产队劳动力最强的人家。但是，明显的优劣摆在面前，我有什么资格和人家合伙？
　　“我看还是把马卖了，想办法买个手扶拖拉机自己种的好。”踌躇半天，我说出了我的想法。
　　“那个要多少钱？”母亲问。
　　“六七千元吧？”我说。
　　“家里哪有那么多钱呀？儿子。马能卖七八百，还差的那么多怎么办。”母亲抬头看着我。
　　“……”我无语了，没有钱只能借，可刚刚开始包产到户的乡下谁有这么多的钱借给你？找姐姐们帮忙，我开不了这个口。当初回家后，大姐在回来上坟的时候就说过，“不让管正好，以后什么事情也不要找她”。
　　母子俩几乎每天都在讨论地怎么种的事情。
　　我明显处于劣势：一个不怎么会干活的小伙子，一匹不怎么好使唤的马，加上30多亩地，谁都以为是负担；何况在分田的过程中，无处不在的好手气又严重影响了乡邻们的情绪和关系。
　　哥哥财来了。
　　“我看我们合在一起种吧？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财坐在椅子上，点上一支烟。
　　财的情况和我无二。但是，他有靠山：他的岳父家就在邻村，芳家有三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两个弟媳，都是庄稼行里年轻力壮的好手。
　　我没有说话。
　　“帮你兄弟是本份。看老娘的笑话，你儿子脸上也光彩不了多少。”母亲对财的不满毫不犹豫地发泄了出来。
　　“这不是来帮了吗？”财笑着。
　　我还是没有说话。
　　自从父亲去世后，无处不在、随时都有白眼和小看让我敏感而自卑，对于母亲以外的人说的话我都要认真地想一想，特别是财。
　　“要一起种，你就要把心操好。外人看笑话看的不是我和你弟弟，是你。”母亲愤愤地说。
　　“就是一起种。两匹马一付犁，这些地没有问题。”财满怀信心。
　　“那就谁准备谁的种子肥料，只是种地在一起。”母亲同意了财的意见，也表明了虽说是兄弟俩，但还是两个家的意思。
　　财走了以后，我对母亲说：“我还是想买个拖拉机。养个马每天还要喂，一个也拉不了犁，多麻烦。拖拉机啥都能干。”
　　“你个败家子，一分钱没有挣，就想着怎么花。我没有钱，你有钱你自己买去。”母亲看到有人合伙，一口拒绝了我。
　　“谁知道他打什么主意。野猫子上门——没有什么好事情。”我对母亲说。其实，财的想法一目了然：我虽说是个不怎么称职的农民，但是，出力的活没有问题。如果在一起种，一些晚上、野外之类的芳不方便干的活我就能照顾过来。在财的眼里，从长远看，我是个有潜力的农民。
　　最终拖拉机还是没有买成，和财一起种地的事情在财的操作下，又和他邻村的岳父家达成了协议。
　　我隐隐约约感觉到哪个地方不对，可就是说不出来。往常，即使在分家前后，平时笑眯眯的嫂子芳一句多余的话都不说；可自从说一起种地后，那些天都一直拉着脸，每天不是盆响就是锅响，时不时还要指桑骂槐几句，整天惹的几个孩子不是你叫就是他哭。几次我都忍无可忍，可母亲说：“种地是大事，先把地种上再说。”
　　转眼就到了开犁季节。刚刚生完孩子在家休产假的四姐英说：“我帮不了你其它的忙，回家帮你做饭吧。”开犁的第一天，财说先从他岳父家开始，我在自己的地里做准备。
　　吃过午饭，我就去睡觉了。自从去年秋收后，不管多忙，母亲都要我在中午睡上一会，那怕是几分钟。朦朦胧胧中，隐约听见有人在院子里面大声嚷嚷，尖锐的叫声、骂声和孩子的哭声惊醒了我；我以为家里出了什么事，连忙起来一看，芳和英两个人站在院子中激烈地吵着。我不由火上心头，但是，为了种地，我还是强迫自己站在旁边听了一阵，也终于明白了原委：我母亲有个习惯，喜欢把被子和棉袄在天气晴朗的时候，翻过来晒晒太阳。经过太阳暴晒的被子和棉袄，棉花会变得松软而温暖。这天中午，母亲照例把棉袄晒在了院子中间的铁丝上。凑巧的时，不知道为什么，那根铁丝就断了，母亲的棉袄就掉在地上。芳养的小猪就把母亲的棉袄拱来拱去，八岁的侄女带着弟妹在院子里面玩，或许就没有看见小猪，或许就没有想把小猪赶走。我四姐起来时看见小猪在拱棉袄，随口就说了一句“猪拱你奶奶的棉袄也不管”；而这句话又被准备出门的芳听见，芳就不满意英的说法而吵了起来。
　　两人吵得不可开交。
　　英是老师出身，嘴巴自然利索；芳没有文化，却口无遮拦。母亲则依着门框在劝：“你们不要吵了。”
　　听着芳满口的脏话，我有些愤怒，但是我还是对英说：“你是回来帮我种地，还是来吵架的？要吵，你现在就回你的家。”
　　许是我过于冷静的口气让英吃惊。英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回屋里去了。我又对芳说：“能不能不要说脏话？”
　　“我就说，我说你能怎么地？”芳一副蛮不讲理的样子。从他嫁入我家近十年来，我第一次看见她这种不依不饶的模样。
　　“我妈不是你亲妈，但是你也叫妈。你骂xxx，合适吗？”我依旧慢悠悠地说，但是口气却异常的冰冷。
　　“我就说xxx，你能怎么地？xxx！”气急败坏的芳一点都不让。
　　“行了，行了。骂也骂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母亲脸色苍白，但是还和着稀泥。
　　“我妈就在这里，你x一个我看看？”我压抑已久的火终于忍不住地发了出来。自从父亲不在到现在所有的委屈、不满、冷落、失意等交织在一起，变成了压抑不住的愤怒。
　　“我就是骂，我就是xxx，你能把我怎么样？”平素文静的芳变成了泼妇。转头就骂起我来。
　　我火冒三丈：“你再骂一个试试？”
　　“我就骂，我xxx。”嫂子不但骂，还跳起来嚎叫。
　　我二话不说，对着那张正在破口大骂的嘴就是一个耳光：“你再骂一句，我就把你的嘴给撕了。”
　　看我动了手，母亲一下子扑过来搂住了我的后腰；摔倒在地的芳口里仍然不干不净地骂着，想扑过来抱我的腿，我毫不客气地对着那张嘴，抬脚就踹了过去。芳惊恐地看了我一眼，不敢再骂，连滚带爬地进了自己的家。
　　“你惹大祸了。”母亲说。
　　“你放心，天塌不下来。”我明白母亲说的什么。
　　我没有去干活，只是在家等着。我看见我的大侄女在在她妈进门后不久，就出了院门，我知道是叫她爹去了。叫谁我也不怕，该来的迟早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