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精疲力竭

　　六月中旬，是河西走廊这个一年一收的农耕区相对农活较少的时候。麦子正在拔节扬花，胡麻还是一片翠绿，蓝天、白云、青山、绿地，勾勒出美不胜收的西部农村画卷。往年的这个时候，妇女儿童都在薅草，男人们做些修修补补的农活，人们都在积蓄能量，准备即将来临的秋收。
　　上次开会时，小个子队长祥云就有意无意地说，秋收后就要包产到户了，能搞上些副业，也算是增加点收入；还说他在和渠首的领导谈呢，准备包些修渠的事情干干。
　　这天早上，上工的钟响了，人们却没有上地里干活，全村的男男女女们集中在生产队的大办公室中谋划着一件大事。
　　“我把渠首修补水渠的活要来了。大伙合计一下，干不干，怎么干。”队长祥云蹲在炕沿上，用手中的羊骨头旱烟袋敲了敲眼前的办公桌，等人们安静下来时说。
　　对于那个时候的生产队来说，干副业还是一个多少有些禁忌的话题。在地多人少的河西走廊，生产队的地就够大家一年忙碌了，我们村一来没有门道，二来远乡僻野土地多，没有多余的劳动力，所以从来没有这么大规模的从事过副业活动。
　　嚷嚷了一天，终于有了结果：全队社员除了老弱病残和家中实在走不开的，剩余一律上阵。全村挑选十一个会瓦工活的人做小组长，以组长家庭劳力为主组成七到十人的小组，家庭劳力不足或者没有能力带工的，组合到这些小组中，由组长进行挑选。比如我，家中只有一个劳力且不会瓦工，只能等待其它小组的挑选。每个小组实行包工定额记工，上不封顶，多干多得。出人意料地是在挑选过程中，我是最后一个被选的；且是我的二姐夫成在最后说：“小七没有人要，我要上吧。”
　　第一个被选择和最后一个是有区别的，“我要了”和“我要上吧”也是有区别的。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即使回乡劳动，我还是一个没有劳动经验的人。在乡人眼中，我还没有真正地融入乡村：从小到大极少参与干农活，从初中起就一直在城市上学；学没有上成，还学了一身城市二流子的做派，许多简单的农活都很生疏且没有多少耐力……说白了，在乡人眼里，我和刚刚来插队的知识青年没有多大区别。
　　我依旧很是木然。两个多月的劳动，丝毫没有减轻我的压力，村人们善良的揶揄、调侃中更加剧了对自己未来的思考和焦虑。我不会在农村待一辈子，只是在寻找一个合适的机遇。在一定程度上，我就像一个伺机而动的狼一样，虽说没有声音，却时时寻找着出动的时机；对于来自外界的这些说法，我只是抱以淡然的一笑。
　　第二天一大早，全村的人就浩浩荡荡地开向了工地。
　　进入工地后，我才发现，只会写自己名字的队长祥云是多么地精明：修补渠道就是把干渠中被水冲坏或者有渗漏的地方修补好。但是，在三米多深，底部只有不到一米的梯形渠道中进行施工，难度很大。清理废渣、进出用料，都要靠人工，且所有的工作都要从近乎六十度的斜面上不停地上上下下。由于工作面窄小，化整为零，组建小组是最好的办法；不仅仅能做到男女、强弱搭配，还用上不封顶的记工法，调动了以家庭为核心骨干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防止了出工不出力现象的发生。之所以组建十一个小组，是因为他早已在心里算计过，全村能够出动的劳力总数和亲戚关系……
　　我的任务是拆除被水冲坏的渠道和原料搬运。
　　不到一上午，母亲给的线手套指头处就全磨破了。砌渠道的水泥砖棱角分明、锐利无比，每块砖头一百二十斤重，搬不了几块，手就硌得生痛。一天过去，我本来就没有多少硬茧的手掌被磨得通红；特别是指腹，似乎吹可弹破。一天下来，浑身的骨头都快散架了。
　　晚上吃过饭，我对成说：“我回家去。”
　　“一天就熬不住了？”成斜睨着我。
　　我没有说话。
　　“反正干一天是一天的工分，三天不回来我就另外找人。”成冲我背影说。
　　我其实是想回去搞个滑轮。
　　把一块120斤重的水泥砖，完全靠体力搬到三米多高的地方，且每天无数次地搬运，是我根本无法忍受的；不只是对我不怎么强壮的身体挑战，更是对我智力的污辱。经过一天劳作，我已有了初步方案。
　　第二天下午，我用自行车驮了一大包东西回到了工地。在别人惊诧的目光中，开始架设用架子车轮毂改装的吊装滑轮且一次成功，开始使用。姐夫成也从刚刚开始的“不要让我胡闹”改口称赞不已。很快，各式各样的滑轮组就在整个工地流行开来，我的自尊心也得到了小小的满足。
　　二十五天后，我们这个在整个分组中被视为劳动力最弱的小组，以总量第二的成绩完成了副业生产。但是，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劳作也让我的体重从一百零八斤下降到九十三斤，而我是一个一米八高、快十七岁的小伙子。
　　回到家中，母亲看着又黑又瘦的我，眼里泪花在打转：“累不累？”
　　我摇了摇头。接过母亲手中的白瓷水杯，一口而尽；然后像一摊泥一样，躺到在大炕上……
　　
　　还没有来得及从修渠的劳累中缓过劲来，秋收又开始了。
　　开镰前的头一个晚上，队里照例要开社员会。评工分、说事情，只是要比往常短些。散会时，队长说：“早点睡觉，明早开镰。”于是，农人们一哄而散，匆匆忙忙地回去准备自己割麦用的一应物什。
　　早上四点多，上工的钟声会异常持久地响起。随着各家院门的“咯吱”声，还有狗们的叫声，上工的人们就集成了一个长队，在夜幕中向即将开始收割的麦田走去。
　　据说在更加早的时候，开镰时还要祭奠山神土地、八方神灵一番；“破四旧”后，这种形式已不复存在。但是，虔诚的庄稼人还是会用自己的方式进行。
　　到了地头，所有的男男女女从右至左一字排开，打头的自然是队长或者公认的行家里手。等所有的人都站好后，第一个人说：“我来？”
　　其它人就应到：“你来。”
　　“来就来。”只是不再动作，只是嘴皮动着，无非是嘀咕着“皇天保佑之类”；直到别人说：“行了，行了。”才蹲下身子，割起来。
　　我们那个地方割麦的方式和其它地方又有所不同：只能蹲着割而不能像电视上那样猫着腰割，主要是因为气候干燥的原因，如果大刀论起来，容易造成麦粒脱落。这是当年比我年长的一个农人说的。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我们那个时候，一个不到二百口人的村庄，能够下地割麦的人不过五六十个，每年却要种植上千亩小麦，加上“禾禾”、胡麻的其它作物，要种植近三千亩地；每人每年至少要割五六十亩，而这一切都要人们用镰刀一刀一刀地割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劳动量。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内，每天只睡不到六个小时。连续高强度劳动不仅仅是对力量，还是对耐心、恒心、毅力的考验；而弯腰割麦这种方式，不适合连续不断地高强度劳作。
　　割麦时，左脚略向前踩实，左小腿笔直，右脚略向后，右脚尖踮起，膝盖向前，身体的重心就落在了整个右腿上；右手的镰刀向前再向回一搂，麦子就会倒伏在怀中。左手反向向左后方一抓，然后右手顺势下落向回一拉，一把麦子就割在了手中。同时身体向前，轮番进行，三五把后，左手向左后侧一放，就成了一个个等待扎捆的麦把。于是，随着镰刀的金属鸣音和麦秆被割断的“嚓嚓”声，成片的麦子就被割倒在地。
　　这样的劳作对即使长年干活的人都是一个考验。而对第一次参加的人来说，简直是一种洗礼。第一天，手腕、脚踝都会发木、疼痛；三天以后，先是手，继而是胳膊会肿起来，严重的会肿得穿不上衣服，整个胳膊和腿的肌肉发硬、发亮。但是这不是你不再割麦的理由，所有的人都会经过这么一个过程，只有咬着牙坚持，在劳作中再消下去，你才算经过了考验。没有人逼你必须这样，只是你要和其他的人挣一样多的工分，就要干一样多的活，仅此而已；而工分是每个社员每天劳作后的价值体现。活着，就要劳动，这是农人们最基本的认知。
　　从地头割到地尾，算是一趟。返回时，两人一组，一个抱麦把，一个捆草腰，把自己割倒的全部捆扎完毕，就算是完成了一趟的任务，先割完的把镰刀一磨，重新开始。于是，刚刚还在微风中摇头晃脑的麦子就变成了一个个麦捆。常常，割过两三个来回后，才能听见村庄的鸡鸣声。这么早的开始割麦，还有一个说法，我们那个地方临近祁连山口，早晚露水重，割麦时不易造成麦粒脱落。
　　割麦时的农人们都是齐心协力的。麦黄一袋烟，虎口抢粮的道理谁都明白。早割倒一分，就多了一分丰收的希望，哪个农人不盼望丰收呢？
　　这是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集体割麦。那是我将近六十年的人生中，经历过的最艰难的日子之一。但是，倒在高考下的我，不能再倒在最后的生存希望面前。虽说比从小就干活的农家孩子多了许多的磨难，但是，我还是坚持了下来。
　　这是我在一篇名叫《那年的夏忙秋收》的散文中比较详细地描述过的收割场景，但是对我个人的感受却没有触及。至今想起来，我还有一种莫名地心慌。割麦，不仅仅是对身体的考验，更是对灵魂的洗涤。从开始割麦，我就告诫自己不管有多么艰难，必须坚持下去。第二天，我的手、胳膊就肿了，全身的关节像是被全部卸开又重新安装了一遍。第三天起，我的神经也麻木了。每天，都是机械般地跟着村人，头顶星光出工，足踏夜幕归家。出工时，就盼望着太阳早一些落山，蹲在地头时，就盼望地头短一些。
　　在那超常繁重的劳作中，似乎所有的人都把所有的劲使到了割麦上，很少有人说话，从早到晚，只有镰刀割断麦秸的声音不断地重复着。不管是启明星挂在半空的早上，还是热浪袭人的中午，或是星光灿烂的晚上。
　　我只是机械地重复着割麦的动作，“嚓嚓”的割麦声，让身体的疲倦日渐加重，心灵的迷茫越来越多；而对生活热爱却如同长明灯一样，在思想深处不肯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