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回乡务农

　　一九八二年三月前，我依旧游荡在渴望融入而又百寻无门的城市之中。
　　先是在县城，后在市上，分别在两个补习班补习。期间，最先向我伸出援手的是四姐英，一个刚刚靠自己的努力,在干了几年代课老师后终于考上干部的姐姐。
　　英心气很高。七五年高中毕业后，不甘心在家务农，最后被推荐上了一所师范学校，而毕业时又因为属于推荐上学且开始高考而不能分配，只好去做了聘用老师，好在国家还是向他们打开了一扇门，只要考试合格，就可以转为正式老师，而英最终还是心想事成，如愿以偿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当我高考失败后，在她的帮助下，我又开始了复读。
　　英给我找的补习班其实是一个自学的地点。几个想学习又不想被管束、在家待业的城镇子弟利用父母的关系，找了一个闲置的大房间，集体在一起学习。于是我也混在其中。八一年秋天，经过母亲无数次和姐姐们密谋后（我以为凡是不让我知道但是关乎我的事情的商议都是密谋），我来到大姐所在的城市，去学校组织的正规补习班复读。
　　“你还是要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大学。”母亲说。
　　我没有说话，我知道母亲的意思。对于一个出身农村没有任何背景的农家子弟来说，那个年代想走出农村的道路无非就几条，当兵提干，招工招干。而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因为大量知青返城而出现了安置难，最早关闭的就是农村招工之门。对于眼下的我来说，考学是我走出农村的唯一选择，当兵只是又争取了一次离开农村的机会而已。但是，我已不再是那个安心学习的学生了。短时间内的家庭变故，让我过早地品尝了人生的冷暖和不易，过多地开始考虑自己的将来，而不能静心学习。再说，大姐琴是我最不想亲近的姐姐，他要比我大二十岁，她的职业是医生，她有和母亲一样暴燥的脾气，她除了上班，还要管理一个五口之家（大姐家有三个小孩）。而我在她眼中就是一个不怎么听话的懒惰的、甚至有些二流子气息的孩子。
　　实质上，我是一个内心卑微的人。很多的时候都用假装出来的强势掩盖自己的懦弱。我在五岁的时候就被母亲送进了乡村学校，送去的原因不是我有多聪明，而是母亲要专心于自己的活计，不想让我在她身边烦她，平时管我的小姐姐风上学后我就成了无拘无束的人，母亲一不留神我就上房掏鸟、下涝池玩水，满世界疯跑，到处惹是生非，而我去了学校则有风管着我，至少不会时时操心我的安危。
　　但是我的同学大多大我三到五岁，我在初中以前的学生生活中始终是一个被人欺凌的角色，有了小侄女后，放学回家后又被母亲强制在家带孩子，完全剥夺我和孩子们一起玩耍的时间。所以在同龄人中间，始终有被边缘化的感觉，这种生活是我失去了学习如何和伙伴们友好相处的机会，从而变的敏感而不合群，且影响到我和所有人的交往。因为这个原因，我时常用硬撑出来的强势掩饰内心的恐慌。记得第一次和同学打架时，就是用这种装出来的强势吓跑了同样外强中干的对方，但是那一刻我心里害怕极了，那个同学已跑出去很远，而我还在原地不动，不是不走而是腿软得迈不开脚步。
　　因此，我又很是敏感，对任何外来可能会影响我的所有事情，都有一种不自觉抵御，且越是亲近的人对我的藐视我越是在意，我渴望能够和任何人友善、平和交往，可又用自卑为自己装上了一层厚厚的铠甲。
　　大姐琴是那种对已对人都严格要求的人，心地善良却又直言快语，在自己家人面前，从来不掩饰自己的想法，总是把自己对某一事情的态度直接说出来，而不顾及别人的想法。对于我们弟妹们，她倾注了许多的心血，也因为自己的直言得不到弟妹们的理解。当母亲说要我去她家借读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能在那里待多久，一个如母亲一般的姐姐和一个自卑敏感的弟弟之间肯定会有摩擦。但是，我还是去了，又在离高考还有两个月的时候，跑了回来。
　　任何事情发生都是有原因的。这次也是一样。
　　一九八二年春天，刚刚过完春节不久，吃过晚饭后，琴一改督促我去马上学习的做法：“小七，过来我和你说个话。”
　　本来拿上书包准备去学习的我只好停下脚步。
　　“你明天回乡下一趟。”琴在打毛衣，手指灵活地在刚刚成型的毛衣间转来穿去。
　　我还是没有吱声，没有听完话以前，插话就意味着找骂。
　　“你去给妈说，把我的原话告诉她。就说，如果她同意风的婚事，我就不要你在我这里上学。你也不要回来。”
　　我站了一会。看琴没有再说话的意思，转身欲走。
　　“我说的话你听明白没有？”
　　“明白了。”我小声回答。
　　“那你明天一早就回去。”
　　“嗯。”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早上是被琴叫醒的，她给我十元钱：“这个是来回的车费。到县城再给妈买点菜。”
　　我接过钱，什么都没有带，转身就去了汽车站，回了我乡下的家。
　　
　　我始终以为风的婚事和我上学没有一点关系，都是同一父母的孩子，都是一母同胞的兄弟，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把我牵扯其中，我知道我不过是他们手中的一枚棋子，大姐只是想她通过我来表达她的不满和愤怒：
　　“回去告诉老娘，要管两个我一起管，风不让我管，你我也不管。”而大姐夫只是不满地看着琴。
　　于是，我像窜出鸟笼的鸟儿，又从城市的钢筋水泥中回到了我乡下的天地里。
　　回家后，我把琴的话告诉了母亲，然后对母亲说：“我找朋友去玩几天，回来后就上队里面干活，我不参加高考了。”
　　母亲没有回话，过了好久才对我说：“不行。”而我早已跑去找我朋友了。
　　第三天我回来，母亲说：“你大姐夫来叫你回去上学。等了你一天，等不及就回去了，让我告诉你，一定回去上学。”
　　“我不回去。”我执拗地说。
　　其实，这个事情只是我离开复读班的一个借口。
　　自从到琴家我就精神高度紧张，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琴只要一看到我或者和我说话，都是口气严厉、表情严肃，没有给过我一次好脸色，我时时提防着琴的监督和随口而至的责骂。这不怪大姐，他要从形式上保证我把所有的心思用在学习上，她每天要为她的一家人的生活操劳。
　　为此我感到十分压抑。虽说大姐和母亲的脾气十分相近，但是，母亲对我所有责骂我总在第一时间内忘记，而对琴的责骂却始终难以释怀。人的感情就是这么复杂，对于任何一个儿女，总是能够很快忘记父母的训斥而对兄弟姊妹却是不同。当我第一次看到“天下没有有错的父母”这句话时，我突然有醍醐灌顶的感觉。
　　另外一个促使我不得不回家的原因是农村开始了大面积推行承包责任制。对于我这种没有劳动力的家庭来说，就意味着失去了依靠集体这个大树生存的条件，我不可能继续过我“寄生虫”一样的生活，而我家的现状是分家后，家里只有年过六旬的母亲、小姐风和我，风在外面上班，即将分来的地难道要母亲来种。而我已成家的姐姐们也没有能力长期负担我和母亲两个人的生活费用。所以，在大姐准许我回家的时候，我就做好了不再上学的准备。
　　过了几天，我就和所有的乡亲一样，听着村头的钟声早出晚归，开始参加生产队的劳动。
　　第一次评工分时，（生产队每过三五天要开会，同时对参加劳动的人记工分，第一次参加劳动的人，要根据你体力和对农活的熟悉程度由大家共同评定一个工分值。通常，一个壮年男劳力一天挣12分，一个壮年女劳力一天挣8分。）给我评定的是9分，也就是比一个女人略强一点。
　　对于这个工分，我不喜也不悲，我已从村人们漠然的神态中对这个结果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多一分，一年也就360分，对于眼下的我，这个分数的多与少已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
　　我在生产队只干过大半年的活，最高的时候才挣过十分工。直到后来和大家完全融合在一起后，我才知道，我们分家时的争吵对纯朴的乡邻们同样具有绝对的震撼意义。
　　“你们有文化的人也和我们一样。”刘二用芨芨草剔着牙。
　　“你妈猫老了不避鼠了。管不住你们了。”杨大望着在天空盘旋的小鸟。
　　“你爹死了，家里没有主心骨了。”赵人则会直钩钩地看着我。
　　常常，工余休息时，或在那个向阳的地方，或在那个背风的墙角，或是在某个草地旁、树荫下，时不时都会有人和我这样说。
　　我只是付之一笑。对于消息闭塞的乡下来说，不管谁家发生什么事情，总要津津乐道讨论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