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第928-937天

　　1959年1月1日星期四晴（第928天）
　　新的一年开始了。中央电台向大家拜年。从游艺室里出来，到饭厅里看《科伦上尉》，吃了夜餐。
　　早晨八点起床，十一时到抚顺姑姑家里去。她认不出我了。我自我介绍：“我是如翔。”
　　“你找到家了呀?”二姑说。
　　姑父对我说起我大哥的事情来。他的病是累出来的。冬天夜里很冷，他围着毯子看书。
　　晚上跟二姑一起到抚顺重型机械厂看电影《患难之交》。
　　
　　1959年1月2日星期五晴（第929天）
　　抚顺的姑母很慈祥。我的秋衣袖子绽开了，她一针一线地给我缝上了。她的婆婆七奶说，抚顺是宝地，什么东西都出。姑父也夸耀，重型机械厂的俱乐部的式样是全省头一份。
　　老年人叙述一件事情，有根有梢，有感情特征，说被雨淋的情形，“连口牙都是湿的。”说一家人不干净，“连新头巾也和烂布放在一起，枕头推一把都粘手。”
　　二姑是小脚，参加职工家属的生产大队，挖地沟，下水管。干部劝她：“小脚老太太，你回去吧！我找一件工作给你！”二姑在家等了几天，也没事儿，就去找干部：“你们这是调理我呀！”还要去挖沟。干起活儿来，病也没有了。姑父却不让她干，每天早晨都要说：“今天别去了。”一面说，一面帮二姑装饭盒。
　　午间离开姑家。姑父送我很远，告诉我，有啥困难就给他来信。12时乘车回到沈阳。人太多，车里热，挤出一身汗。一些老太婆们却在车上谈起人民公社来：
　　“这下可好啦，以前愁吃愁穿，少米没盐的，现在，推了碗筷就干活。”
　　回校后，很早就躺下了。头迷糊，大约是感冒了。给保堂、显亭写了明信片。
　　
　　1959年1月3日星期六晴（第930天）
　　上午朱眉叔老师讲现实主义问题。午后辩论党的领导问题，晚上看话剧《大地红旗》。
　　我想得最多的是关于更快的进步。买了一本话剧《青春之歌》，加上今晚看的话剧，我就想，缩手缩脚地工作不行，不能进步。
　　
　　1959年1月4日星期日晴（第931天）
　　今天补2号的假，仍然上课。上午讨论现实主义问题。午后讨论党委、教师、学生三结合的问题。
　　晚上我问起小赵关于他舅舅的事，我对他说：“你应当磨磨锐气，我应当锉锉我的钝气。”
　　他说：“如果觉得别人都需要你，那样才觉得生活有意义。”
　　我就是不能和他们自然地谈话，怎么办呢？
　　
　　1959年1月5日星期一晴（第932天）
　　倐忽过了五天，这五天的收获不大。我不发言，而是觉得处处不如人意，那就是说，还是用老眼光看自己，不肯向别人请教，固步自封起来。
　　我设想，能不能和一切人都接近，毫不觉得不自然？我找了许多理由来埋怨我自己，这自然是多余的。我就是那种不能有一点污垢在意识里隐藏的人，否则，我就会痛苦，把步子迈得很小心。这好，也不好，因为一个纯粹的我不会一下就产生。我觉得那个毫不利己之心的人，不会是立即就能养成的。
　　比如吃饭的时候，我拿到了装得不满的大碗，我会不高兴，由于看到了自己这样的小气，就更加不高兴了。
　　上午讨论文学史主流问题。李耀才主张民间文学是主流。“过去统治者压抑民间文学……”他用了个“压抑”，大伙哄堂大笑。
　　小赵发言，一环扣一环，很有说服力。小伙子进步很快。
　　
　　1959年1月6日星期二晴（第933天）
　　上午全片讨论文学主流问题。
　　午后片里党支部做下一步工作部署。一个支委说：“你不看谁的文章了，没啥了不起……我们要进行一次革命。革谁的命？教师和学生的资产阶级思想。”
　　班里的情况是：辩论的时候，有人看小说，有人在写诗。午后讨论时，有人说很苦闷，不知从何说起。王德福的发言算是典型的了：“我再不发言，别人都会把我的声音忘记了……我本来想做个孤独的人。政治上得不到帮助的人，像抛在远海的树叶一样。在劳动的时候。得到的是组织的温暖，那大概是要放卫星的缘故吧？紧张和疲劳使我忘记了一切。”
　　晚上开支部大会。团员们表示了自己的决心：保证把文学史编出来。
　　不是悲观，不是嫉妒，只是怀疑人家看出我心里有什么秘密，所以在她们的面前显出了生硬。本来思想上没有要追求的欲望，所以总想显示自己的本来面貌。这样，便没有更多的朋友了。
　　晚上看《钦差大臣》，笑破了肚皮。
　　
　　1959年1月7日星期三晴（第934天）
　　上午讨论编文学史的基本要求，我发了通言，构思紊乱。
　　午后把季振安的材料写出来。晚上支委扩大会吸收了几个小组长和几名团员进行讨论：如何帮助季振安。滕书记说：“你们怎么还不开会？再不开会，我就要掌握开会了。”同时批评支部对这件工作不重视。大家对贾的问题认识还是清楚的，值得考虑的是处分问题。我说不给什么处分。老梁说：“学校都处分了，你团里能不给处分吗？”
　　我说：“系里还是要听班里的意见，批评垮了怎么办？”
　　张淑贤说：“盖如翔右倾！”
　　我讪笑：“哈哈，我看该给我处分了。”
　　到20点才散会。青年人没有疲惫，即使在寒冬夜晚也也会谈笑不止。
　　应当把昨天会议的争论追记一下：
　　有人去教师资料室随便翻翻，也不看讨论范围内的材料。梁旭昌说最好不到那里去，去也得找几个人一起去。“我认为这是因噎废食的做法。”马云飞说，“我相信大多数人到那里是看材料的，不应看那些个别的、消极的。”
　　大家讨论应当在北大编的《中国文学史》的基础上超北大，并应当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问题给以充分的论述。
　　李耀才说，他要提前编出文学史。几天来，他常干到深夜，说：“我的体格顶得了。”有一次，他把钥匙拿去了，全寝室的人联合讨伐，到教师阅览室里围着他站着，他说：“哈！对不起，我忘了。”
　　
　　1959年1月8日星期四晴（第935天）
　　上午讲文学史的体例问题。“我们要把编书当成一份事业。”主持会议的人说。
　　午后开治保工作会议，党委汪主任作了指示。
　　晚上开支部会，帮助季振安。他检查说，对个人主义破的不够，以个人主义的态度对待未来的职业。团员批评他是爱情第一，接到一封信就认是是不祥之兆，把信撕碎了，连夜赶回家，请假一天，却好几天不回来，没把组织放在眼里，农场劳动也请请假，本来是回家解决生活问题，却说是父亲有病，是不是对勤工俭学的看法、认为劳动不如回家？不顾校规，旷课四十天，共青团员应当对组织老老实实，把生活的色调配错了。爱情至上，已经落后了一个世纪，你和女友吵架，你就跪在那里，扯着衣襟哀求，团总支都知道。她是有些不正派，但你总说她不好，不说自己有什么问题。总觉得有能力，不受重视，感到孤独，到小酒馆喝酒……
　　
　　1959年1月9日星期五晴（第936天）
　　就是忙，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
　　午后系里又开治保会议。老梁说：“罗广武去不行吗？怎么非得你去？季振安的材料谁写？”
　　开完会又要布置，晚上作为治保工作检查的时间。但今晚对贾继英的批判仍要继续进行。只能先写份总结。晚饭前开支委扩大会的时候，我想把那份材料念一下，老梁说：“这是什么会?你念这个？”老梁又上来主观本位了。
　　晚上批判季振英，最后给了警告处分。他对问题的认识不深刻，却有热情要改。陈本凯起草的支部大会决议。
　　
　　1959年1月10日星期六晴（第937天）
　　开始搞文学史了。现在读作品。上午，革命委员会找各班中心组开会。滕云阁书记说：“我们一定要让老师发挥作用。三结合，就是扭成一股绳，上山先问打柴人。班级团支部是体现党的领导的基层组织。现在老师也在辩论学生编讲义老师起什么作用？有说起领导作用的，有说起辅导作用的，也有说起教导作用的。你们要在班里看他们实际做得如何。前几天有些老师有些犹豫、恐惧，怕受批判。现在有的已经很主动了。你要搂不住他，他就变成观潮派了—反正你不用我。我们不要把他们看成一钱不值。但有学术上的问题，一定要批判。‘吾爱吾师，我更爱真理啊’。看书的时候，要虚实结合。以前愿意看《水浒传》的，现在要他看，他又要看别的了，总认为这营生是给别人干的。先要工作布置得有条有理，我们平时没有总结出经验，是没有这样做的结果。”
　　午后还是写材料。
　　最近我发现我对自己放松了要求。有时我觉得我很坦白，但有时也悲观起来。我在会上发言很少，这样会造成又复原了的印象，怀疑自己。
　　丁国文愿意搞戏剧，却把他分配到散曲一组里了。他很不满意。小说组搞《三国演义》的病了三个，成了空白。想从老丁那里调一个人来。老丁说：“你们材料是现成的，我们却得到处搜索……”不给人。
　　小马看书不是正经地看，抄起“水浒”的语言来。躺了三天，宿玉堂不看“三国”，却看起了《静静的顿河》。“哈哈！哈萨克七十还当兵！”他躺在被窝里喊。还是蒋文思勤恳，带病要求任务，看了许多参考书。“三国”他看了大半部了。
　　几个干部有些恼火。“卫生所什么玩艺儿！鼻子不透气就写上全休三天！”老梁直发火，还对我说，“你们小说组的不重要，过去作品都看过了，主要是研究人物和结构！”陈本凯说：“他刚才和丁国文争论起来了，老丁说他成问题！”
　　我说：“我们可别急躁。‘三国’没人编怎么办？不能各顾个吧？”
　　老梁说：“给你调一个人能顶啥用？”最后他说，“要在假期里搞突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