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第868--877天

　　1958年11月2日星期日晴（第868天）
　　午间洗衣服的时候，听说筑路连的全体战士后天将开到深翻地的前线去。晚上，全体战士在221教室集合，王书记讲话：
　　“……阎教授在太阳升公社干活出丑，小孩子们都说：那个矮胖子在街上边吃边走——他不能吃粗粮，就去买蛋糕吃。人家拿两个碗，可他只拿一个碗，说行啊，我还有一个牙缸。有一次杀猪，他就拿两个大碗去打饭，害得赵立哲老师只得拿牙缸来盛饭。看这个资产阶级人物有多丑……”
　　于国范拿着旧呢大衣，一条灰围脖胡乱围在脖子上，容光焕发地说：“我们感到骄傲，因为我们不仅筑路了，而且去深翻地。因为我们的体力不如人家，所以我们就得谦虚。新的连队要你继续做宣传工作。”他指着我说。
　　我说：“我不行啊，没有组织能力，不能出头。”
　　于国范说：“老盖行啊，筑路中出张小报写的不坏。”
　　回寝室后，我说我的脖子痛。“别让老盖去了，他还有胃病呢！”李长庆现出不信任的神情。
　　小赵热情地给我揑脖子，一面给我讲他跟李耀才吵架的事。
　　
　　1958年11月3日星期一晴（第869天）
　　五时就起床，打行李，叫丁国文跟我一起走。“不让你去了！”老丁笑嘻嘻地对我说。我委屈了一阵子，到医学院去检查，论断为左肩上方肌肉扭伤，拿了几个药片，做了封闭。我说开个条子不？医生写道：“可以参加深翻地，三日内不能过重。”唉，这张条子一点用处也没有，我没敢拿出来。翻地的人午后开会，我跑到食堂买了两个馒头就跑进了会场。
　　于国范见了我，说：“你在家吧。李文炳！宣传工作多抓他。”于国范是在我提出请求以后这样说。
　　我垂头丧气地回来了。李文炳是工厂的党支部书记，对我进行教育了：“没有咱们的锗，你叫物理系的收音机响起来给我听，你叫卫星上天给我看！”
　　工厂正在安装通气的铁管。“今后啊，用力的话你就来找我吧！”宿志谨说。他是校办起名叫926厂的厂长。于长河在做搅缸用的杷子。他对我说：“今后，个人工具个人使，好的要奖励。”
　　韩兴梅是夜班班长，白天她还得领人去拉灰。她说：“我画一百个问号，你说怎么那么多有病的？”
　　“行啦，你刮那个地皮干什么？要是石头瓦块的都能行，谁还老远的去拉灰干什么？等把所有的灰都搬到后屋里去。”她说：“可敬的先生，这回呀，你不叫我走我也走。”
　　当晚23点接班的时候，她说：“说不上怎么的，心里有事，就是睡不着。”她穿着紫花短棉袄，身材短粗。
　　我和其他几个人在炉台上搅大缸。“这个劳动才单调呢！”郭铢说，咧着嘴笑。手提杷柄，伸进缸底，然后一上一下的挥动。李文炳和我一起生产，问起我的家庭情况来了，像是好干部。他说：“孙成太没找捞着去翻地。”孙成太听见了，说：“有肺病不要紧，那里有我的活，分个地方，检查规格，我行。咱们的试验田是我领导搞的呢。咱们来个主动自荐。”
　　于国范到车间来对我说：“不要再想去不去了，在家里把工具管好，借筑路队的小车要还回去。这是考验你觉悟的时候，是啊，你不去，有时就不想管这些事儿啦。”我点头答应了他的要求。
　　梁旭昌他们很晚才回来。
　　
　　1958年11月4日星期二晴（第870天）
　　早晨7点，去深翻地的同学就出发了。“我的脖子可不疼了。”陈绍英对我说。这是向我炫耀呢。我说：“你也有资格将我的军啊？以后再干活呀，腰扭断了我也不吭声。”
　　我跟他们一起起床，把我的大衣给小赵打在行李里。李耀才和马云飞编到十六班里去了。我说：“你们俩可要好好干哪！他们总是拿矮一块的眼光看我们。”
　　李耀才说：“干吧，省长都受处分了，咱们还有舍可说的？”小赵说：“谢成是小小的宣委，当了排长，咱们的支书却当了副排长。别觉得他们不错，分工具的时候，好的都让他们班拿去了，剩下些秃头的给我们。”我说：“秃头的也得有人使，一样。”又嘱咐他，“你少说闲话，多干活。”
　　他说：“我心里很矛盾。你不去，好像少点什么。可是你那脖子……唉！”
　　我把棉裤给朝鲜族小弟安风烈穿，他坚持不要；后来我把棉帽扣在他的头上：“这次不该拒绝了吧？”
　　董淑玉把陈绍英的行李背着走。她说：“先批准我去了。”她叹了一口气，“真遭，筑路回来的时候，我把衣服、被头都洗了，名单发表时，却没有我，真气人……我一肚子牢骚没处发呢，梁旭昌啊梁旭昌，简直成了我的死敌！”我安慰她说：“你昨天是不是哭鼻子了？没有？陈绍英早告诉我了。你呀，趁这十天的工夫赶紧到医大检查去吧，卫生所不介绍，你就跟他干……白天你就到我们的屋子里玩吧。”
　　工厂另编班了。我们到凌晨一点才下班。夜餐吃的炒大米饭。下一班大部分是女生，从早三点到上午十一点半。十三班的王金苓对我说：“你给我反映一下，为什么把女生都编到一班？都累完了！要不，光咱们十三班的人在一起，咱们的人也够了，互相也了解。”
　　明天11点到20点是我们的班，魏永芳和我是值班长。何迪疆很负责任，会支使人，换班时也不推辞。
　　一缸一缸地搅，干这工作真得有耐性。
　　
　　1958年11月5日星期三晴（第871天）
　　贾继英结婚的事，如果不是我问起来，他不会告诉我的。昨天中文系刘秘书找我去，问了一下他要求退学的意见。我认为，引起这种要求的原因，不是由于家庭经济情况，而是思想问题。一是结婚了，二是半工半读了，三是家庭观念很重。今天贾继英对我说：系里不同意他退学。
　　我很久就想一个问题：原则精神如何与亲切待人的态度相结合。无论对谁都应当严格要求，但这种要求如果是想使人进步的话，千万别超出他的觉悟水平。过分的谦让是不必要的。今天领班的还是十六班魏永芳。他人瘦，面色苍白，走路总是蹦蹦达达，显得高高兴兴的样子。搅完一大缸，他说：“你休息一下吧！”和他一起干活，心里特别舒畅。与何迪疆在一起，并排作业，他时刻用眼扫你一下，我生怕他会说我偷懒。
　　第二车间苦战36小时，创造氧化高产纪录，贴大字报将了第三车间一军。第三车间的焙烧率才达到15％，第一车间马上出了大字报，说一昼夜出八大缸炭浆。
　　有许多人真是以厂为家了。十六班的陈启英昨天整夜呆在焙烧车间，于长河经常在车间出入，给大缸画上号码，修理杷子。到吃饭的时候，会来许多人来帮助搅缸，仿佛有人叫她们来似的。他们都是病号。肚子痛的趴在缸沿上搅，头痛的把眼睛闭上搅，衣服被硫酸咬得百花齐放。我今天搅缸的时候打了个盹，险些栽到缸里去，只打了两个夜班，眼睛就红了，角膜出了皱折。
　　
　　1958年11月6日星期四晴（第872天）
　　我们这个班今天上午开了个会，研究如何提高生产率、时间分配和技术革新等问题。先解决手工操作的问题：在缸上安个曲轴，两头用竖架固定，二人在两头摇转曲轴杆，带动伸入缸内的杷子上下搅动。李文炳对宿玉堂说：“我说你这个学航空的，能不能想个法子呀？我算是搅够了，这像老太太打大酱缸似的。”
　　李对语言学好像很有兴趣，对日、韩、蒙、俄语都懂一点。“刚学俄文，我也是不行啊。后来趴在被窝里背单词，早晨起来念，成绩不算坏呢。不懂语言，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会闷得慌。我住过达斡尔人家，我说要买土豆，他不懂，只好拿起土豆来比划。我和一个老太太住对面炕，老人天天起来骂人，我以为是对我有意见？就找一个达斡尔小伙子来跟我一起睡。我对他们说：‘你别说话，待两天我有事情问你。’后来我就问：‘老太太说些什么？’他说：‘老太太在埋怨圈在外屋的猪怎么没喂？’以后我就天天起来给她喂起猪来了。”
　　11点半上班，只有六个人。上一班的值班长韩行梅说：“我给你找一个来。”结果，她把深津纯子找来了。她看看车间之后，像一只小鸟，在屋里窜来窜去。我说：“把手套戴上，深津！”
　　“不用。”
　　“烧手。”
　　“不要紧。手套都湿了。”
　　“拿来在出气管上烘一下。”
　　她并不在乎，把过滤布洗了，铺进簸箩里。“三号缸该过滤了吧？”她问。
　　“5号缸加单柠酸了吗？”
　　她经常向班长提出这样的问题。她个子矮，无论是掏缸、过滤，都得把脚跷起来，把水提起来。实在提不动了，直起腰来，手捧着肚子，把眼睛闭了闭。我说：“你怎么了，拿不动就不要拿了！”
　　她说：“胃痛。把我气的，那天夜餐又吃的是凉饭。”
　　“生什么气？”
　　“韩行梅不让我上班。”
　　“为什么？”
　　“我们晩上看电影了，六点钟就回来了。为了照顾我们，今早三点上班就没叫我们三个女同学。本来我们不同意把所有女同学都编在一起，叫什么‘三八班’；根本女同学体力就不行，怎么能和男同学竞赛？韩行梅问我有没有意见，我生气，就说：‘没意见！’今天王桂莲从校部办电回来，说：‘有意见到一块就提呗！’她是个党员，团支部书记，能批评就批评，能传达意见就传达意见，说这些风凉话干什么？”
　　干活的时候，她一直唱着歌。李文炳说她的汉语说得很好，并问：“你父亲汉语说得怎样？”
　　“他只会说技术语。”
　　我说：“你说你上初中时还不懂汉语，那能听课吗？”
　　她说：“那就出两耳朵，坐着呗！”
　　李文炳问：“我们出去扫盲时，他们不知道你是日本人？”
　　“不知道。后来我告诉他们了。”
　　李文炳笑道：“日本人帮中国人扫盲，这真是奇迹！嘿嘿！”
　　王桂莲从窗外的甬道上经过。两旁是杨树，树叶落光了，灰白的树枝裸露着。夕阳的金光从房脚射进屋内，一缕缕蒸气在光线里弥漫着。郭铢说：“让王桂莲来生产吧！”
　　老宿说：“她有病，肝炎。”
　　“输卵管发炎。”我说。
　　“啊呀，满身是病，不能劳动，她能毕业吗？”
　　“能。毕业后，分配工作的时候，就说‘我们给你送来个五保户’。”
　　今天在校部演两场电影：《祖国在召唤》《永不消失的电波》。“告诉你们一个不幸的消息——六点半演电影，可是我们八点下班，电影捞不着看了。真遗憾！”郭铢说。
　　东北工学院的新生还来我们的工厂参观呢！
　　初次参加工厂的劳动，很没趣，挨钟点，只盼下班。看到大家那样热情，我也来了干劲。
　　“来，我一个人搅两缸。你去把一次水倒进新装灰的缸里去。”我对宿玉堂说。
　　到女生宿舍去找潘常静。系里刘秘书责成班级去一个人，调查季振安的家庭情况。“要从党的利益出发，不能有一点私人感情。”我对她说。她们说我胖了。
　　季振安的哥哥来信，说他父亲的病很危险，全身都肿起来，要季振安回去商量后事。秘书不在屋，我只好放他回去了。
　　人们不再谈论个人命运的不顺利，而是对劳动的感情如何。把自己看得平常一些吧，发誓永远不急躁，永远不因个人得失而苦恼，哪怕是最自私的—爱情，也是如此。
　　
　　1958月11月7日星期五晴（第873天）
　　我想写作，并没有把名利思想从思维的领域中清除出去。这样，面对稿纸，我就有一种畏怯的心理，就不能在一切工作中抛弃文学目的。
　　今天休息。不少团支部提出：鼓足干劲闹革命，大干七天放卫星。目前抓三件工作：思想工作、生产工作、政治学习。然后分小组讨论。我被选为通讯员。
　　晚上在校部礼堂看沈阳电缆厂一位同志的访苏报告。苏联普通工人收入每月1000卢布，而自行车、手表之类，只需300卢布，可见生活水平之高。中国一穷二白，人口多，要生产大批物质才能把生活提高一步。我们必须拿出更大的苦战劲头，发挥每个人的作用。在社会主义革命时代，人的意识永远要走在生产力的前面。人们既然掌握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在这个时代，就不难想出未来社会的式样。党在思想、生产、生活方面的领导，起着时代火车头的作用。
　　报告之后，演电影《民兵的儿子》，来春的父亲和王区长，都刻画得极不成功。
　　工厂的党支部开党的积极分子会议。积极分子们纷纷提出保证书。孙金堂是采买员，他保证不因原料的缺乏而停止生产。韩兴梅因编班问题受到同学的批评。她说：“我图个什么？我不干得了，把我弄得好苦恼。”
　　要当积极分子，就要对党无限地坦白和忠诚。
　　
　　1958年11月8日星期六晴风（第874天）
　　假如我今天的行动写成小小说的话，题目可叫作《形势逼人》。
　　修锅炉，工厂停工了。昨天电影散场以后，魏永芳就告诉我：“今天拉灰，听候调动。”
　　“用火车拉吗？”
　　“多远。”
　　头一个问题是我提的，第二个问题是别人提的。都含有不愿去拉的意思。
　　早饭后，郭铢叫我到办公室去问一下是否有事。宿玉堂说：“没有事我得回家去，把中药熬一熬。我有神经衰弱。”
　　郭铢说：“你脑袋那么大，还神经衰弱呀？”
　　我去问过之后，还是等待命令。便把《苦菜花》拿起来读。郭铢等得不耐烦了，拿起乒乓球对我说：“我到历史楼40号去打球，车来的时候，你去叫我。我就不换衣服了。”我说好。
　　张焕廷却只管读俄文，说“外语学院出版的俄语语法很好……”话没说完，就被郭铢拖走了。
　　车来了。我让隋德宏去找他们。没找到。回来叫罗广武一起去找，才找回来。张焕廷把头缩进衣领里，被风打得直转。车已经走了，他们才进屋。
　　“你们去哪儿了？”我问。
　　郭铢说：“打球没打上，到图书馆去了。”
　　“车走了，快撵吧！”我说着，他们把外套脱下来。
　　我和宿玉堂被留下来搞技术革新。我一面工作，一面想着《苦菜花》。歌颂劳动人民，应当用劳动人民的语言，朴素、说实话。目前，我所以不能把劳动和自己的文学创作结合起来，是因为：不愿意劳动，因而不喜欢表现劳动生活的那种大众化的语言。要学习，甩掉学生腔。紧张的劳动又不容许你拿出闲心去玩弄词藻。因此，在做那些平凡、琐碎的工作时，心里不要不耐烦。
　　“你想怎么搞?”宿玉堂看我找些木棒、铁棍什么的，问道。他脸上荒凉，毫无表情。我说：“做个木架……”我在缸上比划着。老宿说：“我对这是一点信心也没有。”
　　“怎么没有信心？”
　　“木架能老实吗？”
　　“用大石头压上。”
　　“大石头就能压得住啦？”
　　“底下十字，四角钉上木棍，与支架连上。”
　　他不吱声了。我吩咐说：“你去画个图样。”
　　“根本不行，你画它干什么？”
　　“那你把这根铁筋直过来，我去画。”
　　画着画着，把商高定理搬出来了。求斜边长，却把开方的开法给忘记了。这才知道知识对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我也不会开，我的计算尺没带来。”老宿说，“要钱买材料能给吗？”
　　“够呛！”
　　“工厂花一万元，买两个螺栓的钱都不能花了？”他嘴巴张开来，眼睛盯着我。
　　“十元八元的下不来吧？得因陋就简吧？”对他说，“看我画的这个支架，既合乎经济原理，又合乎使用要求。”
　　到吃午饭的时间了。晚上又吃地瓜。“我去买糖，沾上地瓜，那才叫好吃！”宿玉堂值拍大腿。
　　我说：“给我捎点儿呀！”
　　宿玉堂对换电影票，被风吹走了。午后去书店买茅盾的《夜读偶记》，对文学史的学习很有用处。卖光了。有《处女地》的“当代英雄专号”。鉴于文学应当反映大跃进的要求，便花3角钱买了一本。应当学习特写一类文章的写作。
　　回到宿舍，见上午用过的图样、铁筋摆在桌子上，虽然很想把《处女地》上的文章看一看，想到做事应当有始有终，就开始改图了。
　　“现实生活的变化是飞跃式的，投身在生产大跃进的人，稍一疏忽，即不能把持事物的全貌。”想到斐素文章的这几句话，便放下杂念，一心改图样。
　　“车来了，帮助卸货去！”宿志谨在走廊上招呼着。我心想，可别来找我。他果然开了门，看见我，说：“啊！你是搞革新的！”他要转身出去，我说：“有事吗？”我本来知道了，何必再问？便换换衣服，出去卸灰。
　　十六班的杨连茹给掏灰受伤的阎单廷打饭、端洗脸水，天天在走廊上唱着歌，再不就吹口哨，梳着两个撅撅辫，听说有漏血的病，也争着去卸车。
　　这次整团中受过处分的周济堂表现积极。卸车的时候，对着一个个灰包，说：“让我来抗！我的手没劲，肩有劲。”
　　做完这件事之后，心里十分满足，又回到屋里搞设计了。把铁筋拿到压床上去弯曲。回来时，遇到一位要找赵守义的人，我领他去找。这老头咧着嘴，眼睛瞇成一道缝，说：“谢谢，谢谢！附中一个高二的学生来学习办化学厂。”我说我们不制硫酸。他说：“打搅啦哈！”
　　我到车间去一比划，支架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把围好的的铁筋拿回宿舍放着，看《处女地》上的小说《一封无法投递的信》。我想，不爱那些平凡的事物，如何能写出那样感动人的文章？
　　“来报了！”罗广武把《中国青年报》扔到桌子上。他正在看《莫伯桑的人生》，匆忙地写笔记，又读起《子夜》来。每天到食堂去卖饭，是他做的有意义的工作。
　　“你们有时间不好把三个寝室的卫生收拾一下吗？看看这尘土有多厚！”我便说便打扫起来。
　　报上有副主席的话：青年要树立共产主义劳动态度，要强调“各尽所能，多劳多得”，多做工作，不计报酬。不讲条件，多为国家做出贡献。
　　“唉呀！地瓜亩产618000斤！”我叫起来！
　　我喊道：“老宿，来研究一下支架问题如何解决！”我的劲头又来了。
　　“花钱也行，工厂支持你们！”工厂的秘书刘希山这样对我说。
　　第二次拉车的回来了，我又去卸灰。风很大。我叫道：“啊呀，扬了我一嘴！”
　　韩兴梅说：“佟永富说他自己会赶车。”
　　我说：“你就会给牲口喂点草、饮点水，这就叫会赶车了？谁希信！你知道让牲口往里走怎么叫？”
　　“就这样。”佟永富用手在韩兴梅的背后比划着，像是把牲口往里叫的样子，喊“越，越越！”韩兴梅打了他一巴掌。你看，知识分子的情感会变得这样粗犷。
　　老罗说：“去北京搞教育方针宣传的回来了。”
　　“怎么知道？”
　　“伙房给他们预备饭了。回来听听北京是什么样儿！”
　　“其实一样儿！不去知道，旅行家也是头一次新鲜。”张焕廷说。
　　看了《处女地》的许多文章，感情奔放，语言生动，几乎都是一气呵成。我不想它语言的美丽，只想人物的灵魂有多么高尚。美好的语言在生活中才有的。
　　晚饭后，几个人去看电影《共产党员》。忽然停电了。
　　回到宿舍，上蜡，读杂志。刘承孝和岳广走了进来。他俩都是进京者。“哈哈！我准知道你们都在这里！”刘承孝叫道。我站起来，把两只手伸向他们。“功勋演员回来了！哈哈，今晚没有电灯，你们带来了北京的光辉！”
　　他们谈起北京大学的学生寝室还不如我们的，五个人住在一间小房子里，甬道就是跑道，楼房很分散，食堂里没有桌子，人们站着吃饭；有的端到教室里去吃，把饭菜和到一起，开会也吃。
　　“这不像话，叫外国人看见多不好！”隋德宏说。
　　“但北京的学校很朴素，不论男生女生，裤子上都有补丁，裤脚细而短。吃饭时，拿了饭后自动交钱。在招待方面，看我们是师院的学生，他们显得傲一点。但看了节目以后，他们很惊讶，提出要赶超辽大的口号。
　　“北航对我们的招待真是空前的。吃饭时，先让我们在学生食堂吃，后来让到职工食堂吃，最后让我们到教授食堂去吃营养灶。他们用塑料制成四架‘北航一号’模型，送给毛主席。周总理说第三架就送给我们啦。演出了三次，送了三次礼品。以后又送来了许多感谢信哪！”岳广和说起来，眉飞色舞。“在教育展览会开幕的头一天，教育部和团中央的负责同志来看他的演出，有刘凯风和胡克实。首长说：‘你们是多面手，又能演戏，又能劳动。我们不是全面发展的，你们是最有希望的！’”
　　“‘你们的节目是全国独一份！’胡克实说。‘这个节目最适合学生看。’他非常年轻。展览会非常希望我们去。唐副校长说：咱们不一定能胜任宣传教育方针的重要工作，再说，节目的内容有些旧了，新添的节目有些格格不入。但是，咱们的节目经大家提意见，改进了不少啊。”
　　“话剧获得意外的成功。”刘承孝说。咱们学校的领导都去参观了，今后啊，咱们学校要大干一番了。我叫道：“这叫后来居上！”
　　
　　1958年11月9日星期日阴雨（第875天）
　　上午去拉练，跑了满身汗，回来急忙去看了个电影《共产党员》。晚上座谈，大家都说这部影片不十分好，把一个党员作为一般群众去表现了。
　　广和跟我谈起他去北京后的思想变化。不热情，生活散漫。要求更多的工作，更好地改造自己。张淑贤表现不怎么好，“她没有资格担任那么大的职务。起床晚，讨论剧本的时候，她看书。她说‘我可没有能力修改。’请假去姥姥家不按时回来。她自己检查说，她政治没挂帅。徐婉只是生活上不大好，买了一套新绒衣就飘飘然。”
　　我说：“不能光顾自己进步，要帮助别人，在群众中考验自己。”
　　现在，我的痛苦只是痛恨自己在工作中表现迟疑，急躁。只有掌握了客观规律，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共产党人总是乐观的。
　　魏永芳叫我写一份座谈会的小报导，我答应了，却不愿写。后来想，不能做那种只说不做的人，就把日记放下，写了份报导。这样认真、谦虚，才能不断进步。
　　
　　1958年11月10日星期一晴（第876天）
　　早晨五点上班，天空像瓦亮的大理石，黎明的星是蓝晶晶的。我的心总是高高兴兴的，沸腾的血畅流着。锅炉坏了，常常停工，大家打扫了一下卫生，满以为可以下班了，魏永芳说，还有一缸单柠处理液没有过滤出来。郭铢说：“我来，让他们都先走吧。”是一句气话。
　　于长和看到锅炉还在流水，幽默了一句：“是流泪吧？还没找到对象咋的？”
　　王桂莲在焙烧车间工作。她的棉衣是褐色带绿花的，外面套了一件绉绒外套，没扣扣子。头发刚烫过，脸上胖得发光。只是一双眼睛总那么凝滞。郭铢说她胖了。午后在图书馆遇到她，问起她的病。她说她的胸总是痛，有肝炎、胃病、妇女病。“你得拿出很大的毅力和疾病作斗争啊！”我说。
　　她说：“可不是。我得多少参加一些劳动，看画报、报纸，散散步，要不，生活太沉闷了。”与她谈起广和的思想，是向团支书汇报的意思，她不是太关注。
　　晚上到校部去看电影《夜店》。和方剑秋他们在一起，有说有笑。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丧失原则了。他们不向组织汇报，受批评后不写材料。魏永芳说，他是叫干啥就干啥，不能主动去换女生。所以，王金苓说，和男生在一起干活倒累起来了。真是不能容忍。
　　
　　1958年11月11日星期二晴（第877天）
　　接到显亭的明信片，马上回了一张。
　　今天去拉灰。早晨起来，通知锅炉没修好。小张说：“完了，这耽误生产，给校部提意见！”
　　车没安车牙箱，叫人们在车前等着，不能离开。宿玉堂说：“真糟心，他们都到哪去了？”我说，“干这个不如翻地，一点也不紧张。”可是，自己就没想紧张。
　　车老板来了，是个胖头大耳的人，身子很粗壮，上身穿了件皮猴，脸上落满了灰。他说：“这可不怨我呀！学生把牙箱都拿去办电了，只好现钉一个。”那匹老马走得慢，他总是抽它的肚子。一面抽一面说，“见人你就不走了，害臊吗？在沈阳逛了多少年了,你还害怕汽车？”
　　走上了土路以后，他把马粪兜里的马粪都扬到道上，嘿嘿一声，暧昧的样子。平时坐在车上，见到警察，就跳下来跑一阵，跑了一会儿，见警察不注意，又跳上车。本来是到印染厂，却到了东新厂。到那儿晚了半个小时。老板姓郑，他说：“回去得找你们秘书，晌午买不到好菜了，他为什么不来？”
　　宿玉堂说：“人家是脱产干部嘛！”
　　晚上开小组会，得把生产和改造思想结合起来。去拉灰时，刘希山说：“郭铢，你别去了！”
　　“多一个人管什么？怕多化一毛钱哪？上次去拉灰，那个单位的食堂有地瓜，他们不吃；去人民公社食堂，每人花三角钱吃了饭。”
　　“不给报销三角钱不要紧，可是，谁说我们下馆子了？”
　　听了大家的发言，我说：“不要把自己看得很高尚吧，一想到读书、要写东西上，就变得很自私了，要和魏永芳一起，把生产很出色地搞起来。其他两组提出挑战了，火烧头顶，怎能安心？”
　　光自己进步不行，要明白自己对革命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