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第738--745天

　　1958年6月1日星期日晴（第739）
　　早晨，我们去北陵宣传总路线。我们打着昨天写好的横幅，腰鼓出动，把印好传单撒出去，拿着少奇的工作报告作宣传。
　　北陵公园，人群闹闹嚷嚷的。湖上扁舟竞渡、船棹交错。演出的节目中，有小演唱、二人转、快板、民歌。民歌由潘英喜朗诵。人人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天才得到了充分地发挥。
　　如果一天是在劳动和斗争中度过的，并且使自己丰富起来，又为想到明天的情景而神情焕发，我就是幸福的。
　　十一时，与梁旭昌、赵洪利去铁西工人文化宫看“沈阳技术革命展览会”。在菜市街下车，花六分钱坐电车到保工街，中间经过建设大路。
　　午后三时，我由铁西坐车，到大舅那里去。我找到伟政里1号，大门掩着。我从门缝伸进两个手指，把门栓拉开，经过前廊，走过砖铺的甬道，见紫漆刷的门虚掩着，推开门；向左一看，透过薄薄的窗帘，看见大舅躺在沙发上，闭目养神。我轻敲了六下门。
　　“谁呀？”
　　我进了屋，说：“大舅睡觉呢？”
　　大舅笑着说：“没睡觉。”
　　大舅给我倒水，问：“从学校里来的吗？”
　　“不是。我们学院到铁西工人文化宫去参观技术革新展览会。随后过来的。”
　　大舅问：“有什么展览品：”
　　我扼要地向老人介绍了一下。他听了以后，说：“哦，这个春天够我生活好几年的呢。”
　　我说：“我也从来没见过呀！”
　　老人向我说明了朴素生活的道理。我想，只有你的灵魂高尚起来，你才能在生活中发现诗意的东西。我对舅舅为人的了解，是愈来愈深刻了。
　　老人穿着布鞋，鞋的前脸还打着补丁。蓝布裤子，白粗布衬衫，衣领有些脏了。我听他讲话的时候，目光从不离开他的眼睛。那眼睛又常常注视着窗外的一个目标。到了对事物做出论断的时候，严肃的目光忽然落在你的脸上，使我觉得我的灵魂，也随着他目光的指引，进入了一个崇高的境界，从而感觉到了惭愧。因为在一个理想的境界中，我的灵魂应该是纯洁的。我下意识地低下头来，又迅速地抬起头来，而老人因为微笑，目光变得那样和善，眉宇间、眼角上，几条皱纹舒展开来，我又被一种幸福感所环绕。我想到，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挡我前进，迅速地改变自己，飞快地投入斗争。
　　这个下午谈得很多，大约三个钟头。老人把一只脚放在椅子边上，一只手搭在桌沿上，一只手扶着椅背。我说：“大舅，你累了，坐在沙发上休息一会儿吧！”
　　他说：“我不累。你方才进来的时候，我正补裤子呢。裤腿撕开了一道缝，缝了又撕了。这会儿找块布补上。”
　　“大舅会补吗？没补完我给你补吧，我也学会了。”
　　“补完了。学学好啊。我在牡丹江工作的时候，一年三双布鞋，四双袜子。那时是供给制，一个月给一千元津贴，洗洗澡，补补穿戴，剪剪头，就用了。那时烫澡也贱。这些活不干行吗？”
　　老人雪白的胡须抖了一下，左手轻轻向前一挥，又扶着椅子慢慢摩挲。
　　我问：“大舅的体格很好吧？”
　　老人头向前一振。说：“他妈的，今年春儿差点死了！”
　　“啊呀！什么病？”
　　“头迷糊，说起胡话来。我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活，一气躺了七天！”
　　“血压高吗？”
　　“正常。”
　　“那为什么？”
　　“医生说是劳累了，大概是那几天交心会忙了些。说起来，我这病也有些年了。民国十七年，我到沈阳来考工矿主任，大热天，我走到小铺去点了两个冰淇淋，花了一毛钱。吃完了，就不知道头有多大了，看《盛京日报》上的字，有苹果那么大。回家以后病了半个月。以后在家种地，走在路上就迷糊了，蹲在地上了。还有一回，在凤城参加什么庆祝大会，回来也病了两三天。再就是这回。看我将来还是要死在这个病上：中风不语。所以我那天告诉院长：等我死了，不用告诉家里，我的宿舍有一张书桌，书桌中间的抽屉里有一个黑色的本子。”老人说着，把那个本子拿出来给我看。本子用鞋带绑着。我说：“大舅，你别这样想，你的身体不是还很硬实吗？还能参加劳动。”
　　“那可说不上。”他说，“斯大林不是在工作的时候死的吗？可是，还是要活着，为党工作。这不，天天喝补脑汁，天天练太极拳，种点花草。那天到农业社去干活，别人回来觉得大腿痛，我没有。天天晚上八点钟就睡着了。可就是醒得早，到后晌还是得睡点。心里清静。”
　　大舅又笑了笑。我把他的遗嘱抄了下来，我心里痛苦着，而大舅却是这样乐观地谈到死。他的一生，是扎扎实实的，忠心耿耿的。回忆之中，只是些以自己的劳动而使别人幸福的事情，平平常常，也就因为这样，他赢得了别人的尊敬。
　　“大舅，让我大舅母到这儿来住不好吗？”
　　“她不干啊！”大舅说，“来了以后，她自己做饭吧，她记性不好，出门买菜，回来就找不着家了。要是雇保姆，一个月连吃带住就得50元，侍候两个人。有这些钱干什么不好？那年她来了，嫌孤单得慌。我忙忙碌碌的，她也看不上。她说：‘你服你的务吧，我可得回家去！’他妈的，回去更好，省得过节的时候，我还得给她站排买肉。”
　　我说：“这么大年纪了，不在一起，也不大好。”
　　“那管什么？革命队伍就是个大家庭。她在家里呢，身边守着孙男弟女一大群，吃菜园子里有，鸡鸭蛋天天拣。”
　　我换了个话题，问道：“大舅交心了吗？”
　　大舅说：“交了四十多条。大家给我提的不多，有什么话，我平时都说了。会里有些人说我：‘王老就是乐意批评人，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可是，我说你们工作不好，是不是真的就好？不是还有点可取之处吗？再者，我提得不对了，你们也可以批评，批评错了，也没关系，想必是我认为它不对才提的！
　　“共产党的政策，我从来不反对。没有共产党，我早就完蛋了。共产党是穷人的党，天下的穷人最多。前些日子，会里有人提出私人办学，因为这不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我们也觉得不对。那就撤消了。
　　“无产阶级革命，是个历史的必然。那个辩证法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革命就是个必然，偶然性，就是哪个地场出点小缺点。改改就行了。劳动人民，一辈子就是为人民服务。我的祖辈是木匠，净给人家干活，给人家扣挂车，投个犁杖，盖间房子。自己盖房子，自己捞不着住；投一副犁杖争三角钱，我们拿这三角钱，吃不上一天的饱饭。地主拿了这张犁，种了地，打了粮，换了钱，放了高利贷。所以，那个资产阶级，他必须靠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不跟他干，他就完了。无产阶级要反抗，你捂也捂不住，全世界都这样。以前，中国这块肉都烂了，现在一跃，成了东方巨龙，别的国家看了，他能不眼红吗？他们要跟咱们干。咱们光脚不怕穿鞋的。在革命中，我们丢掉的只有一个穷！
　　“别说共产党不好，那共产主义是一下子就成个玩艺儿了吗？得大家努力。群众是智慧的源泉，干好了，大家都享福，谁也漏不了谁；搞建设，就是为了提高生活水平、文化、娱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安民山有个老潘太太，五保户，大家来养活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互相帮助。我们要什么，人家就给什么。以前帝国主义掠夺了我们的原料，回去加了加工，回头来就加价卖给我们，多要钱。社会主义也是必然的，必须走这一步。所以共产主义理想就是要坚定。
　　“要好好学习，特别是毛泽东思想，把古今的东西都钻透了，又发展了一步。”
　　“我现在觉得，我知道的东西太少了。”我说。
　　大舅说：“还是小学生嘛！学习的时候，原则性要坚持，方法要灵活。俄国革命，用暴力的方法，把资本家撵跑了，把东西夺过来。我们为什么不这样？我们用和平过渡的方法，能行。民族资产阶级要发展，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人家也瞧不起他；他革命也是为了自己，他帮无产阶级干了一气。可是，这个阶级我还是得消灭它。无产阶级领导了革命，还叫我们受压迫，我们不干。我们采用了赎买政策，没收了生产资料，给它利息，改造他们。你懂得发财之道，这也有好处，合营之后，给你差使，以前你为了个人发财，现在要为大伙发财，这不是很好吗？
　　“土地革命也是这样。我们把土地国有，一下子拿过来不行吗？那老百姓找不到养老地了，谁也不干活了。你让他高兴一下，他渐渐知道，用一把镢头刨不过来二亩地，养匹马，把你的粮食吃光了，当不了还得穷。用合作社组织起来好。现在修水库，少活十年也干，这是自然的。
　　“反右斗争，像毛主席说的，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把是是非非给你摆出来，说得你理屈词穷，说得你只能掉眼泪。到了共产主义，东西多了，还会有嫌多的时候呢。”
　　最后，大舅问我：“用钱吗？我八号开响。”
　　我说：“不用啊。二哥每个月给我十元多，你看我穿得不是挺好吗？”
　　“好啊，学习嘛，就得艰苦点儿。”
　　从大舅那里归来以后，在饭厅前遇到张淑贤。她也去她舅家了。她向我说了些女生的情况。
　　吕去霞爱打扮。她的腿细，大家劝她最好不要穿裙子。她说：“不要紧啊，我穿长裙子，把腿盖起来。在高中的时候，我的腿缠上绷带。你看我的腰多粗啊，张淑贤土里土气的，我要是找对象啊，一定要找一个没家口的。”
　　我向她介绍小组的思想情况，并说明我只所以给人造成“自大”的印象，主要是由于腼腆……
　　
　　1958年6月2日星期一阴（第740天）
　　第十二次针灸。午后下雨，归来时，正在讨论刘少奇的报告。小张给干部工作提了些意见。
　　晚饭后，小书店结账。隋德宏和马云飞寄卖时弄丢几本（可能是卖了没上账，因为现款多出四元多）。
　　我让小张给我提意见。他说，他最反对卑视。所以，当会上大中用眼睛瞥他的时候，这次话没谈完。他的这种思想发展下去，可能走到与组织对立的极端上去。
　　在书店里，我、小张与老马吵起来。七本列宁文集，定价四元，宿玉堂四角钱卖掉了一本，在结账的当天，发现4月24日应是马才彬值班。当今天查起这本书的时候，我说：“那不就是老马搞的！”
　　“你怎么知道就是我搞的？”老马板着铁青的脸，话里含着敌意。后来一查，发现宿玉堂是我的小组的。
　　“你这是干什么？”老马把售货日记往桌子上一扔，“倒底是谁搞的错？黑锅让我背呀？你们究竟凭什么？”
　　我说：“你何必这样激动呢？咱们都是为了工作不是吗？”
　　“你们是从工作出发吗？我激动，你没激动嘛。你身为站长（本来他是站长），组里发生的事情，你不知道吗？”他把那张日记单撕下来，说，“一定得弄个水落石出！”
　　“你把单子拿来。你要是在单子上画出个数目，我吃不了还得兜着！”
　　我、蒋文思、张焕廷拿了三本工作报告，到北陵电影院去卖。小张说：“老马有点气，今天午后班级没有到第三门诊去透视（学院进行全面地思想检查），他认为班里对他所属的工作不重视。”
　　在电影院里卖书，挺愉快。
　　
　　1958年6月3日星期二晴（第741天）
　　早操检查，班里有四名缺席
　　今后一定要严格起来，不批评、爱面子，也是个人主义。
　　起床的时候小马说：“外面要下雨了！”
　　小赵说：“啊，外面下雨你就不用做早操了！”
　　小马又倒在床上，说：“你让不让人说话了？”
　　小赵说“你有充分活着的权利！”
　　午间第13次针灸。回来的时候，大家开会献策。我说：“要用搞运动的方法搞学习，可以使学习有计划地进行，集中智慧，发挥独立思考。可以通过对运动的认识，和运动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批判，体现又红专的精神。”
　　晚上，把大家献出的计策抄在小字报的红纸上。
　　
　　1958年6月4日星期三晴（第742天）
　　午后选勤工俭学的积极分子，共四名：蒋文思、贾继英、深津纯子、于东波。
　　午饭的时候，看见季振安趴在桌子上。我走过去问他：“怎么了？”
　　“上上课，心跳得厉害，头迷糊。”
　　饭后，扶他到卫生所，他才告诉我，他和女朋友由可心吵架了。我去短训中文二班去找李兴汉问过了。由可心在班里很活跃，魏春郊是他们班文娱委员。据小赵说，这人曾因为恋爱跟别人借了许多钱，由可心常与他在一起。季振安告诉由可心说：“你身边有这样一个人，自己注意点儿；常在一起散步，只有三个月的学习时间，别浪费了。”前几天，桂秋突然病了，他们班里同学扬言，是让季振安气的。昨晚，她在操场上对季振安说：“你顶不是人啦！”
　　“我怎么的了？”
　　“你为什么对魏春郊谈起我们的事情？反正，这说明我们之间已经有了隔阂！”
　　接着，他们就吵起来了，让中文系总支书记于国凡看见了。由可心反倒笑起来了，说：“以后就好了。”
　　午后，季振安把由可心找到了178寝室，我回来写关于小书店展览的材料，打了热水来，准备给委振安倒点。一推门，见他只穿着背心坐在床上，抽泣着，而由可心却坦然的样子，在剔指甲。我关门退出来。自己暗想：“五尺男子，让女人弄得涕流百行，真难理解。”躲进176寝室。
　　过了一阵子，季振安到176寝室来，说：“我要请假，把她送回家。”
　　我问：“她自己想回去吗？”
　　“没有。出了什么错儿我负不了责任。”他说。
　　“你这不是掩耳盗铃吗？”我说，“她现在对你忠诚不？”
　　“她什么话也不讲，我们说说话就僵了。她说，今后我们就算拉倒。”
　　“以前你们吵过架吗？”
　　“吵过也没像这次这样，什么话，当面一说就好，过后就不是她了。有话不说，攒着，一起向你开火。”
　　我说：“应当考虑到，你们的争吵，除却性格上的原因，是否以前就有造成争吵的因素，应当全面考虑她的家庭影响和社会关系，你跟她争吵，只助长她和另一个人和好。”
　　“现在她什么话也不对我说。她常和他们班的男同学一起散步，班里批评她，于书记说了她。她对我说：‘这回好了，你得了理了！’她会想到我瞧不起她。”
　　大中说：“你一定得沉住气。爱情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千万别迁就她的缺点。我看，你政治上还没挂起帅来。”
　　季振安笑了，说：“我过去跟退学的于成涛谈过这些事情。”
　　大中说：“有什么话多跟组织和同学们讲，别在心里闷着。爱情没有一个共同的理想是不行的。”
　　我说：“慷慨一下，要有断绝的准备，但不能让她看出这点来。我们都看见，你对她特别关心，她有病了，你又送水又送饭，你病了，她却不常来看看。应当有共产主义风格，敢想敢做。如果你不振作起来，在这个时候，你一下会被甩得很远。”
　　最后，我们献了一策：让我们班的女同学劝劝左桂秋。
　　走出176室，同学们都散会回来。洪利看见季振安穿的白条衬衣很单薄，把自己的衬衣脱下来递给他。“我们处理这个问题太早了。”季振安说。
　　我说：“那可不一定。你看大中，不是处理得很好吗？”
　　大中说：“的确。我那时刚刚有关系，家里还不知道呢，我就跟组织谈了。政治挂帅了。”
　　晚上，我叫潘常静去找由可心，她也是从鞍山来的。出来的时候，她说，他们开会去了，没找到。
　　“先缓两天。她现在也很糊涂，会不会想你们利用计策呢？”潘常静说。
　　“唉！我现在是一个乞求者了。”季振安说。
　　“那有什么？我们都年轻。”我说。
　　“不要紧。你对她那样好，不信她不会感动。”
　　别人也听说桂秋别处还有朋友，不止一个。
　　
　　1958年6月5日星期四晴（第743天）
　　我和季振安一起去吃早饭。由可心把一个鸭蛋塞给季振安。他们的事，就像小孩合泥玩一样。振安说，正是她这样孩子气，才害怕她接受坏影响。
　　午后，听昌图县鸶鹭乡党委刘忠书记的报告。艰苦的生活，很有意义。我准备好了：接受劳动的考验。
　　午饭时，王作昌问起订《新教师报》的事情。午后看纪录片：中央领导参加劳动。我想到，即使把整个生命都献出来，也不能说自己没有辜负这个时代。
　　晚上，制订个人规划。
　　
　　1958年6月6日星期五晴（第744天）
　　上午做个人规划。
　　我近来被一种思想苦恼着。短训班中文一班有个姑娘，是从安东来的。来的那天，我去迎接，和她握手问好，以后又在饭厅里碰到过几次，互相问了一些学习的情况。我对她的注意，是从初中开始的。我很想给她写封信，表示我对她的爱慕。我的这种想法，显然是与跃进的时代不相称的。而且我在想：这是不是个人主义？我想到了种种的后果：她拒绝我的话，在我身上的暮气还未完全消除时候，打击是会很大的；如果她不拒绝我，我们会有共同的基础吗？她不久就要毕业，靠什么建立共同的感情呢？
　　我的人生观没巩固，那就算了吧。订好规划，在目前是最重要的事情了。
　　午间第15次针灸。目前，早晨胃不十分痛，午后如果午睡了，就痛得厉害，晚饭后也不大痛，到晚上又痛起来。这是过去没有的。别人说我没精神。
　　从医院回来的时候，校门前放了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院内正拍反右派电影”。抬头一看，白楼前满墙都贴着向党进攻的大字报，扇形广场上正在开会，是斗争张百生的场面。辽宁艺术剧院的演员扮演张百生，一脸凶相，嘴角向下，鼻翼旁有两道下弯的沟纹。
　　台下有人质问：“张百生。你为什么说肃反搞错了？”
　　“张百生”答道：“有根据。”
　　“你胡说！你立场反动！”群众被激怒了，高呼口号。可惜有笑场的，试了三次才成功。
　　然后，又到前院拍大帅煽动同学到报社抗议的场面。这个面黑的人，戴着黑边眼镜，站在水磨石的台上喊道：“同学们，我们要响应党中央鸣放的号召，支持中央鸣放的精神，我们要大胆地鸣放啊，反对《辽宁日报》纪明文章的断章取义，我们要去抗议！”他双脚摆弄一个架式，张牙舞爪，跳到地上，被无数群众包围起来，操场上卷起了一阵灰尘，呼号、嘈杂，拳头在空中竖飞横舞。有人把校门关起来，接着人群里呼喊：“反对闹事！”“青年近卫军”社团的战士们站在门柱上，扯起一条横幅，红布贴着白纸黑字：
　　“有理坐下来辩论！”
　　晚饭后，全院的共青团员们到实验中学礼堂开会，听关于方志敏同志遗著的报告。先朗诵方志敏同志的作品。杨俊超书记作报告。然后上演苏联电影《美丽的一天》。我面前展开了过去、现在、将来的图景。我的个人打算又赶跑了。
　　王作昌朗诵《死前的话》，十分成功。方志敏同志的形像仿佛真的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他把全文都背下来，挥舞着钢铁般的拳头。烈士的伟大精神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团员，那忠贞不屈、视死如归的灵魂、对革命热烈的期望、百倍的信心；对过去错误沉痛地悔恨，感染着共青团员。共青团员们不由自主地站起来，跟扩音器一起，高唱《国际歌》。是的，我们生活在幸福之中，共青团员们懂得肩负着多么伟大的责任。
　　我是跟大中一起去的。他跟我谈了许多心里话。他反对虚夸和骄傲。实际上他是骄傲的。因为他的所谓谦虚，是矫作的。他有时想不通：为什么自己的工作有时不能让人理解？还受到组织的批评？有时他想：好好工作吧，慢慢他们会了解我的。这会使他脱离群众，脱离组织。
　　“我就不相信，群众会解放他们自己。”他说。
　　
　　1958年6月7日星期六晴（第745天）
　　上午上课。困得很。生活不规律的时候，胃痛就重一些。上午胃又痛了。
　　午后继续订个人规划。我只订出了两部分：对过去思想情况的估计和今后跃进的方向。大中叫我念一下。念完了，大家对我的规划提了一些意见。李耀才说：“盖如翔对自己的认识基本是正确的，但没有找出社会和历史的根源。对过去的生活道路和创作思想有透彻地分析。”
　　赵洪利说：“我不同意你的意见。写根源，那是搞臭个人主义的事情，如果在规划里也写这个，我们还交给组织一份检查个人主义的材料干什么？”
　　“应当从本质上估计自己。对现象要作具体分析。如果把规划和搞臭个人主义割裂开来，跃进是没有基础的。”李耀才坚持他的意见。
　　小赵说话的时候，右手在桌了前上下比划，合着语言的节奏挥动着，使话语更加尖锐有力，那逻辑的力量像一阵风，把华而不实的克里空的建筑摧垮了。李耀才的语言恰如这样一个建筑，常有“劣根性”、“现象”、“本质”之类的概念，在肥大的舌头上翻弄着，在嘴唇的里外进进出出。
　　大中指出：规划应当是心情舒畅的，“别规划以后自己以后还是觉得憋屈的慌”。我觉得不好受。这话是对大家说的，好像给别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我是悲观的。早饭的时候，他对我说：“以前我以为，女同学对小孙不会有什么意见，最多也不过觉得他很消沉。却不曾想：她们很讨厌他，有时他对她们分外殷勤，手里拿一张歌片也来炫耀：‘这是深津给我的。’谈到要和纯子一起演唱，现出得意的样子。”又说，“魏元奎找王桂莲打听张淑贤的事情，女生们都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他正往嘴里送饭，说到这里，皱着眉，做了一个嘲笑的鬼脸。这件事，说明他对我的信任。但作为干部看人的态度，一是对这事的本身，一是对其他两个人，能看出他的涵养高低。
　　大中指出：我的规划头一部分，应指出暮气产生的规律是什么，把握这个，能帮助自己更快地铲除它、防止它。我想，这很重要。当我的暮气一出现的时候，什么干劲呀，信仰呀，都一起垮台了。那时不恨别的，只恨自己，恨自己没能在苦海里游上来，只好消极地对待人生了，甚至想到死。
　　幻想的欲望破灭的时候，暮气就像乌云一样地聚拢过来，一是退稿，一是爱情，一是受歧视，一是遇到困难，总之，是对个人的患得患失，而且是那样的具体，把王国里的宫殿雕得很美丽。我还不善于在意识广阔的海洋上，展开大宇宙的雄伟图画。我想摧毁这个王国，而实际上却在保护它。
　　资产阶级眼光短浅，它的知识分子也是这样，我们自然是这样。想要写文章，东摘西抄，穷思极虑，得到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本来就是空虚，当它失败受挫伤的时候，就更不知道它的灵魂还存在着；实际上，它所达到的暂时目的即使很小，也并不轻松，因为知识这东西，对于投机取巧的人来说，最有法子对付它。防洪要筑起坚固的长堤，而想留漏洞敷衍求安的人，势必要被洪水吞没。我给空想的小说支起个架子，材料缺得很，却硬的直脖子扛着，最后是架子倒了，我也倒了。知识、经历、技巧，我都没有，总想写，我不就是上面说的那种人吗?
　　说是要有长远打算，不是指知识积累得更多，而是政治挂帅更重要。这是一生最长远、没有暂时希望的破灭吹过来的臭风，从而摆脱了自卑感的低级趣味，成为真正的乐观主义者，所以我在规划里写上了每个假期不再去创作，而是去劳动锻炼。
　　年级要安排我们到农场去劳动了。作昌和大中不让我去。我向他们说明了去劳动的理由：1.我的针灸快到20次（一个疗程）了；2.劳动对胃病大有益处；3.在家里固然也可以改造思想，但不如和集体在一起前进得更快。
　　“决定了，不让他们三个去（我、蒋文思、郭铢）。”大中果断地说。
　　“你根据什么？”我有点火气。
　　“每天你的胃都在痛。”
　　“我的胃不痛了。”我有点赌气。
　　蒋文思也要求去劳动。我说：“你可不能去。你晚上咳嗽，怕影响别人，还到外面去咳，做操时都捂着肚子。你为什么要攀着我呢？”
　　王大中还是坚持，说：“你们都不能去！”于东波咧着大嘴，笑着对我说：“我说真个的，劳动时，晌午要在地里吃饭，你能扛了吗？”
　　“野地里吃饭，我小时候就有这个习惯了。”我说。
　　“你就是那样得的病，所以现在不能让你去。”他说。
　　我把丁国文拉过来，说：“你说句好话吧！帮我说说情！”他果然替我说了话：“让他去吧！”
　　妥，他们终于答应让我去农场劳动了。作昌撂下一句话：“去了，有病可没人管你！”
　　我说：“谁用你管！”
　　蒋文思慢慢腾腾地冒出来一句：“我看哪，你两天就得跑回来！”
　　我说：“你可不要嫉妒啊！”
　　晚上，在教室里继续写规划。就我一个人。外面风声混着蛙声，树叶飒飒地响着。夜有点凉。
　　这一天是愉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