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篇第十一

　　在我创办私学开始的时候，在郑国有一个人也在办学，他叫邓析，他教人打官司，教人怎么样钻法律和道德的空子，许多时候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弄的郑国是非不清，没有了正确的舆论导向。使得郑国好多人放弃了应该从事的劳动，跟他学习打官司。郑国出现了举国争讼的乱现象，民众都不从事生产了，打起了官司，这样国家还不衰败吗？这种祸国殃民的做法，也把邓析送上了断头台。就在我出任中都宰时，他被国君正法，但郑国从此走向了衰弱，巧言乱德，巧辨乱国，对奸邪人的防范永远是一个良性社会应当具备的原则。
　　诛杀少正卯后，子贡就认为我做的有点过分，于是来找我，说我有些失策，我便告诉了他原因，这里讲给大家，也便于大家更能认清坏人的实质：天下称得上大恶的有五种，连盗窃的行为也不包括在内。第一是通达事理，却又心存险恶；第二是行为邪僻，而又坚定固执；第三是言语虚妄，却又能言善辩；第四是对不义的事情知道的太多；第五是言论错误还要为之润色。这五种大恶，只要有其中的一恶，就免不了受正人君子的诛杀，而少正卯五种最恶样样都有，他身居一定的权位，就足以聚集自己的势力，结党营私；他的言论，足以伪饰自己迷惑众人而得到声望；它积蓄的强大力量，足以叛乱礼制成为逆端，这就是人中奸雄啊，不可不及早的除掉。历史上，商汤杀掉了伊谐、文王杀掉潘正、周公杀掉了管叔，流放蔡叔、太公杀掉了华士、管仲杀掉了付乙、子产杀掉了史何，这七个人，生于不同的时代，但都被杀，就是因为都具有一样的恶行，所以不能放过。《诗经》中说：“忧心如焚，被群小所憎恶。”如果小人成群，那就足以令人担忧了。
　　作为鲁国最高的法官，每一件案子我都非常的慎重。我拿以前的法律和条文进行参考，但更加重视犯罪的性质，以及对罪犯用刑的影响，所以在办案时经常与下属商量，把不同的意见的人都请进来，听取他们处理的意见。我经常问的一句话是：“你们应该认为怎么判？”这样既充分调动了判官们的积极性，又能从中选择最好的判案方案，真的是一举两得。
　　我深知身居上位的人没有教育引导好百姓，没有教导人们走正道、行孝悌，结果下面的百姓犯了罪，就把他们处以刑罚，甚至把他们给杀掉，这是不符合情理的。所以对于许多案件酌情判罪。我更知道“以政令来管理，以刑法来约束，百姓虽不敢犯罪，但不以犯罪为耻；以道德来引导，以礼法来约束，百姓不仅遵纪守法，而且引以为荣”（2·3）的道理。在上位的人都是老百姓的表率，表率是恶的，老百姓就会从恶，表率是善的百姓就会从善，我酌情判案，就是有引导百姓免于诉讼，意图向善。《论语》里收入了我这时说的一句话：听诉讼审理案子，我也和别人一样，目的在于使诉讼不再发生（12·13）。因为晓之以情，动之以理，重视案件双方的当事人，判案不是为了结案，而是为了教化百姓。所以我当大司寇，一段时间后，鲁国争讼的事件明显减少了。
　　这里举一个我办过的案例吧。有一对父子来打官司，父亲告儿子不孝，儿子辩说父亲不亲，我就把他们俩都羁押了起来，并且关在同一间牢房里，一直等了三个月，也不做判决，最后直到父亲请求撤回诉讼，我便把这对父子都放了。季桓子听到这件事后很不高兴，而且还拿我以前说的话来问罪，他说：“大司寇欺骗我啊，从前，他曾对我说过，治理国家一定要以倡导孝道为先，现在杀掉一个不孝的人来教导百姓遵守孝道不可以吗？大司寇却又赦免了他们，为什么呢？”他当然不理解其中的情理，因为他只站在自己的角度上考虑问题，他希望别人都能效忠于他，所以不问青红皂白，杀子敬父，就是对自己权利的捍卫。当有人把季桓子的话告诉我时，我说出了缘由：作为统治者教化百姓，自己没有起到表率，罪责不在百姓一方，那个告儿子不孝的人，没有用自己的言行教育好自己的儿子，这样儿子叛逆了他不是很正常的吗？而他却依仗着自己是父亲来告儿子不孝，其实他自己也有罪责的，所以我把他俩关在一起很长的时间，就是让他们父子之间互相认识过错，如果杀了儿子，岂不是把父亲的罪无形中放大了吗？这样不是给国人一个误导，父亲做错了事也不能反对，那么这不是在教化百姓向善，而是在教化百姓向恶。《诗经》中说：“辅佐天子，使百姓不迷惑。”能做到这些就不必用酷刑峻法了，现在社会教化紊乱，刑法繁多，民众迷惑，有随时落入陷阱得可能，官吏又用繁多的刑律来控制约束，所以罪行越繁多，社会越不安定，这个道理不是什么人都能懂的。
　　鲁国在我的治理下有了起色，周边的小国都来向鲁国讲和，但这也引来了国际的是非，鲁国不算是小国，可是对于晋国和齐国来说，的确是小国。齐桓公称霸时，鲁国依附齐国，晋文公称霸时又依附晋国，现在齐国在齐景公的治理下，又有所强大，鲁定公九年时挑战晋国，还攻占了晋国的几个城邑，齐国的势力越来越强了，便想要鲁国依附它。鲁国确实左右为难，现在刚刚经历了阳虎之乱，而我治理鲁国还不稳固强大，齐景公又害怕鲁国在我的手里强大起来，所以要先下手为强。
　　他听了大夫犁弥的谗言，说鲁国用了我孔丘，这样发展下去，势必国力强盛，危及到齐国，于是他们便派使者说要与鲁国友好会晤，想先探探鲁国的虚实，会晤的地点夹谷（今山东省莱芜市南），夹谷是齐国境内的一个地区，与鲁国的北部边境相距不远。齐灵公时，灭莱国（今山东昌邑东南），迁莱人于此，当时莱人还未开化，被视为蛮夷。收到齐国使者传递的信息，鲁国朝堂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与齐国会盟，这明显是要要挟鲁国，会没有好会，宴也没有好宴，怎么办？
　　三桓家族一个个闭气装哑，谁都知道陪国君去凶多吉少，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将遭到国人的痛骂，遗臭万年。看到三桓灰色的表现后，我便决定陪国君去会盟了，一是自己正在担任国相之职，这个时候后退，怎么给鲁国人打腰提气呢？二是以前曾去过齐国，对于齐景公我比较了解；三是对于会盟的事宜和礼仪我最熟悉。国难当头，舍我其谁呢！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我准备了参加会盟的文武官员，并且请求鲁定公带上左右两司马，把兵驻扎在北部的边境，距离夹谷不远。
　　会场设在一处比较空阔的地带，地面上临时搭起了三级阶梯的土台。齐景公和鲁定公相见礼毕，相互揖让，登台就席，双方随行人员依次列于阶下。献礼后，齐国执事者马上提议表演当地的舞乐助兴，于是附近一群莱人手持各异的兵器，鼓噪而至，看着一群凶神般的野蛮人，我就知道不妙，这明摆着是要给鲁定公一个下马威，或是要挟持国君吧。我心中一急，顾不上登台的阶梯，三步并作两步跨了上去，挡在鲁定公的前面，一边大声呵斥，威摄莱人，一边高喊鲁国的卫队上来保卫国君，卫队在我的呼喊下，上来护住了鲁定公。我要为刚才的冲动讨说法，于走到齐景公面前，严厉的责问他说：
　　“两国国君友好相会，而外族的俘虏用武力来捣乱，您齐君绝不会用这种手段来对付诸侯吧？”齐景公被我问得语塞，我还是抓住不放，斥责道：“按照周礼，边鄙荒蛮之地，不能谋害中原，四夷野蛮之人，不能扰乱华人，俘虏囚犯，不可冒犯会盟，武力暴行，不可威胁友好。你今天所作所为，对神灵是不祥，在德行是失义，对人是无礼，你堂堂大国的国君，不会这样做吧？”一阵连珠炮似的攻击，齐景公无语对答，心愧理亏，连忙摆摆手，让莱人离开，我和卫队也退了下去。
　　接着齐国又派上了滑稽的侏儒和戏谑的艺人，登上台边舞边唱，极其大不敬。我一不做二不休，又冲上台去，指责齐景公在用不庄重的礼仪戏弄诸侯。而且为他辩护说：“这绝不是您的想法，你不会这样做的，是这些人不懂礼貌，今天来会场作乱，按礼当斩。”于是逼着齐景公下令，当场腰斩了这些戏人，会盟弄成了血腥的屠场，但齐景公自知理亏，开始时的气焰被打得荡然无存。在这种情况下，齐景公拿出了盟约，说是齐国出兵征战，要鲁国也派三百辆兵车跟随。这里显然是把鲁国作为了齐国的附属国，但齐国强大，鲁国弱小，也只有这样来保全自己了，不过我也加了一条，就是要齐国归还阳虎送给齐国的汶阳之地。齐景公面露难色，我义正词严：“阳虎是鲁国的乱臣，接收别国乱臣，还顺便侵吞别国的土地，不给就是不义！”无奈齐景公点头同意，不得不把汶阳之地归还鲁国，夹谷之会后，我们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