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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李氏兄弟自幼失怙，失去家庭与家族的庇护，不得不投献于富甲一方的谭家，那么袁氏兄弟恰恰相反。他们自幼衣食无忧，从小沐浴在双亲的关爱与关怀之中（其父母直到弘治二年才因惊恐瑶山之乱而在一个月之内先后惊惧而亡），虽然袁氏并非大富大贵，不能够日日皆食珍馐美味，却足可聊以温饱，甚至有闲钱可以进公学，之乎者也地读几句圣贤书，所以才会心高气傲，瞧不起李氏兄弟。
　　据说，袁家定居于西林都的时间要远比其他五家还要早，其先祖可追溯于大汉初平年间（190年-193年），为大名鼎鼎的汉庭后将军，郡望汝南，实乃四世三公名门之后裔，辗转经皖城至江东——每逢袁氏兄弟讲述其皇考总会如此侃侃而谈，倍感荣耀。袁氏兄弟甚至将此载入袁版地方志（该版谬误尽出的地方志从未刊印，只有袁辰石亲笔编辑的那一部孤本，后弘治二年从化盗起，瑶山之乱后期，由于瑶贼及官兵不断骚扰，该版本的地方志陡然散佚，以至于后人只能从袁氏子孙口口相传的家族逸事中得知个大概。自然，其余四种私修地方志皆寻不到关于袁氏兄弟的文字，却能够寻找到有关袁参议这位宣承布政使司大名鼎鼎的分守道的叙述，言其出于西林都，亦为一大户士绅）。
　　然而，西林都的士绅们没有谁承认他们这一光辉历史，毕竟那太过久远，查无考证，进而把这当成笑柄，茶余饭后常常拿此调侃——这未免令人贻笑大方。要知道袁家能够列入五大士绅纯属偶然（这不啻于宋襄公跻身春秋五霸），是其他四家对袁家的抬举。毕竟袁氏无甚权势，家业又微薄，甚至不如偏之一隅的梁家，更甭提狮岭的邓家，以及并不在西林都置业购田的刘家、钟家与骆家。逢到农忙，自家老幼皆跣足插秧，或弯腰割稻，偶有荒年亦要以野菜及稻糠度日。但袁家自视要比梁家具有优势，那就是袁家早已事实上与其他四家联姻，尤其郑家的大太太就是袁氏兄弟的大姊，时常周济娘家，送来一些银两，稻谷等等——当然有能力周济袁家的还有谭老太爷的妾室谭袁氏，只可惜后来被谭老太爷给休掉了，另行改嫁，成为钟家的正房太太——更何况袁家还有一位能在宣承布政使司及增城县衙都能够说得上话的少参大人。
　　虽然袁参议一直都鲜少和西林都的袁家联络，甚至大有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态度，几次到增城县衙，都不肯再前行十里八里，不肯到西林都看望自己的那些翘首以待的族亲们。但在袁氏兄弟的口中，那毕竟还是他们至亲的本家。
　　毋庸置疑，袁家在西林都是个小户人家，没有多少田地，也没有多少家产，甚至其家族也没有想象当中那样枝繁叶茂；及至袁辰石与袁辰木这一代，唯有此二男丁以承祖嗣——自然，至少在那部私修地方志里，西林都的袁家有意无意排斥了那位远在宣承布政使司的袁参议（那位参议，袁氏家谱甚至忽略其名，从未登记其子嗣及兄弟；当然或许袁参议并无子嗣，抑或其子嗣改了姓氏，投进了别人家的宗祠），并没让其认祖归宗。也许正应了那句老话，人穷志气短，所以袁家才会低眉顺眼地去央求郑巡检给个差事做。郑巡检恰恰要拔掉廖家在上龙门巡检司的势力，也就做了顺水人情，安排袁辰石做了名文书；而正是为了感谢郑家，袁家才不顾世俗的眼光与郑家指腹为婚，袁辰木和郑添财之子做了儿女亲家，以至于袁家大姐抑郁地生了场病，足足两个月后才能起床。
　　袁氏兄弟却毫不在乎，反以为荣，四处炫耀。但袁氏兄弟哪里知道这不过是福兮祸之所伏，尤其是袁辰石，他从不曾想到过若干年以后自己的侄女婿会成为一个凶煞，更不曾想到自己会因侄女婿而重新成为一介布衣。几乎可以说是袁辰石看着郑浮仔长大的，每次看到这位他都会陷入绵绵不断的美梦中，觉得有了这双重的关系，就再不怕别人家欺负了。自然，他也慢慢地听闻到郑浮仔的一些事迹——十二三岁，郑浮仔就已经成为西林都一霸，领着一群小兄弟四处招摇，完全有其祖之势；后又陡然传出他和自己的姑奶奶乱伦的故事。但袁辰石并不相信，甚至认为那是无稽之谈，试想那不过是群孩子的玩闹，何必当真！
　　如果不是郑浮仔突然进入上龙门巡检司成为一名准文书，袁辰石还不会幡然醒悟：这令他看出些倪端，觉察出郑添财的心思，但他又无能为力，什么都改变不了，只能向自己的兄弟袁辰木抱怨，除此之外只能尽受郑浮仔的凌辱打骂，后来又被迫退出上龙门巡检司。之所以说是退出，是因为郑添财既没有辞退他，他也没有请辞。
　　可以说，袁辰石在上龙门巡检司做文书的二十年光阴，算是袁家最为风光的时期，或者说是袁辰石最为惬意的日子——他紧紧跟随郑添财，和西林都最有势力的几户人家平起平坐，连谭家与廖家都不敢小觑；而从中获取的利益也明显可见，土地，财帛，还有女子，甚至连袁家的土地都无需雇人耕种，只要驱使几个瑶役即可（许是这个原因，袁辰石才会对弟弟袁辰木颐指气使，动辄训斥）。但是自从郑浮仔鸠占鹊巢地掠去上龙门巡检司文书的职位后，袁家就今非昔比，每况愈下了，作为大家长的袁辰石甚至无法维持每日的费用，不得不节衣缩食，亲自耕种；以至于两个老兄弟反目成仇（自从袁辰石被迫离开上龙门巡检司，袁辰木就对其不再恭敬，话语间常常夹枪带棒，嫌自己的兄长在其位时不为他谋其利）——袁辰石和袁辰木开始相互抱怨，前者指责后者的女婿霸道蛮横，后者气愤前者无德无才。争来吵去，彼此面红耳赤，连其大姊也不能使制止，最终一个大家庭一分为二，各奔东西了。
　　依仗着女婿的势力，袁辰木获得了大部分家业，还意外地进了郑家，做了名吆五喝六的管事；曾经自认为风光无限的袁辰石却仅仅分到九亩薄田，和一处四间房的宅院，只能弓身事农。这无异又是一重屈辱，从此颓废消沉，终日以酒度日，借酒消愁。直到四年后，瑶山之乱平息，龙门设县建衙，从而五大士绅兴起私修地方志的热潮（其实，早在瑶山之乱的肇始之初，士绅们就已经满腔热情地依据各自的家谱记录西林都的历史）。
　　事实上，起初只有郑、廖、谭、李四家修史，廖家借助县衙之力，自诩为龙门地方正史，从而试图摈弃其他三家；郑家却要依靠上龙门巡检司的权势力压廖家，至于谭李两家则是财大气粗，不甘寂寞。至于袁家：原本袁辰石是为了三斗米而去为郑家修史立传的，但他屡次想要夹带私货，将袁家的事迹写入郑版地方志，却给郑添财发觉（确切地说，是郑浮仔发觉到的），屡被训斥，愤而离去（一说，并非袁辰石主动离去，而是被迫弃之），这才开始有了袁版地方志——正因为如此，该版私修地方志的字里行间才会充满怨恨，对其他四家多有指责，以至于绝大多数的地方志学者都认为其文诸多谬论，或者言过其实，或者无中生有，压根儿就不足为信——
　　说来也怪，其余四家听闻袁辰石凭借一己之力编撰袁版私修地方志，不约而同删除掉了关于袁家的文字，包括为修筑龙门县城的城墙而征收了袁家田亩的事实：这就是遍寻史籍也难翻找到关于袁家的文字的缘故——据当时一位偶尔翻阅过袁版地方志的袁家子弟回忆（该名子弟疑为袁辰木之孙），袁辰石的编撰可谓独辟蹊径，居然模仿了太史公的《史记》，使用春秋笔墨为西林都众多的官吏士绅与贩夫走卒立传，开篇第一个人物就是被正史刻意疏忽掉的龙门县首任知县陈夔（曰‘陈夔列传’）。那位携风水大师建筑龙门县城老古城北后道的纨绔，末尾最后一个人物则是他自己（曰‘袁辰石外传’），一个屡经风霜、倍受排挤的儒家弟子。
　　袁版地方志共列出了十三个人物（七列传六外传），最终却只完成了九篇，共计五千五百五十余字，是五种私修地方志篇幅最短的，全文皆为袁辰石的小楷手书，其编撰之初就注定多舛，先被郑家严厉警告，又给郑添财的夫人，袁家的大姊训斥；后又依次遭遇了火灾、瑶乱、盗贼、兵变、抄家，以及一次毫无征兆的水祸，最终成功地从人间消失匿迹，只寄居于口口相传、无迹可寻又随着岁月百般变化的袁氏家族野史中，成为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