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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恐怕除了知道大师的人生巅峰是勘定了龙门县县城的地址，将原本七座普通平凡的小山岗点化为寓意十足的星岗之外，已经没有谁能够记得那位风水大师的名讳，更无从考证其家族渊源，及子嗣承续。人们只模糊知道他大概生于大明帝国的成化年间，卒于弘治年间，知道他的一些未经查证的传奇，例如焦灼不安的他第一眼看到呱呱坠地的亲生骨肉，视线划过儿子皱巴巴的脸颊，划过左侧脸颊深深的酒涡；立刻摇头，轻声叹息，面露忧伤，幽怨地说了句：“此子定死于女人之手。”
　　当然，这极有可能是后人善意的附会，是讲述者的一个噱头，并不可信，因为没有谁会诅咒自己的子嗣，哪怕头脑再怎样的不清楚。有人说他是泰安人氏，并因此绘声绘色地说他大约姓孔，或者姓孟，或者姓宋，也有可能姓殷，是位儒家后裔；因为生活落魄，辗转流落至两广，乞过讨，做过小沙弥（从这点来分析，大师的学识不可能有多渊博），最终不得已成为风水先生。后来居然闯出了些名气，娶了老婆，生养了儿子，于弘治九年被那位新科候补从九品龙门县令请去，设计了龙门县城，勘定并命名了当地人人皆知的七星岗（又称七星坡）。
　　但此种说法实在经不起推敲，因为另一种传说明确指出，这位被岁月吞噬掉名讳的风水大师属于客家人，其籍贯中所说的此泰安非彼泰安，他世代居住于番禺一带。据说是番禺地区汇聚客家子弟的泰安（注1）人士，那里到处都是樟树，开蒙，娶亲，生子，及至开馆立业，终其一生，他从未走出闽粤一带，更别说是遥远的山东了。他能够来到上龙门地区，来到西林都七星岗，绘图、勘址、建城，纯粹是个偶然。
　　以上两种说法长期并存，令那些地方史学家困扰不已，于是部分学者武断地下出结论，认为压根儿就不存在什么风水大师，认为那只是为了增添某些神秘色彩才杜撰出这样一个莫须有的人物。
　　第四种说法，认为勘察七星岗、设计了一座城的不是大师本人，而是大师唯一的儿子，缺少一些道行，所以龙门这地界儿才没有人们想象中的人杰地灵，才没出过一代枭雄或者真龙天子，才没能令龙门成为赫赫有名又恢宏雄壮的大城，如同广州、成都或者几代帝都南京。不过，无论以上哪种说法都不能阻止龙门当地人对这位风水大师的议论，一些人甚至煞有介事地考证出他的籍贯，还特地自费前往东莞，以探根求源。正是持前两种认知的民间人士，将以下的故事发扬光大，四处传播。
　　当时大师的名声如日中天，四邻八乡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只是随着大师声名鹊起，人们越来越难以请到他。据说，这绝不是爱财不爱财的缘故，而属于风水行业的一个不可言说的忌讳；尤其是小有名气的，他们宁可少做一单生意，也不愿破坏祖先留下的规矩，不愿过多泄露天机，更不可以为自家相面卜卦，看风水，竭力为子孙多留下一些荫蔽。尤其当大师早就无意间窥视到儿子将死于非命的神秘天机。
　　就在大师被延请到上龙门勘测地形时，他的报应才刚刚来到，只是精于风水、擅长看相的他浑然不知。民间传说，龙门辟县之始，第一任知县也是出于泰安地界儿，至于是不是客家人就不得而知，但知县肯定和大师不仅相识，还很熟，大概是世交。或者大师碍于情面才来此地的，或者大师的虚荣顿起，认为设计一整座城是个巨大荣耀，又或者大师只为了财，抑或三者兼而有之。
　　总之，大师抛家舍业，带着唯一的儿子，跟随知县来到这荒蛮之地肯定是有缘故的，理由之一大概是由于弘治帝的励精图治，使得大明帝国悄然重新繁荣，百业兴盛；也使得上龙门地区人丁兴旺，终于开始独立设置县府，地理位置相对重要的西林都七星岗自然而然成为县治所在之地。
　　而与此相左的另一种说辞，说是从化盗起，广东承宣布政使司才决定在山势险峻的西林都设置县治的。当然，在上龙门地区独立设置县府之前，还没有七星岗这个称谓，正是大师的慧眼发现了这个奇异地势，从而使得七星岗这个名字载入了史册，从此绵延使用了几百年。
　　自然，对于这一点，并非所有的人都表示钦佩，后人，也包括与大师同时代的才子学者，对大师褒贬不一。一部分人士坚决没受过教育的大师学识浅薄，并无能力设计一座城，他们认为大师剽窃了其他风水师的成果，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是个花言巧语的骗子，这些人试图通过种种论证来证明早在弘治十年之前，枢精岗、璇岗、玑岗、权星岗、衡岗、闿阳岗和摇光岗，七星岗这几个名字就已经存在，早已是当地士人的骄傲。
　　而令七星岗名声大噪的，应该归于那位偶然途经此地的才子。那位才子进京赴考，名落孙山，他索性一路游山玩水，当然也偶尔踏入上龙门地界，进入偏僻闭塞的西林都七星岗，住了一宿。就在那一宿，车马劳顿的才子莫名地梦到自己幻化为一条鱼，跃过了龙门。几年后，这位才子再次入京赴考，结果成为状元，经过状元一番春秋笔墨般的宣扬，龙门算是有了传奇，于是开始辟县设衙，建城屯兵。
　　不过，有人考证这个故事纯粹是个杜撰，查阅史籍，龙门县城始建于弘治九年，而粤地距离此时间节点最近的一位状元是伦文叙，那位赫赫有名的才子神童压根儿就没落过弟，而且他是弘治十二年巳未科状元。这个并不意外的事实给了大师的后世支持者极大的信心与口实，从而将那些对大师不利的证据都归咎于抹黑，使得大师踏上神话级的境界。
　　在这部分人的笔下，那个时候的上龙门地区，尤其是西林都七星岗原本不过是荒蛮之地，无论说广府话的，还是客家话的，都没有将七座山岗命名；换句话说，那是连绵起伏的七座无名高地，压根儿就登不上大雅之堂。当年大师手持罗盘，不辞辛苦地走遍上龙门地区，最终停在西林都这湾潺潺秀水面前；在一个皎皎月色的夜晚，顿悟这七座小山岗恰恰是穹窿顶上七颗星辰的映照，可以用一条首尾相连的虬龙盘住它们，以护住此地的福气。于是捋一捋胡须，大师豪迈地说了句：“南有水，北有山，此乃聚宝之势，兴盛之地也。”正是在这种观点之下，有人指出大师其实是被素有野心的首任知县蛊惑了，贪了名利，才带着儿子不远千里从泰安来到西林都，测量，绘图，督工筑城；却不料得罪了当地士绅，将自己陷入窘迫之地，还搭上了儿子的一条性命。
　　也许正因为窥视到了儿子将要死于女色的事实，大师才没把儿子留在家乡泰安。大师年近不惑才得到这个儿子，所以始终视为掌中珍宝，自幼就把他置于视线之内，并一度要把自己的浑身本事悉数传授给儿子，以为其抵挡劫数，保全性命，延长福禄。但大师之子对风水这个行业显然没什么兴趣，虽然自幼耳濡目染，却毫无造诣，也说不出所以然；反倒喜欢绘些花鸟鱼虫，水墨山水，从而自诩为才子，四处追蜂引蝶，招惹是非。
　　有人说，大师之子和龙门县首任知县是光屁股一起长大的娃娃，那纯粹是胡说八道。试想，两户阶级及阶层、生活背景各不相同的孩子怎么会成为无话不说的挚友，怎么会成为相互包庇、相互纵容的玩伴？一同吃喝嫖赌？知县出身于士绅之家，十七岁就娶妻生子，以后陆续又娶了几房妾室；即便做些龌龊与苟且之事，也被视为年轻人必然犯下的小过失，从而获得众人及事主的谅解。大师之子又是什么样的家庭，哪里有那么多的财力，娶那一房老婆还力有不逮，勉勉强强。如若做出什么不轨之事，立刻会被千夫所指，从此羞愧难当，无颜面对乡邻。
　　不过，大师之子曾和那位知县同窗求学倒是事实，所以有些传说倒也有模有样，似真似假，真伪莫辩；以至于知县上任后，聘请大师的同时，也顺带聘请了大师之子。基于这种观点或空中楼阁般的事实，相当部分人士认为大师是为了保护儿子才接受首任知县聘请的，否则他才不会到这偏僻荒蛮之地呢。
　　更何况大师早已隐约觉察到动辄以赵佗为榜样的首任知县蠢蠢欲动的野心，之所以评价西林都七星岗为“兴盛之地”也是这个缘故，否则大师就会自豪地说这里是“龙兴之地”了。也正是这个缘故，囿于有限财力的大师，才被迫将原本应该恢宏的大城缩小为仅仅围绕着七星岗而建成的袖珍版小城，并美其名曰这是占据当地要隘。
　　按照大师最初的设计，大城就是一条绵延的虬龙，七星岗就是七颗星辰幻化的龙珠。但规模缩小后，虬龙紧紧缠绕着七星岗，不能不说丧失掉了原本的浩瀚大气。即便如此，这座城还应当算是大师生平得意之作，因为在此之前大师并没机会勘定及设计这样大的一座城，他充其量为若干士绅规划过宅院或墓地。自然，对于此种说法也有为数众多的反对者，他们猜测大师并非为了儿子才跟随龙门县首任知县来到西林都勘测风水的，而是大师心中的名利在作祟，却又放心不下儿子，才说服知县也把儿子一同聘请，一同设计县城及县衙的。基于这种说法，一些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师为了虚荣害死了自己的儿子，使之断子绝孙。
　　虽然当地士绅乐见上龙门地区独自设置县治，但对于首任知县却无好感，尤其当得知首任知县来自赫赫有名的泰安地界之后。世居于西林都七星岗的几家士绅都是说广府话的，很是排斥这位说客家话的父母官。大师既然是首任知县的得力幕僚，自然也在排斥之中。那个时期，虽然土客之争还不那么严重，两个族群尚可相安无事。但说广府话系的当地人占据肥沃土地，诸多客家人只能居住在相对偏僻的贫瘠山区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天然惧怕众多的外来者侵占自己家族的土地；尤其得知一位父母官居然可能非自己族类，所以内梦境里人们纷至沓来——
　　心排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选址县衙、修筑城池，这都需要征收土地，贡献人力。从一张流传已久的老地图可以分析出，当时做出这两项工程，不同程度损害了几大士绅的利益，包括已有子弟成为首任知县幕僚的廖家，以及颇有势力的郑家，和被迫放弃税田的李家，以及势力起来越膨胀的邓家。这些士绅连那些知府都惹不起，何况一位芝麻小官，于是其仕途堪忧就在理所当然之中了。
　　至于大师，自然也就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成为某些人孜孜不倦的批评对象。在那些人口中，高九丈九尺、宽六尺的城池没什么存在的必要，完全是个劳民伤财的举措，既防不了盗贼，又固不了县城，只能成为首任知县的政绩。的确，这些窃窃私语的反对者说的一点儿都没错，对于仅拥有十九名缺乏训练的甲兵及衙役的龙门县城来说，防守起来真的勉为其难。如若有一队彪悍盗匪，人数用不着超过百人，这城肯定不保。
　　据说此后漫漫岁月里，龙门县城不知被攻陷了多少次，政权又不知更换了多少茬，最终城墙塌陷，消匿于无形。但这些反对者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自从城墙建成，县城里的治安状况明显好转，连原本虽熙攘却被盗贼趁隙而入的墟集也安宁起来，那些不法之徒不得不忌惮，生怕被锁入牢狱之中。不过，这一切都是后话。当时很难想象建城的困难，士绅们的反对，财政的紧张，那位知县大人不得不常常奔赴番禺向求助于同僚及知府，甚至是知县自己的家族。
　　本来，首任知县就是花钱捐的，又满腔热情，认定自己可以经天纬地，辅佐君王，所以总会不吝金钱。而首任县令离开县衙，就将事务委托给满腹经纶却屡屡名落孙山的那位廖氏子弟和大师。于是，大师的悲剧就由此缓慢展开，那位官职为巡检的郑氏子弟开始精心布局，一步步将大师及其子诳入彀中。
　　其实，刚到西林都七星岗没多久，大师就已经嗅到弥散在空气里浓重的敌意，尤其是巡检郑添财。似乎谁都知道，这位武巡检对首任知县看不顺眼，不止一次放话要“收拾”这位客家仔。但没谁把郑巡检的话当作一回事儿，认为那不过是句气头上的话。退一步讲，修筑一座小县城，并没占多少郑氏家族的土地，军佬山下的墟集早就存在，熙熙攘攘的热闹交易反倒令郑氏家族多了几分威望，也不知不觉多了些收入。那些赶墟人常常将货物寄放在郑氏家族的店铺里，虽然按照惯例不需要什么租金，但却不过情面的赶墟人还是不时留下一些馈赠，虽然这些馈赠对于郑氏家族不过是些蝇头小利，但足以竖立郑氏家族的威望。
　　于是，一些自诩知晓内情者开始散布谣言，说武巡检郑添财无愧于他的名字，生财有道，长期将墟日收取的税赋中饱私囊。首任知县的到来不得不令他忌惮三分，不得不收敛一些，所以才会搅动整个郑氏家族和知县大人对抗，拿出那些因建城而被征用的土地说事儿，还巧妙地鼓动郑氏女眷色诱知县。大概正是在武巡检一系列的纵横捭阖过程中，大师才不幸成为牺牲。
　　似乎谁都知道，娇小玲珑的郑嘉芸放荡不羁，名声狼藉，她常常进出县衙，为的就是打探首任知县的消息，以便有个对应之策。擅长卜卦的大师初次见到这女子，就暗自倒吸了口气，认为这是自己的克星。他一度劝知县大人小心堤防，但偏偏事与愿违，这女子并没和好色的知县有什么瓜葛，反倒和大师的儿子厮混在一处，闹得沸沸扬扬。大师一度找寻借口支开自己的儿子，试图令儿子折返回乡；但这个决定尚没成行，大师自己就被知县派遣至番禺，只好一再嘱咐儿子不要轻易改动图纸，不要理睬那位郑氏女子，不要惹祸上身。
　　但等到他再回到西林都的县衙，却一切都为时已晚，他的儿子已被浸了猪笼，化为一缕冤魂。大师临行之际已经隐约感觉到知县只是寻个借口支开自己，已经预感到有什么不祥之事会发生。但诡异的是，他并没拒绝知县，反而匆匆离去。事后有人猜测，并不是他不想或者不敢拒绝，而是他既无力阻止，又知道天意不可违，只能惶惶不安地再三嘱咐儿子万事小心。果真，就在大师动身后的第一天城墙图纸被巧妙篡改，第三天，大师的儿子被捉奸在床，那个女子就是武巡检的二妹妹郑嘉芸。
　　气势汹汹的郑巡检断定是大师之子在强暴自己的妹子，当场就打断了大师之子的一条腿，还剥光大师之子的衣服，残忍地实施了宫刑；断其男根，将其游街示众，然后投进了猪笼，沉了塘。而且，也正是在大师离去的期间，在郑嘉芸蛊惑及知县训斥的双重压力下，大师之子擅自动了城池的一角，将其中一座星岗削掉了一块，让开了郑家的土地，破坏了风水，无形中损害了大师的得意之作。
　　大致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等到大师之子事发，知县大人才不愿力保，任由郑氏家族处置。所以大师才会黯然伤神，说了句：“人算不如天算哪！”过后，城墙修筑完工，大师自掏腰包在南门和西门之间的城外河畔建了庙宇，以此平复波澜起伏的心胸，也以此祭奠自己的儿子。不过，对于此事，对于大师之子的死，一些研究者觉得蹊跷，他们根据阴谋理论判断大师被知县出卖了，认为浸猪笼的应该是知县。
　　试想一下，大师之子仅仅是一介布衣，无财又无势，还早早娶了糠糟之妻，郑家小姐怎么会看中他？这部分研究者认为，大师对此一定早已洞彻知悉，只是隐忍不发，只是暗地里修改了城墙的部分走向，悄然破坏了原本能令知县飞黄腾达的绝佳风水，断了只龙爪，切下原本畅通的龙脉。自然，部分相信大师人品的拥趸者认为大师并没改动县城的图纸，之所以县城只围绕着七星岗，一则由于财政紧张，只能如此；二则一座小县城没必要过于劳民伤财。至于某座星岗被削去一角的错误也应归咎于大师之子及那位素有野心的知县，等到大师回到县城，那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大师瞬间白了头发，雇人从水底捞起儿子的尸体，强忍悲恸将之遗体擦试一番，然后凄惨地扶棺离开龙门县城，从此隐居山林，不再做风水师这个行当。半年后，有人想要花重金请大师出山，却遍寻泰安地界，都没能找到大师，于是只好作罢。
　　这一座小县城前后修筑了三年，修筑期间出了两桩谁都无法解释的怪事。先是一截军佬山（注2）附近的城墙突然坍塌，一块莫名迸溅起来的砖头优雅地抛过半空，飞翔过二十几尺远，准确地砸死了正前往墟集征税的巡检大人；后是原本被软禁在家的巡检大人的妹子吊在城墙边的大榕树上，一只鞋子落在工地煮饭的大铁锅里。
　　说的也奇怪，两次意外，仅仅死了郑氏家族的一男一女，其余的，连伤者都没有。竣工的那天，知县接到一纸调令，兴冲冲地带着那位廖姓子弟乘桥离去。谁知行到半途，被一伙匪徒劫持，几天之后人们发现知县暴尸荒野，廖姓子弟则已变得疯癫，说不出子丑寅卯。关于这一桩无头案，无论当时，还是此后都众说纷纭。有的说那位知县真的遇到了劫财又劫命的匪徒，遭到杀人灭口；有的说是遇到了仇家，否则不会那样凶残；也有的说这是报应，是那位仁慈天子得知遥远的地方有个狂人试图通过风水改朝换代，就令锦衣卫痛下杀手。
　　在这种种说法之中，最令人称奇的是有人居然宣扬大师利用风水谋杀了知县，为自己的儿子雪耻。最末的这种说法，令许多人，包括那些本不关注早已随风而逝的大师的人们的反对，认为这纯粹是对大师的抹黑，是脱离了单纯学术讨论的刻意污蔑。总之，知县之死的每一种说法，都会有一众支持者，也有一群反对者，彼此争论不休，枝节蔓延；而且每一种说法都不同程度地牵挂到早已隐居山林、不知去向的大师，使其生平事迹更加扑朔迷离。
　　
　　注1这里的泰安不是位于山东的泰安，而是东莞的樟木头镇，又称樟镇。
　　注2军佬山，又称闿阳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