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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是袁家，也已经忘记那位并未给本家带来利益的参议。或者说并不是忘记，而是刻意将之疏忽掉了，以至于今人早就不知晓其名讳了，只得以其官职代称（人称袁少参）。那位在宣承布政使司担任分守道的袁参议、少小就随父母双亲离开西林都，这一点倒颇和廖秉臣相像，只不过袁参议的父亲是到广州府城担任军器大使（一说只是一位连末入流都算不上的胥吏，月俸连三石都不到）；而廖秉臣的父亲却是令人可疑、富甲一方的巨商大贾。
　　据早已遗失于战乱的袁版地方志记载，廖秉臣的父亲，廖辉是因为和乡里争执，错手伤了人才被迫远离故土，那位被伤者就是郑老太爷的远房族弟，那三亩水浇田就是廖辉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是廖辉、廖秉臣不得不给予郑家的赔偿——关于此事唯独记载于袁版地方志里，其余四种版本的地方志只字未提，反倒是郑版地方志明确指出，“廖氏族人有赴海为盗贼者，勾结布政使司的少参袁某，互为犄角，劫掠海上，狼狈为奸，五五分赃”。这无疑是宗大罪，但是袁家不承认袁参议会和廖辉沆瀣一气，并认为那是化外之外的郑家无中生有般的诽谤，一介武夫懂得了什么？无非是打打杀杀，欺压乡民，霸女鸭男，借征收山税之名盘剥瑶山之民，否则瑶山及从化怎会民怨沸腾，盗贼四起，正所谓官逼民反。
　　据一些关注袁氏家谱（亦称袁氏族谱）的学者考证，袁参议大约生于天顺年间（1457年-1464年），具体生卒年月皆已不可考，但很显然，疏于和西林都本家联系的袁参议却早就和年龄相仿、喜好游历的廖煌廖典史相识，或许两人对过诗，饮过酒，抑或还一起嫖过妓，可谓臭味相投，惺惺相惜（两人都自视甚高，都相信半部《论语》可治天下，一册《春秋》能平乱世，却偏偏都折在科举上，没什么功名，连个秀才都不是，皆为学而优则不能仕）。当然，每次相聚，都是士绅廖昱华花费银子，毕竟参议只靠每年二百五十二石的俸禄实在难以养家（久居广州府城的袁家也俨然人口众多，枝叶繁盛，祖孙三代，再加上僮仆丫鬟足足三十几口子），廖昱华却是土鳖财主，散财童子。于是，有一种流言，声称这位袁参议为了银子总是倾向于地方，如果哪位来到宣承布政使司没有打点他，没有孝敬他，就会事事坎坷，就要不知陟罚臧否——持这种观点的，不止郑家，还包括本应最维护参议的本家，甚至包括部分廖氏家族的成员。之所以说廖家是最支持袁参议，是因为那个才子廖昱华的存在。
　　廖昱华坚定地维护了其至交袁参议，透过那册洋洋洒洒、毫不惜墨的卅万字廖版地方志，他对此人的评价是“少参袁氏幼年聪慧，知书达礼，素有雅儒之将之名，喜读天下兵书，孙膑兵法，司马兵法，及左传春秋，为难得的文武全才，可惜其人如齐威王之属下墨大夫，刚正不阿，事事秉公，不避亲仇，以至于招惹甚多是非，毁言日至”。
　　说起袁参议的仕途，可以说是一个平庸得不能再平庸的故事，他能一路顺风地成为参议，还有赖于他的岳父，那位正四品的按察副使。据说袁参议的婚姻并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一次奇遇。当初，那位按察副使最爱宠爱的三千金偶然经过兵器部，看到一个气宇轩昂的男丁正在株根须虬髯的细叶榕下挽弓试射，不禁砰然心动。没有多久，那位三千金就和尚不是参议的袁参议秘密私奔了。要知道，按察副使只有三个女儿，大女儿、二女儿全都是奉父母之命，嫁给了门当户对的同僚之子，她们可谓自幼就被安排好了未来，生活无忧。即便这被视为掌上明珠的三女儿，也早在她刚刚呱呱坠地时许配给了人家，就在她和袁参议私奔时，她的那位已过廿载的未婚夫婿已是世袭指挥佥事，是位脾气暴躁、不知风情的武夫。
　　两年后，这对小夫妻抱着一双儿女，背着几卷诗书重新出现在广州府城，按察副使不得不接受这不愿接受的事实，还觍着老脸动用关系，将白丁三女婿招入账下（彼时，按察副使大人的大女婿和二女婿可都是官绅户，吃朝廷的俸禄，在三女婿面前趾高气扬），把他视为赘婿，欲捧其作名士，为其刊印诗集，散发于广州府城；还特意在府中为其盖了几间房，添置了百十卷书籍，从《诗经》、《离骚》、《尚书》、《资治通鉴》、《周易本义》，到《东坡乐府》，简直可谓汗牛充栋，书香绕梁。果真，很快袁参议就名遍粤地，无人不知——由此，袁参议成为毁誉参半的人物，赞其者称他为人之翘楚，世间龙凤，堪称文采流溢的才子；贬其者责他是龌龊不堪的衣冠禽兽，依靠裙带，势利攀爬，沽名钓誉——
　　正所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三五年后袁参议又托了关系，使了些银子，调到宣承布政使司，先是担任库大使副使，后又顶了缺，成为仓大使，领取了从九品的月五石俸禄，也双腿迈进了官绅户，开始漫长的光宗耀祖之路。一路从那个芝麻官仓大使，先后升迁为司狱、校检、照磨、提控案牍、都事、经历，最终成为俗称少参的从四品参议，慢慢地令那位老迈的按察副使刮目相看，毕竟他的这位原本不被看好的女婿升迁的速度太神速了，简直是出乎意料地在而立之年之前就成为了宣承布政使司的一位参议。
　　只是他的夫人刚刚享受他的荣光，就患上顽疾，呜呼哀哉了（说来也奇怪，这位按察副使的三女儿，袁参议之妻死去的同一天，她曾经的未婚夫婿，那位世袭指挥佥事不幸堕马身亡——她和他的葬礼也被安排在同一天进行，这令袁参议很是不舒服，总觉得是桩奇耻大辱，或者冥冥之中她与那位世袭指挥佥事的姻缘不应该中断，或者来生她还嫁给那位令她欠疚不已的世袭指挥佥事，从而还会成为指挥佥事的夫人，为其生养，为其延续子嗣）。于是，顺其自然，他又迎娶了新的夫人，一位老迈的照磨之女，还把为他生了个儿子的原配夫人的通房丫头立为妾室。又相隔了三五年，他的岳父，那位按察副使不期死于任上，脱离管束的袁参议立刻野马一样将家中的书籍悉数堆在院子里，在其岳母瞠目结舌之下点上一把火烧掉，化为一片不可追忆的灰烬；然后再迎娶了番禺本地一位士绅之女，那个女人带来不菲的嫁妆，包括一名通房丫头，三名丫鬟，百两纹银，二十亩良田，一处染房。从此他拥有了两位夫人一位妾室，也有了自己的产业，吃穿无度，无须节俭，更加鲜于和西林都的本家联系。
　　可以说，袁参议能够侥幸踏入官绅户，能够进入仕途，还全要仰仗他的第一位夫人，按察副使之女；而他之所以能够赢得按察副使之女的芳心，是因为他相貌堂堂——虽然袁参议貌不如潘安，身高约七尺五寸（注1），擅长弓箭，可以百步穿杨，堪比更羸、李广，人称小养由基，与那位郑巡检相比毫不逊色，其名声连左布政使都知晓，每年秋狩必召其伴随左右。就是说，即便在左布政使的眼里袁参议也是个难得的人才，可惜恰逢大明帝国的弘治盛世，导致他毫无用武之地。即便是后来从化盗起，瑶山民变，袁参议屡次请缨，却屡次被拒绝，理由无非有二：一，他不是军户，不归属于卫所，不可以谮越；二，他只是一个参议，没有领兵经验。前一个理由是那位惠州卫指挥佥事说出来的，后一个理由是右布政使指出来的（当然，还有另一条指挥佥事与右布政使心照不宣的理由，那就是袁参议野心勃勃，试图做一个掌握实权的流官），两个人居然同样不屑一顾的表情，傲慢的目光从鼻梁一路流下来，就像看待街头巷尾想要讨得几文铜板的僮仆或乞丐，这使得袁参议感到奇耻大辱，很伤自尊，所以他更迫切地希望能够班固般地弃笔从戎，披甲随军，杀贼立功。
　　对于平乱，袁参议有自己的思想，他认为只是一味地剿并不能迅速地天下太平，应该剿抚并用才能够长治久安，最好暂缓改土归流，最好是以抚代剿，再兼以筑城备瑶——毕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无论从化盗贼，还是瑶山之民，那都是大明的子民——至多是严惩首恶，宽大胁从，并重新重用有名望的土司。在袁参议的认知里，瑶山之乱和从化盗贼迥然不同，前者是由改土归流、编户赋税激化起的矛盾，是将臣所司“欺其远方无告，掊刻残忍，使不得安其生，皆为镇将巡检之过也”，“既害其生，又拂其性，虽良善懦弱之人，犹不免于动作”，所以这些瑶贼是可以安抚，可以为其编户的；后者却是一群十恶不赦的顽匪，烧杀劫掠，滋扰社会，只能用兵围剿。
　　但他的想法被诸多大员嗤之以鼻，并认定他是纸上谈兵，夸夸其谈，且擅长诋毁同僚，颠倒黑白，或危言耸听，以邀其功，“如其所述必耗费银两无度，且必定利尽复叛，无休无止”。等到旬月之后，那位自大骄横的石千户率其麾下千数余悉数被歼，布政使司及都指挥使司大为震惊（这一消息也令袁参议心惊肉跳，暗自庆幸当初没能弃笔从戎），速请调周围各卫所官兵会剿，浩浩荡荡的，广州前卫、广州后卫、潮州卫、惠州卫、韶州千户所等五个卫所共计一万七千八百余人马，包括五千铁甲兵，两千弓兵与一千火铳兵；经过四年零三个月的围剿，大小战约近五十起，斩首数千，擒拿到贼首洞主爷谭观福，解押至番禺斩首示众。
　　若干年以后，历经满清与民国两朝，有从欧美归来、自诩为淋浴新潮思想、饱读西式文化的学者偶尔翻阅到瑶山之乱，读到某卫所兵士们将数十被俘瑶人“悉支解刳肠胃，分挂林箐中，累累相属”时，立刻不假思索地判定大明帝国的卫所官兵杀戮了诸多无辜平民，“积尸如山血如川”，进行了一场泯灭人性、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不见人权，丧失人道，颟顸无知，可比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以及亚美尼亚之殇”。在那位学者的认知里，瑶山之乱就是大藤峡之乱肆意扩散的余波，因为暴乱的主体是瑶壮等山地少数民族，然而学者却忽略了从化泛起的盗贼，那些凶悍之徒可都是汉人，其更忽略了被逐往居留地的美洲印弟安人。
　　许多人都在疑问，如果没有瑶山之乱，或者从化不曾盗贼忽起，上龙门或者西林都还会不会升格成为县治？可以说，从某一方面来看，龙门县的设置的确缘于盗贼的猖獗，尤其是从化地界和瑶山之乱（所以建城署，辟田野，驱畲瑶），至于这位袁参议（袁少参）在其中起了多大作用那就众说纷坛了。或者也可以这样说，袁参议的确收过贿赂，毕竟他是一位能够通天的分守道，至少他在宣承布政使司还有一定的话语权，为官一任收些银子那再正常不过，只要他收了银子替人家办了事，就是一位好官，否则即使能侥幸混过天顺和成化两代，也难逃弘治时期整治吏制的迅猛风暴。
　　再换句话说，这位袁参议还是有一定的建树。例如，依照今人的眼光来看，袁参议对龙门县城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城墙的选址。自从平息从化及瑶山盗贼之后，对于修筑城墙，前前后后都是郑家在坚定地反对，先是反对修筑城墙，上龙门巡检司的郑添财认为经过弘治六年（1493年）的平叛剿杀，所辖域内已无盗贼，修筑城墙不过是桩劳民伤财的事情。后来，看到宣承布政使司坚决的态度，又赞同在狮岭筑城，而非周遭多田畴的七星坡。自然，那些官方正史将此事的功绩皆记载于增城县衙的从九品县丞李钿名下，言之“上官担心狮岭之埔四面多山，命增城县丞李钿来相看形势。李钿回报，极言西林七星岗要害宜筑城，上官从之”，却对于这位已失去名讳的袁某参议语焉不详，甚少提及。但是，事实上被当地人称为袁少参的袁参议，其功绩绝对不可湮灭。尤其是面对凶神恶煞般的郑巡检，他更是据理力争，毫不退让，在这位袁参议的认知里，七星坡在一片平原之中突起相连，南有增江（西林河），西北面亦有一条无名小河，可防可守，实为水路之要冲。关于此事，郑版地方志有不同说法，其言筑城图纸为上龙门巡检司绘制，其图上加盖上龙门巡检司印玺及郑添财的私章，也就是说郑添财并不反对筑城，却不赞同将城址选在七星坡，这一点倒颇耐人回味，不禁令人想到那句经典名言：历史总是扑朔迷离般地旋转，真相之后永远存在另一真相。
　　
　　注1七尺五寸，约等于171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