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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打来电话的时候，我已经坠入梦乡——梦境里我看到她坐在床前俯首凝视向我，披散的长发轻轻掠过我的面颊，痒痒的。我正吃惊，就听到了电话铃声。迷迷糊糊抓起手机，她的电话号码映入眼帘，我一个激灵，瞬间就清醒过来。她的声音轻絮地飘过来，飘进昏昏暗暗的房间，我似乎看到她的脖颈颤抖，眼睛里闪烁出渴望的光芒。她说，一个星期前她看到了我。
　　“你就在我家楼下，我开窗只有喊，你没听到。”是吗，是吗，我怎么完全没注意到？一个星期天我去过萧镇，参加那次毫无意义的精短文学创作研讨会。那一天我的确渴望见到她，那一天我的确在研讨会上看到了她的母亲。
　　“你又怎么会注意到我！”她声嘶力竭地嚷叫，通过漫长的电波震颤着我的耳膜。她哭泣着，哽咽着，声音扭曲变形了（有些暗哑，又有些高亢），抱怨母亲把她关了起来，还没收了她的手机，断了家里的网；让她失去了自由与爱情，陷入于无边无际的孤独之中。
　　“我害怕，害怕一个人呆在这边，每天我都一个人呆在房间里面对着墙壁，扒在窗前我甚至想要跳下去，就像我舅舅。你知道吗，我理解我的舅舅了，那种想要跳下去的冲动是不能控制的，是一种没办法抵制的欲望。我还害怕你不再理我。以后，和以后的以后你都不许辜负我，你知道这些天一直都在想你吗，我感觉自己疯了！”她不容许我插话，只是一个人不停地哭诉。如果我偶尔说上一句，不等我说完，她又会歇斯底里地哭诉一阵。
　　她诉说着孤独，诉说舅舅总是准时于子夜时分从遥迢之处穿过重重街巷，穿过阻隔阴阳的虚空，穿过墙壁与其他凡间的障碍飘然而至，默默无语地坐在房间的某处角落满目忧伤地凝视向她。
　　“你不知道我有多害怕，明明知道眼前的人早就死掉了，可他还在。不，你不知道！你又没见过，哪里会知道我的感受！”她抱怨没有人能够理解她，抱怨每天都要吃那些令人头痛的药片，都要在她外祖父的监视下吃掉它们，“你知道吗，我讨厌吃药，但我又不能不吃。”话锋一转，她又同情起外祖父，说他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说他老了老了却又忧心起女儿和她，说他头脑糊涂了，有时都记不住她的名字。
　　“我很难想象将来谁会给他养老送终，只有我妈。但我妈身体也不好，而且总是那样焦虑，还要操心我，我真想一走了之。不，其实他们谁也不关心我，以为让我吃饱穿暖就是对我的爱，他们从不问我想什么，从不问我。”她说话开始颠三倒四，语无伦次。她又讲起那些药片，她支走了外祖父，偷来了手机，这才给我打来电话。
　　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外祖父看着她，她的母亲总是那样忙，只有假期或者星期六星期天才离开文昌镇来到萧镇照顾她。支走外祖父，她会把药片从窗口扔掉，或者当着外祖父面把它们含在舌头下面，等外祖父转身离去，她就把它们吐出，然后扔掉。最终她突然挂掉了电话，只把我留在昏暗的夜色里，留下空荡荡的房间里。
　　我隐约意识到她哪里出了问题，似乎看到百年前的她被那群人野蛮地按住手脚，将活蚯蚓和童子尿灌进嘴里。被包裹在黑暗里，躺在床上，我想了想，抓起手机给她回拨过去，却是无休无止的盲音，显然她已经关机了。
　　
　　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注定孤独，无论是百年前的她，还是和我有过肌肤之亲的她；无论走在熙熙攘攘的闹市，还是躲在昏暗的房间。时间是我们每个人的敌人，虽然我们自以为有着大把时光，但黑暗与死亡总会出乎意料地给予我们最致命的一击。我承认自己并非多么细心，一桩事情哪怕明明摆在眼前，也会很愚钝地过了很久才会发现。我一直认为百年前的她生活圈子局限在X城地区，甚至仅仅在大港镇和萧镇，顶多再扩展到那个令其难忘的流徙镇。但事实上无非如此，她其实去过许多城市，包括X城地区的七座镇子，也包括遥远的哈尔滨和更加遥远的青岛、泰安（她应该算是我的老乡，她的父亲和我的父亲同是山东人，至于她是泰安人，还是新泰人就不得而知了）；而我和她同为土生土长的大港镇人氏，是坐地炮。
　　我从手机相册里的一张照片窥视到她离开大港镇之前的一幕，那个时候她与家人交恶，为了遮掩腹中有喜的事实。她当众被刘一鹏斥责，他怒气冲冲地说她是刘家的耻辱，说她和一个老迈的洋人勾搭成奸，说她和她母亲一样是个不要脸的烂货。“是的，你就和你死去的妈一样下贱，如果不是顾忌到我们刘家的名誉，我早把你赶出家门了！”
　　听到这句话，她双目瞪圆，大为光火地抓起桌上的茶壶和茶盅向他砸去，跟着喊叫一声整个人扑了上去要和他拼命。如果没有那么些人拉着拽着，她兴许会和他同归于尽，用她的牙齿，用她的指甲和手指。为此他脸色煞白，就像个死人紧紧靠着墙壁。
　　毋庸置疑那一刻她甚是吓人，以至于隔天她又被按倒，强行灌入活蚯蚓、童子尿和猪苦胆。后来，她哭着跑回四楼，躲在角落里，身子蜷缩成一团。那一刻她又绵绵思念起意外死去的母亲，疑问起自己黯淡无形的命运。“我害怕，我想死！”这六个字也许是那册残缺不全的日记里最清晰的，旁边的黑点是凝固的血渍。如此说来她一定是寻了短见，最有可能是割了腕。而这三个字的下方还有一行倾斜的小字：“下辈子我想做一个纯洁的女子！”
　　这又是怎么回事？我决定一探究竟，找出那册从她手里买来的人物列传和偶然得到的《刘昌学大传》，又挨张翻看手机里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上依稀几个字“我是个婊子”。而这又能说明什么，说明她的滥情与堕落吗？其实，仔细探究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她的滥交，库克船长的存在不过是个她生命之旅中不期而至的撞击，或者说她是被胁迫的一方，人们依此推论她的品行显然有失公允。但是众口铄金，世俗的眼光总会压垮掉她的意志，尤其当那位照相馆的伙计出现在她面前，拿着那几张照片威胁她时，她犹豫片刻，才神色凝重地对他说，她不喜欢他这样。
　　“你这样强迫我有意思吗？你是男人，就应该你想办法让我心甘情愿地为你脱裤子，而不是像现在。”但是脖颈上挂着相机的照相馆伙计并没想到长相厮守，他只是要猎艳，只是要勒索两个小钱，间或满足一下汩汩涌动的欲望。毕竟他薪水微薄，连养活自己都困难，而能够勾搭上一位富家千金自然是他的渴望。这不能不令她不耻，也使她恍惚看到了库克船长，不由地打了个寒噤，但她还是掏出几张钞票递到他手里，妩媚一笑，吩咐他买几瓶方形商标的矛牌啤酒，嘱咐他千万不要给别人看到。“我在河边等你。”她说。
　　半个时辰后，匆匆与他行过苟且之事，整理好衣裳，她张手索要回其中一张照片，当着他面把它撕碎，掷入河水里，然后独自一人穿过那片柳毛子回到堤岸。
　　对面码头那群工人正零零散散地四处坐着或躺着，他们在休息，其中一个赤膊的鲜族人还兴奋地向她打了个唿哨，惹得其他人纷纷朝她看过来，这很是让她窘迫（她经常看到那个鲜族人走进石行所后面的屋子里，那屋子里住着三五位依靠男人挣钱的女人，她们并不主动招徕生意，却是大港镇人人皆知的婊子）。不过，后来她拒绝承认见过他，说是大家看错了。“我怎么会和他幽会？——要知道拜在我石榴裙下的，没有无名之辈。”当着那几位警察的面，她目光乜斜，瞟了眼刘一鹏，矢口否认在见到过照相馆的伙计。“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到萧镇了。”她抬手抹了下刘海强作镇静道。
　　警察从萧镇来到大港镇的那天是农历九月，天空正飘着雪花。他们说照相馆的伙计失踪了，他们还在伙计的住所发现了一堆不堪入目的照片，所以才会骑着自行车，跋涉了两个多小时前来询问。那堆照片足足有二十几张，她手忙脚乱地把它们拢起，嘴唇颤抖，手指哆嗦，眼眶湿润，歇斯底里地大声咆哮起来。最终，警察一无所获地走了，它们被留下来，给她扔进炉火里烧掉了。
　　
　　唉，其实我们的生活就是构建在一张张的照片、一段段的记忆、一句一句对话和一次次不同或相似的经历之上；而别人的生活，尤其是业已消逝于时光隧道另一端的生活，则是生活在一次又一次远距离的解构之中，而这不断的解构之中时光不断地混淆，乃至混乱。
　　我不清楚她是第一次有了身孕是1907年还是1909年，抑或是1908年，不清楚她究竟是如何打掉那个孩子的，更不知她是什么时候开始和刘一鹏争吵的。无论1907年还是1909年，抑或1908年，对于她来说都已经无所谓。那些年，大港镇之外的世界风雨飘泊，四处掀起暴动的革命党人，天灾人祸，还有虎视眈眈的老毛子和小鼻子。偶尔，那些从哈尔滨乃至山东来的客商会侃侃谈论哈尔滨铁路总工厂的大罢工，谈论无孔不入的南满株式会社，即将就任的黑龙江巡抚（程德全，段芝贵？），拔枪怒射向恩铭的巡警学堂监督徐锡麟；谈论预备立宪和咨议局，以及经过几年战祸后重新投入运营的阿金与德瓦两座码头，即将复兴的昌隆港务公司。大港镇的各界名流都认为她的父亲足可以代表本镇前往哈尔滨，只是可惜他身体孱弱，长期卧床，早已不适合长途跋涉。而她的哥哥刘一鹏俨然成为昌隆公司的继承人，俨然正在逐步取代她的父亲，并且在1908年后真的取代了业已升天的父亲。每天都忙忙碌碌，和各色人等打交道，签订契约，包括欺侮她的库克船长和被库克船长呼朋唤友而来的韦德襄理，以及曾是她先生、教过她英语的那位长着山羊胡须的洋人。
　　她的哥哥刘一鹏也在警察离开后的那天凌晨闯进她的房间，趁着她迷迷糊糊霸占了她，薅住她的头发毫无怜悯地殴打了她，往她脸上吐唾沫，压低嗓音说脏口，还威胁她不许跟任何人提及。
　　“我没有父亲，没有兄长，他们都是衣冠禽兽，嘴里道貌岸然，下半身却总是那样龌龊，和牲口没什么区别。我恨我自己，我讨厌所有的男人。”为此，她郁闷地写道。没有人知道她是不是在那段日子里想到了逃避，或者说她是否已经厌倦了，想要改变自己。库克船长的死使之坚固了这个刚刚开始萌芽的念头，越来越急迫的婚姻则最终促使她下定了决心。“没有谁能够阻挡我，也没有谁能够使我屈服！”她的这句话就写在其中一页上面，旁边还画了只飞鸟儿，鸟儿的啄冲向那页纸右边的虚空，跃跃欲试的模样，这令我手指划动，找到另一张照片，面对她亲手书写下的“下辈子我想做一个纯洁的女子”这十三个字陷入沉思，似乎看到她眉头蹙起，已经等不及下辈子了。
　　父亲出殡后的第八天，她的二妈就颠着小脚过来找她谈话，要她出嫁，并允许她在那年的夏天回了趟山东，承诺给她不菲的嫁妆，还破天荒地塞给她十块叮当直响的大洋。她不得不接受了它们，毕竟她早已经囊中羞涩了，毕竟她清楚自己的处境；而且她还认为这就是每一个女子的宿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是套在她脑门上的紧箍咒；毕竟她不是母亲，没有那么多的运气，库克船长也不是她的父亲，她不过是他的玩物；更何况大概那个时候她对X城地区还有所留恋，所以三个月后就在几位仆役的陪同下回到了大港镇。
　　许多人都在猜测她回山东的真正原因，有的说她在探究母亲死亡的真相，有的说她去打胎了（那个尚未出世就已离去的胎儿的父亲是谁？库克船长，还是另有其人？没有人知道，或许连她自己都稀里糊涂）。但是转过年，堤岸边的柳树杨树刚刚绽放嫩叶，库克船长就被枪弹穿透头颅，从那一刻起再没人庇护她了，她的婆家也适时地送来聘礼，婚事真正提上了议程，这不能不令她恐惧。经过连续几夜辗转难眠的思考以及精心熟虑的策划，她通过别人之手买到了张船票，一大早儿拎着柳条箱缩着肩膀登上了那条客货混装的铁壳船。柳条箱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除了那七块大洋和两件换洗衣服。
　　起锚之前她一直都胆颤心惊地躲在船舱里，生怕会被人认出，等到汽笛鸣响才松下口气，一路小跑地来到甲板，倚着栏杆眺望向渐行渐远的大港镇。眼眶湿润，胸口忽然涌起莫名的别愁，仿佛这艘船即将穿越的不是流水而是时光，仿佛过往的一切都是一个流动的影像之梦，恍惚而迷离。而那天，距离她的婚礼不过剩下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