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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抵达萧镇，我特意去了趟空旷的旧货市场。早晨八点刚过，天气凛冽，旧货市场还没开市。我心存侥幸地赶过来，却又怏怏离去，先在南祠胡同区大悲寺一家早餐吃了豆浆油条，然后遛遛达达地坐上公交车，前往东祠胡同区契丹人小较场东侧的世贸大厦。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文学研讨会，所以有些激动，有些新奇，又有些惴惴不安，就像是生怕露怯的孩子；特别是推开那扇玻璃旋转门的刹那，两位戴着白手套的迎宾头部微微前倾，恭恭敬敬地说了句“欢迎光临”。她们都穿着红色旗袍，盘着发髻，胸前斜挎着一条印有“世贸宾馆欢迎您”的条幅，身材愈发显得高挑儿，和我们这些身上裹着厚实冬装的凡夫俗子相比，她们简直就是置身于另一个世界的人。在那个世界四季如春，虽然也会飘起雪花，却永远不会刮起凛冽的风，不会冻得哆哆嗦嗦。她们扫了眼我手里的请帖，手一扬就把我指引向大堂的另一侧。
　　其实，即便不用她们指引我也能够寻找到了，会场就设置在大约三百余平方米的大堂的一隅，距离旋转门不过六七米，占据了大堂的三分之一面积；一条红色横幅将之粗暴地隔离开，六七排椅子，简易的主席台，无论桌椅都似乎是学生专用的课桌，而且还真的有一群学生麇集于此（高中生，或者大学生，其中两个女孩子满脸洋溢着喜悦，就像是沉浸在节日的氛围里，戴眼镜的那位捂住胸口笑了，另一个男孩子的面孔上布满了大小不一的青春痘），他们个个胸前挂着身份牌子，轻声谈论着陌生的话题，不时迸溅出“桔子”或“桔子皮”和“咖啡”之类的词语碎屑。这群学生其中两个热情地问候“你好”，询问我是否属于获奖作者，还是哪个作协的，抑或只是一位应邀而至的与会者；然后客客气气地让我在册签名簿上签下名字，客客气气地递给我几册杂志和书籍（赠品，三期由顾采薇主编的《萧镇文艺》和由众多作者集资出版的四册一套的获奖者丛书，以及作者署名陈放的《刘昌学大传》）。
　　就在这刹那我心里一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个体态发福的中年女人，她的母亲顾禺，她正在和旁边的什么人交头接耳说着什么。我赶忙垂下头，寻了个座位远远地坐下。主席台上方挂着“第一届萧镇网络时代精短文学创作研讨会暨第四届桔子文学奖颁奖大会”的条幅，这个主席台和宾馆吧台遥遥相望，几位包裹在厚实棉服里拎着箱包的旅客一边结账一边好奇地向这边瞟过来。这时，我又看到了另一个熟人，顾采薇和一个墩墩实实的男人说话，然后坐到和主席台咫尺之遥的第一排听众席，又向另一个瘦高的眼镜老男人打招呼。
　　十几分钟后，眼镜老男人很柔弱地抓起麦克风，试了试音，开始讲话，向来宾问好，自我介绍（原来他就是赫赫有名的陈放，陈平阳的孙子，萧镇作协主席，一位传说里的强势人物），感谢几位赞助商及组织者；尤其是那位空城旧梦咖啡厅的老板和槐花蜜精英读书会，感谢各位文友及兄弟作协的支持，公布会议议程。直到此刻，听过那位主持人的简要介绍，我才明白这些赞助商和桔子文学奖以及这次研讨会之间的关系，那位空城旧梦咖啡厅老板才是真正的大亨，唯一的赞助者。同时咖啡厅老板也是槐花蜜精英读书会的发起人之一，他和他的十几位顾客感慨于文学的没落，感慨于能够安安静静坐下读本书的人越来越少，从而心血来潮，当即在原本是防空洞的咖啡厅里成立了这个读书会。这些发起者除了咖啡厅老板，其余的人不是学生就是教师，因为空城旧梦咖啡厅距离萧镇大学不足五十米距离，那些怀揣梦想的学子是它的常客。
　　至于桔子文学奖起初仅仅是槐花蜜精英读书会内部奖项，起初是一个玩笑，一个每年一度扫桔子皮大赛时的信口雌黄，过后却不期成为用以奖励怀揣文学梦想的年轻人的荣耀。正如那位主持人所讲，如今它不仅要奖励槐花蜜精英读书会会员，还将要成为众多奔赴于文学路途的追寻者们的一片荫蔽。原来，身为萧镇大学教授的顾采薇既是萧镇作家协会新一届的领导，也是桔子文学奖的发起人之一，正是在她的大力推动下，这个奖项才由一个学校小团体的圈内活动进化为官方的公开项目，并请来了一位知名的汉语文学大家来演讲。那位文学大家自始至终都坐在主席台上，喝着茶水睥睨天下般俯视向我们这些听众，他却丝毫也不知道我身后的两个人在窃窃谈论着他的艳史。他们在讲他的招妓行为，在讲他和他的几位女学生之间的风流韵事，讲他怎样勾搭那些小女孩儿。随着第四届桔子文学奖的名单的颁布，一群获奖者纷纷涌到主席台前，他们个个难掩喜悦，可以说是喜形于色，遮挡住了原本就狭窄的主席台，使这块方寸之地产生了不大不小的骚乱，形成一个高潮。
　　我先前见过的那个戴眼镜的女孩儿居然也是获奖者之一，她荣获了散文组的一等奖，捧在胸前的红色证书，封在红包里的一千元人民币，以及一套萧镇作协主编的获奖者文集。顾采薇和汉语文学大家都是颁奖者，显然她注意到了我，不易觉察地朝我这个方向点点头，汉语文学大家笑容可掬地握住眼镜女孩儿的手，俯首轻声向她说了句什么。
　　十几分钟后，获奖者尘埃落定，汉语文学大家坐回主席台前，又喝了口茶水，眼睛闪着光盯向坐在前排的眼镜女孩儿，对着麦克风竖起手指开始侃侃而谈。很快，网络时代精短文学创作研讨会成为他的个人秀，成为他滔滔不绝又夸夸其谈的演讲，成为领导冗长乏味而又自以为是的讲话。
　　
　　“下次，希望你也能参加桔子文学奖大赛，虽然喜好文学并不一定能够为我们改变命运，大部分时间里它只能使我们自娱自乐。”接过我填写好的萧镇作家协会会员申请表，顾采薇笑道，“我们这群人都很自恋，虽然嘴里都在讲无处安放的灵魂和永不停歇的理想。”这次，她破天荒地没再追问那本传承于百年前的残缺不全的日记的下落，或许这只是她的策略，或许碍于周围还有别人。毕竟是在萧镇作协，那群获奖者还没散去，汉语文学大家还在被众星捧月般地围簇着。那些女学生，哦，里面还有几位俨然早已不是学生的女人（谙熟世故、涂脂抹粉的风流娘们儿），她们个个媚笑着瞧向这位妙语连珠的大家，个个眼神里流露出敬仰，认真聆听他在讲述文化产业。
　　他在讲，他户籍所在的当地政府，一位官员找他谈话，允诺为一座由他主导的文化产业园计划投资十二亿人民币。“那将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辉煌，但是如果没有我，没有我的理念，也就不会有这座文化产业园。”刹那，他俨然成为那遥远计划的核心之核心，没有人可以取代，如果他摆手摇头无疑会成为一场空虚，那个充满理想主义的造福人类的生态工程会化作泡影与遗憾。
　　收起那个没有贴照片却按上钢印、写上我名字和身份证号码以及会员编号的萧镇作家协会会员证，静静地坐在一旁倾听着他们闲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失望了，这并非我想象中的文学沙龙，谈论的并不是高雅艺术，不是令人血脉喷张的文学复兴，不涉及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和曹雪芹，更与诗经楚辞无关；有的只是市侩、势利与炫耀，有的只是男男女女之间目光流转后的相互勾引与色诱，有的只是权衡利弊的算计和暗箱操作。就像一群附庸风雅追逐利益的商人，而非追逐梦想的夸父。
　　其实，在此之前因为他喋喋不休的谈话会议已经延宕了近一个小时——在那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眼镜女孩儿始终坐在我前面，和她的同伴窃窃谈论着她蓬勃的野心，她试图“趁早出名”，她渴望做个“文化小富婆”，她发誓一定要“一鸣惊人”，她说“人生苦短，等不那么久”。对此她毫不掩饰，认定这是现在每个年轻人都应该有的企图，认为年轻人就不应该谦虚，锋芒毕露才是王道；当然，荣获了这个奖项，或者说这个大奖就像是经过了巫师的播弄，披上了一层魔力，俨然成为她心目中的童话，使之兴奋，更令其涌动起无限的渴望，似乎已经成为不可替代的灰姑娘，成为抬起高傲头颅的白雪公主——然后才陆续奔赴到位于南祠胡同区的一家农家饭庄会餐。
　　等到用餐结束，一部分与会者又各揣心思地赶到萧镇作协继续叙谈。至于她的母亲——顾禺，接了个电话，没等会议结束就匆匆离开，连午餐都没参加。而在此过程中，那位汉语文学大家在酒精的作用下愈发地轻佻，他丝毫也不理睬我们这几位男士，眼神更加肆无忌惮地瞟向她们的脸蛋和胸脯；偶尔还会拍下她们的臀部、肩膀，还会抓起她们的手不放下，眼睛死死盯向对方。
　　从萧镇作协出来之前，我看到业已老迈的陈放在和汉语文学大家握手告别，一位中年男子（胸牌上标识着“作协秘书长”的字样）在和空城旧梦咖啡厅老板窃窃私语，我隐约听到他们给他安排了宾馆，还暗示荣获散文组大奖的眼镜女孩儿要陪好他。为此他们煞费心思将她和她的几位同伴分隔开，邀请她坐在了那辆浅灰色的本田轿车里。
　　而我，在瑟瑟寒风中拎着一堆书徒步走过两百余米，坐上公交车前往东祠胡同区的樱花路。徘徊在她家楼下那条街，我几次从手机里翻出她的号码，却始终没有勇气拨打出去，只给她发了几条微信，直到夜幕降临，我才怏怏离去，坐上通往大港镇的那趟长途夜行大巴。
　　
　　我不清楚那些风言风语是怎样传到母亲耳朵里的，为此一生都中规中矩的她很是生气，毫无商量地把我轰出了家门。一桩事情传来传去总会变了味，总会被添油加醋，成为了不得的大不逆。或许是我的其中一位哥姐，或许是别人，我们的街坊，她往昔的同事。我和她的事情不仅被我的父母知道了，还被到处传播，成为街头巷尾的社会新闻，成为三人成虎不可驳辩的事实，成为人们的议论。他们都在讲我诱骗了一个未成年少女，说她有了身孕，她的母亲和警察找上门时我们正在旅店疯狂做爱，浑身一丝不挂，还是警察扔过去衣服让我们穿上（听到这里，我下意识地捂了下胳膊，似乎看到她俯下身子狠狠地咬过来，她咬过的位置形成了一块疤痕，似乎看到那俩如狼似虎的警察死死扭住我的胳膊，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他们还在谈论她是怎样拿走了她母亲的银行卡和五六万块钱供我挥霍，为此我的同事纷纷以异样的眼光瞧向我；尤其那几位女同事，在她们面前我成为瘟疫，成为令人作呕的猥琐好色之徒，成为了过街老鼠。至于我的那位自称认识鉴宝专家的同事，他躲开别人，神神秘秘地追问我，那个黄花梨木盒子卖了多少钱，末了还眨眨眼睛感慨了句：“唉，有钱了。看来老话说的一点儿不错，男人有钱就学坏呀！”然后拍拍我的肩膀，表示理解我。我的这位同事俨然忘记了那个四角镶铜的木头盒子，他继续每天在朋友圈里晒着新发现，一枚康熙通宝，或者一册慈禧太后影集，某天还有一张他和一个似曾相识的女人的合照，我一眼就认出了她（鉴定专家雇佣的小保姆）。
　　给这些流言蜚语接连煎熬了三五天后，回到了，母亲突然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不要去骗别人，“咱们家的人可都老老实实的，你如果那样做，就不是我们家人了。”说着，母亲面色难看，颠动着缠过足的脚颤微微地走到阳台，收走晾晒的衣服，又猛地回过身继续指责我。
　　可是我哪里骗什么人，更没做起什么丢人的事情！只是我的解释无济于事，母亲已经先入为主地认定我做了令她不耻的坏事。她甚至说起了十几二十年前被游街示众的流氓，那些人有男有女，胸前挂着划着大叉的纸牌，低垂着头，站在一辆敞篷卡车里，围着大港镇转了几圈，就被押往流徙镇接受劳动改造。她进而大声勒令我搬出去，“我们，我和你爸都老了，你年轻，豁出去脸皮，可我们还要面子呢。”说着她眼圈一红，险些落下眼泪。于是，我就这样灰溜溜地搬了出去，在石行所附近租了间房子，临街，顶楼，两室一厅，大约四十几平方米，租金每月四百，每半年交一次房租。
　　搬过去的头一天夜晚我彻夜未眠，翻看着留存在手机相册里的照片，浮想翩翩，时而感觉到百年前的她就游荡于虚空，还有她的舅舅和她的舅舅，期盼盛世来临的披甲人后裔和正闯进盛世之中的游吟诗人：毋庸置疑，她们的舅舅虽然相隔百年，却总有一些相似，都那样的落魄，只是一个随波逐流，哪怕要低下原本高贵的头颅也要苟延残喘，寄身于世；另一个却高傲而敏感，最终无法控制情绪不得不从楼上一跃而下——或许她的舅舅以为自己是可以飞翔的鸟儿，或许那具躯壳从窗口一跃而出的刹那灵魂已经羽毛般地腾空而起。时而似乎看到她孤零零地蹲在黑暗的角落肩膀一耸一耸地哭泣，这哭声从百年前一直延续到现在，然而我们依旧不解她为什么会如此忧伤。
　　有那么一个须臾我突然间渴望着自己能够坠入梦乡，渴望着能与那些早已逝去的人相见，以解胸头的疑惑。在我的认知里，百年前的她一定是拎着柳条箱匆匆忙忙离开家的，她要去寻找心目中新奇的世界，或者要去追逐那无处安放的灵魂，抑或她只是在逃避那些足可众口铄金的流言蜚语，逃避那个她压根儿就不喜欢的婚姻。可是我又从哪里知道她拎的一定是柳条箱呢，是从我母亲那里，还是先入为主的印象？在我童年记忆里，家里有两口漆成红色的实木箱子，上面总有一把锁头锁着，据说那是当初我父亲母亲结婚时唯一的家具，里面装着他们全部的家当，被褥，衣服，或许还有着几张钞票、粮票和布票之类的东西，打开之后会散发出樟脑丸的味道。那么，当初我发现的黄花梨木头盒子它是否曾经也不断散发着樟脑丸的味道？只是随着光阴流逝，它渐渐失去了光泽，丢在一边，成为一段陈旧不堪的遗忘，在时光深邃处不断沉积，又不断被窥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