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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采薇再次打来电话时，我正在和同事聊天。她先是询问我接没接过那纸邀请函，说是希望能在星期六看到我出席作协主办的活动中，希望我能顺利地成为萧镇作协的一员，“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先预祝你创作丰收”，然后突然讲起她父亲的一个噩梦，她说他从梦境中醒来满头大汗，从那天他就卧床不起，视力开始急骤下降，这显然是尿毒症侵袭的不祥之兆。
　　“我想，我是错怪了别人。”住进医院的头一天，他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讲了句。但他并没有说错怪了谁，起初大家还以为他说的是那位跳楼自杀的一家子，以为他说的是顾禺。据说顾禺曾拿着厚厚一叠打印稿前来拜访他，却被他一顿反驳。他并不认为单凭一已之力可以修订一个地区的历史，尤其是一个足不出户的宅男。过了几天，他感觉病入膏肓，再无法滞留于时光之中享受生活了，这才讲述起使他困扰的梦境。
　　“接连好几天我都不敢合上眼睛，每当我昏昏欲睡，就会看到一个女人的影子。那个女人瘦弱单薄，与其说是个女人，不如说就是个女孩儿。”当他说到这里，她还以为他在思念自己的母亲，思念自己的青春。但接下去，她就感到毛骨悚然了，那个女孩儿穿过宽阔的客厅，停在他的书房前翻看起那册被褫夺了真正作者冠名权的《刘昌学大传》，窸窸窣窣地翻看，虽然他看不清她的表情，看不清她的面孔，却明显感觉到藏在那寒气下面阵阵袭人的敌意与不屑，进而看到她愤怒地撕扯起它，嘴里还似乎无声地诉说“这都是厚颜无耻的谎言，我留下的日记可以证明”。
　　“你知道坠入梦境里我们总会听到那独白似的声音盘绕，哪怕我们并不确定是梦境里的人在说话，但直觉告诉我们那就是某个人的声音，她在提醒我父亲什么。起初，我们认为那不过是个梦，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我父亲从抽屉里小心翼翼地拿出那册书，我们才发现它真的被撕烂了，封面都被扯掉了。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意识到这世间也许真的有鬼魂，或者他们就隐藏在另一重平行世界，存在于第五空间，悄然穿越偶尔开启的虫洞过来窥视我们。”接连十几天，甚至更久，这个梦境持续地骚扰她的父亲，每逢子夜时分就会如期而至。
　　“而我，在我父亲仙逝后的第八天夜里，我也开始接二连三地做起噩梦，梦到我父亲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就像是对什么事不放心一样。后来我想了想，他准是不放心在你那里的东西，因为他弥留之际一再嘱咐我们，一定要我联系到你，一定要仔细研究那册日记。我明白，你对它，对那册日记下了不少心思。你把它给我，我一定会给你补偿的，你说个数，只要别太过分我都可以答应。而且你要知道，它在你手里其实没有多大用途，但在我们手里可是件研究当时历史的重要资料，你把它给我们，也算是对X城地区的文化事业做了贡献，咱们也不能做损害文化的罪人吧？我相信这个道理你是懂的，我看你知情达理，也不是那些贪图小利之辈。”
　　说着说着，她开始追问我那册残缺不全的日记的事情，追问我什么时间丢的，在哪里丢的，似乎怀疑我在刻意隐瞒。对于她刨根问底的追问，我惴惴不安，生怕露了馅，被指责不诚信，只好硬着头皮继续撒谎，不承认它现在还在我手里。可是冥冥之中总有意想不到的报应。那天下班回到家里，我才发现它真的不见了，这不能不令我心急如焚，也令我父母惊诧不已。我急忙到旅店去寻找，却碰了一鼻子灰，那个老板不无鄙夷地乜斜着我，拒不承认有什么日记本落在这里。“就算有，也早扔了。尤其是像你说的，那是册破破烂烂的日记本，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而且我家的服务员没那样爱贪小便宜，她每次收拾房间看到客人落下东西，都会告诉我的，你尽管放心。”末了，旅店老板不无讥讽地加了句，“当然，我家服务员又没有欺骗小姑娘的爱好！呵呵，我忘了，我家服务员就是小姑娘，你可别骗人家哟！”而那个胖胖的服务员也大声附和旅店老板，说绝对没看到什么日记本，“如果我捡到了就会还给你，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回到街上，踩在硬梆梆的雪地上，我的脑子一团乱，不断回味起几天前离开萧镇顾均办公室的情形，回味起从萧镇回到大港镇的情形；一遍又一遍翻起每一个细节，却怎么也想不起到底哪里出了疏忽。或者难道这是对我撒谎的惩罚，抑或那不过是我的预感？据说，我们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预感，待到事情真正发生后才回味起来，正在发生的事情好像似曾经历过，但实际并非如此，那不过是意识的一次错觉。
　　
　　我并非没有怀疑她，而且我也给她发过几条微信，却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我想她是不方便，或许像所有的俗套故事一样，她被她的母亲软禁了，没收了手机，和外界断了联系。倏忽之间我又绵绵地想到百年前的另一个她，那个时候，她是否也被软禁过，尤其当她临近出嫁，对她早就不满的大哥刘一鹏会不会将她囚禁于家中，会不会继续强迫她吞食活蚯蚓和童子尿？
　　穿越重重空间，回溯童年，1989年5月，满街正飘飞着柳絮，我的一位女性街坊曾不期中了相思之疾，每天都魔魔症症，走到码头向远处眺望，偶尔还会觅死觅活的。她的家人寻到偏方后开始四处搜集活蚯蚓、猪苦胆和童子尿。当来到我家，却被母亲断然拒绝，因为母亲听说这会妨碍我的将来。尽管如此，我的母亲还是大大方方地把挂在窗户上方已经晒干了的猪苦胆送给了她的家人（当时，我家连续几年都养猪，每年开春抓头猪仔，喂养将近一年，春节前宰杀，而那个苦胆就醒目地挂在窗前，等待自然风干。偶尔我会记起这件事情，却无法知道她的命运：她是否痊愈，是否有了儿女，从而走过无形的牢笼，抑或她终身都那样疯癫，哪怕是被匆匆嫁了出去）。
　　我翻看手机相册，试图从中寻找出蛛丝马迹，可是那些照片并不是很多，只有寥寥十几张；进而我又后悔没有把它全都拍下来，即便拍下来的也有许多模糊不清的，压根儿就无法看清上面的字迹。唉，没了那本残缺不全的日记我几乎崩溃了。崩溃的刹那我脑子里的确划过一丝怀疑，随即这怀疑就从脑子里划过去（我倒希望被她拿走了，那样至少它还存在，还会属于我，而非其他可能）。既然没落在旅店，那就有可能丢在萧镇了。如果丢在萧镇，又会丢在哪里了？我一遍又一遍地回想，难道是在长途大巴上不期遭遇到了贼，抑或是在那个冷冷清清的旧货市场？哦，不，不会的，如果是贼偷的，为什么不偷我的钱夹呢？我又开始琢磨旅店老板的话，琢磨那个胖胖的服务员的话。我不相信旅店老板，他显然就不是一个可以值得别人信任的人，却莫名地相信那个胖胖的服务员。
　　因为她说的没错，在她眼里它肯定一文不名，但在我眼里它是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如今，我只能依靠猜测来勾勒她的人生，勾勒她的风流韵事，勾勒她是怎样躲在四楼房间里寻找一只又一只臭虫，然后含着泪水吞噬下去；勾勒出她一个人拎着柳条箱仓惶地走出家门，登上那条即将驶离大港镇的货船，那一刻正值清晨，雾气蒙蒙，就像她的舅舅，他也曾不断思索着百年前她的人生，虽然我和他，以及她彼此之间原本素昧平生。我不能肯定那册人物列传描述的都是真实，毕竟她的舅舅和我算是同时代的人，并没有和百年前的她接触过，并不清楚她逃离大港镇，逃离那个包办婚姻时是否已经有了身孕。也许是日有所思，接连几个夜晚我都梦到一个看不清面孔的男人走进我的房间，他在责怪我的不小心，责怪我怎么会把这样重要的东西丢掉了。“也许它压根儿就不属于我。”我这样自我安慰，却遭到他的训斥，他甚至将愤怒弥漫至我的整个梦境，使我无法逃离。
　　末了他还抱怨起这是个脏唐臭汉般物欲横流的太平盛世，人人都那样浮躁，那样急功近利，却没人肯在意灵魂是否有居所。“你们，满脑子里都是欲望。”他失真的声音穿过重重黑暗抵达到虚空之处，令我无言以对。
　　等我大汗淋漓地醒来，才发现恰值子夜，这不能不让本就是唯物主义者的我心惊肉跳，从而认定她所言非虚，从而认定这世上或许真的有鬼魂。虽然我并不能确定梦境中的他究竟是不是她的舅舅，抑或他只是一个虚空的存在：当他打破重重秘密出现于梦境里的刹那，我一度认为自己已经对百年前的她了若指掌，可从梦境苏醒，却陡然发现，所谓的了若指掌不过是句空话，我依旧什么都不知道，甚至比以往还要糊涂。我的思绪刚刚如此飘过，视线就落到藏在手机里的一张相片上，我先前从来不曾注意过的一张相片，“我杀了他，黑暗里他倒在水中的刹那砉地激起巨大的浪花”，又是那潦草的笔迹，又是一句没有来由的话语。
　　我胸头一凛，又不由地回想起当初站在顾采薇面前被否决掉的猜测。时空绵绵地泛滥于我的脑子里，她是不是偷偷拿出那把曾击退过歹徒的珐琅手枪奔赴到萧镇，藏身于窗外或者墙后，屏住呼吸将那粒子弹发射出去；而此刻另一个人也拾起床头的左轮扣动了扳机，掠夺掉那个欺侮她的男人的生命；抑或，她并没有走出大港镇，那位被珐琅手枪击中的男人乘坐马车从萧镇来到大港镇，走到她身边，心甘情愿地被死神无情收割。至于刊登在1909年5月19日《北七屯晨报》上的讣告不过是一条欺世盗名的谎言，借此为她脱罪。
　　
　　几条不断蠕动的蚯蚓是否真的能够一解相思？许多人都说，偏方治大病，没准儿我的那位女街坊吃过以童子尿为药引的蚯蚓和猪苦胆会喝过孟婆汤一样忘掉了往昔，从而开启了另一重不一样的生活。据说，原本长发及腰的她喜欢的那个男人是水手，他所供职的那条船，旗镇号货轮偶尔因风暴停泊于大港镇的德瓦码头。而刚过十八岁生日的她则是石行所附近一家小餐厅的服务员，每天没心没肺地呼吸着，以为自己会一直这样平淡到老，以为每天不过是两点一线的生活。
　　那场风暴足足刮了三天三夜，吹断了街边九十三株树木，吹塌了阿金码头的那道长达两公里的院墙，吹掀了数十户人家的房盖瓦片，吹皱了一池河水，吹散了原本储藏着能够滂沱三天三夜的阴云，使得大雨不再。然而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在这场五十年不遇的天灾中两个人不期邂逅，有了一段恋情。
　　那几天，她以为自己时来运转，从此不再孤单，眸子里洋溢着满满的幸福，面颊泛起了神采，进而幻想起远赴异乡后的曼妙光阴。谁知风暴停息，船只起航，他从此消失无踪。但她依旧痴情，常常站在码头眺望，每当船只靠岸她都会凑上前打听他的行踪。久而久之，那些水手远远看到她就会议论纷纷，等她走近又全都缄默不语。许多人都在嘲讽地讲起她的命运，都在说她的命运和她母亲的命运如出一辙。
　　她的母亲生于被异族欺侮的纷乱年代，生于1931年10月，侥幸逃脱了丛生于战火之中的死亡、强暴与饥饿，磕磕绊绊地出落为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却在一个锣鼓喧天的春天嫁了个喜欢打猎的酒鬼，只是她的婚姻没能持续多久就意外夭折了。一次，那个男人喝多了，背上那杆老掉牙的猎枪，说是要上山打只野鸡野兔打打牙祭。谁知走到桥中央，酒劲上来了，踉跄了几步，头重脚轻地翻过桥栏杆，“扑腾”一声栽进了河里。隔天，大家在下游捞上他业已泡胀了的尸身，他手里还死死握着那杆单筒猎枪。
　　两个月后，1950年7月，新闻里传来美军与朝鲜人民军在乌山交战的那天，她的母亲挺着大肚子再次出嫁了，嫁给了一个游手好闲的男人。那个身材高大的男人比她母亲年长十一岁，能言会道，曾给小鼻子赶过马车（这既成为他炫耀的谈资，也成为她母亲日后遭遇到批判的源头），生性好色，常常往来于萧镇与大港镇之间，口袋里有点钱就会花到那些婊子身上；直到陈平阳当政时才有所收敛，却已经沾染了一身病，以至于没有谁家姑娘肯嫁给他。以至于岁月蹉跎，一晃儿就已到了不惑之年，却又因时代的变迁，没处可找到婊子消遣寂寞，身陷于难耐之中。后来听闻她母亲守了寡便上门提亲，意外有了结果，成为她的养父。
　　一晃儿六七年后，当时她还没读书，他就住进了萧镇的医院，花柳病摧残了他，一把手术刀将他的切割为令人难以启齿的阉人，他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耻辱，出院后的第三天趁着八月雾气的掩护自缢于德瓦码头附近的一株老槐树上。那是1958年，志愿军正撤回国内，大港镇周边的农村正在筹划搞公共食堂。于是，关于她母亲克夫命的说辞不胫而走，导致大家开始用异样的目光瞧向她。那些男人们，无论是与她母亲年龄相当的，还是比她母亲大的，都对她母亲敬而远之，生怕一不小心沾染到了霉运，也使得她母亲开始借酒浇愁。
　　她母亲得知她被那个素昧平生的水手破了身子，立刻对她破口大骂。没几天街坊四邻就全知道了她的丑事儿，开始背地里戳她的脊梁骨，说她一个大姑娘家如何如何不知检点，说应该把她拉到街上，脖子上挂纸牌，头顶上顶只破鞋。这时，她的肚子已经显了怀，一位胡茬四溅的老水手才好心地告诉她，她等的那个男人，那个年轻的水手是位有妇之夫，永远不会再回来了。然而她并不信，认为他伙同她母亲试图拆散他们，进而又认为他和她母亲有染，这甚是令她母亲挂不住面子，拿起擀面杖劈头盖脸地打向她。直到几位胆大的街坊把他们强行拉开。
　　几天后，她就被三四个娘们儿按住了手脚，捏住鼻子，不由分说地灌进了活蚯蚓、童子尿和猪苦胆，以及一份熬制了两三个小时的打胎药。黄昏将至，她的小腹一阵绞痛，接连去了三四趟厕所，那个刚刚成型的胎儿就滑落进一堆大粪里。为此，她伤心了半个多月。终于有一天，她拖着孱弱的身子搭上条客轮跑掉了。一个星期后才面色苍白地踅返回来。半年后，她悄无声息地嫁给了一个瘸腿老男人。那个老男人大约四十几岁，两个月前老婆生病死掉了，留给他三个儿女。大的是儿子，十一岁，小的是女儿，七岁，中间那个是女儿，九岁。她连婚礼都没举办，只是到理发店剪掉拖过臀部的辫子，换了套新衣服，包了个行李卷，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离开了家，成为那仨孩子的后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