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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年出生的大姐尚未毕业就成为了知识青年，到了新镇，认识了大姐夫，十九岁就结了婚，婚后的第十年才匆匆要了孩子，领了独生子女证。后来回乡返城，为了爱情她毅然地选择留下，留在了举目无亲的新镇，进了当地的糖厂。
　　新镇糖厂建于陈平阳时代的1956年，厂房是帝俄时期遗留下的庞大的巴洛克式建筑群（据说是殖民者规划的功能齐全的城市中心），拥有上千名职工，在整个X城地区也算是个大企业。能够进入新镇糖厂是大姐的骄傲。她的夫家许多人都是糖厂职工，为此大姐家一度成为我们眼里富庶的象征，至少她家的糖源源不断。那几年她日子过的好，显然沉溺于幸福当中。每年回娘家她都会大包小裹的，就像是那些东西压根儿就用不着花钱。
　　“现在这社会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满脸络腮胡子的大姐夫叼着根软中华夸夸其谈道，他在新镇糖厂销售科工作，走南闯北，算是见过些世面，曾向我父母许诺等我毕业后也让我去糖厂。他向我们说，厂子每个人都专门订做了有着一个个大口袋的衣裳，即便是个瘦子早晨走进厂，晚上下班时也会臃肿不堪。“我们厂的排水沟都有一股子甜味，”他不无自豪道，“我们厂长的小车比镇长的还好。镇长想要见我们厂长都需要预约，要不不见。”说着，他的右手抬起，挥向半空。
　　厂长家住着三层小楼，厂长的七大姑八大姨纷纷进了厂，占据的职位轻松且薪水丰厚，没人敢说个不字。“厂长家收的礼老鼻子了，一个小仓房堆的满满的。从烟酒到罐头，从鱼肉到服装鞋帽，连他自己都记不清是谁送的。我和他外甥关系不错，他外甥常到他家，想吃啥，问他舅要了钥匙，进去随便拿。一次，我在里面拿了条玉溪，拆开后一看，哪里是烟，里面全都是是钞票，卷成一卷卷的。”
　　掀开重重时光的帷幕，当初大姐夫说起这些事儿眉飞色舞的，就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大姐婚姻第七年一度发生了危机，大姐夫出差到萧镇时和一个服务员好上了，大姐这才急了，开始她的婚姻保卫战，试图重新唤回当初满是海誓山盟的爱情。再不顾忌体型，赶紧要了孩子。然而这并没能阻挡住大姐夫的喜新厌旧，孩子生下来还不到七个月，大姐夫就不再是大姐夫，他将那栋房子连同儿子全留给大姐，和那个年仅十九岁的小服务员双宿双飞了。要强的大姐继续留在新镇，把儿子送到了大港镇，每天照旧上班下班。直到我的外甥六岁多才接回去，把他送进新镇小学校。
　　一年后的1998年，新镇糖厂突然宣布破产，一时之间糖厂的职工人心惶惶，更加疯狂地往家里偷窃白糖，甚至是一些压根儿就用不着的工具。封厂的那天，大姐和众多的下岗职工拥进了镇政府，吵吵嚷嚷。为了维持治安，镇领导打电话叫来了警察，还有大批的工作人员。下岗职工接连闹了半个多月，一部分还突破重重阻挠抵达了萧镇。可是这场风潮最终还是平息了下来，几个挑头的被安抚下来，曾经的大小领导被安置进其他企业；没有门路又没有后台的职工只好接受了命运安排开始自谋出路，一直不肯再婚的大姐开始每天早出晚归，在新镇的一座市场摆了个无须缴纳工商费用的菜摊，开启了她的漫长又枯燥的新生活。劳累之余，偶尔坐在菜摊前面昏昏沉沉地追思起自己曼妙的青春，以及那次不可忘怀的爱情，与略显仓促的婚礼。
　　
　　她常常幻想着穿越重重不可逾越的时空，亲自抵达母亲的婚礼，因为她听过大家，尤其是那些年长者们的议论。关于母亲的传说已经越来越玄乎，母亲短暂的一生经历了两次婚礼。两次婚礼仅仅相隔半年，两次婚礼都那样隆重。第一次是1880年的年尾，第二次是1881年的初夏，而且后一次比前一次还要隆重。母亲第一次婚礼的当天一早儿天空飘起了轻絮又令人瑟瑟发抖的雪花，于是迎亲的人丛中开始有人议论新娘子准是厉害的茬。她的母亲坐着顶双人花桥，迎亲的队伍敲锣打鼓，一路还不时地燃放爆竹。爆竹纷飞，硝烟弥漫，红的碎屑洒在白雪上甚是好看。母亲颠簸在花桥里究竟是什么样的心情，她不得而知。但是她知道，母亲对父亲心仪已久，而非粗鲁又不识字的披甲人，所以心里一定很不是滋味。
　　但是父母之命不可违，这是烙在母亲骨子里不可违抗的命运，她必须服从，就像那条传承了几代乃至十几代人的祖训，披甲人必须要和披甲人联姻。隔着花桥，母亲听到外面的喧嚣。披甲人一家置办了热热闹闹的酒席，头天晚上就已经杀了口大肥猪和十几只鸡，凌晨就开始张罗酒席，宴请了街坊与亲朋。将猪下水切碎拌以碎米，放在院中索伦杆上的锡斗内以饲神鸦。只是拜堂的时候母亲觉得怪怪的，新郎就像是戴了假面，笑的很勉强，这不能不令她忐忑。后来，入了洞房，吹熄了两根红烛，宽衣解带，他就像头野兽扑到她身上，完事后又转过身子不再理睬她，以至于被黑夜笼罩的空气里都凝滞着他的冷漠。等她晕乎乎地醒来，他已经穿戴好了，坐在床沿上诡异地冲她笑，边笑边说要休了她。“今天就休了你”，他说这话时竭力避开她的眼睛，似乎有愧于心。
　　不知为什么，她没反驳，也没认为这是个玩笑，反倒很顺从地跟在了他后面，就像早就知道这事儿会发生一样。当然，这些都只是她躲在屋子里昏昏暗暗的想象，羼杂些许事实的想象，以母亲的性格决不会善罢甘休，或者事情并不像舅舅说的那样。母亲也有可能在婚礼前做了苟且之事，所以才会如此顺从，但那条沾上落红的内裤又怎么说，难道他写下一纸休书的目的就是为了羞辱母亲，抑或只是为了羞辱被太祖皇帝视为亲信且钦点镇守此地的乌雅家族？这不能不让她迷惑，不能不让她再次俯下身子，寻找四散逃窜的臭虫，把它放进嘴里咀嚼。
　　她想象不到被一纸休书休回家的母亲是怎样的心情，沮丧、屈辱，还是其他？或者母亲也如她一样悄悄一个人躲在房间里捉住一只又一只臭虫，把它们放在嘴里咀嚼？接着，她的脑子里又飞快地滑落进母亲的第二次婚礼。
　　据说，母亲的第二次婚礼足足准备了小半年，可以说乌雅家族倾尽了全力，只为了争回一点面子，哪怕明明知道乌雅德僮嫁过去只是一名妾室。当然，还有另一种说辞，如果不是父亲等待她的大妈二妈的到来，没准儿婚礼早就被提前，早在那年冬天就举行了，无需等待半年。一千五百斤白酒，仅仅白酒就喝掉了这么多，还有倾城而出的镇民们（大概只是母亲的前夫一家没来，他们已单方面认定乌雅家族不再是挺直傲骨的披甲人），燃了半宿的烟花，而婚礼所耗费的一切都是她母亲的娘家出资的。这不能不成为那些披甲人口中的羞耻，不能不成为他们嘲笑乌雅家族的谈资。
　　他们个个心高气傲，崇尚勇气与武运，就连女人都能弯弓射箭，常常渔猎于山林，从此鄙视乌雅家族。毕竟她的父亲只是宗塾先生，只是一个发配千里、唯唯诺诺的囚徒，手无缚鸡之力，满口之乎者也，怎么可以又怎么可能成为乌雅氏的东床？可以说，父亲娶了母亲算是彻底改变了命运，至少他不再是被流放的囚徒，至少他无须到流徙镇去服刑。要知道许多流放到X城地区的囚徒都死于那座闭塞的小镇，死于山上滚落的石头底下，死于无穷无尽的饥饿与寒冷之中，死于无望又漫长的渴求之中。就像那位被装在玻璃瓶子里渴求一死的西比尔，只是他们所渴求的东西并不一致，一个生，另一个却是死。而她，则在渴望被二妈锁在柜子里的大洋，白花花的大洋。
　　
　　据说，她舅舅的灵魂导师殷废名也死于苦寒之地流徙镇，死于1970年6月，死于一个神经错乱的年代。为了防止他垂死时喊叫，嘴巴里被塞出了两块河卵石。与他一同被执行死刑的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梦奸犯，据说那位梦奸犯通过梦境猥亵了一位女知青。如果这事儿一直封存于梦境之中就不会有意外了，但他偏偏像讲笑话一样说了出去，这笑话又经过一张张的嘴不断散播，如火燎原，其影响渐渐超越出梦境抵达现实；以至于有人拐弯抹角地寻问、打探，进而开始歧视女知青，认为她不检点，认为她真的被强奸了，最终导致她喝农药自尽了。于是他被抓了起来，脖子上挂着梦奸犯的牌子，梦奸犯上还用粗笔打了个大大的红叉，游街示众时被围观者唾骂。
　　游街示众后先是判了三年，而后又因为改造的过程中屡次三番地为自己申冤，这才被判处了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实往嘴里塞河卵石这样的预防措施压根儿就是个多余，殷废名平素就是个老实人，被狱友们戏称为废物。虽然这废物也有神勇的一面，曾不顾生死独自一人在众目睽睽下排除了炸石子的哑炮（那些人远远地躲在山坡下面，可是看到他安然无恙地返回，又用言语侮辱他，嘲笑他就是一个炮灰），更何况执行死刑那天他还睡意朦胧，还问看守要烟吸，似乎并不知道自己即将步入黑暗与死亡。
　　虽然他并不是一个烟民，那是他破天荒头一次吸烟，所以才会被呛了口，剧烈咳嗽起来，胸脯剧烈起伏，握起的拳头顶在唇边好一会儿才平息下来。吸过烟他眼眶湿润，仰头长长叹息了声，踩灭烟蒂，耷着双肩顺从地走出牢房。倒是那位看守很紧张，一脑门子虚汗，双手不停地颤抖，不断瞧向那位即将被剥夺生命的卑微者。
　　因为经历了这次事件，隔天看守就病了，卧床不起，半个月后看守提出了辞职，放弃了被亲朋羡慕的工作，背着行囊回到乡下种田去了。从此对他当看守的经历讳莫如深，似乎那段日子已经湮灭于漫漫的虚空中，成为不忍回首的失忆，成为遗落于光阴之末的缺失。有人说，本无罪名的殷废名面对死亡的态度和原本清白的乌雅德僮面对她第一次破碎婚姻的态度如出一辙，都是那样的冷静而又坦然，虽然两个凌晨跨越了漫长的九十年，但总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总有一些相同的无奈，也许这就是谁都无法摆脱的宿命。
　　唉，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囚徒，游走在生与死的边缘，只是那堵墙或大或小，或者无形或者有形，只是我们生活的时代不相同。“我只是从你舅舅那册没完成的人物列传里知道，这世上还有殷废名这个人物的。”如今，我和她，我们俩已经拥有许多话题，比如她的舅舅和那位死于五十年前的才子，比如她业已离异的父母和百年前那个声名狼藉的女孩儿，虽然他们不被众多的专家承认，虽然专家认为他们只是野史中莫须有的存在；又比如令人难以抉择的生和死，情与恨。
　　其实，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个世界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不过是一个客居之所，生命在此悬置，生命在此邂逅，又将会在下一秒钟的倏忽间分离。比如我和她，我们不经意的相逢相识与相知，某一天也会在不经意间骤然消逝于对方的世界。“我能想象到被灌童子尿和蚯蚓时失魂落魄的模样，就像我大把大把咽下那些难以下咽的药片子。”说着话，视频另一端的她又不由自主地抖了下脖颈。她母亲离异后没多久，不断以头撞墙以缓解疼痛的她就开始服用这些药，以便努力维持身体的健康。就像她说的那样，现在的她就是个药罐子，有时张开嘴呼出的都是药味儿。“我讨厌吃那些药，没完没了的，但我又不能不吃。当我咽不下去时，我会告诉自己，为了活着，为了每天能通过视频见到你，为了有一天能够天天见到你，我一定要咽下去。有一阵子，我的确很颓废，想到过死，每次吃药时都会假装咽下去，实际上攥在手里，过后趁着没人再偷偷丢掉。”
　　那些日子她的心情是灰色的，几次试图自杀，其中一次甚至都已经割破了手腕，最终却因为害怕不了了之。“所以，我才会厌倦现在的生活，渴望能够改变，渴望能够离开萧镇，离开文昌镇；哪怕沿街乞讨，或者到不为人知的穷山沟子里。”说着这话她神情黯淡，眼眶发红，就像百年前即将离家出走，远赴他乡的另一个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