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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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对我的这份执著完全不解，也不相信所谓的缘份，认为那是哄骗小女生的甜言蜜语，认为我是在浪费时间，认为我是忧天的杞人。
“谁会关心一百年前的事情？都是草芥，没人关心，生生死死谁会在意！而且这又不是中学生的历史考试，不是什么专家学者，更何况那个女人又不是什么大人物，又没做出什么特殊贡献，她就是一个自艾自怨的贱女人！”
我不知道她为何突然间这样烦躁，这样恶语伤人。那次视频，我和她总共没说几句话，她句句都带着气儿。这之后我再次走出家门，沿着堤岸向德瓦码头走去。想是百年前这地方还算繁华，所以尽管这二三十年虽然不断开发，可侥幸保存下来的历史遗迹还算不少，十字形状的石行所，丁字形状的榨油坊，还有回字形状的刘氏故居，这三处建筑都是传统的中式建筑，由无数的青石垒就。有一种说辞指出刘氏故居是个错误，德瓦码头的两层小楼才是真正的刘氏故居，那才是1900年那群义愤填膺的农民矛头所向，因为1905年老毛子用炮轰塌了它，刘家人才搬到久无业务的四层楼房里，这两处建筑是俄式建筑，1953年德瓦码头的两层楼成为大港货运公司、大港港务局和大港海关的办公楼，阿金码头的四层楼成为大港货运公司、大港港务局和大港海关的家属住宅，距那栋四层楼不足百米远是建成于1957年的港务局俱乐部，它的二楼至今仍然是家电影院，只不过已不再属于公立影院，而归于私人企业，2003年我曾同我的初恋女友在那里看过波兰斯基的《钢琴师》（此后，我又在腾讯视频观看过波兰斯基的另一部大作《苔丝》，同样的感人，同样令人潸然泪下）。在此之前，在刘家人放过鞭炮搬进四层楼房里之前，刘家，尤其是这一枝的大家长刘昌学甚至野心勃勃，出了部分资金修筑那座横跨乌里河的北大桥，在她父兄的梦想里，这里应该连接一条铁路，使得乌里河两岸接连为一体，使得大港镇成为水陆通衢的发达之地，使得大港镇昌隆港务公司的业务更上一层楼，可惜那最终成为纸上谈兵，桥虽然建成了，铁路却遥遥无期，成为美好的空中楼阁，成为刘家永恒的痛。不过，这条桥还是完成了它原本三分之一的构想，将大港镇的两岸连接起来，使之愈发地繁华。隔天，她却突然打来电话，说是已经到了大港镇，这颇令我忐忑，不知道见了面她又会说些什么难听的话。她不止一次地讲，我这是无聊人做无聊事，纯粹是在浪费时间。
“唉，我说，你有这时间，不如去多挣点钱，找个媳妇儿，生个孩子，好好过日子呢！”果真，见了面，坐在石行所遗址对面的酸菜汤菜馆，面对着那瓶乌里河牌酱油（她的目光游离着低垂下去，恰恰搭上酱油的商标上），她脖颈微颤，毫不留情地说道：
“那么，找你当媳妇儿行不？”
“行呀，那怎么不行，只要你对我好，只要你喜欢。”刹那，她原本苍白的面颊腾起两抹红霞：
“我们说定了，等我下次来，就真的做你媳妇儿。”石行所那个遗址暂且做了几年码头工人宿舍，如今改建成为大港镇镇立博物馆，里面的玻璃展柜里摆放着一个又一个毫无价值的破烂，从拆迁的老房子拆卸下来的老旧门锁，合页和长达半尺的插销，几样不知从哪里找到的农具，犁头，锄头和老式的木制打谷机，还有从山上昔时小鼻子修筑的战壕坑道里挖出来的锈迹斑斑的钢盔、枪托和日本刀，以及翻印的老照片和旧报纸，其中之一是刘昌学站在德瓦码头和六七位商户的合影，如果不是下面贴着的解说词，我还真不能从那些模糊的影子里寻找到他，这不禁激发起我的兴致，一度试图寻找到昔时当地名媛刘荟的影子，却无果而终。一个月多没见面，我忽然发觉她似乎哪里变了模样，比以往更加容光焕发了。这条街，乌里河街和那条堤岸平行，却早已不是百年前繁忙的石行所，新的石行所搬迁至五百米之外，那条街被命名这石行街，大概五六百米长的街道都是由青石铺就的，那些青石被雕凿成截面边长为20厘米的正方形，长度为标准的120厘米，青石一条条地竖起来，先给人工固定，后被打桩机轰隆隆地砸进地里，直到砸平整为止。石行街两侧的建筑全都是仿欧式建筑，折衷主义，或者巴洛克风格，堪称哈尔滨中央大街的翻版，一座百年前古镇的赝品，据说为建设这条街政府融资了大约近百亿元的资金，为此几位研究大港镇历史的公知四处宣称这才是它原本的容貌，进而煞有其事地拿出几张不知哪里来的城市素描画以此论证，进而还编撰了一本十七页带彩页的宣传薄册子，接连几个周末派出志愿者站在街头免费派发。
“这条街的修复与重建，是大港镇九万人民的福音，也是X城地区五十六万人民的大事，从此大港镇有了它自己的历史记忆。”我清晰地记得几年前，2009年或者2010年的六七月份整条街焕然一新之际那位镇长出现在电视里意气风发的模样，据说他和百年前的刘昌学一样胸怀大志，前者要称霸大港镇的码头与航运，以便让妻儿生活的更好，后者要将大港镇打造成为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借此竖立起不朽的政绩，可惜几个月后他就锒铛入狱，成为阶下囚，由此将另一位重要人物牵连出来，以至于影响到连锁店遍布X城地区的麦麦姆，以至于整条街还没繁荣就骤然坠入无休无止的衰落之中，当时她不过五六岁，恐怕还在幼儿园大班就读。
“唉，我是第一次来大港镇，原先都是你去萧镇，或者文昌镇。这条街还蛮有味道的，像是到了国外。”背着那款中国红色双肩包，走在车水马龙的石行街，她脖颈微颤地扭头瞟了我一眼，说了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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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跟你说实话，我早就在这里呆够了，哪怕是我常常来往于萧镇和文昌镇，我也想离开，到个远点的地方重新来过我的人生。”
坐在午后两三点钟阳光暖暖的堤岸边，旁边树影斑驳，眺望向不远处繁忙的阿金码头与粼粼波光的河面，她脖颈微微颤动，眼睛微红，轻絮地向我倾述道。她的话语不禁令我心动，悠悠地遥想起百年前那位最终远去的率真女子。无论时光怎样消逝，类似的故事都会不断重复，周而复始，演绎着我们熟悉或陌生的故事。在不断泛黄又远去的旧时光里，也许每一个人都是个传奇，也许每一个人都是一粒不值得一提的微末的尘。但无论怎样，只要活过就多多少少会有那么一点点的痕迹，值得我们这些后人凭吊，而这凭吊不为了别的，只为了曾经，没有了这些故事，旧时光再怎样的悠长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而因为有了这些故事，原本越来越泛黄的旧时光就会陡然增添了不少惹人留恋的色彩。离开酸菜汤菜馆我和她都去了哪里？沿着杨柳青青的堤岸走到北大桥，抵达公园又踅返了回来，然后寻了张椅子坐在阿金码头的对面。只有九万人口的镇子很小，可以玩的地方很少，而且并非每一条街都有名字，也就那么几条街有名字，沿河不断向远处延伸的乌里河街，岔出去的石行路和对岸的通达街，以及周边七八座藏身于山林间的小村小屯，最大的村叫做新村，大约两千多人口，最小的村叫做八家子，百年前由八户人家开垦而居，如今只剩下两户人家，五六口人。在这座小镇如果邮寄什么物品都会写上那座建筑的名称，或者索性写上‘某某附近’或‘某某南100米’，然后是联系人和联系电话，那些快递小哥儿和美团或饿了吧穿梭于街巷，也早已习惯了按照电话的指示前往目的地。在此之前，她从没对我讲过她的家庭，至少没向我述说过她父母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虽然我已经从那册人物列传的复印件中得知她生活在一个离异家庭，为此她的父亲还精心打造了谎言妄图污蔑她的母亲，以及她母亲的闺蜜，他甚至还悄悄跟踪她的母亲，拍下一张又一张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照片，并把它们当作真凭实据，这也是她不愿称呼他为父亲的缘故。
“你知道吗，其实那全是假的，全是他编的，是他自己在外面乱找女人，反倒说我妈怎样怎样。他很擅长编造这类东西的，我早就不信他了。”很小的时候她甚至见过父亲和其中一个女人幽会，他们大概认为她是个小孩子，所以递过来两块三块钱然后就毫不避讳地把她关在卧室外面，两个人在里面胡搞。过后，那女人又到家里几次，她忘记了，反正每次都是大白天，光天化日的，周一至周五，那段时间她母亲肯定在课堂上面对一群渴望知识又懵懂无知的孩子，最终那女人有了身孕，开始闹着让她父亲离婚。“那女人前后三次，为他打了三次胎。”而她的母亲也不称职，每天不知道在忙碌什么。也许每一位教师都这样吧，为了别人的孩子而忽视了自己的孩子。她说，她不明白她母亲为什么会选择他，选择一个自私自利的花心大萝卜，
“他比我妈小三岁，可能他心里还秉持着传统的说辞，想着女大三搬金砖吧，”她母亲结婚很晚，那年5月嫁给她父亲时已经三十多岁了，是个错过适嫁年龄的老阿姨，当天接亲的时候天空忽然落下瓢泼大雨，而且还恰恰遭遇了百年不遇的非典，前来参加婚礼的亲人，她母亲的众多娘家人包括她舅舅和她外祖父被阻挡在传染病临时观察站，都没能出现在婚礼上，这令她母亲感到不是个好兆头，为此惴惴不安。“我妈生肖属兔子，我姥爷常说这和她的性格相似，打小儿就胆子小，可是为了我的舅舅她突然间什么都不怕了，不怕那些流言蜚语，也不怕他的威胁，毅然决然地撕掉了所有与他有关的照片，包括婚纱照，和刚谈恋爱时在领事街拍的一组照片。
”她的父亲突然觊觎位于文昌镇的那套住宅，开始四处宣扬她母亲的滥情，为抢夺她的抚养权与监护权做准备，正如她所说的那样，她的父亲就是个混蛋。她的父亲动辄拿一堆偷拍的照片，肆无忌惮地说着难听的话向她的母亲要钱，每一次她母亲都会面红耳赤地说不出话，就像真的做了什么亏心事儿。一次那些照片中的几张掉落到地上，她的母亲慌忙捡起来，却已经被她瞥见，她母亲的醉态刹那间定格于她的记忆，而和她母亲在一起的是曾经常常到她家的女人，那女人和蔼可亲，每次来家里都不会空着手，尤其是看到她总会欣喜地抱起她，和她闲聊，问东问西。她还清晰地记得她到过她就读的学校，由校长副校长和教导主任陪同着，显然她是一个官。据说，那女人和她舅舅也很熟，且一度把他视为偶像，如果没有后来一连串的阴差阳错，没准她就是她的舅妈，或者至少是她舅舅的情人，这是她外祖父无意间透露出来的。但是突然有一年，她母亲离婚前后那女人彻底消逝了，除了她父亲偶尔拿出这些显露出两个女人之间暧昧的照片之外，再也不被别人记得，即便是她母亲和她外祖父也鲜少提及。
“我不清楚我妈和她是什么关系，也不想知道她们是什么关系，我只是觉得没有一个人真正关心我，没有一个人肯听我说什么，他们，他们只在乎自己的事情，一个只知道勒索几个钱，眼里只有钱，另一个只知道为死人奔波，我真的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了，我可是他们的女儿呀，要是他们当初不相爱，为什么要结婚呀，要是他们不关心我，为什么要生下我……”说着，她鼻子一酸，突然掉下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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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我们家有鬼魂的声音，”破涕为笑的刹那，她突然又说了句：
“我舅舅就是那个不散的阴魂！”她说的一点儿都没错，她的舅舅成为她母亲与外祖父口中了不起的人物，就像那首登幽州台歌。但是很明显那就是一句基于亲人间的溢美之词，没有谁能做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每个人的第三次死亡不过是两三代人之后的时间，此后再不会有人记得，直到这个名字，这个人物最终消亡于记忆之末。而她的舅舅还没有到第三次死亡的节点，或者说他不甘于如此寂寞地消逝，所以总要留下声音。夜半三更她总会听到什么人缓慢地穿过客厅，站在书架前窸窣地翻看那些仅存的书籍。之所以说仅存，是因为她外婆将那堆书论斤卖给了一个收废品的，如果不是她母亲恰巧赶回娘家，没准儿连剩下的三五十册都没了，包括她舅舅的那些手稿，还有一大箱子油墨印刷的资料，我记得很清楚，那上面还印着仅供内部参考几个字，它们都是档案馆里流散出来的淘汰文件。
“我姥娘不喜欢我舅舅，总说他是书呆子，读书把脑子都读傻了，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当然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不是我姥娘的孩子，我姥爷和我姥娘只生下我妈这一个女儿，”说着她叹息一声，似乎也坠入那种无奈的感伤之中。她的外祖父外婆就是因为她舅舅龃龉不断，最终不得不分了居，成为孤家寡人。
“我姥娘也不喜欢我妈，真不知道她到底喜欢谁……”她外婆生活在萧镇，一向认为萧镇以外的天下都是荒蛮，附带也瞧不起其他六个镇子的人，哪怕实际上出生于1939年的她也并非当地的土著，1941年12月21日的萧镇大屠杀中大概有七万名无辜居民死于小鼻子之手（一位从武运镇迁徙于萧镇的诗人于1959年西方圣诞前夕写道：阴沥沥的萧镇上空飘散着七万多不能够安眠的灵魂，他们在无声地呐喊，他们的鲜血染就黑夜，向时光之末控诉那一瞬间不该有的死亡），那是亡国奴们的悲哀，然而直到2017年之前整个X城地区都没有死难者纪念馆，即便那座1948年时由陈平阳竖立的萧镇大屠杀纪念碑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废墟般的存在，甚至一度被认为是X城地区的耻辱，于1972年被群穿着绿军装、激情四射的年轻人抡起大锤险些毁掉，和这座石碑一起遭难的还有熊岭那座雕刻着‘抗日英雄魏文武永垂不朽’的纪念碑和流存了八九百年的妃子坟，他们挖开坟墓，扔出腐烂的棺材板子，扔出几样被时光染得斑驳的玉石、铜钱和瓷器，将那具古人的骸骨鞭了尸，又放把火焚烧，嚷叫着说要焚烧掉五千年的封建社会，口口声称魏文武是个叛徒。基于这桩历史事实，鲜少有谁能够侥幸地成为真正遗留下来的土著，包括她的家族。我能够想象得到，当初那些经过十几年艰苦卓绝的战斗，终于在胜利之日光复这座城市的英雄们穿过空无一人、十室皆无的街巷时，是怎样的心情——所以，陈平阳才会大手一挥，鼓励其它六镇的居民前来这座布满小鬼子碉堡、战壕与纵横交错的地道的死亡之城，允诺他们一个美好的未来。
“我外婆实际上是新镇人的后裔，我外祖父则是武运镇人的后裔，我们毫无例外都是移民，而他们并非一开始就是城市居民，他们的先人也是面朝黄土的农民。”她的脖颈微颤，轻声细语道。而我，现在的大港镇居民，如今被外地人称为坐地炮的本地人，我的父亲来自更为遥远的山东，山东省新泰市，他原本是个食不裹腹的农民，世世代代都被贫瘠的土地拴住了身子，因为常年累月吃地瓜久疴成为了老胃病，1956年-1957年之间迫于饥饿不得不逃离了故土，先是试图在莱芜煤矿做名矿工，被拒绝之后搭乘一条客货混装船颠簸千里来到了大港镇，来到这方他心目中的膏腴之地。
“真羡慕那时候的人，他们的心是自由的，我也要寻找属于我的膏腴之地，我不想再听到滚动在房间里的鬼魂声音！”说着，她微颤下脖颈眼神闪烁地瞧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