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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一枚硬币总有字背两面，人物的存在也有虚实或者其他对比。如果说，那位从九品候补知县陈夔是位莫须有的传说人物，那么巡检郑添财恰恰就是确有其人、查有所据的那位；如果说，廖家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诗书世家，那么郑家就恰恰相反。
　　郑家的男丁几乎人人都崇尚武力，好勇斗狠，对此不屑一顾，认定书中并无什么黄金屋，更无什么颜如玉，反倒是手无缚鸡之力的竖儒迂腐有余，智勇不足，误事也误国。就像一度富甲天下的大宋帝国，就像大新帝国的建兴帝（注1）——那位同是从九品的官员，上龙门的巡检大人郑添财一直就是倍受争议的人物，或者应该纠正一下，以视正听：
　　实际上，起初，郑添财并不是真正的巡检；真正的巡检应该是那位正宗军户出身的宋宏昌，只不过宋宏昌虽然勇猛，却素来体弱多病（所以同僚戏称之为病关索），整日哮喘咳嗽，就像胸脯里装了风箱，以至于不胜其职；所以擅长钻营、见风使舵的郑添财才会越俎代疱，常常行使巡检的职权；又使了银子，钻营进了军户，得到了五十亩官田，成为惠州卫的一名吃空饷的且可以世袭的小旗，娶了袁家的女儿。几年后，也就是成化元年（1465年），右佥都御史韩雍平定大藤峡之乱时，郑添财又托人移到官绅户，将一位徐氏小妾迎进家门。从此更加跋扈，每逢墟集就会带着巡检司的衙役并土兵向那些商户征收赋税，并收取佣钱使费，久而久之大家也就混淆了，渐渐认定郑添财就是巡检大人。增城县衙也习惯了一司两巡检，特地下了一纸文书，破天荒地规定上龙门巡检司拥有两位巡检，正巡检和副巡检；并且视郑添财为从九品，给予月俸五石，可配发及穿戴布面甲和斗笠盔，甚至有权增裁巡检司的弓兵、铺兵及衙役。
　　说起来也算是桩奇葩，陈夔到任伊始，上龙门巡检司还不归龙门县衙管辖，而归属于增城县衙，只对增城县衙负责；所以陈夔和郑添财同属于从九品，互不管辖，去渡口迎接新任知县只是礼节性的——在郑添财的认知中，他和这位龙门县的知县同属于从九品，所以压根儿就不存在被其管辖的理由；更何况知县的头顶还冠以“候补”两个字。正因为如此，郑添财才会倨傲，鲜少到龙门县衙，更不会把从上龙门代收缴的赋税移交至口口声声为龙门县衙第二号人物的廖典史那里，这直接导致了龙门县衙财赋紧张，入不敷出的窘境。
　　在郑添财眼中，廖典史不过是乳臭未干的鼠辈，毕竟他进入上龙门巡检司时，这个廖家翘楚还在娘胎里。等到他参加了小考，成为武举，有了功名，进而名正言顺地成为上龙门的头号人物（按理说，宋宏昌才是真正的头号人物），那个廖昱华还在吃奶。当然，从某方面来说，郑添财是幸运的，如果再推迟十几年，推迟到成化十四年（1478年），以文科为例开设武科乡试和会试，他就未必能够成为武举；而到了弘治六年（1493年）就更加严苛了，不再是每年一试，而是六年一试（等到陈夔成为从九品候知县，又改为三年一试）。乡试和会试则先策略，后弓马，策不中者不准试弓马，疏于读书、目不识丁的他肯定会在策略上面折戟沉沙，就再不能自诩为武举了；不再自诩为武举，就意味道名不正言不顺，没什么理由来担当副巡检，无法将那个副字悄然摘掉，更无法号令地方，震慑士绅。但他很幸运，也很有先见之明，早在十几年前就有了武举之实，可以在自己的姓氏后面冠以巡检二字。
　　据说，这位巡检大人年少时就很向往那些军户，渴望有朝一日能披上铠甲，就像魏国公和鄂国公（注2），批亢捣虚，平叛荆襄（注3），建功立业。他甚至幻想有朝一日能够带领众多披甲兵士前往盗贼之渊薮，挥舞利刃，斩杀那些犯上作乱的棚民。为此，他常常练习弓马，可惜上龙门缺乏马匹，所以练习弓马也就只好去了个“马”字，变成练习弓了。可以说，郑添财也是一位天生的神射手，能够百步穿杨。当然，郑添财不仅仅是神箭手，他还异常骁勇，遭遇到盗贼常常会同传说中的宋巡检一般勇猛。两眼通红，或挥舞一把利刃，或持弓搭箭，大声吆喝，刹那间就会颠覆掉旁人对他的印象，完全和他的纤弱的身材与娇嫩的体质不相符。
　　那个时候，郑添财会带着十六七个弓兵、铺兵及衙役巡视乡里，缉拿盗贼，或者前往瑶山震摄那些不知法度的刁民，常常会一射即中地击杀那些凶蛮之人。自然，震慑刁民之余，也会约束其他士绅。那个时候，许多土地还都没有主，可以说是插旗霸占、兼并土地的时代。如此一来，许多地段就会产生纠纷，尤其是两家相邻之地。可以说，几十年、近百年，郑家和其他士绅矛盾不断，和廖家更是如此。仅从年龄上来看，弘治六年业已花甲的郑添财足可以做廖昱华的父辈，其童年时还屡次三番地纠集其他孩子欺负那几个廖家子弟，包括泛舟海上的廖秉臣，以及廖昱华的两位伯父及父亲，所以才被廖家屡次三番地找上门。就像在廖家编撰的一册上龙门地方志上记录的那样，“郑氏添财，自幼性顽劣，为祸乡里，恃强凌弱而又蛮横无理，与谭氏狼狈为奸，欺压良善”、“上龙门西林都之乱，始于副巡检郑添财”。
　　至于后人何以鲜少窥视到这两段话，是因为廖昱华成为一县之典史后，特意重修了官方的地方志（也即以廖氏地方志为蓝本、以廖昱华为主笔的修订本），将其删除掉了。自然，廖昱华删除掉的不止是这段话，大凡涉及到郑家的，基本上都被删除了，经廖昱华修订过的地方志，已经找不到郑添财这个名字了。不过还好，郑家虽然尚武，却还留着几册没经过其他几家篡改过的老版本地方志，那可是郑家从增城花了二十两纹银聘请的一位湘籍落第秀才编撰抄录的（亦有人指出，那位湘籍落第秀才并非从增城请来，而是一直在西林都为士绅做西宾）。在已过耄耋之年的郑老太爷的授意下，该版本的地方志——郑版上龙门地方志同样删除掉了涉及廖家视为骄傲的廖昱华，却将涉及疑似海上之盗的廖秉臣悉数保留下来，以彰显郑添财的英勇。如“弘治二年，乙酉年春从化盗起，邑人廖氏忠引贼来攻上龙门，郑巡检添财毫无畏惧，挺刀奋力击贼，保全乡里”，等等。
　　正是在郑廖两户的影响下，其他士绅也开始热衷修订地方志，大量印制，四处馈赠，以期影响乡里；去除糟粕，去除对其家族不利的谣言，留下对各自家族有利的所谓的精华。尤其是谭、李、袁三户，也就是说，上龙门的地方志在纨绔陈夔到任之前，乃至陈夔到任之初至少拥有五个众说纷纭、彼此矛盾的版本——毕竟整个上龙门只有这五户士绅都有能力聘请先生；其余的邓姓和徐姓虽然也跃跃欲试，但顶多是编撰一下他们各自的族谱与家谱，无法影响地方，更舍不得为此、为与本家族不相干的事务投注精力与资金。
　　如此一来，后世的执笔吏以及所谓的地方志学者也只能从这些观点偏颇、自说自话的资料中抽丝剥茧般地一窥云雾缭绕的历史真相，却很难寻找到有关其他家族的吉光片羽。毕竟那些私藏的族谱家谱基本都是孤本，熬不过漫漫光阴，在战乱的年代中，或者蛀虫噬咬之下不断散轶遗失，最终成为不可考证的传说。
　　大概上龙门的乡绅们都知道，本就田地不多的廖秉臣之父，早在廖秉臣年幼时就失去了仅有的三亩水浇田。而侵廖家田地，使其一家四口远离家乡，不得不漂洋过海的，正是这位凶神恶煞般的郑老太爷。虽然廖秉臣之父自称是卖给郑家的，但一些言辞确凿的讲，那是廖氏父子不愿得罪在上龙门根深蒂固、势力庞大的郑家；同时也忌惮廖氏家族内部同仇敌忾般的惩罚。果然，过后为了能够封廖秉臣父子的嘴，已过花甲之的年的郑巡检趁着从化盗贼之乱，再次闯进廖家；借口廖秉钧疑似通贼，不动声色地威胁了一番，再次导致廖家人——廖秉臣携其妻远遁海上。
　　按理说，这桩事情并不算大，不过三亩水浇田，无论对于郑家，还是廖家，抑或其他士绅都只是九牛一毛。但此事流传开之后，对于廖家就是面子问题，即便廖氏父子不去抗争，廖氏家族的其他枝叶也咽不下这口气，认为郑家过于霸道。而且这几十年期间还不断有人推波助澜、煽风点火。其中最甚的是一种空穴来风式的说法，那说法认为廖秉臣家失去的三亩水浇田是块风水宝地，郑家早在百年前就已经觊觎，只是一直没有机会，等到廖秉臣之父那一代，才终于得手。这种说法如火如炽地传入廖氏家族的耳朵里，立刻引起轩然大波，成为廖氏家族内部纠缠了几十年的茶壶风暴；成为批判廖秉臣父子的汹汹之口水，也成为廖昱华极力要将这位远房祖侄从族谱中铲除掉的最坚定的理由。
　　尽管如此，廖氏家族还是不敢去找郑家理论，眼睁睁地看着那块地被开辟成为墓地，葬了郑添财的三两位先祖。据廖家的某位略知易经的族人猜测，正是郑氏占了那块风水宝地，才死死地将廖家压制下去，才使得廖家几十年出不了举人，顶多出了几位不值钱的秀才——这种说法辗转传到郑家，郑家就更不肯放手那块地了；甚至还要时常派人看守，以免廖家人暗自动手脚，坏了那里的风水。
　　听闻廖昱华那个毛头烂仔成为龙门县衙末入流的典史，试图成为西林都或上龙门的第二号人物，郑添财着实吃了一惊。随即，他唤来那几个负责看守墓地的僮仆不住地责骂。他顽固地认为一定是廖家人趁着僮仆们的疏忽，作了什么法，捣了什么鬼；否则廖家不可能踏入仕途，哪怕是末入流的典史。为此，他勃然大怒，还险些杀掉那几个僮仆。
　　暮夜，廖家那个方向传来“噼噼啪啪”的炮仗声，郑添财不禁嘟囔了句“小人得志”。而他抱怨这句时，恰恰看到小他将近四十岁的小妹郑嘉芸穿着水田衣，拿着一方小手帕站在门前翘足张望，他胸口里恍惚了下，又皱起眉头。想到那个戴斗笠的短工，顺手摸了把挎在腰间的刀，似乎看到那张隐没于黑暗里惊恐万状的脸，以及那双捂在头顶试图阻挡住死神的手。
　　他想不出自己的父亲、那位已过耄耋之年的老太爷居然如此能生养。十四岁娶了正妻，十六岁生下长子，十七岁生下长女，此后绵绵的六十几年又先后娶了六个妾室；前五个妾室又都各自带着通房丫头，这十二个女人一共为郑家生养下四十二个儿女——这里还不包括郑老太爷在外面风流时惹的祸（早在四十几年前，郑添财刚刚进入巡检司时，就有一个女人抱着孩子找上门寻死觅活的，一定要向郑老太爷讨个说法）——郑嘉颖和郑嘉芸姊妹就是郑老太爷的第六个妾室生养的。那个时候郑老太爷已经年过花甲，郑添财也早就有了长子长孙。郑添财一共有三个孙子、一个孙女，他的其中一个孙子，郑浮仔从小就是郑嘉芸和郑嘉颖的玩伴儿（亦有史料记载郑浮仔并非其孙，而是其子）。三个人虽不是一个辈分，却俨然情同手足，即便如今的郑浮仔已成为巡检司的文书，娶了妻生了子，还是一味地维护两位姑奶；听不得别人说她们的半点不是，进而带着几位平素相处甚好的弓兵与铺兵，和梁氏三兄弟打了几次架，双方互有损伤——此事被郑添财无意间得知，这位巡检大人却不苟言笑，旬月后上龙门巡检司借口缉盗，闯进梁家，将梁氏兄弟当中的老大打折了左腿，还迫使其缴纳了相当大约十五两纹银的捐税，美其名曰上龙门巡检司的车马捐。
　　其实，缉盗也并非是郑巡检一个人四处敛财的借口，那些久居增城的士绅们，以及增城县衙的官吏们，也时常以此为借口组织人马前往四五十里外的瑶山狩猎，征收山税。宋巡检的第四位妻妾（也是其第三位妻妾的使女兼通房丫头），以及谭家七少的那位和郑嘉颖年龄相仿的妾，她们全都是郑巡检英勇无畏的战利品。
　　不过，福兮祸所伏，弘治二年（1488年）那些不堪欺凌的瑶民揭竿而起，先是伏击了上龙门巡检司的弓兵、铺兵与衙役；后又连续抓了几位当地士绅，甚至还击败了惠州卫征调的千余名士兵，斩杀了那位目空一切、不断向郑添财催要粮草的石千户；随后其贼兵堕城杀吏，劫库放囚，其锋甚炽，使宣承布政使司深感震动。当时听闻到这一消息，郑添财不禁倒吸了口气，暗自庆幸自己命大福深。要知道本来他应该一起去征讨的，但骄横的石千户过于小觑他，对他不屑一顾；认为他麾下的这十几个弓兵、铺兵及衙役都是些冗兵，不堪重用。
　　针对此事件，郑版地方志不无嘲讽地评价，“石姓千户有勇无谋，为人轻率，不知变通，擅动兵马，以至被贼诱入绝地，复毒箭飞矢汹涌而至，石千户所率一千一百二十名士兵折损过半，其人亦被斩杀，枭首示众”。至于廖版地方志则完全寻找不到对此事件的记录，而其他版本的地方志，仅袁版地方志对此有过一句轻描淡写般的描述，“弘治二年瑶山贼起，击杀惠州卫石千户”。郑版地方志明确记载，“弘治二年，蓝田瑶山贼起，不觉猖獗”是宣承布政使司于西林都设置县府的缘由，这一观点明显与其他几个版本的地方志不一致（廖版地方志认为那是廖忠秉臣为营救其被盗贼掳走的老父不断奔走的结果，袁版地方志认为那是从化盗贼与瑶山瑶贼皆俱兴起的缘故，李版地方志则不无感慨地认为那是弘治中兴，天下富足的必然）。更重要的是，即便是郑版地方志，也曾记载新任知县向郑巡检咨询地方是否有盗贼，其矢口否认。由此一来，龙门设县立衙就成为一桩扑朔迷离的故事。但不管怎样，郑巡检还是郑巡检，至少在龙门县城，或者在上龙门巡检司没有什么人可以将之替代。无论他被誉为枭雄人杰也好，还是被称作地痞无赖也罢，毕竟这世间还是需要一个狠角色才能维护治安，才能镇得住地方。
　　
　　注1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10月6日)，字巨君，新都哀侯王曼次子、西汉孝元皇后王政君之侄、王永之弟。中国历史上新朝的建立者，即新始祖，也称建兴帝或新帝，公元8年-公元23年在位。
　　注2魏国公，指的是徐达；鄂国公，指的是常遇春。
　　注3明代成化年间(1465～1487)发生的陕西、四川、湖广边区农民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