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尽沧桑(二)

　　大公无私的三叔
　　
　　一
　　对三叔，有记忆的印象大概是我六七岁时，也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或者七十年代初。春节期间，母亲带我回黄陂外公外婆家拜年后，急匆匆赶往汉口，从汉口集家嘴码头坐着小火轮到蔡甸，蔡甸那条街因为靠近汉江，而称作河街。
　　到滕塆时已经擦黑，吃饭时，除了祖父祖母外，没见着几个叔叔们。临近睡之前，母亲正给我洗着脚，一个披着雪的身影进了堂屋。只见他含着笑，和父亲的面相很相像，母亲让我唤他三叔。我怯怯地喊了声：三叔。三叔的笑舒展开了他的脸，露出一排白牙，衬着他黝黑的面庞，算是认识了我的三叔。
　　三叔从荷包里搜出一把钱来，花花绿绿的，有纸币也有硬币，放在桌上，说是给我的见面礼和压岁钱。母亲见了，对三叔说，他三叔，这可使不得，小孩子家家的，要那么多干嘛？我可高兴啦，又可以去买小人书了。我的脚还在脚盆里，手又够不着桌上的钱。这时，祖母走了过来，眯着眼，似笑非笑，一把把那桌上的钱全拂进了她的布袋里。我要喊出来，那是我的钱，三叔给我的钱。母亲立即捂住我的嘴，没让我喊出来。
　　三叔则对祖母说，姆妈，你那是干嘛，那是给君辉的。母亲连忙说，小孩子要什么钱？祖母没说什么，只瞪了瞪三叔，眼里的意思是说，你挣点钱不容易，给小孩子那多干嘛？就这样，我记住了三叔，那个第一个给我钱的人。
　　二
　　三叔，讳名滕书亮，生于1943年农历十二月，乳名勤生，人的名字是不是上天冥冥中的安排，三叔一辈子就是个勤劳的命。但他儿时体弱多病，不知看了多少郎中和巫医，却怎么也治不好，老是病怏怏的。于是，有人建议把他的乳名给改改，“勤生”太冲，不如改个贱名，好养些。这在农村很普遍，要不，怎么狗娃、傻根、丑妞到处都是？祖父听了也同意，便说改吧改吧。就有人提议，把三叔的名字反着说，你不叫勤生吗？那就改成“懒生”。三叔也是病怕了，管他勤生，懒生，只要不生病少生病就好。就这样，三叔“懒生”的乳名在塆子里就喊开了，伴随他一生。但真正的三叔，不仅不懒，反而最勤快。其中的悖论和奥妙就不得而知。病是不是好了呢？也没有，但随着年纪的长大，自然不像原来那样三天两头生病。大家就以为是名字改了的缘故。
　　三叔人很聪明，虽然只读了个小学毕业，但读书时，语文、数学成绩极好。1958年小学毕业，考取了汉阳一中，本来有着大好的前程，却被塆子里的“极左”势力给戕害了。生产队的负责人带着随从跑到县一中，说三叔家是漏网的地主富农分子。在那个讲究出身成份的年代，这无异于是原子弹，一中的老爷们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没有调查就相信了生产队负责人的话，活生生把三叔的录取通知书收了回去。三叔也不知怎么回事，只道是自己考得不好，落榜了，一直到开学有同学回来说起这个事，三叔才知道。但为时已晚，一个少年所有的梦想就此掐断。从三叔后来对文学的兴趣以及塆子里的红白喜事都由他来写对联来看。如果当年读一中，考大学，三叔定会成为一个出色的作家，这一点我是不怀疑的。但命运没有假说，他从此失去了上学读书的机会，只好回到塆里来做农业，15岁，标准的童工。
　　祖父见三叔年纪小，干农活肯定是不行，挣不到工分不说，还怕把身子骨弄坏，于是，便把三叔送到柏林庄的铁业合作社去做一名学徒，学磨剪子铲刀。三叔确实聪明，别人学三年还不一定出得了师，他不到两年，铁业社的十八般武艺都学到了手，只是年纪小，力道不够。好在磨剪子铲刀，不要那么大的力气。铁业社的师傅们都很喜欢这个机灵的小鬼。出师后，又在铁业社干了一段时间，转眼到了六十年代，三叔想出去闯闯，便辞去了铁业社的工作，只身到潜江总口农场去投奔他的姐姐，在总口农场修理厂谋了一个锻工的工作。
　　在潜江，三叔有点水土不服，全身起疹子，加上年纪小，不免有点想家。于是，厂里批准他回家休假，正是春节前夕，去汉口的车少，票也难得买。于是，三叔的蛮劲上来了，他没和姐姐告别就一人踏上归途。潜江到汉阳，100多公里，三叔要走回去，说干就干。
　　那天雪大，路滑，风飕飕地刮。平原的风，没有遮拦，肆无忌惮，三叔的破袄子里的棉絮都被刮得乱飞。但三叔全然不顾，朝着家乡的方向疾走，晓行夜宿。走累了，就地找个窝棚或柴堆，歇一宿再走。饿了，吃一口干粮，喝口雪水，走走停停，也记不得走了多少时日才到家。回到家里，蓬头垢面，破衣滥衫。祖母见了，抱着三叔的头痛哭流涕，再也不让他去潜江。就这样，三叔再没有回到总口农场。姑妈写信回来问，还没等回信，修理厂就给三叔除了名，想去都去不成。就是这次三叔得了风湿性关节炎，一直到七十年代才由我的外公给他看好的，虽然只是几副草药就解决了问题，但困扰三叔却是十几年。
　　三叔回到塆里，做农活没有很好地学过，加上得过风湿关节炎，也做不了什么农活，尤其是见不得水。因为年纪不大，塆里的头似乎没顾得上他，算个十足的漏网之鱼。于是，三叔就肩扛一长条凳，那是他活命的全部家当，走街串巷，穿村过塆，磨剪子哪，戗菜刀。像六十年代红灯记里磨刀人一样，三叔干的也是地下工作，那是一个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除了干农活，其他都不能干。三叔每天总是晨曦初露就起床，在塆里人还没有出工时，他就离开了塆子，去城里磨剪子，铲刀，到了夜色降临，他才到乡村，安排得非常巧妙。因为有需求，也就是有市场，加上三叔肯干，不怕吃苦，莫说，他还很少受到刁难。但他自觉，不管是数九寒冬，还是三伏酷暑，也不论是刮风下雨，还是雪花满地，三叔总是悄悄地离开塆子，总是寂寂地回到村庄，就好像塆子里没有他这么个人。
　　当然，也不完全是那么幸运的，在那个年代，三叔怎么会没遇到围追堵截他磨剪子，铲刀和事呢？他后来就给我们讲过一件事。那应该是1966年文革爆发的那一年，三叔照例肩扛着他谋生的全部家当，去汉阳王家湾磨剪子，铲刀，刚到王家湾的一个巷子里，正吆喝着磨剪子，戗菜刀，忽然，一群戴红袖章的男男女杀过来，看到街巷里竟有磨剪子铲刀的人出没，那还得了，这不正是资本主义复辟又是什么？追着三叔就喝道：磨剪子的，站住！什么地方的人？有介绍信吗？三叔一个卖手艺的人，哪有什么介绍信，只得说：没有。那些男女就说：没有？哪和我们走一趟吧。三叔一看不妙，肩着他的工具，撒腿就跑。那些男女见三叔要跑，也来得劲，你要跑？看你能跑到哪去？
　　但真跑起来，那些男女哪是三叔的对手，三叔撒开步子，三步并做两步，一下子就把那些养尊处优的公子哥和小姐们撒了不止一条街。三叔逃脱后，也是惊魂未定，再也不敢去汉阳王家湾那里磨剪子铲刀了。但三叔一直在干他的“地下”工作，一直到改革开放，他的磨剪子铲刀才从“地下”走向公开，才感受温暖的阳光和和煦的春风。
　　三
　　三叔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可没有一个女人能看得上他。不是他长得不帅，也不是他好吃懒做，而是那可恨的富农成份（后面的四叔五叔都遇到这个问题）。有女方一听富农成份，谈都不谈，掉头就走。祖父母没少请媒人，媒人再巧如簧舌，也无招，后来就没有一个媒人敢接这活了。那个年代，地富反坏右，就像堕民，只能匍匐在社会的最低层，在最低层也不能乱说乱动。连动物的交配权都没有，还谈什么人权？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三叔眼看三十好几了，还是单身汉，可急坏了祖父母。好不容易，求爹爹告奶奶，总算找到一个人愿意给三叔说媒去。说了乌梅山附近山里一女子，女子愿意和三叔见面。可三叔一见面，就说自己是富农成份，这一说，像个炸雷，把那女子吓得坐都没坐下来，就跑了。从此，三叔就这样单着，也死了这份心，打一辈子光棍，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后来，玉贤有一个女子，身体有些残疾，她倒不嫌弃家庭出身。有人把她介绍给三叔，三叔竟然很是喜欢，就娶了她。她也成了我的三婶。我见着我三婶，已是好多年以后，除了干些放牛的活，其他什么也干不了。所有的人都暗自为三叔担心，他怎么负担得起将来的生活？
　　三叔成家后，干得更欢了，仍然是走街串巷，穿村过塆，勤扒苦做，把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更是正大光明的发家致富。分田到户后，他种了几亩薄田，其他就靠他磨剪子铲刀。硬是做起了一栋二层楼的房子。但一人要负起全家五口的生活，还是处于赤贫阶段。此时，有低保一说，可三叔家就与之无缘，找过街道，找过区里，却徒劳。这时，弟弟从咸宁的《南鄂晚报》考到了《武汉晨报》，他正负责跑几个远城区的新闻。弟弟还真是个做记者的料，他正直、敏锐，富有同情心，敢于用笔关注底层老百姓的疾苦，敢于深入最底层做深度报道，他的报道出来，深受老百姓的喜欢，但却不怎么讨领导欢欣，领导大多喜欢那些歌舞升平的一派盛世景象。以致有的单位领导就不怎么喜欢弟弟去采访，还有句说法，那就是“防火防盗防翔昊（弟弟的名字）”，可见弟弟的舆论监督还有一定的功力。
　　三叔申请低保的事，弟弟先后写了好几篇报道，在《武汉晨报》上刊发后，给蔡甸方面形成了很大的压力，最终得以解决，三叔申请到了低保。历经几年的申请，不抵弟弟的几篇报道，真是匪夷所思，某些公仆们不作为到了何等地步？我当时感叹，像三叔这样的家庭都不吃低保，谁还有资格吃低保？可是基层的干部们，真是目中无贫困户，他们眼中只有给他们带来好处的人。弟弟这个“以权谋私”，真是好得很。如果没有舆论的监督，又不知这个低保指标中了谁的私囊？所以，我常想，一定要有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力是绝对会腐败的。
　　四
　　三叔喜欢读书，只要有时间，他就读书，报纸、杂志和小说，他都喜欢看，而且还讲。一次，我回老家，他正低着头，眼睛恨不得凑到了书，仔细读着家乡的著名作家刘富道先生写的长篇纪实文学《汉阳事件》。这个故事，我也听父亲讲过，是当年震动全国的“小匈牙利”事件，但其语焉不详。三叔可不一样，他从汉阳事件由何引起？如何发酵？最后如何酿成一出人间惨案。改革开放后，如何平反，娓娓道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父亲讲的讹传进行了纠正，真是给我上了一堂历史课。三叔看完这本书后，把书送给了我。后来，我见刘富道先生，还专门讲了三叔看他的书的故事。
　　三叔除了喜欢读书，还喜欢作对子，也许是“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吧。塆里的红白喜事，都能看到三叔的对子和墨迹。三叔的对子通俗易懂，意境呀，思想呀可能都不怎么高，有的还可能不一定符合平仄，但对一个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农民，还会有那么多的苛求么？
　　五
　　三叔有个儿子，我的堂弟，方远，高中毕业后，就不愿意读书了，出去给一个老板开车。因为为人忠厚，老板很是器重他，也很相信他，帮他买房子，资助他娶妻。但收入太低，一个月仅仅只有2000多元钱，要养活一家六口人，实在是捉襟见肘。于是，他想自己创业，老板很舍不得他，但也很支持他。
　　2013年，方远33岁那年，用打工和东挪西借的10万元钱，办起了一家养殖场，当起了猪倌。养猪是个辛苦活，又脏又累，可方远一呆就是七八个小时也不觉得脏和累。第一年，由于开始不懂技术，他走了不少弯路，100多头猪当年就死了60头；两年不到，不仅没赚钱，反而亏了18万元，成了塆里的贫困户。后在政府精准扶贫政策下，武汉市与蔡甸区两级政府与他结对子，请来技术部门的专家给他讲养猪技术，方远也是个聪明人，逐渐悟出了门道，加上和市场对接得紧，慢慢地走上正轨。扩大了猪舍，增加了产床。
　　有年春节，我回乡过年，除夕夜，见证他的一只母猪产下了一窝猪仔，方远忙进忙出，照料那些猪娃，就像照顾他的儿女一般。经过这几年的摸爬滚打，开始赢利了，他不仅还清了欠债，也有些积累。
　　于是，他把他的一辆又破又小的面包车换成了一辆大面包车，将家里的旧房子也进行了翻新，还改造了厕所，用上了抽水马桶，改变了乡下最让人不能忍受的如厕习惯。尤其是在政府的帮助下，装了两个沼气发电装置，他的养猪废弃物发的电，可满足一塆子人的用电需求，重要的是改造了养猪环境。不仅要金山银山，还要绿水青山。
　　方远在改造旧房时，尤其是给女儿装了一间书房，漂亮的铝合金门窗，整齐的书柜，写字台，电脑桌一应俱全。他骨子里还是希望女儿能读大书。他的女儿也会读书，初中就是柏林中学的尖子生，于2017年考取了省重点中学——汉阳一中，可望成为下一代中的又一个佼佼者。我就喜欢会读书的孩子，每一次回去，都要给她红包，鼓励她好好读书，将来成大器。但三叔却是个特别重男轻女的人，他就不怎么喜欢这个孙女，那怕她学习再好。他的观点还是老一套传宗接代的那种：女孩学习再好又有么样？还不是别人家的。因而，三叔总在做儿子和儿媳妇的工作，让他们再生一个。而儿媳不愿意生，认为只要把女儿带好，一样的。
　　这样，三叔与儿媳之间就有了矛盾，有段时间，为这吵得不可开交。最后，还是儿媳投了降，她拗不过三叔，又生了一个。果然如三叔所愿，是个小子，弄璋之人。三叔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摆了几桌，放了焰火，那笑整天挂在他古铜色的脸庞，仿佛他的金山银山以后全都要给这个孙子。
　　而今，尽管三叔还不富裕，但可以说三叔终于迎来了艳阳天。已是七十好几的人啦，可他勤劳的本性依然不改，现在身体大不如前，加上如今剪子、刀的质量越来越差，人们换得勤，值得磨的剪子、刀也越来越少。可他每天还是要肩着他的工具出去磨剪子铲刀，钱赚多赚少，他已不计较了，但一天不出去，全身就不舒服，磨剪子、铲刀已融入了他的血脉。只要他还干得动，就尽管去干吧，那也是件幸福的事。
　　
　　敢恨敢爱的四叔
　　
　　四叔，从小就瘦精精的，显得特别的干练，他应该和父亲一样，是兄弟几个中长得帅的人。他的一双眼睛特别像祖母，细眯眯的，闪着狡黠的光，也透着中国农民的智慧。从我记事起，就记得四叔是个剃头匠，在乡村都算是有手艺的人。真是薄技在手，一世吃穿不愁。无疑祖父是有眼光的，我的几个叔叔都有一门技艺在手。有的手艺，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失传，像二叔的圆木，就离现代生活越来越远；三叔的磨剪子铲刀，尽管还有市场，但需求也是越来越少；四叔的剃头手艺，虽然被美发什么的抢去了一些生意，可需要剃头的人还是不少。现在，四叔仍然在蔡甸城里有一片店，早上从滕塆出去，一直忙到漆黑才回家，说明生意还不错。
　　四叔学名滕书豪，乳名“富生”，1947年10月出生。只上到小学六年级，他看到他三哥升初中的闹剧，没毕业就去学理发。可正是当理发学徒时，祖父母遭到了塆里恶人的陷害，也就是中农和富农之争。四叔没学几天，就被塆里的吴队长阻挠，被赶回了家，让他在队里做农业。可四叔就是聪明，仅仅只那几天，他就学会了理发。家里人就是他的实验头，居然剃得有模有样。为了提高技艺，只有剃头师傅来塆里剃头，四叔总要放下手头的活，站在剃头师傅一旁偷偷地看，眼睛眨都不眨。实在是看不明白，领会不了奥妙，就问一句，那种问是不经意的，剃头师傅也不知他是在偷师，总会给他说过明白。这样一来二去，四叔的剃头手艺就日飞猛进了，很快，剃头师傅就很少来滕塆了，四叔除了几个塆里的头头的头他不剃，其他的老老少少就被他包圆。
　　塆里的头头们可不愿意看见四叔干这么轻活的活，于是限制他剃头，要他一心一意去做农活。聪明人就是聪明人，四叔做农活也是一把好手，年纪不大，俨然一个熟稔的庄稼汉，耕、种、耙、耘、耨、平......样样精通。四叔耕的田，犁在田里翻出土的浪花，耙后的土地平整得如黑色的绒毯；播种时，那洒出去的种子均匀得像天女散花；禾苗长得喜人时，他在水田里耘禾，一顶草帽像浮在绿色海洋的浮漂；只有他才能把农活做成诗意。在那个记工分的年代，就是再挑剔的人也对四叔的农活赞不绝口。以至于像吴队长那样极左的人，也不吭声了，也得给四叔记10分。四叔在农闲时还帮大家剃头，而且是免费，就更得到了乡亲们的喜爱。
　　四叔虽然读书不多，但颇有文艺细胞，这点比我父亲强。他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吹口琴，忧郁时，总会坐在田塍上，靠着那棵孤独的皂角树，吹一曲《三套车》。那沉甸甸的音符，如泣如诉，在乡村的上空弥漫，把一个乡村少年的愤懑发泄得如水漫金山。社员们都喜欢四叔吹口琴，在繁重的劳动之余，争着要四叔来一曲《社员都是向阳花》或《天仙配》。四叔吹口琴时，他的身边都围满了放下锄头的社员。
　　是啊，农村也渴望文艺来排解和分担沉重。但生产队的吴队长他们却不这样认为，他认为四叔的口琴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工具，吹的调子是消磨公社社员的斗志，分散劳动力，不允许四叔再吹口琴了，还把他的口琴给予没收。四叔就和他们争论，争论中充分展露了四叔的辩才，他条分缕析，逻辑性强，又咄咄逼人，塆里的吴队长们根本不是四叔的对手。因而他们最怕、最怵与四叔进行辩论。但他们又一定要把四叔打压下去，不惜置之死地。因为只有把他剿灭了，祖父这个家族就会熄火。
　　从1957年塆里人第一次诬陷祖父起，四叔都见证了全过程，并且看见祖父每次拿出中农证明驳斥队干的情景。四叔坚信祖父是对的，那些由人民政府发的证明应该更是对的，怎么队里的吴队长他们就硬是不相信政府的呢？于是，四叔也成了吴队长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不除不足以解心头之恨。于是，只要是开祖父的批斗会，四叔就是陪斗者。有一次批斗会，四叔据理力争，辩得吴队长们哑口无言，一位汉奸家属诨名容驼子的人竟然用板凳从四叔后面袭击他；幸好四叔非常警觉，闪了一下，板凳落在四叔肩上。要是落到头上，不说出人命，四叔的脑袋开瓢是肯定的。
　　从此，四叔养成了疾恶如仇的性格，见了吴队长他们也敢恶眼相向。农村毕竟是干农活的地方，吴队长他们也要干农活，也不可能天天开批斗会，所以多半时候，吴队长他们也不能把四叔怎么样。只是运动一来，四叔和祖父就要遭殃，挨批挨斗是常有的事。有一次，队里又批斗祖父，四叔当然是陪斗者。他们害怕四叔和他们辩论，不仅将他五花大绑，还用一团棉花堵住了四叔的嘴。即使这样，四叔也没有消停，他的手在比划，明确表示，批斗是无理，是要遭天谴的。吴队长的帮凶们剪住四叔的手，摁住四叔的头，但四叔就是不低下他那高昂的头颅。这和父亲一样，从不向恶势力屈服，哪怕碰得头破血流。
　　四叔在做好农活时，始终不忘他的剃头手艺，找到机会就给人剃头。后来，他就出师了。当他的剃头手艺越来越精时，他把它当成了自己的一门副业，由远及近，走村串巷，渐渐声名远播，收入不菲。后来的农村，并不是管得如一桶死水，手艺人慢慢有了一定的市场。农闲时，四叔就定期一个村一个村地转，那里的男女老幼，都成了四叔的主顾。尤其春节前，四叔忙得像陀螺，有理不完的头，当然进账就可观。
　　尽管四叔手艺在身，家底虽不富，但也不至于是穷得叮当响。可到了四叔该娶媳妇的年纪，却还是找不到对象，原因仍然是家庭的出身问题。一说滕书豪，人家对他的手艺和人没得话说，但一想到他家的成份和时常挨批斗，女方就开始闪人。四叔的花样年华就这样蹉跎到了近而立之年，也许像四叔这样有本事的男人命里本就不该无妻。
　　二婶的娘家塆里离滕塆不远，二婶娘家隔壁有一位婶婶是从四川万县嫁过来的，她见过四叔，觉得四叔人长得也不错，又有手艺，二十好几快三十还没找到老婆，便对祖母说：愿不愿意找个四川媳妇？祖母不知为四叔的婚姻操了多少心，托了多少媒人，一直就没有找到儿媳妇，头发都不知白了多少。现在有人找上门来说这事，祖母高兴地回答：当然愿意，愿意，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看看，祖母也是个猫论者。
　　有了祖母的肯允，那位同塆的婶婶便立马给家里写信，把四叔的情况介绍得像花一样，很快，四川那边就有了回应。其时，四川万县，比老家蔡甸还要穷，年轻的女孩都嫁到他乡了。收到信后，同塆的婶婶还回了一趟万县老家，再从老家回来时，有一位个子不算高，眉目还算清秀的四川妹子随她过来了。同塆的婶婶，把祖母请过去看，真是“瞎子抓老婆，抓到不放”，祖母一看，就欢喜，说：就是这个了。当然，后来四叔也去看了，四叔看后，只是一个劲地笑，一双细眼眯得更细，他的心放了下来，终于不用打光棍了。
　　据说，给了四婶家30斤全国粮票和几十块钱，四叔和四婶就结婚了。彩礼呀，拜堂呀，一概地没有，四婶家里也没来人。就这样，四叔终于结束了单身生活。那个年代的爱情啊！
　　转眼，就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四叔比任何人都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策，而且专门订了一份报纸，每当读到有关农民的政策，他都是特别关注。当包产到户时，他是喜出望外，他写信给我的父亲，那种挣脱桎梏，再也不仰村干部鼻息的扬眉吐气，仿佛要从纸上蹦出来。后来，中央电视台播了部反映某人改革开放的事迹，他连忙给远在鄂南的父亲打电话，讲述电视的内容，而且让父亲也看。从电话声中，我能感受到父亲对当代政策的拥护和由衷的高兴。我们回到蔡甸滕塆时，他给我们讲他指着骂那些昔日趾高气扬的村干部，骂他们不执行毛主席的政策，骂他们与恶势力一起诬陷平头百姓，村干部只能无语言对的事。我们能感受到四叔的快意和欢喜。
　　四叔不满足只种庄稼了，他安排好家里的农事后，自己便进了蔡甸城，在县化肥厂门口租了一间门面，开起了一家理发店。那店我去过，简陋得很，墙角还密织着蜘蛛网，没有店名；只有一把老式的理发椅，手动理发剪，刮须刀等，再就是一面镜子。但不妨碍他名正言顺地当起了一个人理发店的老板，虽然只不是一个个体户而已。但四叔这就满足了，是啊，他过去，只能偷偷摸摸地干，担惊受怕的，现在不仅可以光明正大的干，而且还能在城里租个门面干。
　　四叔干得可欢了，农忙时，他歇几天业，回到滕塆，把承包田种好，然后又回到城里，继续做他的理发店老板。四叔的手艺好，态度又和蔼，小小理发店里，来理发的人，总是络绎不绝。为了缓减客户等待的无聊，母亲把我积攒十几年的小人书，一古脑全搬给了四叔。四叔赚了钱后，将原来一层的鼓皮老屋拆了，做起了两层楼，是塆子里最早的楼房之一；而且接二连三的添了几个孩子，全靠他一把理发剪，把他们养大，读书，上大学，就业。
　　后来，企业改制，县化肥厂垮了，工人纷纷下岗，但四叔的理发店却没有怎么受影响。人再穷，理发还是要理的嘛，头上的事还是平头百姓的头等大事。其时，街上兴起了各式各样的美发店，甚至挂羊头卖狗肉的多，但四叔还是原来的老一套，仍是传统的理发手段，不仅顾客没少，现在逐年还有增多的迹象。原因是，四叔的服务对象不是那些赶新潮的少男少女们，而是寻常百姓，寻常百姓哪有那么多的花里胡哨？他几十年都是这个宗旨。还有那收费，在别人那理个发，动辄几十几百块，他到现在最高收费也没有超过十元。性价比一比，当然四叔的生意就差不到哪里去。
　　四叔对孩子的教育抓得特别紧，无论男女，都必须读书，哪怕是砸锅卖铁。四叔家的几个孩子都读了专科以上。尤其是长女，通过自学考试，还获得本科文凭。由于认真、努力，现在已是武汉市江汉区一所初中毕业班的语文把关老师。
　　四叔又把他的两层楼推倒了，重新盖起了三层楼框架结构的房子，还增加了卫生间，安上了太阳能和空调。已年逾七十的四叔好似焕发了第二春，仍然在朝他理想的、美好的生活努力。
　　
　　老实憨厚的五叔
　　
　　2012年的一天，五叔的女儿结婚，我们回到了滕塆，见着了五叔。他坐在门口，没什么精神，也没怎么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女儿出嫁。我还以为是他舍不得女儿呢，只是简单问候，也没怎么和他说话。一直风风光光把堂妹送上新郎来接亲的轿车后，我们也开着车回鄂南。刚一回到温泉家中，汽车的发动机都还没熄火，父亲的手机就响了，是四叔打来的，说五叔去世了。我们听后，如晴天霹雳，今天见他不是还好好的么？怎么会这样呢？父亲说他是心脏衰竭而亡，因为他一直有糖尿病。
　　五叔滕书杰，小名庚生，1951年生，是父亲最小的弟弟，我们唤他作幺幺。幺幺的个子在他兄弟几个中最高，这多像祖父，而父亲、二叔、三叔、四叔则都像祖母。我最早见幺幺，好像是七十年代，在崇阳大市，幺幺来崇阳看父亲，他给我们兄妹几个带来了不少好东西。给我的好像是一双皮鞋，那个年代，穿上布鞋都不得了。要知道，我们天天光着脚走路的多，一双皮鞋多金贵啊。
　　幺幺来时，正是寒假，我穿着幺幺给买的鞋，带着他去白霓桥，走在石板街上，我的皮鞋咚咚响，不知引起多少人注目。那神气的一幕，至今难忘。
　　幺幺书读得不多，外貌上显得比他的几个兄弟要憨厚得多，平日里也像祖父，不多言多语。幺幺很早就回塆里参加农业劳动，也是一位行家里手。由于身材高大，能挑二百来斤，是队里的壮劳动力。十几岁就和大人们上堤挑土，有个叫陈驼子的不怀好意，总是给幺幺上太多的土，垒了垒，幺幺担起来，当时就把吐了血，送到医院，说是把肺压炸了。自此，幺幺就落下了病根。后来，农活之余，幺幺就跟二叔学圆木手艺，虽说出了师，也能走街串巷揽些活，打家具、修家具，但手艺毕竟比不上二叔。后来，在圆木家具日渐式微，幺幺的生意又明显不如二叔了。于是，幺幺便改师三叔，学磨剪子、铲刀，三叔是那种特别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对他的兄弟是倾囊而授，恨不得把自己的技艺全盘灌进幺幺的脑壳里。幺幺学得也认真，尤其他是做圆木的，用磨斧头的手艺去磨刀、剪，那刀、剪就特别的锋利，很受主家欢迎。虽然是半路出家，生意也还说得过去。
　　幺幺的婚事，也是祖母伤透了心的事，没有人愿意嫁给一个富农的子弟。母亲曾经准备把她的学生介绍给幺幺，后因路途遥远而作罢，但这位女学生后遇人不淑，疑似被未婚夫谋杀，却找不到证据，凶手逍遥法外，成为那年震动崇阳乡邑的一件较大的刑事案。要是那个女学生嫁给了我的幺叔，是万不会出现这种情的。一直到改革开放，富农成分一风吹后，幺幺才找到媳妇，成功脱单。
　　但结婚还得请几桌客吧，可家里穷得实在是没有什么钱了，还是父亲他们几个兄弟帮衬。父亲出了50元钱，二叔家的梦芹姐出嫁，在她的出嫁婚宴上多摆了三桌酒席，请了幺娘家的来客，算了一场婚宴。据艳明表妹回忆，幺幺要结婚了，姑妈特别高兴，逢人就讲，回到家里就和姑夫商量着帮幺幺置办结婚的什物。做点什么呢？靠山吃山，第二天姑妈对姑夫说：帮老幺做个钢丝床吧。胆小的姑夫听后大吃一惊，非常为难地说：做床买角铁和钢丝要好多钱，而且做好后怎么运回汉阳？记得当时能干而又霸气的姑妈非常坚定的说：就送这钢丝床！我来想办法。
　　几天以后姑妈真的把做床的材料准备好了，姑夫见了，不得不佩服姑妈的能量，只得按姑妈的要求给幺幺做钢丝床。姑夫这个能工巧匠，接活后就开始忙碌了。姑夫利用工余时间，把床边框打好，然后请人帮忙把床框抬回家，每天下班回来就用钢丝钳给床一根一根的穿钢丝，有时候不小心钢丝还会把把他的手戳得鲜血直流。姑夫经过几天的加班努力，钢丝终于全部穿完了。为了让床更加美观，姑夫又给钢丝床刷刷上了红色防锈漆，姑夫的任务就这样胜利完成了。姑妈见了这床，非常开心，做了一桌子好菜，犒劳姑夫，那天姑夫也很高兴而且很满足的喝了几杯酒，姑妈的几个孩子也非常高兴。后来为了让这张床能运回汉阳老家，姑妈不知给别人说了多少好话，不亚于姑夫打这张床。终于，在幺幺结婚前，这张钢丝床为他们的婚礼添色不少。后来，姑妈为了感谢那位带床到汉阳的司机，还给他家做了几双鞋子送去。
　　本来有大好的前程，却天有不测风云，幺幺在三十五六岁时，被疹出患有糖尿病。这可是个富贵病，一个农村人得这个病，家里又不富裕，诊治可得不到保障，因而时好时坏。虽然四处求医问药，但病情终得不到控制，后来，还诱发了多个并发症。最主要的心脏病。这时，孩子们还小，全部农活就完全依赖五婶，五婶从嫁进来，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幺幺去世时，年仅六十一岁。好在幺幺的几个孩子还特别争气，尤其是长子、长媳非常孝顺，长媳一进门，就为幺幺做了六十大寿。如今，幺幺家苦尽甘来，次子被二叔家的老五带出去打工，渐成气候。这不，赚钱后，把家里改造得像皇宫般，成为塆里最有特色的房子。幺幺的在天之灵，也该笑慰了。